【本文提要】 本文將新舊媒體競合討論的維度區分為技術層面與新聞專業主義層面，又將新聞專業主義層面的討論區分為專業意識形態維度與社會角色維度。通過經驗事實層面的證偽，得出技術和專業意識形態的挑戰都是誘因，而中國新聞業受到公民新聞挑戰的現象只是行業結構性和制度性缺陷的折射。新舊媒體競合關係之辯，不是個技術問題，也不是一個專業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仍然是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是新聞業社會角色的重新調整，我們需要被新制度重塑的行動者。
【關鍵詞】 自媒體 傳統媒體 新聞專業主義 專業意識形態 【中圖分類號】 G210
關於新媒體對傳統新聞媒體的挑戰，早就不是什麼新鮮的課題，然而直到今天，它仍然令那麼多人著迷，好像總有辯論的雙方：一方認為新媒體對傳統新聞媒體構不成致命的挑戰，而另一方則反覆強調新媒體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便成為傳統新聞業的掘墓人。在自媒體出現後，這種討論好像更熱烈了。然而人們往往忽視這種討論通常可以在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內進行，一個是技術範疇而另一個則是觀念範疇，混淆了這兩個範疇在本質上的不同，這場辯論就把一些簡單的問題變得相當混亂。因此，本文想通過純粹的概念分析和經驗層面的證偽，釐清問題的關鍵。
一、技術層面的討論
第一個範疇純屬技術層面的討論，也就是討論自媒體技術是否可能取傳統媒體而代之。持構不成致命挑戰觀點的一方通常都是歷史主義者，在歷史上就沒有過一種媒體被它之後的媒體完全取代的案例，比如廣播就沒有能取代報紙，而電視又沒有能取代廣播和報紙，相反它們還形成了共同繁榮的格局;而對立的另一方則強調，自媒體不同於以往的新媒體，後者可以囊括前者所具有的所有傳播方式並將傳播生活化，而前者則幾乎沒有任何不可替代的優勢，因此自媒體的替代進程是不可阻擋的，傳統媒體的滅亡是因技術與傳播方式落後而被決定了的命運。方興東在2009年全國新媒體年會上提出五年內報紙必亡的觀點，大概就是基於這種判斷。
然而這種討論對於傳統媒體的生死存亡幾乎沒有意義，因為它只涉及新聞媒體的技術形態和傳播方式的問題。人們需要的是有效的信息，並不真正在乎承載信息的技術。如果傳統媒體仍然能夠不斷提供有價值的信息，那麼傳統媒體的發展空間就依然存在。而且如果傳統媒體能夠利用自媒體技術不斷擴張，那麼自媒體時代甚至為傳統媒體做大做強提供了機遇。
按照這一邏輯，承認自媒體的優勢並利用這種優勢改造傳統新聞媒體，就足以保證傳統新聞業繼續生存。所謂挑戰，無非就是傳統媒體如何適應自媒體技術平臺，如微博的生存方式。在新聞傳播業的領域，這一問題也可以簡化為：傳統媒體如何自媒體化和全媒體化，比如一個電視臺如何實現網絡化的生存，從而被改造成一個全媒體。這個進程不僅在現在所有的報社、通訊社和電視臺中推進著，連歷史更悠久的傳統出版業，也被捲入這一浪潮。從新華社等媒體的具體操作來看，許多傳統媒體正在將全媒體改造付諸實踐，而且動作迅速。由此可見，這些想法在技術層面和理論層面毫無疑問是可以實施的。當然，這種傳統新聞媒體的媒介融合進程在現實中到底會不會一帆風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但凡傳統媒體試圖進行新媒體轉型和全媒體改造的，幾乎沒有什麼持久成功的範例。從業人員觀念的轉換以及合適的盈利模式，這些都是傳統媒體技術改造面臨的各種風險，但這些風險並不見得就比商業網站或電信運營商的營銷風險來得更大。
也就是說，在技術層面上，傳統新聞媒體並沒有真正受到什麼衝擊。以一種技術決定論的觀點來看待傳統媒體與自媒體的競爭，認為傳統媒體必然會被取代，顯然不具備太強的說服力，基本可以被證偽。同樣可以被證偽的是這個觀點的對立面，就是傳統媒體有自身的技術優勢和特定的受眾群體，因此不會被取代。因為，這根本不關技術什麼事。所以，自媒體是否能夠終結傳統媒體，關鍵是在第二個層面上，那就是傳統媒體的行動主體及其行動方式是否可以被取代。由於傳統媒體的行動主體及其行動方式涉及範圍太廣，我們也許應當對討論做更為精確的限定，也就是說在本文中我們將重點考察傳統新聞從業人員及其行動理念的問題。當然，深究下去，在非新聞的媒體內容製作方面，情況也與新聞類似。
二、公民新聞的挑戰
傳統新聞從業人員之所以一直被認為具有社會意義和社會功能，主要是因為新聞專業主義。正是因為這種專業主義的存在，才使得新聞行業建立起了自己的門檻，以區別於其他專業。現在常見的一種論調認為，新聞專業是沒有門檻的。當公民具備了可以使用的即時信息採集設備和即時信息發布平臺，專業的新聞記者就會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所以傳統新聞業正在受到以微博信息發布為代表的公民新聞的挑戰。
新媒體尤其是Web2.0技術的興起，實際上是一種技術賦權的過程。新的表達技術解放了公眾的信息生產力，"科技使公民從消費職業新聞工作者生產的新聞的被動消費者，逐漸轉變為積極的參與者。他們使用不同地方的資源，組成自己的新聞。當人們在網上搜索信息時，在近乎無限的信息渠道間跳躍式瀏覽、閱讀或寫作博客時，他們正在成為自己的編輯、研究員甚至通訊員。"①
不過，新聞專業主義這個概念本來就可以從兩個不同的維度去理解。一種理解把新聞專業主義看作是新聞業的專業意識形態;而另一種理解則把新聞業看作是一種社會角色分工。或者準確地說，這應當是新聞專業主義的雙重屬性。
仔細分析便可以看出，那些認為新聞專業主義將會受到挑戰的人，多半還是從專業意識形態方面去理解新聞專業主義的。這種想法追根溯源，主要是受到舒德森的影響。自舒德森以來，新聞專業主義作為"新聞從業人員關於客觀性的想像"的觀念可謂是深入人心。在舒德森看來，客觀性就是新聞組織的專業意識形態，"新聞業對客觀性的信念不僅關乎我們應信賴何種知識，同時也是一種道德觀，關乎我們在進行道德判斷時應遵從何種標準。它同時還是一種政治承諾，指導人們應該選擇哪些人來評判我們的言行"。②而且新聞專業主義就像一根風中的蘆葦，在歷史上總是不斷受到挑戰，但仍然為新聞業所堅持。舒德森似乎想要說明，各種宣傳、公關業的興起，在哲學上理性主義所遭受的重創，以及媒體的壟斷化和商業化等各種因素，都使新聞客觀性失去了可能，但客觀性不但沒有被遺忘，反而越來越被看作是新聞業的核心精神所在。
如果按照專業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理解新聞專業主義，新聞專業主義確實在以下幾個維度面臨不小的麻煩：
時效性。在新聞記者專業培養的第一課，任何培訓者都會宣稱時效性是新聞的生命。然而，無處不在的公民使搶新聞變成了當代新聞記者尤其是社會新聞記者的一種夢想。許多重大的新聞事件往往首先由公民新聞引爆，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也是傳統新聞專業主義最不能適應之處，當目前為止，他們仍不能想像也不敢承認一個新聞記者在搶新聞上常常不如好事的普通公民。這就好比民兵和正規軍，後者常常不能獲得勝利是因為前者是子弟兵，得到更多便利。
貼近性。儘管新聞業這些年總是在強調要更多地在地理和心理上貼近受眾，但毫無疑問，新聞業的角色就決定了他們與受眾之間的關係，就如同戈夫曼所說的劇班與觀眾之間的關係，是天然二元對立的。站在受眾角度報導新聞，其實只是一種傳播策略，而不是一種真正能做到的現實。正如詹姆斯·凱瑞說的那樣："新聞工作以公眾的名義證明自己的正當性，但是另一方面公眾除了充當看客外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③然而，由公眾發布的公民新聞，往往源自於受眾的日常生活，而且就是公眾自身的表達，因此對於公民新聞而言，它完全超越了貼近性而就是受眾生活本身。在這一點上傳統新聞業完全無法與公民新聞相抗衡。
趣味性。對於新聞業而言，趣味性和故事性遠比我們想像的更重要。我們不否認新聞媒體尤其是西方新聞媒體在這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當公民新聞將它們的故事性、趣味性與民間智慧結合在一起，加上豐富多彩的發布形式和互動形式時，傳統新聞媒體在這方面的努力就顯得相形見絀。在這個問題上，人民的智慧和想像力總是無窮的，而新聞媒體則總是蒼白的。
客觀性。客觀性是讓所有專業記者都感到頭疼的一個概念，因為它不具備真正的可操作性，它不是方法論而是認識論。所以在美國，這個概念到後來就淪為一可操作的路徑。復旦大學黃旦教授曾經引用20世紀70年代的一項調查來說明，有98%的新聞從業者把客觀性等同於"公平"和"平衡"，卻刻意迴避"超然"和"中立"。他分析說："因為前者可在操作層面解決，後者屬無形的價值判斷。"④而這麼做的結果，實際上助長了傳統媒體的保守主義立場，因為在操作層面的平衡，總是通過一種客觀的表象迴避真與假、對與錯的問題。公民新聞中當然有在客觀性方面作出努力的信息表達，但情緒化和主觀性仍然是多數公民新聞的特徵。然而恰恰是這種主觀性特徵，使公民新聞擁有獨特的魅力，並直接挑戰著索然寡味的客觀報導，一如新新聞主義時期卡波特等人的所作所為一樣。
所以，如果從專業理念和專業意識形態的角度談公民新聞對傳統媒體的挑戰，確實是說得通的。儘管公民新聞的主體在新聞運作技能和理念上與專業新聞記者之間仍然有差距，公民新聞主體的採訪、拍攝和表達還顯稚嫩，而且還經常存在各種侵權行為，但源於鮮活日常生活的公民新聞與科層制生產模式下的傳統新聞的競爭毫無疑問正在顯性化。
三、新聞真的可以公民化麼?
不過，在舒德森的導引之下，新聞專業主義容易走入過於偏重專業意識形態的誤區。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情況便完全不同了。我認為，對專業新聞專業主義的理解首先並不應該是它的專業意識形態，而是它的社會實在、社會功能和社會角色。沒有後者，前者根本就不能成立。
以往我們形容新聞專業主義的社會實在時，常常會套用威倫斯基對專業主義的分析。後者認為，一個職業轉變為一個專業，需要經過五個階段：第一，開始努力成為專職或全日制職業;第二，建立起訓練學校;第三，形成專業協會;第四，贏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管自己的工作;第五，專業協會公布正式的道德準則。⑤
就社會角色分工而言，新聞職業並不是完全沒有準入門檻的。這種準入門檻並不僅僅是理念和技能方面的專業性問題，而是規模性的組織和社會角色扮演的社會性問題。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問題，那麼以下的提問便顯得很有分量："一些『自媒體』的倡導者相信，沒有必要控制信息，因此我們不再需要新聞工作者。……必須提出一連串問題：公民們是否有時間、動機和能力完成上述任務?"⑥
很顯然，像十八大、美國大選或者奧運會這樣複雜的重大新聞事件，絕不可能存在低成本的信息採集方式。如果沒有大型的盈利性專業機構有組織的支撐，個體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勝任的，即使可能後者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個體。菲斯克曾經指出："文化商品與其他商品的區別在於其相對高昂的最初生產成本和非常低廉的再生產成本，所以銷售比生產更能保證投資的回收。"⑦這種觀念是人們對於文化經濟的一種習慣性認識，然而這種觀念也因此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專業的新聞或文化生產需要建立在一個極其複雜和術業專攻的機構之上，而且其初始投入極其巨大。從新聞業的整體發展來看，規模化採集、組織化運作、科層化管理是一個不可能逆轉的趨勢。從現代新聞運作的方式來看，龐大的媒介組織——通常都是傳統媒體和即將邁入傳統媒體行列的門戶網站——似乎顯得分工越來越細密，節目製作越來越複雜了。因此，即使公民個體有時由於特殊的時空便利而發現和發布了某些重大新聞線索，那也只可能是人類日常新聞運作的一種補充。
在更抽象的公共性層面上，公民新聞同樣也不佔優勢。新聞媒體在當代社會的重要存在價值之一就是代表公共性發言。在誰代表公共性的問題上，儘管我們看到傳統媒體機構在義與利的博弈中的各種醜陋，我們也看到傳統媒體因其政治偏向與商業偏向而經常犧牲其公共性，但相比於無處不在、很難問責的公民個體(也包括那些使用自媒體發布新聞的新聞專業個體)而言，傳統媒體機構還是更合適承擔公共性的主體。如果讓公民個人來代表公共性的立場，其障礙是不言自明的：首先是他的基於個人利益視角;其次是他的能力有限;還有，他確實沒有承擔公共性的職責。公民成為公共性的主體就意味著公共性主體將進一步幽靈化。
據上述內容可以判斷，在公民新聞興起的時代，只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新聞業將變得更加專業化和組織化，而且社會將越來越需要專業的新聞信息提供機構。"網際網路、博客、『公民新聞』、自媒體以及寬帶民主化並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意味著評判新聞的標準——人們為了自治需要知道什麼——已經過時。相反，他們的需求變得更加強烈。"⑧所以，從專業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明傳統媒介遭遇的挑戰，同樣是表面化的，也同樣可以被證偽。這些挑戰不足以直接威脅傳統媒體的生存與發展，如果說這些挑戰真的存在，那只能說明原有的新聞業存在著社會結構層面或制度層面的問題，而後者從專業意識形態的層面被折射出來並加以放大。
四、兩種新聞業
當然，公民新聞儘管不能徹底改變新聞的專業化浪潮，但它也足以對傳統新聞媒體的角色變遷發揮作用。公民新聞毫無疑問是具有力量的，這種力量首先是話語的表達權，公眾的表達因自媒體技術而真正有可能轉化成為話語權。我們可以稱之為"第五種權力"。公民新聞已經構成了對全社會施加壓力的一種新力量，而這種新力量同時也是監督傳統媒體的一種話語力量，"第五種權力"的崛起已經將傳統新聞業置於一個新的角色定位之上。
在公民新聞及其產生的社會壓力中，作為主要社會監督力量的第四種權力——傳統新聞媒體不僅成為了被監督的對象，而且也必然將公民新聞的真實性納入自身監督的對象之中，因此它的主導任務就可能從我們習慣性認知的客觀報導轉向核實報導："新型的新聞工作者不再決定公眾需要知道什麼——這是古典的把關人的角色。他或她應該幫助受眾從信息中理出頭緒。這並不意味著只是簡單地在新聞報導中加入解釋或分析。相反，這種新型新聞工作者(或者是意義賦予者)必須核實信息的可靠性，然後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迅速有效地理解。"⑨由此，其角色定位與職責便通過重新調整而顯得更明確了。
所以圍繞公民新聞與專業新聞，我們依稀可以看到未來新聞業及其輿論場的各種組合：其一是以公民作為信息由頭而引發的傳統媒體深度報導;其二是傳統媒體的信息失實而引發的公民新聞集體監督和聲討;其三是公民新聞的信息失實和流言傳播引發的傳統媒體的核實和監督;四是不同新聞來源的相互補充。兩種新聞業給公眾帶來了信息爆炸，但同時也使信息的控制變得極其困難。兩者的正常關係應當是專業新聞為主導，公民新聞為補充，互相核實，互相印證。自媒體和公民新聞絕不會是專業新聞的掘墓人，它只是限定和發展了專業新聞業的角色。
既然無論是在技術層面還是在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層面，自媒體與公民新聞都不會對傳統媒體和新聞專業主義構成威脅，而且自媒體的出現將意味著新聞更加專業，定位更加明確，信息傳播更加繁榮。這一點在當代西方尤其是歐美國家體現得非常明顯。自媒體的出現並沒有真正動搖過專業的新聞機構，許多文章所描述的西方報社紙質載體的各種消亡，不過是傳統媒體技術升級的一種方式。那麼為什麼當代中國有這麼多的論調去支持自媒體與公民新聞，甚至過分誇大了它在新聞方面的革命意義?這種想像到底源自何種社會現實?
從邏輯上講，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我們的新聞專業主義在社會角色定位方面本身有問題或者有危機，因此在新媒體和公民新聞的映襯下，它顯得非常弱不禁風。它有沒有在重大新聞事件中充分運用自己的組織和資源優勢始終主導話語權?它有沒有代表公共性的聲音在社會事件中發言?它有沒有真正地遵循了它的職業操守和法律規範?……
如果撇開技術的因素和專業形態的因素，映入我們眼帘的，是當代中國的新聞從業人員與公眾期待之間的角色距離：他們不僅習慣性失語而且高度敏感，慣於自我審查;他們沒有公共性的理念而多有功利主義的理念;他們把公眾賦予的權力轉化為新聞敲詐;他們甚至從來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調查性報導的嚴格操作程序;他們頭腦裡甚至還有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些道德觀念來指引他們的行動……如此種種的社會失範，公民新聞當然便從次要的位置一躍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因此，我的結論是，新舊媒體競合關係之辯，不是個技術問題，也不是一個專業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仍然是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是新聞業社會角色的重新調整，我們需要被新制度重塑的行動者。■
(作者系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注釋：
①③⑥⑧⑨比爾·科瓦齊、湯姆·羅森斯蒂爾：《新聞的十大原則：新聞從業者須知和公眾的期待》第15、16~17、1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②麥可·舒德森：《發掘新聞》第5頁，陳昌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④⑤黃旦：《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第93、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⑦約翰·費斯克：《大眾經濟》，載於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第22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