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媒體寫作指南》
李菁 著
後浪丨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20年6月
細算，李箐和我同事，已經25年。
她大學畢業即當記者，當記者即幹財經新聞，20年前參加《財經》雜誌，10年前隨我一起創辦財新傳媒。從記者幹到名記者，而後又是編輯，副主編，一直在財經新聞領域且佳作不斷。她除了新聞專業的基礎教育，金融專業的研究生學業，還兩次去美國「充電」，分別在加州大學（伯克利）新聞學院和北卡大學（教堂山）新聞學院進修，其間和我都有交集——前一次是2007年，我也曾在伯克利短期客座；後一次是去年，她在北卡大學做一年訪學，恰逢財新在華盛頓有活動，我特請她前來聚會兼採訪。在他鄉而逢故知，總是很傾心很暢快，不過，以李箐做事低調、樂天知命的氣派，很少談學習或採訪的艱難，也不表雄心大志。及至去年夏回國，說這次寫了一本書，令我著實有點吃驚。
想她在美國一年，要照顧同時在讀中學或小學的一雙兒女，要上課又要研究寫作，必是不易的，讓我感嘆李箐那平素深藏不露的刻苦。當然，我也深知其人，相信她的書必是一如既往地舉重若輕，明白曉暢，立即應允作序，以求先睹為快。
數月後，拿到即將編輯出版的書稿，一氣讀完。我覺得寫得相當好。此書基於李箐24年的財經新聞實踐，也基於她在美國一年的最新觀察研習，能給財經專業新聞人全景式啟發，也有助於研究者對美國商業新聞近20年的發展變遷有基礎性了解。徐曉是責任編輯，題書名《財經媒體寫作指南》，頗為點睛。
32年前我第一次訪美，有機會駕車遍訪20多個州，行數個月，訪數百人，每到一地都訪問當地的報紙，還在美國大中小三家報紙分別實習。後來寫過一本書《美國報海見聞錄》，是用中國報人的眼光來看美國報紙的第一本書。這使我對彼岸的新聞業產生很大的興趣。過去二三十年間，我也因為工作關係和參加各種國際會議，結識了許多美歐主流報刊的頭面人物。
不過，我當年觀察和記載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處於鼎盛時期的美國報業帝國。這些年，新技術革命持續，網際網路覆蓋，社交媒體風行，對傳統報業的衝擊何止是翻天覆地！新聞業發生了什麼實質性變化？過去百餘年形成的客觀公正準則、編採流程、專業運作方式和職業道德規範這些專業主義標準，是否及如何存在？新聞業向何處去？這些問題都極為令人關注。這些年雖然與國際同行有不少交流，但仍然需要獲得更全面的回答。
另外，我當年只是從業四五年的《工人日報》記者，不懂經濟學也不擅財經新聞。自1992年以後才跨入商業報導之門，此後又有《財經》到財新前後20年，見證和記載中國這些年的開放崛起，從國內和國外多重視角理解了經濟發展和規律，更理解了新聞業角色作用，也漸窺財經新聞之堂奧。我知道美國同行是極為看重政治新聞的，但從安然事件、次貸危機之後，也注意到他們對商業新聞的反思和調整。這方面，我陸陸續讀過一些文章，也和同仁們有交流，但終未有機會系統地研究和思考相關國際經驗。
李箐這本書，恰恰從上述兩個方面提供了答案，證實也提升了我的相關認知。
應當說，她這本書的前三分之二，可讓財經新聞界的入門者或是學生收穫多多，算得上記者業務指南。對於我這樣的「資深新聞人」，也不無啟迪。算起來，我雖然入行較早，進入財經新聞領域的時間，卻比李箐不過多了兩三年。而且，她長年在證券金融領域，專業上更為精深。她的許多經驗體會，沒有機會與我敞開來交流過，比如說如何看財報、辨識分析師、在數據中找新聞、豐富信源等等，更何況這回在美國系統聽課、研習，其系統性和理論性又大有提升。
當然，更讓我感到有意義的是她通過這些介紹所表達的價值觀，也就是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理念。李箐在北卡大學一年的學習和交流，是在2017到2018年間，從她的記敘可以看到，雖然經歷了過去20年的顛覆性衝擊，美國新聞界的專業主義價值取向沒有也不可能被顛覆。環境與平臺都在變，新聞表達的手法也不斷豐富，人們在艱難地尋求新的商業模式以支持新聞長青，但價值認知是不變的。李箐的書用了非常大的篇幅，講為什麼和怎麼來當財經記者，講得很細很全，既包括許多傳統的基礎的職業規範、原則和技巧，也包括版權保護、數據使用和社交媒體角色定位、信源使用。書中還專門講到美國商業新聞在近年來歷次市場泡沫中對自身角色的反思和調整，講得相當切近翔實。書中的這些內容，其實就是財經新聞的ABC，是專業人經年實踐的結晶。這說明，新聞是不會死的，而記者是職業也是專業。按國際同行們的說法，我們信仰新聞（we believe journalism）。
與歐美同行相比，中國的新聞人歷來更艱難。你想當個好記者，這些ABC就是你的起點；不想當，可以離開這個行業。但如果以為，這些基於價值共識的行規就真的變了，或者想改變價值想改變行規，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國際和中國的經驗，可能有時非常慘痛，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李箐這本書讀到最後幾章，會覺得份量愈重了。該書八、九、十這三章，分別講述了美國財經媒體發展中的教訓警示，以及這些年新媒體衝擊波面前的行業共識，均值得一讀。其中有些內容，是專涉傳播學理論的，我特別在此一提：
一是關於新聞的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理論。這是大眾傳播學領域最重要的理論之一，認為大眾傳媒主要通過提供信息和議題來決定受眾關注哪些事情，亦即設置公眾議程。北卡羅林納大學的唐納德 肖（Donald Shaw）教授是這一理論的奠基人之一。不過，肖教授和他的同行馬克斯韋爾 麥庫姆斯（Maxwell McCombs）提出這一理論是在1972年。如今網際網路狂飈席捲之下的媒體已經河山巨變，社交媒體們樂於強調自己是「技術公司」，但其媒體屬性越來越不容置疑。
面對新形態的輿論場，當年風靡一時的議程設置理論過氣了嗎？李箐在北卡專門與肖教授面對面討論了這一話題。
肖教授繼續堅持自己的理論，其看法煞是有趣。他與麥庫姆斯提出這一理論後，多年來仍在繼續進行實證研究。近期，通過1997年、2008年、2012年三次對選舉場景的研究，他觀察到媒體議題與公眾議題（issue）的相關度發生了變化，可以看出議程設置從傳統媒體向社交媒體轉移，但是，傳統媒體在為社交媒體設置議程方面仍然有強大作用。
見李箐時，肖教授正在對2016年的美國大選開展研究，當然也一直關注川普總統的「推特治國」。他仍然認為，社交媒體帶來了信息多樣化的局面，而在互動過程中，傳統媒體在議程設置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可顛覆的。他用量化的方法表達了這種看法：前網際網路時代，議程相關度為+0.9, 目前媒體設置議程的權力被不斷分散，但力量仍然很強大，「我認為理想的傳統媒體與普通大眾之間的議題一致性係數，大概是在+0.70至+0.75之間。」
曾多次造訪中國的肖教授覺得，中國的情況要複雜得多，不能簡單套用美國的理論。信然。
二是關於「個人日報」(dailyme)。網際網路按個人需求推送的新聞，傾向於迎合讀者；社交媒體傳播的新聞，很容易圈層化。其結果如何呢？李箐以她的體驗為例，介紹了國際學者們用傳播學「信息繭房」（ information cocoon）理論對網際網路時代信息傳播的剖析：如果人們完全能夠在海量信息中隨意選擇自己關注的話題，根據自己的喜好定製「個人日報」，則會導致繭房形成，失去接觸和了解不同事物的機會和能力。信息過載而且迎合性發布的結果，很可能是新聞的「不均衡性消費」, 最終導致社會意見的撕裂和兩極化。
網際網路超越了地域文化的聚集影響，爆炸式釋放信息，又讓用戶自行篩選信息。社會是不是更加民主呢？美國學者對此有懷疑有擔憂。特別是美國大選期間Facebook用戶信息被洩露事件發生後，防止信息操縱再度成為熱議話題，誤傳信息（misinformation）和謠言（disinformation）令人備加警覺。有學者指出，在網絡時代看似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表象下，其實潛藏著對民主的破壞。
更深入地論證這類問題，當然不是一本小書幾個篇章可以容納的。不過，李箐這本研習財經新聞的著述，能夠走入政治學的範疇，觸及這些新媒體時代傳播學的重要理論問題，讓讀者有所知有所思，讓識者去討論去探究，我以為是很漂亮的「豹尾」了。
祝賀李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