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聞還是史實——漢史記載中有關西域希臘化國家與城市的信息

作者簡介

楊巨平，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南開大學西方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南開大學絲路古代文明研究負責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兼任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副會長與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副理事長。哈佛大學希臘研究中心（CHS）和德國考古研究院（DAI）客座研究員（Joint-Fellow，2013-2014）。1982年以來，一直在高校從事世界古代史、古希臘羅馬史的教學與研究。主要研究領域：希臘化文明與古代東西方文明互動。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

內容提要:自從張騫鑿空西域，絲路大開，中國與西亞、中亞和印度，甚至東地中海地區都有了直接或間接的聯繫。這些地方大多屬於原來的亞歷山大帝國及其開創的希臘化世界，其中的希臘化王國此時有的已經消失，易名改主，有的偏安一隅，苟延殘喘，但也都在公元前後徹底消亡。幸運的是，這些王國的遺產，尤其是希臘人原來建立的希臘化城市卻沒有隨之湮沒，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大多演變成為絲路重鎮或文化中心。關於這些王國和城市的記憶和傳聞也就隨著絲路的擴展傳入中原內地，從而在史書中留下了關於它們的記載。

關鍵詞:張騫 司馬遷 西域 希臘化文明 絲綢之路

中國文獻關於西域的確切記載始於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此後，正史中關於西域的內容成為定製，其主要原因還是中原與西域關係一直在延續、在變化。歷朝歷代對西域的了解也越來越深入、越來越清晰。但本文之所以集中於《史記》《漢書》《後漢書》，是因為這些史書關於西域的記載所涉及的時間、空間與希臘化時代(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後)、希臘化世界(最大時從東地中海到印度河)最為接近，甚至重合，因而有可能留下關於這些曾經在西域地區存在的希臘化王國及其城市，乃至它們的政治影響和文化輻射之地的記憶或傳聞。本文不揣冒昧，願在中外前賢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西方文獻的記載和最新的考古資料，對此再做一點探索，請方家指正。

一、《史記·大宛列傳》 中的希臘—巴克特裡亞王國故地

漢代以後中國方面關於蔥嶺之外西域各地的記載，大致以司馬遷《大宛列傳》為基礎。《史記·大宛列傳》的資料主要來自張騫歸來給漢武帝的報告，是第一手實地考察的結果，可信性、準確性最高。張騫輾轉十餘歲抵達中亞腹地之時(約公元前129～前128年) ，希臘—巴克特裡亞王國顯然已不存在，但他經過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事實上就是原來的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國和巴克特裡亞王國的控制或影響之地，境內的那些著名城市多與原來統治此地的希臘人有關，也可以說這些城市本身就是希臘化世界的遺產。

大宛的大致方位在今費爾幹納盆地，是張騫趁匈奴內亂出走之後的第一站。大宛國王早就知道漢朝，欲通而不得。今日漢使來臨，自然十分高興，願意與漢廷建立友好關係，於是派嚮導帶張騫去康居。張騫應該到了大宛的都城。遺憾的是，《史記·大宛列傳》中多次提到大宛，卻沒有提到都城的名字，只用「王城」代之。但在《漢書·西域傳》中，明確提到大宛的都城是貴山城。可見這個貴山就是那個「王城」，就是大宛國王接待張騫的地方，也就是李廣利後來徵伐大宛時斷其水源的那個國王所在地———「宛城」。那麼，這個貴山又在何處呢? 學界一般認為，貴山就是現在塔吉克斯坦的苦盞 (Khojent，一譯俱戰提)之名的諧音。根據苦盞所處的位置，它很可能就是或接近於亞歷山大在錫爾河南岸建立的「最遠的亞歷山大裡亞」(Alexandria Escate) 。此城位於費爾幹納盆地的西端，建於公元前329年，主要是為了防範河對岸的那些斯基泰遊牧民族。臨河而建似乎也與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的記載暗合。亞歷山大攻打的居魯士城也是從城外引水，但這座亞歷山大裡亞是否就在居魯士城的基礎上重建，沒有明確記載，但在其附近則確定無疑。此城應該是一座新城，後來在塞琉古一世時得到重建，稱為「斯基泰的最遠的亞歷山大裡亞」(Alexandreschata in Scythia)或「斯基泰的安條克」(Antioch in Scythia)。遺憾的是該城的早期遺址還沒有完全發掘出來，但希臘化時期的錢幣和陶器已經有所發現。

第二站是康居。張騫筆下的康居本是個逐水草而居、遷徙不定的「行國」，即遊牧民族，但此時應該已經定居，有了固定的方位:「在大宛西北可二千裡……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不知當時大宛與康居、大月氏之間的關係有什麼微妙之處。就張騫的直接目的地而言，大宛王應該直接送他去西(南)面的大月氏，但卻捨近求遠，先到大宛西北方向的康居，然後由康居「傳致大月氏」。或如餘太山先生所言，當時索格底亞那役屬康居，故先遣張騫到康居。後來漢軍圍攻宛都城時，康居就馳援而來。兩國或為友邦，但未必是「役屬」關係。另外，既然康居「南羈事月氏」，那先把張騫送往大月氏的屬國，再由其轉送大月氏也有可能。但在筆者看來，這與張騫之時康居的都城所在地可能也有關係。如果我們認同今日之苦盞即大宛的王城、最遠的亞歷山大裡亞所在地，那它西面的最大城市應該就是波斯帝國時期索格底亞那的首府撒馬爾罕(Samarkand，「石頭城堡」之意，此城名沿用至今)，希臘人稱之為馬拉坎大(Maracanda)。張騫提到的康居應來自Maracanda或Samarkand的諧音，或取二者的後半部分發音，他應該是以城代國。亞歷山大曾在此駐蹕，酒後刺死好友克雷塔斯(Creitus)的事件就發生在這裡。他在此地建立城堡，駐軍設防。城堡有城牆、城門，還有一個大糧倉，儲有小米和大麥。這些糧食或從當地居民中徵收而來。法國考古學家葛勒耐認為，希臘人在此地的存在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亞歷山大開始到前3世紀中葉，第二階段是歐克拉提德統治時期(約公元前171～前145年)。但也有學者否認希臘人統治的斷層。無論如何，張騫抵達康居都城的時間應該離希臘人的撤出並不遙遠。他抵達的應該是澤拉夫善河(Zarafshan Ｒiver)畔的撒馬爾罕。如果要從大宛去大月氏，撒馬爾罕是必經之地，因為通向大月氏所在地 「媯水北」的鐵門關(Iron Gate)就位於撒馬爾罕以南的希薩爾—庫吉唐(Hisar-Kugitang)山中。這是古代連通索格底亞那與巴克特裡亞的主要關隘。由此南下，最為便捷。張騫從大宛經康居去大月氏，必然要經過康居的管控之地。所以先到康居，再到大月氏。當然，三地之間能夠互相聯繫，說明彼此之間不僅毗鄰接壤，而且關係密切。這或與它們曾是巴克特裡亞希臘人王國的一部分有關，也或與它們曾被大月氏借道或徵服有關。張騫的這條路線應該與大月氏「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的路線相似。張騫後來抵達的大夏顯然不在大宛的西面，而在西南。這裡的「西擊大夏」實際暗示了西面的康居當時也是巴克特裡亞—大夏的一部分。康居「南羈事月氏」當與此有關。

第三站是大月氏。此時的大月氏已經在媯水北定居建都，張騫在此見到月氏王。但這個都城或王庭位於何處、什麼名稱，張騫均未提及。有的學者將《史記·大宛列傳》中的這個王庭所在地與《漢書·西域傳》中的大月氏都城監氏城相等同，提出了多種假設，其中認同度最高的有三個城市:阿姆河北岸的坎佩爾(Kampyr Tepe)，距離阿姆河之北約120公裡的帕永庫爾幹(Payonkurgan，西距鐵門關12公裡)和蘇爾漢河上遊、距阿姆河之北也是約120公裡的卡爾恰揚(Khalchayang)。但相比之下，坎佩爾似乎可能性較大。此城位於今日烏茲別克斯坦南端，與阿富汗隔河相望。此地是亞歷山大當年從巴克特拉出發到索格底亞那的渡河之處，現存有希臘駐防軍的城堡遺蹟，有學者認為它有可能就是奧克蘇斯河(即阿姆河)上的亞歷山大裡亞(Al-exandria Oxiana)。大月氏人要徵服大夏的全部領土，就必須渡河向南，而且要統治阿姆河兩岸，選擇臨河之地作為都城和統治中心也符合常理。或許，此地就曾是希臘—巴克特裡亞王國的都城之一。大月氏當時位於「媯水北」的王庭如果在此，那張騫也一定是由此渡河去大夏的。但是，當時附近同為希臘軍隊駐地和阿姆河渡口的還有一處，即鐵爾梅茲(Termez)古城。該城在月氏—貴霜時期發展迅速，建有大型的宮殿、城堡、佛教的寺廟。此地離坎佩爾僅30公裡。從城址的成倍擴大和出土的宮殿遺蹟來看，此處也有作為大月氏王庭所在地的可能性，至少作為貴霜帝國時期的都城之一是可以肯定的。考古證明，在鐵爾梅茲城繁盛的同時，坎佩爾城卻衰落了。這似乎也反映了月氏—貴霜人統治中心的轉移。

大夏是張騫西域之行的最後一站。當時的大夏都城是藍市城。大夏此時雖然已經被大月氏徵服，但還是保持了藩屬的地位。根據張騫親眼所見，它「無大(王)［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說明此時大夏不僅失去獨立，也失去統一的王權，處於據城自守、分裂割據的局面。雖有都城，但無王庭。所以，張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只好「留歲餘」後返回。張騫一定去過大夏的都城藍市城。他注意到了大夏人「善賈市」，特別提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在市場上還見到了來自大漢西南地區的「邛竹杖、蜀布」。可見他觀察得很仔細、很深入。這個媯水南的大夏實際上就是阿姆河以南的巴克特裡亞。由此可見，希臘人的巴克特裡亞王國此時不復存在，但一些希臘人城市或小城主殘留，大概也是可能的。張騫應該是和他們有過接觸的。至於這個藍市城，學界一般認為應該就是巴克特裡亞地區的首府巴克特拉(Bactra)，也就是今日阿富汗北部的巴爾赫城所在地。此地確實有古代城堡的遺蹟，而且近年剛剛在附近的扎爾伽蘭(Zargaran Tepe)發現了希臘科林斯式、愛奧尼亞式柱頭等。巴克特拉作為巴克特裡亞王國的都城，至少之一應該沒有疑問。但張騫在東返途中是否經過巴克特裡亞希臘人王國的另外一個城市(今阿伊·哈努姆遺址)呢?此城是一座典型的希臘化城市，城中有希臘式的體育館、劇場、柱頭、雕塑和造幣場，還有希臘語石刻銘文和希臘語文獻的遺蹟。此城位於阿姆河與科克查河(Kokcha)的匯合處，是從大夏通往帕米爾高原和塔裡木盆地的必經之地。張騫是從大夏啟程「並(傍)南山」而歸，古代山區的道路一般都是沿河道而行，張騫沿阿姆河東行經過今阿伊·哈努姆是完全可能的。此城當時雖然也被希臘人王朝遺棄，但直到公元前1 世紀中期，可能還有希臘人居住。

二、《漢書·西域傳》中的印度—希臘人、印度—斯基泰人王國

《漢書》是東漢時班固(32～92年)所著，所記年代下限是公元25年，其中《西域傳》所記最後的年代是公元23年(地皇四年，「西域因絕」之時)。此時與張騫出使和司馬遷《史記》成書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西域的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也發生了變化。中原內地對西域的了解範圍大為擴大，也更為詳細。張騫之時的傳聞之國，這時有的與西漢政權建立了明確的政治經濟關係，有的則是漢使或中國商人的親臨之地。西域的信息隨之而來。班固撰寫《西域傳》還有一個明顯的優勢，就是他的弟弟班超長期經營西域(明帝永平十六年至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73～102年)，他有可能從其弟那裡獲取第一手的資料，所以，《漢書·西域傳》的信息量大大超過了《史記》的《大宛列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兩個重要的國家: 罽賓和烏弋山離。

按照班固的記述，罽賓「王治循鮮城」，大致方位在蔥嶺以南的犍陀羅地區，但要超過這一地區，應是以犍陀羅為中心的印度西北部，包括今日阿富汗的喀布爾地區。罽賓也有「克什米爾說」，此說受到錢幣學家西尼爾(Ｒ.C. Senior)的支持。但克什米爾是個相對封閉的地區，只有一面與犍陀羅地區相通，因此，筆者傾向於將罽賓泛指為犍陀羅地區。但克什米爾谷地屬於大犍陀羅地區的範疇，是印度—希臘人或印度—斯基泰人控制或影響之地，這個應該也沒有問題。至於循鮮之方位，有學者認為是塔克西拉。更早有學者認為是喀布爾或加茲尼(Ghazni)。這主要取決於罽賓方位的最終確定。如果定位於犍陀羅地區，那塔克西拉就最有可能。此地的斯爾卡普(Sirkap)遺址就有印度—斯基泰人的地層。但不管怎樣，罽賓及其都城都在印度西北部，也就應當在原來印度—希臘人控制的範圍之內。

按照《漢書·西域傳》，罽賓本是由大月氏驅逐的塞人所建，但它卻有可能與當地的印度—希臘人王國發生關係。他們的錢幣「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就是希臘式錢幣的一個變種，與曾經統治此地的印度—斯基泰人國王的錢幣相似。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罽賓和西漢政府、印度西北部的印度—希臘人之間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地緣政治關係。據班固「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這段記載信息量很大，首先，就罽賓與漢廷關係而言，可謂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漢武帝時期，但這種關係變化莫測。中國方面積極介入罽賓事務，但往往不得好報，原因就在於其地「絕遠」，有恃無恐。其次，就罽賓本身而言，先是內部發生王位更替，隨後又因新王謀害漢使，促成漢使與另一位容屈王子聯合，殺其王，奪其地，致使江山易主，罽賓成為漢屬國。這三者中只有這位容屈王子陰末赴的身份是個難解之謎。據希臘化史家塔恩的考證，這個「容屈王子」是希臘人城主赫爾邁歐斯(Hermaeus，Hermaios)。理由是：罽賓是興都庫什山以南以喀布爾為中心的地區，容屈是「Yonaki」的音譯，「希臘城」之意。此城即亞歷山大裡亞—迦畢試城(Alexandria-kapisa)。陰末赴是此城國王之子赫爾邁歐斯。烏頭勞是公元前1 世紀中期在印度西北部稱王的塞人(Sacas，印度—斯基泰人)斯帕萊利斯(希臘語名Spalyris，佉盧文名Spalahores)。他在錢幣上曾自稱「國王的兄弟」(「αδελφου του βασιλεωs」)。烏頭勞之名當由「αδελφου」(adelphou)誤譯而來。若此，印度西北部的希臘人王國則和中國的漢朝政府建立了正式的藩屬關係。但這只是一種解釋，其中到底有多少合理性呢?

首先，烏頭勞之名不論是否被文忠誤讀，塞人在公元前1世紀進入印度西北部確是事實。根據現有的錢幣資料可知，塞人可能分兩支進入，一支是中國史書所說的南越懸度進入罽賓地區的塞人，首領是毛伊斯(Maoes，約公元前95/85～前60-57年在位)，他和他的家族統治的地區初期大致在今克什米爾、斯瓦特(Swat)、哈扎拉(Hazara)一帶。大約與此同時，另一支塞人從西北方向經喀布爾進入印度河地區，首領是沃諾尼斯(Vonones，公元前85～前65年之間在位)，他們的活動區域主要在犍陀羅和旁遮普。他的錢幣有個特點，就是與家族成員共同發行，因此，在他的錢幣上，他的兄弟、侄子都留下了名字，他們也或是他的副王。這個自稱國王兄弟的斯帕萊利斯(Spalyris)的名字首先就出現在沃諾尼斯(Vonones)的錢幣上。因此，斯帕萊利斯在位的時間應該在此之後。這個時間與《漢書·西域傳》記述的烏頭勞及其子與漢發生關係的時間大致吻合。但這時還有一位同時代的印度—斯基泰人國王斯帕裡利斯(Spaliris)在其錢幣中也自稱國王的兄弟(βασιλεωs αδελφου)，他的名字也出現在沃諾尼斯的錢幣上。因此，如果我們認可塔恩等人的「烏頭勞—Adelphou」說，那實際上烏頭勞對應的國王就多了一個選項。他們中有的也獨立稱王，如斯帕裡利斯就自稱「大王」「王中王」。可能正是在沃諾尼斯家族統治時期(下迄約公元前45年)，罽賓和漢朝發生了直接的關係。這與《漢書·西域傳》所記「塞王南君罽賓」，「武帝始通罽賓」還是比較吻合的。

其次，容屈王子陰末赴與赫爾邁歐斯的認同似乎也有可能，二者的希臘語發音(·Eρμαīοs)和漢語發音(Yin-mo-fu)的確有所近似，但由於漢與罽賓的官方接觸主要發生在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 時期，因此與法國錢幣學家波比拉赫奇確定的赫爾邁歐斯在位年代(約公元前90～前70年)似乎不符。但根據錢幣資料，赫爾邁歐斯當時是印度西北部統治時間較長，控制區域較大的一個印度—希臘人國王。一般認為，他屬於歐克拉提德家族，控制著興都庫什山以南的帕羅帕米薩代(Paropamisadae)地區，首府是高加索山(興都庫什山) 的亞歷山大裡亞(Alexandria of the Caucasus)，即《大唐西域記》中的迦畢試(Kapisa)，今日阿富汗的貝格拉姆。歐克拉提德發行過一種錢幣，正面是國王的胸像，反面是一位戴塔樓狀王冠的女神坐像，兩邊的佉盧文銘文是「Kavisiye nagara devata」，即「Kapisa」的城市神(「the City-Deity of Kapisa」)，這枚錢幣顯然表明了他對該城的佔領。此城位於喀布爾以北60多公裡，是大犍陀羅地區的一部分，或屬於罽賓，或與罽賓為鄰。赫爾邁歐斯在位時如果確實還控制著此城，他與罽賓發生交集並控制該地區是有可能的。他的錢幣被這批印度—斯基泰人在喀布爾河流域仿製並帶到犍陀羅地區應該與此有關。而且他是帕羅帕米薩代地區最後一位印度—希臘人國王，如果我們承認這個容屈王子是位希臘人，那赫爾邁歐斯，或者他的錢幣的冒名仿造者，或者同名者，都是可能的人選。不論文忠扶植他還是別的印度—希臘人國王佔據罽賓之地，公元前1世紀的中原王朝無疑和印度—希臘人和印度—斯基泰人控制下的印度西北部有了直接的接觸，只是對於對方的真正身份還不十分了解而已。

烏弋山離是班固提到的絲路南道終端的一個國家，一般認為位於今日阿富汗喀布爾以南和伊朗東南部以塞斯坦(Seistan)、坎大哈為中心的接壤地區，即古代的阿拉科西亞(Arachosia)和塞斯坦。烏弋山離或為塞斯坦都城「Alexandria Prophthasia」中「Alexandria」的漢文音譯。阿拉科西亞也有一座名為亞歷山大裡亞城(Alexandropolis)的通都大邑，是希臘式的城市，應該就是亞歷山大在此地建立的亞歷山大裡亞。在伊西多爾的時代(公元前1世紀末期)，它屬於帕提亞人管轄。如果烏弋山離是「Alexandria」的諧音，這個「Alexandropolis」更有可能是烏弋山離的來源，因為它更接近於東北方向的罽賓，也是《帕提亞驛程志》中的終點站。此地的錢幣在班固看來，比較特殊:「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其實，這種錢幣恰恰是巴克特裡亞—印度—希臘人錢幣的類型之一，是貴霜「無名王」(「The Nameless King」，「Soter Megas」)錢幣的基本類型。希臘—巴克特裡亞錢幣中最典型的是「國王頭像/騎馬的狄俄斯庫裡兄弟(Dioscuri)」類型，出現於歐克拉提德一世(Eucratides I，約公元前170～前145年在位)和狄奧米德斯(Diomedes，約公元前95～前90年在位)的錢幣上。這兩個國王的統治範圍都包括阿拉科西亞。另外還有「國王頭像/國王騎馬」型，出現在菲羅克塞諾斯(Philoxenos，約公元前100～前95年在位)和希波斯特拉圖斯(Hippostratos，約公元前65～前55年在位)的錢幣上。菲羅克塞諾斯時期統一了包括阿拉科西亞在內的印度西北部。錢幣學家西尼爾認為，《漢書·西域傳》關於烏弋山離錢幣的描述很可能來自菲羅克塞諾斯的錢幣。希波斯特拉圖斯的統治區域在西旁遮普，可以排除。這些錢幣類型中，有的發行於漢武帝即位之前或即位後不久，與漢廷和罽賓、烏弋山離頻繁交往的時期相距較遠，但錢幣一旦發行出來，就會長期流通，因此，這種「國王頭像/騎馬」型錢幣有可能被後來的漢使所知，「文為人頭，幕為騎馬」的說法看來並非空穴來風。

三、《後漢書·西域傳》中的「希臘化」遠國與近鄰

關於《後漢書·西域傳》的記事原則，作者範曄(公元398～445年，南朝宋人) 有一段話說得很清楚:「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雲。」這就是說，只要以前班固記過之事，本傳不再贅述，與前不同者才是本傳記述的重點。本傳的資料來自班超之子班勇。班勇子承父業，於安帝永初元年(107)、安帝元初六年(119)至順帝永建二年(127)兩度進入西域。他對蔥嶺之外西域各國的情況的了解程度可能不如其父，但還是補充了不少新的見聞。公元1世紀至2世紀之交，西域的政治格局與公元前1世紀已經大為改觀。其一，東地中海的塞琉古王國和埃及託勒密王國都被羅馬吞併。幼發拉底河一線成了羅馬帝國與帕提亞(安息)帝國的相持之地。其二，印度西北部的希臘人、斯基泰人和帕提亞人建立的小王國被來自巴克特裡亞的貴霜人(大月氏五翖侯之一，後統一其他四部，國號貴霜)所取代。羅馬、帕提亞、貴霜成為歐亞大陸和漢代中國比肩並立的四大帝國。除漢帝國之外，帕提亞、貴霜和羅馬帝國都包括了以前希臘化王國的屬地。因此，有關的信息在《後漢書》中還是有所體現。

比如，它提到「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瀕四萬裡外，皆重譯貢獻」。「條支」首次出現於《史記·大宛列傳》，位於安息以西。當時安息以西只有塞琉古王國，所以，將條支視為塞琉古王國都城安條克(Antioch)的諧音也比較合理。這時作為塞琉古王國轉稱的「條支」國已不存在，它的國土或歸於安息，或歸於羅馬，但作為城市的「條支」(安條克，Antioch)依然存在。這兩地以遠的四萬裡外諸國，只能是東地中海沿岸國家。這些都在原來希臘化世界的範圍之內。他們不遠萬裡，前來貢獻，難免帶來當地的出產。至於「皆來歸服，遣使貢獻」的所謂「遠國蒙奇、兜勒」，學術界說法頗多。爭論的焦點集中於兩點: 一是蒙奇、兜勒是一國還是二國，二是它或它們位於何方?《後漢書·和殤帝紀》說是二國。多數學者同意此說。主張一國者認為蒙奇兜勒應是Macedonia 的對音，即馬其頓。二國實為二區，是馬其頓境內的兩個地區(楊共樂)。主張二國者說法較多，有馬其頓、推羅說(林梅村)，有馬爾基亞納(Margiana)和大夏(Tukhāra，或Thuhāra)說(餘太山);有「濛池、怛羅斯(Taras /Taraz)說」(JohnHill)，兜勒還有「色雷斯(Thrace)說」(莫任南)如果依據馬其頓、推羅、色雷斯等說，它們就有可能是所謂的四萬裡之遠國。但若依從他說，則是指中國西域周邊地區的國家。據《後漢書·和殤帝紀》，這二國曾「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就其請求內附，並接受表示臣屬、封國的金印紫綬而言，它們應離中國不遠。否則，如何內附?蔥嶺之外，漢代有記載的被「授印綬」的西域國家僅罽賓一例。但罽賓與漢西域都護轄地是近鄰，由漢使扶立。以此而論，蒙奇、兜勒應是周邊小國，在中國政治勢力影響範圍之內。因此，其方位不可能遠在地中海地區。有的學者以「遠國」作為「蒙奇、兜勒」為「馬其頓、推羅、色雷斯」的依據，但「遠國之說」值得探討。且不說本傳並未明確說這二國是在「海瀕四萬裡外」，就是所謂的「遠國」也不一定就是在條支、安息以遠。《漢書·西域傳》中把漢帝國近鄰的「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都列入「絕遠」之國。可見，遠國的概念是相對於中原而言，漢帝國轄地之外的蔥嶺以西以南，大概都屬「遠國」。這些遠國大多都在原來希臘化世界的範圍之內。

本傳關於安息的記述中，有一個甘英西行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被安息西界船人勸阻的故事，學術界頗為重視。這是漢代中國使者西行的極限。儘管關於這個「條支」的方位還不確定，但位於安息以西、臨海無疑。所謂「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可為證。甘英西行之時(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的安條克只是羅馬敘利亞行省的一個大城市或首府而已，已非獨立之國。傳文稱「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裡。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這反映的恰恰是一個臨海城市的地理位置，非深入其地，難以有如此詳細的描述。甘英應該親臨此城。

據斯特拉波，奧倫特河(the Orontes)上的安條克城是一個海濱城市，奧倫特河沿城而過，向南流向大海。出海口附近有一個港口城市，也名為塞琉西亞(Seleucia)。此城距出海口40斯塔達(stadia)，約7.4公裡，距安條克城120斯塔達，約22.2公裡，從海口溯流而上到安條克，也就一天的航程。安條克城由勝利者(Nicator)塞琉古一世首建，後來發展為「四城」(tetrapolis)，由四部分組成，每個部分都有自己的內牆和共同的外牆。這就意味著，城市有不同的街區，既相對獨立，又渾然一體。它是王宮所在地，在地位或規模上與底格裡斯河上的塞琉西亞和埃及的亞歷山大裡亞相差無幾。根據現有的考古資料可以看出，安條克的主城區在奧倫特河東岸的臺地上，包括河中心的小島。羅馬時代雖幾經擴大重建，但總的格局沒有變化。小島上的宮殿始建於塞琉古一世時期，還是羅馬帝國時代，難以確定，但島上有該城唯一的競技場。公元115年大地震時，圖拉真皇帝曾從附近的一個屋子逃到競技場避難，可見此時島上還有宮殿存在。三座橋跨河而過，將小島與主城區連接起來。安條克地區屬於地中海型氣候，冬季多雨，夏季乾旱，空氣溼潤，年平均氣溫在攝氏15～20度之間，有利於農作物和經濟作物的生長。奧倫特河的右岸是肥沃的阿穆克(Amuk)平原，種植小麥、大麥、橄欖和葡萄，橄欖油、葡萄酒也就成了此地的特產。此地也是動物的樂園，出產獅子、老虎、鹿、鴕鳥和犎牛(humped oxen)。

這些文獻資料、考古結論顯然與《史記》《漢書》和《後漢書》中關於條支的記載有所接近。據《史記》記載，條支「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據《漢書》記載，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漢書》雖與《史記》雷同，或許照搬而來，但也說明信息來源沒有變化，而且這些地理位置、環境氣候、出產等在一般情況下，短期內不會發生突變。《後漢書》的描述最為詳細，且和該城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比較相似。安條克依山沿河而建，最初的城小一些，周長僅有7.5公裡，但後來城區擴大，周回40裡也有可能。河中有小島，島上有王宮，有橋連通對岸，也與「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有暗合之處，「土地暑溼」與當地的地中海氣候顯然有關。當地的動物新加了「師子、犀牛、犎牛、孔雀」，不知是野生還是馴養。這些似乎都是古代印度的特產。《漢書·西域傳》中的「罽賓」「烏弋山離」篇，本傳的「天竺」篇中都有所記載。此處信息混淆也是有可能的。但無論如何，這些新加的信息是如此詳細、具體，一定來源於轉述者的親身觀察或耳聞。甘英有可能到達了條支城。此時的安條克城雖然早已不是塞琉古王國的都城，但它還是羅馬敘利亞行省的首府，稱其為條支國城也有情可原，面臨的西海應該是地中海。

該城「波斯灣—條支說」也有一定道理，因為這時的波斯灣確實可以看作安息的西界。此西海也就只能是波斯灣及其以西的大海了。更為重要的是《後漢書·西域傳》提供了一條絲路南道向西南方向的延長線，即自烏弋山離(「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儘管古代馬行一日與人行一日有多大區別不詳，但人行的代步工具也可能是馬。這個資料的關鍵詞是西南行。烏弋山離，前文已知是在現在的坎大哈一帶，由此西南行的終點只能是波斯灣。《漢書·西域傳》也說，烏弋山離「西與犂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但又說烏弋山離「絕遠，漢使希至。……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可見，班固之時，對條支的大致位置還是了解的，但如何抵達語焉不詳。《後漢書》的材料來自班勇，那至少在班超、班勇父子的時代，他們已經獲悉了抵達條支的路線。這是否與甘英西行大秦的實際路線一致，不得而知。不過，如果這個「西南馬行百餘日」可至的「條支」確實是在波斯灣，那甘英原計劃出波斯灣繞阿拉伯半島進入紅海再經陸路到大秦(犂鞬)也有可能。但這一線要經過伽德羅西亞的沙漠地帶，難於行走。當年亞歷山大從印度返回時陸路就採取的這條路線，可謂歷盡千辛萬苦(主要是缺水和炎熱)，損失慘重。伊西多爾的《帕提亞驛程志》根本就沒有提到這條路，可能在當時視為畏途。由烏弋山離到波斯灣，唯一的合理選擇就是繞道而行: 由此北上，沿伊朗高原北緣的絲路主幹道向西到塞琉西亞，再南下波斯灣。

如果認定條支即Antioch的諧音，那在波斯灣的諸城國中，應該就有一個安條克城或國的存在。結果我們發現，此地歷史上真還出現過一座名為「安條克」的城市，不過那座城建於公元前3世紀與前2世紀之交，而且存在時間不長，不到百年後就被毀、重建易名了。這座城市可能就是普林尼提到的波斯灣的查拉克斯(Charax)城。它位於底格裡斯河與卡魯恩(Karun)河的匯合處，建在一塊人造臺地之上。此城(或兩河之間)有2羅馬裡寬。一羅馬裡一般折合約1480米，2羅馬裡就是2960米，接近3公裡，折合漢裡也就約7.1裡。但長度多少，沒有提到，因此周長也就無從計算。與「周回四十餘裡」是否相符也就難以確定。希爾引用索馬(Soma)的意見，把這2羅馬裡視為周長，從而認為此城太小，與「周回四十餘裡」不符，符合此條件應是附近的蘇薩城。「羅葉布古典叢書」普林尼《自然史》的譯者(H. Ｒackham)認為這個數據也許可以修訂為3羅馬裡或6羅馬裡。若此，以寬度為3羅馬裡計算，再加上一個同樣的寬度和比此更長的兩個長度，那麼周長就至少在12羅馬裡即約18公裡以上，這與周回40裡就比較接近了。此城原是亞歷山大所建，主要是為了安置已被毀掉的都林(Durine)皇城的居民和那些傷殘的馬其頓人。此城以他命名，稱為亞歷山大裡亞，但馬其頓人的聚居區則特別以他的出生地培拉(Pella)城命名為培拉翁(Pellaeum)。此城後來毀於河水的衝擊，曾被敘利亞的第5個國王重建，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Antioch)。這第5 個國王應是塞琉古王國的安條克三世(Antiochus III Megas，公元前223～前187 年)。「條支」之說或來源於此。

此城後來再次被毀，安條克七世(公元前138～前129年在位)死後，原來的總督，當時的阿拉伯人國王斯鮑希奈斯(Spaosines)將其重建，並以他名字命名，稱為「Charax Spaosinou」，即「斯鮑希奈斯之城」。他還為城市修了防護堤，抬高了相鄰的土地，其長為6羅馬裡，寬稍短一些。如果甘英抵達的是這座城市，那此城的周長已經大大超過了「周回四十裡」範圍。當然，這些數據都是模糊的估計，只有參考價值，不能當作實數。但有兩個疑點需要注意，其一，《後漢書》中的「條支國城在山上」，顯然是一個山城，但這個城自始至終都在人工建造的臺地上修建，充其量是個土丘而已，地形地貌難以吻合;其二，此城早已易名，距甘英抵安息西界之時已有兩個世紀之久。此時該城是否還有「Antioch」(安條克)之名，已不可考。因此，波斯灣「條支」之說，又略顯證據不足。

此外，就甘英出使的目的地而言，從敘利亞的安條克到大秦(不論是埃及的亞歷山大裡亞還是義大利本土的羅馬)，都要比波斯灣—紅海—尼羅河—地中海線便捷得多。而且，既然出使大秦，總是要見大秦王，這時的羅馬還是唯一的都城，因此，如果甘英對大秦的方位和抵達大秦都城的路線有所了解的話，那他很可能選擇陸路，直達敘利亞的安條克城。由此可出海直航羅馬或亞歷山大裡亞。他在這裡碰見安息西界船人也有可能。《魏略·西戎傳》說，條支被安息「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儘管此時敘利亞、安條克都在羅馬的管轄之下，但此地曾為安息西界，稱當地的船人為「安息西界船人」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此條支是指敘利亞的安條克城，甘英抵達地中海邊說可以成立。當然，甘英功虧一簣，大秦在望卻望而卻步，確實遺憾。但無論如何，甘英西行是古代中西交通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也是絲綢之路延伸至東地中海地區的證明。不論我們將他所抵達的「條支」歸於何處，波斯灣和敘利亞都是原來希臘化世界的中心地區。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隨著希臘化王國的消失、希臘化時代的結束，儘管中國方面對遠到地中海的大西域地區的了解由於絲綢之路的開通愈來愈深入、愈來愈清晰，但有關原來希臘化王國及其城市的信息還是越來越少，這不是史家的疏忽，而是歷史的必然，說明希臘化文明的遺產已經完全融入了其他文明之中。但歷史不會中斷，現在「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國家、城市，在某種意義上，不就是這些古老的絲路國家和城市的延續嗎?

原文載於《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