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啟蒙與絕望：一部社會理論史》，作者：[英]傑弗裡·霍松，譯者：潘建雷、王旭輝、向輝，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19世紀70年代早期，斯賓塞發表在《當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的一系列文章闡明了他的社會學抱負，這些文章差不多立即在1873年以《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為名集結出版。斯賓塞還在他人的幫助之下著手收集大量各類社會的事實，它們在1874年之後以《描述社會學》為名相繼面世。1876年到1896年之間，斯賓塞發表了不朽的《原理》（Principles）。總的來說，這是一項傑出的成就，但也很混亂。斯賓塞主要的學術努力的失敗，是試圖把現在看來截然不同的東西整合為統一的發展進程，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失敗，而是18、19世紀所有斷言宇宙發展統一性思想家的失敗。例如，斯賓塞似乎總是認為，各種有機體的歷史發展（我們現在稱之為「進化」）和單個有機體的生命進程是相同進程的不同方面。同樣，他似乎把不同類型社會的前後發展等同於單個社會的內部發展。斯賓塞的總體觀點是，社會在發展中呈現出結構的分化及相應的內部功能專門化，這個觀點已經以各種方式滲透到關於現代社會學觀點的多數空洞思潮之中。根據當時約定俗成的區分，斯賓塞指出，早期社會可以稱之為「軍事」社會，其特徵是面對惡劣的環境，社會缺乏分化:與最原始的有機體一樣，外部堅硬與內部同質。後來的社會是「工業」社會，它與高級的有機體類似，主要以相對巨大的內部分化為特點，經濟學家稱之為「勞動分工」。斯賓塞認為，個體化的基本傾向「大範圍」發生作用，這推動了軍事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機械因果論和目的論的結合十分明顯。當時一些批評者指責斯賓塞無視事實，其實不然。到19世紀70、80年代，斯賓塞對進化的穩定性不再那麼理直氣壯了，而且也以悲觀的態度欣然承認可能存在暫時的倒退。他不得不說，結構複雜的「軍事」社會，諸如英國統治之前的澳大利亞各個社會，只能解釋為是先進形式的倒退。儘管如此，斯賓塞也毫不放棄他的總體社會學體系與一般預設，其社會學體系與生物學、心理學和倫理學一樣，都源自一般預設。
然而，除無視各種類型的發展之外，斯賓塞也十分困惑於社會進化的其他三個方面:競爭的作用、專門政治機構的意義、各類有機體與各類社會的類比。現在人們經常說，斯賓塞是社會競爭有益說的熱情倡導者，雖然社會競爭對斯賓塞到底有多重要尚不清楚，但這一稱謂肯定是不對的。批評家經常提到斯賓塞早期的論著《人口原理》（Aprinciple of population），這篇論著讓他備受關注（遺憾的是，他沒有在馬爾薩斯那裡發現世代延續的動力，而達爾文發現了），斯賓塞在文中指出，數量的增加有利於適應者通過成功的競爭淘汰不適者獲得生存。批評者還提及斯氏「最適者生存」的措辭與美國人對他的認可。但這有失公允。這篇早期論文只是一篇早期論文而已，當時對斯賓塞本人意義並不像其他人那麼重要。美國人深深誤解了斯賓塞。在《社會學原理》中，人們期望發現許多涉及鬥爭和競爭的段落，事實上幾乎沒有。他確有討論鬥爭與競爭的地方，但不論怎麼看，都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他在某處談到了先進社會內部的競爭促進了活力和個體化（以及進化和進步）；他在另一處談到了社會之間的競爭既促進了人口的增長與勝利者的異質性，也促進了社會的活力、個體、進化與進步;但在其他地方，他卻提到了鬥爭減少與「文明」社會進化的關係。其實，斯賓塞有時必須自相矛盾，因為他既試圖論證（到目前為止），競爭促成了進化;又試圖論證，隨著個體化的各部分日益認識到，它們在充分發展的「工業」社會的複雜結構中是相互依賴關係，利他主義必將成為未來社會的特徵。在閱讀《倫理學的素材》（The Data of Ethics）之後，華萊士有力地質疑說:「唯有進化……能解釋高級、熱情的利他主義的形成。」
同時代其他一些人批評斯賓塞政治觀點的模稜兩可。斯賓塞顯然厭惡一切規章制度，希望個體能有儘可能多的自由，同時也完全不妨礙他人的自由。但他也認為，「不論是個體有機體，還是社會有機體，都有一個以支配中心及各依附中心為特徵的複合調節系統，而且支配中心的規模和複雜性在日益增長。」個體有機體發展精細的大腦;通過類似似乎意味著，社會在發展政治。但為了維護他的政治偏好，斯賓塞宣稱，在工業社會中（規模更大、分化更深的社會），「沒有必要再通過共同的力量聯合個體行為，使之隸屬於某種整體行為」，據此直接否定了上述源自一般預設的推論。斯賓塞似乎認為，每個人能自發認識到他的個體性歸功於他人個體性的保全，就足以確保社會秩序（這一論點顯然含混不清），這一觀點遭到了若干人的非難，認為下層階級會用另一種奴役狀態來代替個體對整體的隸屬。
政治問題的困惑引出了第三個困惑。這一困惑源於斯賓塞對個體有機體與社會有機體之間的結構、功能與進化進行無止境的比較。實際上，「結構」和「功能」等後來美國社會學界和英國社會人類學界風靡的術語，幾乎都來自斯氏的比較。然而，這些術語引發的學術困惑與斯賓塞引發的困惑不同，至少在社會學界如此。斯賓塞的比較不只是隱喻，人們通常稱之為「類比」，這太輕了，對斯賓塞來說，它們是直接對應。所有的現象都遵循同一發展過程，而且最終都是同一原因的結果，即力的恆常持久性。這意味著，斯賓塞不得不認為，實際上是斷言，必須用相同的術語來描述這些現象。但他這樣做，必然陷入空洞的荒謬或者自我矛盾。斯賓塞或者陷入毫無啟發且相當滑稽的平行論證，就如神經與電報線的比較；或者，陷入各種例外情況的混亂狀態，例如，個體有機體有一個意識中心，而社會有多少成員就有多少意識中心等事實，這讓斯賓塞的比較及其所依據的理論毫無道理可言。當然，毫無道理的結果並不奇怪，因為它直接來自斯氏的假設，即個體現象與社會現象之間表面的相似性，也就是各自進化過程中出現的現象，表明了更根本的東西，然而事實似乎是，相似性的確是表面的，更根本的事實是個體有機體與社會有機體的顯著差異。簡而言之，這一混亂與上述兩個一樣，只是斯賓塞總體進化論的基本混亂的特殊案例。
如果說19世紀50與60年代，斯賓塞闡述的理論，一些同時代人可能願意相信，另一些人則認為沒有必要相信，那麼到19世紀80年代，他在闡述相同理論時，前一群人可能不再接受，後一群人則堅決拒絕，不過另有新的一群人逐漸認識到斯賓塞理論的必要性，儘管他們內部意見不一。
赫胥黎屬於第一群人，他是一位熱情的進化論者，一貫同情斯賓塞的事業（他曾經含糊宣稱，「宇宙至始至終是同一的」），直到19世紀末，他才提出與斯氏旗鼓相當的進化理論。之後，赫胥黎批判了斯賓塞，但沒有指名道姓。這發生於1893年牛津大學一次討論熱烈的講座，赫胥黎的主要觀點是，「社會的倫理進步不依賴於模仿宇宙的進程，更不是遠離它，而是與之鬥爭」。赫胥黎說，社會進步的目的是，「鑑於現有的總體狀況，倫理最善者應當存活，而不是湊巧最適應的人」。有人懷疑，他只是提出了一個進化的道德自然主義的變種，為此他辯解說:「我們稱之為善良或美德的倫理最善實踐……不是導向最適者生存，而是儘可能多的適應者能生存。」斯賓塞在致友人的信中憤怒寫道，這場講座「充滿了荒謬的假設，假定『進化的普遍原則』應用到有機世界時，只限於個體面對殘酷環境的生存鬥爭，而與社會組織化的發展或人的心智在組織化過程中的改善無關……[這一假設]回到了舊的神學觀念，讓人和自然相對立」。斯賓塞撰文反駁，在一篇名為《進化的倫理學》的論文中，他指出，赫胥黎手頭有自己的著作，他本不該有此看法，這真是咄咄怪事。然而，考慮到斯賓塞關於競爭狀態的混亂說法，以及他關於利他主義必然出現的無力論證，赫胥黎對斯氏著作的解讀並非完全沒有道理，而且還有歷史的意義，因為這實際上是包括赫胥黎在內的所有人解讀斯賓塞的方式，不論他們有沒有閱讀過斯賓塞。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為斯氏理論給人的印象。但部分也是由於當時人們普遍在斯賓塞與達爾文之間劃等號的緣故，他們兩人的觀點都那麼模稜兩可，的確，達爾文是以競爭為理論核心，可他通常不做道德推論。
赫胥黎、華萊士以及其他生物學家，熱衷於斯賓塞的理論觀點，卻對斯氏的倫理推論不以為然，他們可能是斯賓塞後期批評者中最有力的人。還有一群人，他們對自然史和生物進化沒有直接的興趣，而是徑直關注個人主義與自由放任的社會的進步，但他們人數更龐大，19世紀50、60年代，他們心照不宣地贊同所謂的斯賓塞願景，但到19世紀80、90年代則堅決拒斥，而且讓人們覺得他們一貫都是拒斥。19世紀中葉，人們還可能秉著良好的信念相信，自由資本主義孕育了道德的善，而且這與事實也沒有太明顯的矛盾。然而，經過19世紀70年代的衰退和關於可怕的都市工業生活的證據日益增多，以及勞工階層本身的訴苦，即便是最麻木的人都會認為自由資本主義是一場失敗。查爾斯·布思寫道，「無助感侵襲所有人」。因此，那些致力於進步的人，即自覺啟蒙的知識分子階層，認為社會的進步，與其說是用理性幹預來維護系統，不如說是用理性幹預來控制它，減輕其負面效果。事實上，斯賓塞早期的同儕幾乎沒有活到19世紀80年代末或90年代，甚至在這時，斯賓塞就已經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老人，但這時這一群人不再是那些心照不宣支持其主張的人，而主要是他們的道德、學理乃至字面的繼承者，主要是他的老友波特（Potter）的女兒比阿特麗思這樣的人，比阿特麗思和她的丈夫西德尼·韋布是19世紀末期理性控制自由資本主義運動的傑出代表。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各種自由放任主義的意識形態，不論是所謂的斯賓塞社會進化理論，還是主流的政治經濟學，都不能滿足「現實的需求」，是基於「一系列與觀察到的現實生活相去甚遠的假設」。因而他們拋棄了這些意識形態，主張更積極、進步改革的治理規劃（但還是漸進的）。他們的規劃賦予政府一種更積極的角色，一個政府早已經承擔的角色，即便是默默承擔的，但斯賓塞堅稱，「我相信，我們邁向的社會形式，是一個政府儘可能化約到最小的社會」。
然而，這些知識分子對斯賓塞結論的特定拒斥仍保留了他的精神，即，忠於認定的科學進程，忠於當時稱為而如今更含糊不清的「實證主義」，這也差不多是整個19世紀英國社會分析的精神。但他們對斯賓塞類似的道德與政治意圖的拒斥，就沒有保留他的精神。因為當時英格蘭的社會分析，尤其是政治分析中出現了一些人所謂的唯心主義概念的復興，但其實只是引介，一直到19世紀末期，唯心主義的概念都只流行於英格蘭的文人雅士中。古典政治經濟學日益蒼白無力，人們對斯賓塞和其他人關於競爭的膚淺論證的厭惡，對經驗論與理性主義傳統在認識論與道德上已然破產的信念，尤其是牛津大學反對正統神學的思潮，所有這一切都引發了人們對唯心主義哲學泛泛的興趣，特別是康德與黑格爾的哲學。斯賓塞誤判了唯心主義哲學的吸引力。在世紀之交寫給通訊者的信中，斯氏稱唯心主義哲學是「舊世界的廢話」，而且與他的觀點「截然對立」，他斷言唯心主義哲學「純粹是所謂正統的最後避難所」。斯賓塞寫道，「正如我在某處所言，對不可思議的學說，最好就是用不可理解的命題為之辯護」。事實上，英格蘭和蘇格蘭是以自由主義改革而非以反動的名義，運用了康德與黑格爾的倫理學，為一種進步狀態的合理目的與行為進行辯護。
然而，針對斯賓塞的第三種反應是熱情支持，而不是批判，但斯賓塞可能認為，而且確實認為，他們的觀點也來自曲解他的社會進化論和倫理學。對弗朗西斯·高爾頓和卡爾·皮爾遜等人來說，通過競爭獲得生存的一般學說暗示，在19世紀末期，那些痛苦廣為人知的人們顯然是不適應的，儘管斯賓塞表示異議，但他的一些論點清晰表明他持有這種觀點。皮爾遜警告說，「向所有人提供教育服務，提供最低工資與免費醫療設施，……你會發現無力就業者、墮落者與身心脆弱者會增加而非減少」。三十六年前斯賓塞就寫道，「由於人為保全最不能自我照顧與行為最惡劣的人，社會的品質在道德和知性上都在降低」。對費裡、馬克思和恩格斯等其他人而言，通過競爭獲得進步的信條，似乎為階級鬥爭的社會主義綱領提供了一套更普遍、更科學的基礎。對還有一些人來說，可以進一步概括集團化的競爭，為普遍的國際掠奪與特定的帝國主義擴張辯解與正名。
因此，在1870年到1914年期間，以上三種觀點的來龍去脈讓人很困惑。「社會達爾文主義」與達爾文本人近乎毫無瓜葛，達爾文主要關注物種演化，而且從主張有差別的自然選擇變異，回到了主張獲得性特徵的遺傳，至少部分如此。達爾文稱斯賓塞是「我們偉大的哲學家」，後者讓「進化」概念大眾化，並斷言利他主義在社會生活中的終極必然性，他認為自然選擇不能充分解釋進化，這部分是因為他混亂的思想在讚頌激烈的鬥爭。實際上，到20世紀前後，達爾文與斯賓塞幾乎都成了一系列理論的象徵，這些理論經常前後矛盾而且總是泛泛空談，它們要麼用來解釋、論證各種各樣的自然和社會現象，要麼為一些人提供了一個巨大但不清晰的靶子，這些人與進化學說辯護者其實差不多。實際上，「進化」與「自由主義」一樣，它們的意思越來越多，但也越來越少。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責任編輯： 安梁_NN2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