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1897年，嚴復在發表的《天演論》中提出「物競天擇，優勝劣汰」。兩者看似相差無多，但無論是在社會還是在生物角度看，兩者都不能一概而論。嚴復翻譯《天演論》，對原文進行了大幅度的裁剪，而後提出了一種思想—即現在慣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下文簡稱社達）。此後，社達成為了清季民國人們口中的圭臬，這個理念幫我們走進了殘酷的叢林，迎來了相當的富強，可也讓許多中國人忘了一些東西。
首先得明白什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簡單來說就是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動物一樣，優勝劣汰，強大的生存下來，弱小的無情淘汰。這個要放在現在，在場面上當然是人人唾棄，畢竟「人人平等」，把人搞的跟動物一樣，那「人」何必再稱為「人」？我們身為人的優越感也不允許我們遵從動物的「叢林法則」。但是社達與動物界的叢林法則還是稍有不同，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與嚴復提出的「進化論」也是有區別的，我們必須要搞清楚三者之間的差別。
達爾文的進化論針對於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大家都是慢慢隨著環境的改變慢慢進化來的，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套法則卻不適用於「高等生物」的人類，人類需要適應的環境和大自然的生物不同，我們不再是單純的適應「自然環境」，我們更需要適應的是「人類社會」。而且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更傾向於「適應」，說白了，大自然就是甲方，它是老爺說啥就是啥，它改變一點，作為乙方的生物就需要被動的去迎合它，隨著它改變一點兒。
而嚴復提出的針對於人類的「進化論」，更多的強調的是「生存」，只有強大的一方才能生存，弱小的滅亡也是「常情」。在人類社會裡，我們不是被動的去「適應」，而是主動的去變強。在人類社會這個「自然環境」裡，人類掌握了主動。只有主動的去成為強者，才能獲得生存的機會。「強者為尊」這就是嚴復提出的關於人類的「進化論」。
那麼人類是否適用於這一套人類的「進化論」呢？自然是不適用的。畢竟人類是有「道德」的，我們的同情心讓我們趨向於關懷弱者，「強大的」固然能活的更滋潤，但「弱小的」也絕不至於被「淘汰」。但在嚴復提出「社達」的當時，可不像如今朗朗乾坤，太平盛世。
嚴復翻譯《天演論》時，清政府正是強敵環伺，甲午戰爭戰敗，籤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後被列強蠶食剝削的時候。尤其嚴復還是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批畢業生，後來到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教習，之後又升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自己身處海軍界，北洋艦隊中又有許多他的同學，學生，朋友，自然對號稱「無敵之師」的北洋水師自然寄予厚望，哪知道在隨後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中，北洋水師就像一隻紙老虎一樣，一碰就碎。
這對嚴復的打擊可不小，突然間許多同窗、學生、好友戰死，傾注了大量心血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他「夜起大哭」，「心驚手顫，書不成字」，但又能如何呢？這場戰爭打醒了無數中國人，他們一臉驚詫，悲痛、憤怒、不解茫然。中國的出路在哪呢？嚴復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既然武備不能救國，那就來文的吧。於是他拿起了手中的筆，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原強》、《救亡決論》等文章呼籲變法。
嚴復是維新變法的忠實擁簇，「拿來主義」他用的也是純熟。1897年，43歲的他開始在《國聞報》上連載他翻譯的《天演論》，並提出了「信雅達」的翻譯標準。說來有趣，這「信雅達」的翻譯標準不僅適用於外文翻譯，也同樣適用於文言文的翻譯，相信大家在高中的時候也沒少聽語文老師嘮叨。這同樣也證明這條翻譯的標準哪怕到了現在也依舊沒有「過時」。然而嚴複本人翻譯的《天演論》卻並沒有遵守自己定下的這條翻譯標準。
《天演論》的原著，是赫胥黎所作《進化論與倫理學》。這本書其實更強調後面這個「倫理學」，原因是赫胥黎在看到英國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後，在國際社會上橫行霸道、在國內更是不體恤老百姓，於是他在這本書中痛罵野蠻殘暴的資本主義，同時呼喚道德、呼喚倫理，由此來創造一個和諧仁慈的社會。顯然這和東方的儒家精神是相符的。
但嚴復卻把赫胥黎的這一長段關於道德和倫理的論述刪去，只留下了關於進化論的部分，而後提出了適用於人類的「進化論」，即「社達」。基於此，嚴復的翻譯與原著出入就不少了，畢竟主題思想都給人家改了。但嚴復之所以「借題發揮」也不是沒有道理。
畢竟在那個貧弱的時代中，中國人認識到了：和流氓、強盜一般的列強講倫理道德是沒有用的。中國必須要走進叢林，適應叢林法則！要前進，前進，不惜一切代價的前進！因為如果不前進，你連講道德的資格都沒有。
《天演論》的發布警醒了人們：再不努力就要亡國啦！嚴復也沒把話說死，沒說一定就會亡國，大家努力變強還是有救的。通過競爭，變成強者，就能避免滅亡。這話點醒了不少人，《天演論》也因此大受歡迎，一時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都成了熱詞，魯迅對《天演論》愛不釋手，胡適更是因此改名「適之」，取得就是適者生存的意思。之後《天演論》甚至成為了中學生教材一般的讀物，其影響不可謂不大。
其實也不難理解，當時政府屢戰屢敗，又籤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已經把天朝的臉都打腫了。此時嚴復提出「優勝劣汰」，大家一想，可不是麼，就是因為落後，所以就一直在挨打，這教訓給的還不夠嗎，年輕人的心和血總是熱的，燃燒起來就形成了一股救國風潮。
「社達」驚醒了當時的國人，激發了他們「競爭」的熱情，就像一顆不起眼的石頭落入了一潭死水，漾起層層漣漪。死水也仿佛有了生機。對於當時的中國，「社達」有其可取的一面—警醒國人，激發了國人救國的鬥志。
但是回顧百年歷史，我們仍然發現：「社達」過於強調競爭，而忽略了合作。一味追求「強」，把西方文化奉為上等，看不起甚至丟棄了中國文化，尤其將追求「和諧」的精神拋棄、追求「同情」的精神拋棄，這屬於得不償失，道德的慢慢沉淪，多有社達思想的功勞。
而且長期把「洋人」當做應該學習的「強者」，造就了了不少「洋大人」，讓不少人丟掉了民族的自尊，崇洋媚外。其次信奉「優勝劣汰」也無形中也把「權貴」的不合理地位合理化了，未嘗不是在鞭策中下層人民更加賣力，而權貴階層更加穩固。
而到如今，今非昔比，國人已不需要看別人眼色過日子。我既非道學家，不想要復什麼「三綱五常」的所謂「國粹」，只是想要反思這讓中國進步卻又退步的思想。我們是時候丟掉一些「社達」的壞毛病了。
我們要什麼呢？簡單來說四個字：人文主義。
再縮小點、簡單點說：人總得有同情之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