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冬，吾球君在福州著名景點「三坊七巷」中，根據定位找到了這家 「嚴復翰墨館」。
但它其實並不難找，因為佔地足足有3000多平方米。這不禁讓人感嘆，在這樣一個遊客絡繹不絕、寸土寸金的地方，居然還留了這麼一塊地方給了這樣一位前輩。
相比較老鄉林則徐，嚴復並不太為人所熟知。不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正是由他引入中國。1898年，嚴復迻譯的英國學者赫胥黎《天演論》刊行，一經問世，便產生了巨大社會反響。
除此外，他還成功地翻譯了亞丹·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爾的《群學肄言》、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和《穆勒名學》、孟德斯鳩的《法意》等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名著。
最早讀到《天演論》譯稿的，便有桐城派最後一位宗師吳汝綸。在《天演論》翻譯過程中，嚴復便常與吳汝綸，以及錢塘夏曾佑相切磋。日後，吳汝綸還為此書寫序。
讓吳汝綸嘆服的，一個是其中「人之爭天而勝天」的思想，一個則是此書的文學價值。也就在《天演論·譯例言》中，嚴復首推「信、達、雅」為譯事楷模。
在一些研究者看來，1854年生人的嚴復，因父親病逝早早放棄走科舉「正途」，後求學福州船政學堂，以及赴英學習海軍，1879年畢業於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讓嚴復之文崇尚西學，不以桐城之學為根基，但是他與桐城之間的關係頗為密切。
除了與吳汝綸相往還，他還曾接受姚永概的盛情邀請，於1906年出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而他的塾師金子善也正是桐城人士。
正是這些親密關係，讓嚴復吸取了桐城之文重視文法的特點，其文章深受桐城古文影響。
儘管譯著介紹的多是西方思想和文學，但是他和林紓等人成功地運用古雅的文體翻譯，使這些包涵著嶄新思想的譯著，能為舊式士大夫所接受。
《天演論》刊行後，連魯迅也以詼諧的筆調為之稱讚：「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地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子吳汝綸，不禁說是『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了。」
某種意義上，正是嚴復、林紓以翻譯之手段，繼續恪守桐城家法，讓桐城派在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時，有了繼續前行的力氣。
今天，嚴復翰墨館嘗試用卡通的形式，讓嚴復在當下為更多年輕人所了解，和喜愛。
1912年，已是60歲的嚴復被當局聘為北京大學的校長。嚴復又聘請姚永概來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其兄姚永樸為教授，桐城派又一次登上北大文科講壇。
但這似乎是桐城派最後為數不多的輝煌了。1920年1月，當局通令將小學一、二年級的國文一律改為語體文，同年4月又規定凡過去編的文言文教科書到1922年以後一律廢止。此後，大中小學文言文教材逐步被白話文教材所代替，各種報刊更是爭相使用白話文，以示跟上時代前進之腳步。
也正是1921年7月，從桐中走出來的朱光潛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話作品《福魯德的隱意識說與心理分析》，發表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東方雜誌》上。
對深受桐城派文化影響的朱光潛來說，從文言到白話無疑是一種「脫胎換骨」。當年，他對錢玄同等人那種直接喊出「桐城謬種」這一無異於挖桐城人祖墳的偏激之言，憤慨異常，但作為一個接受現代教育的現代青年，經過一番劇烈的內心衝突，終於「看出新文化運動是必需的」，並「放棄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學著寫起白話來了」。
事實上，就連嚴複本人，在融入桐城義法之餘，也有明顯的口語化和白話化傾向。在他作品《論譯才之難》中，「中土」「萬萬不能」「洋語」「鄉談」「語言」已近俗語。
就像寧波人在歷史大轉折時期，接受新鮮事物，創辦了銀行，從而殺死了自己的看家本領——錢莊，使得他們又一次站立在歷史舞臺的中央。這種背叛其實是對自己生命的豐富和延伸。
如果我們能跳出「古今之爭」，你就會發現，講究務實以及經世致用的桐城派，其實是一直將變革當成了自己內在的主旋律。
它們並不迂腐，也並非泥古不化。不讀懂這些，你就很難理解，像桐城這樣一個文都，為什麼會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為鄉鎮企業的排頭兵（具體故事將在下期「吾球商業地理」呈現）。
更重要的是，當所有人都往前跑，甚至棄舊學如敝履之際，它們卻在注重變革的同時，也不廢傳統。不管何時何地，內心總會藏著一份家國情懷。
這也是「嚴復翰墨館」力推嚴復的緣起。他不僅有著高超的藝術素養，更在於其多年來一直救亡圖存，並提出了救國夢、強國夢、興國夢。在今天這樣一個處於重要變革期的中國，仍有積極的意義。相應的，整個桐城派也應該被重新發現。
此外，桐城派還注重修身養性，以德服人。當下的桐城，正濃墨重彩地推出又一塊文化——以六尺巷為代表的「禮讓」文化。故事正和張英有關。他在處理家族與鄰居爭地糾紛時，沒有以官壓人，而是主動提出「讓它三尺又何妨」，結果感動到了鄰家，最後雙方各讓三尺，於是便有了這六尺巷。
六尺巷，位於安徽省桐城市的西南一隅，全長100米、寬2米，建成於清朝康熙年間。2019年2月22日上午，作為桐城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桐城市六尺巷片區（含張府、吳府）恢復與修繕PPP項目開工。
還需要將桐城派重新請回來的原因是，它們有著鮮明的「義利觀」，提倡「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強調「以德教為之本，禮教為之用」……
儘管這種高蹈的道義，往往陷大家於戴名世《錢神問對》中的尷尬局面，但是，面對著當下利益和社會階層明顯分化，人心浮躁，以及有著功利、金錢、美色等多種誘惑，它何嘗又不是一種非常剛需的猛藥？！
某種意義上，要想建設和諧、富強、文明的社會 ，桐城派不可不提。在今天，它不再是錢玄同等人眼裡的「謬種」，換句話說，是「有種」。
不過，重新發現桐城的同時，還需要注意的是，桐城派之所以發展壯大，在於自身的「兼容並蓄和而不同」，在於眾人拾柴火焰高的結果。
沒有像曾國藩、嚴復、林紓，以及梅曾亮、管同等人的堅持與傳承，桐城派也不會有往日的光芒。今天，我們也同樣需要用開放的心態來面對桐城派，它不僅屬於桐城人，更屬於為之付出和堅守的任何一個人，和任何一個地方（比如今天的樅陽和銅陵）。
桐城，這個曾盛產桐油的桐子國，在今天依舊能為這個世界，持續提供光明。
此文為吾球商業地理《天下文都唯桐城》第五章，對桐城故事有興趣，請關注本壹點號《天下文都唯桐城》此前相繼推出的四篇文章。
採寫 | 王千馬（中國企業研究者，中國商業地理寫作第一人。出版有小說《媒體這個圈》、《無所適從的荷爾蒙》，主編有《無法獨活：致餵大的年輕人》、《不焦慮的青春》，近年來相繼推出《重新發現上海1843-1949》、《海派再起》、《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玩美：紅星美凱龍30年獨家商業智慧》以及《新製造時代：李書福與吉利、沃爾沃的超級製造》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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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大腰精
製作 | 粉紅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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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都唯桐城》在創作中參考了：《桐城派士人的遊幕生涯》，張秀玉，《安慶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清代桐城派文人治生研究》，張秀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豐碑還是謬種 桐城派的二百年沉浮》，師之app；《發揚桐城派」崇文重教」之傳統》，方雲龍，安慶文聯；《鴉片戰爭前後桐城派經世致用思想的嬗變及其原因分析》，康立厚；《桐城派與嘉道時期的經世致用思潮》，曾光光；《桐城文化淺說》，張澤國；《戴名世論》，張繼禾；《姚瑩：文武兼備、「皆堪大用」的一代奇才》，陳友冰；《略述《康輶紀行》的史料價值》，劉建麗，《西藏研究》2011年第2期；《康輶紀行校箋》，（清）姚瑩撰、 劉建麗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7月版；《吳汝綸棄官從教辨析》，董叢林，《歷史研究》（京）2008年第3期；《吳汝綸與我家三代的書香師友情》，六尺巷文化；《吳汝綸與《天演論》——寫在桐城中學建校110周年之際》，李國春；《論吳汝綸教育思想對桐城中學的影響》，劉惠 ，《江西師範大學》；《論嚴復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張玥; 《嚴復與姚永概》，張皖生；《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劉夢溪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桐城古文學派小史》，魏際昌，河北教育出版社；《朱光潛學術人生的通達與執著》，錢念孫，《光明日報》……等文獻/文章，及圖片，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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