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達爾文》[美]浦嘉珉 著/韓永強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009年有些特別，剛剛過去的2月12日是達爾文誕辰200周年，將要到來的11月24日則是《物種起源》發表150周年。在今日之中國，仍有許多人嘗試著製造永動機、反對相對論，卻很少有人再懷疑人類的祖先是猿猴。可以說，達爾文和他的《物種起源》在中國的認可度已遠遠地超過了孕育他和它的英國。甚至，在上海還有一條「達爾文路」，這在中國實屬殊榮。耐人尋味的是達爾文在中國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並非緣於《物種起源》，而是與進化論相關的另一本書:《天演論》。
嚴復譯《天演論》本是英國人赫胥黎維護進化論的著作《進化論與倫理學》。奇怪的是作為著名翻譯家，嚴復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並沒有遵守相應的翻譯規則——忠於原文，而是在借鑑部分原文的基礎上，添加了許多個人的理解與發揮。同時，還加入了他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體悟，以至於連原作者本身的學術立場都變了味道。因此，《天演論》更像是嚴復借著赫胥黎舊瓶裝了自家理解進化論的新酒。然而，這瓶在翻譯界被當作反面案例的新酒，卻醉了整整幾代中國人。從康有為到梁啓超，無論是孫中山還是毛澤東，都將《天演論》中呈現的進化論當作引領中國走出陰霾、重建國威的一線天光。作為興於異邦的生物學說，進化論是怎樣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它在被稱為東方睡獅、飽受戰火和外族侵略的古國崛起歷程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恐怕，這絕非兩三句話能說得清楚。
浦嘉珉，一個有著中國名字、中國妻子的外國人，正試圖用《中國與達爾文》來回答這個問題。
《中國與達爾文》長達505頁，主要源於浦嘉珉師從費正清與史華慈時做的博士論文，歷時13年。此書無論拿在手裡，還是讀在眼裡，皆能感覺到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尤為可貴的是，讀這樣一部純學術、大部頭的譯著時，竟絲毫沒有翻譯的生澀和學術用語的晦澀，反而如行雲流水一般酣暢，著實讓人平添了幾分驚喜。
任何一個學說在異域的傳播，似乎都需要一個合適的契機。嚴復意譯《天演論》恰逢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內外交迫之時，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正在「公車上書」要求變法，進化論主張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竭盡心力給舊中國尋求新出路的知識分子們指明方向。按理說來，進化論本是強者的福音，但恰恰是物種滅絕的「威脅論」給羸弱的中國帶來了希望，那就是:如果中國人起而抗爭，就能給自己希望。
顯然，嚴復在此時翻譯《天演論》，也同樣出於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和思考，這或許是他選擇意譯的原因之一。不同的是，嚴復激進一些，將抗爭目標定為「聖人」，包括中國傳統的思想統治者和政治統治者。在他看來，正是「聖人」阻礙了中國民眾作為一個種族的對外抗爭，使其失去「進化」為適者的機會。而同樣備受「進化」一詞鼓舞的康有為則更多地藉助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將「進化」設想為一場合乎理想的「彬彬有禮」的改良。他提倡的「師夷長技以制夷」，要中國人向西方學習，並且團結一心、服從領導、一致對外。
作為晚清知識分子，康有為的思想不可謂沒有前瞻性，但作為政治家他顯然忽略了國不強、民不振背後更根本的原因——政治體制。有人形容封建王朝到晚清已是一座外表宏偉實則脆弱不堪的廟宇，剩下的只是千百年來留在百姓心中的一點信仰。鴉片戰爭以來，隔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廟宇的大門，先覺者開始張開眼重新看這世界，於是達爾文成了他們救中國的一根稻草。
康有為之後，梁啓超、孫中山、毛澤東無一不將進化論作為引路明燈，可最終引領中國走出困境的卻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然而，達爾文仍然功不可沒，他不僅為國民黨找到了推翻清政府的理論依據，也正是進化論為馬克思進入中國創造了條件，並為革命鋪平了道路。
浦嘉珉的這一說法很值得玩味，他似乎暗示，發生於20世紀的中國大革命中，各個相互競爭的政治黨派之間，實際上共享著同一種文化觀念。並且，其中的一部分沿襲至今，已經融入了當今中國的時代精神。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中國大地處處透著「進步」和「競爭」的影子。
不過，隨著「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之爭，人們已經開始重新審視「進化」是否就意味著「進步」，「競爭」的內涵也開始慢慢地從之前中華民族一致對外的「群」間競爭轉變為現在的群內「個體」之爭。應該說，這更為符合達爾文的本意。但在百年前的中國，嚴復和康有為等將「群」這個中國儒家文化中特有的概念糅入進化論，卻更為符合當時的中國國情。
正如浦嘉珉所言:中國人最初是通過道家、儒家、法家和佛教的眼睛來看達爾文的。但是，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似乎保存了中國傳統哲學裡的所有精華，將達爾文和進化論透過中國的傳統思維和文化內涵去理解和重新詮釋，並為中國所用。
達爾文在中國落地生根前，播下的便是本土化的種子；達爾文也未必決定了中國救亡圖存的道路與成敗。浦嘉珉只是用詳實精確的史料，將達爾文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留下的腳印、將意味深長的細枝末節娓娓道來。可以說，達爾文與其進化論對那些前僕後繼為振興中國而勵精圖治的仁人志士們來說，是書寫歷史的槍與劍——銘刻下溝壑，成為他們的呼吸與骨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