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之間:一部與時間作對的西方詩歌史》書封。
作為新一代的華人寫作者,李煒的視野橫跨文學、哲學、音樂、藝術等諸多領域,涉獵廣博,受到評論界的廣泛讚譽,更是在普通讀者中「圈粉」無數,被譽為「鬼才」。此前創作《嫉俗》《反調》《孤獨之間:一部另類藝術史》等作品,均獲得良好口碑。
日前,其最新作品《永恆之間:一部與時間作對的西方詩歌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9月18日晚,李煒攜新書與評論家張定浩、來穎燕做客思南書局·詩歌店,與讀者一同步入西方詩歌的秘密花園。
9月18日晚,李煒攜新書與評論家張定浩、來穎燕做客思南書局·詩歌店。
詩歌藝術並不會遵守進化論《永恆之間》既是一部詩歌史,也是一部詩人列傳。它所書寫的,既是有關詩歌、有關文學的歷史,也是肩負天才、最為敏銳的那群人在不同時代的沉浮遭際。詩人們的生活在李煒的筆下充滿戲劇感,而戲劇衝突之下隱藏的則是深切的體認與悲憫,包括奧維德、彼特拉克、魯米、荷爾德林、艾略特、惠特曼、普拉斯、狄金森、阿波利奈爾、聶魯達以及更為大名鼎鼎的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普希金等人,都在李煒的筆端登場亮相。
延續一貫的形式實驗,在《永恆之間》中,李煒打破了線性書寫的模式,採用了「逆時間」的方式安排章節。開篇從20世紀出發,一路回溯,十個篇章如同十個站點,讓人先後駐足於1930年代西班牙語詩歌、20世紀初法國詩歌、19世紀末美國詩歌、普希金時期俄語詩歌、歌德時期德語詩歌、莎士比亞時期英語詩歌、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語詩歌、西方迻譯中世紀波斯語和阿拉伯語詩歌、古羅馬和希臘化時代詩歌,直至古希臘時期詩歌。
李煒聚焦十個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詩人群體,通過敘寫他們各自的命運遭遇和精神歷程,直觀呈現其所處時代的詩歌乃至文學藝術風貌,連綴成一部縱貫三千年的西方詩歌簡史。在他看來,這種打破線性敘事的寫法,有助於讀者對藝術領域內「新」與「舊」的優劣之分進行反思。
「如果按照正常的方式來寫,這本書應該從古代一直發展到現在。」但李煒不喜歡「發展」這個概念,在他的理解中,藝術、詩歌並不遵守也沒有辦法遵守達爾文的進化論。
「現代詩歌並沒有比古代詩歌更高明或者更為美好,現代詩歌並不是從古代詩歌進化下來的結果。」儘管包括詩歌在內,藝術領域在技術方面確實不斷突破,但在李煒看來,這並沒有使早期作品無效或過時。
「早期的藝術作品依然重要。訣竅在於了解創作出他們的那些人所身處的時代、面臨的問題、擁有的選擇,以及他們如何、為何接受或拒絕這些選擇。」在這種思路下,李煒希望在這本書中為每一位詩人的創作提供上下文。不單是一個個文學背景,更是一幅幅文化全景。
這種「逆時間」寫法,非常對張定浩的胃口。他平時的閱讀習慣就是隨意跳讀,或者翻開哪裡就從哪裡開始閱讀。
在張定浩的理解裡,文學可能變得更加複雜,但並不一定是進步的。「就像奧登說類似於荷馬這樣的古典詩歌,情感很簡單,嫉妒就是嫉妒,喜歡就是喜歡,但是辭藻非常複雜,是用複雜的一套辭藻描寫簡單的情感。但是現代詩人常常是用簡單的詞彙描寫複雜的感情,因為現代人的情感往往是很多情感綜合在一起的,他的嫉妒困擾會比古代的更複雜,但這不是進化,只是變化。」
左起:責編呂晨、張定浩、來穎燕、李煒。
詩歌的時代過去了嗎?《永恆之間》的副標題是「一部與時間作對的西方詩歌史」,這常被理解為與本書的「逆時間」結構相關。但是李煒說,這只是表面之意。
「詩人,尤其是古代詩人,他們每一位都渴望自己的作品永垂不朽,可是為什麼這樣的美夢很難,甚至基本上都無法實現呢?因為他們都沒有考慮到一個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叫『時間』的問題。時間很容易讓我們忘記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所以任何詩人想要名留青史,必須和時間作對,和時間對抗,這是我副標題另外一個意思。」
李煒說自己是一個悲觀的人,而在寫這本書時,更是越寫越感到悲觀。他越寫越確定詩歌輝煌的時代確實已經過去了。
「在今天,大家都說詩歌依然重要,是每種文化的核心部分,但實際上根本沒人在乎詩歌。」他看到,人們從學校畢業後,絕大多數再也不會閱讀任何一本詩集,哪怕是莎士比亞。
在來穎燕看來,這個課題也可以擴大為文學或者藝術的時代是否過去。這讓她想到一本書裡一句話,大意是人其實都是自帶兩副靈魂,一副由內向外看,一副由外向內看。她覺得對一個時代而言,同樣可以作這樣的觀察。身處時代中的我們,如果從外向內看,會看到制度改變、環境變遷等很多外在的變化。但如果從自己內心往外看,就會發現很多東西並未隨時間而變,在我們的心靈層面,它們是永恆的。
「詩歌就是這樣,它是我們內心本能的需要。」 來穎燕認為,通過詩歌或藝術,我們會發現生活更多的可能性,找到更為廣闊的生命體驗。「詩歌的時代可能會過去,但從內心出發,我們都會在某個角落需要詩歌和藝術。」
相比於唐朝那樣一個詩歌輝煌的標杆時代,張定浩當然同意詩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他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任何時代都要過去,包括詩歌的時代,但是詩永遠不會過去,熱愛詩歌的人也不會過去。」
李煒(右一)。
所有詩歌幾乎都翻自原文有朋友或讀者在讀完《永恆之間》後,常常會問李煒為什麼不寫產出過密茨凱維支、米沃什、辛波斯卡等詩人的波蘭詩歌。李煒的回答很簡單:不懂他們的語言。
在動筆之前,李煒給自己定下了唯一一條規矩:只細說那些他讀得懂原文的作品。是的,《永恆之間》中的文本涉及十餘種語言文字,除了像波斯語、歐西坦語等極個別情況外,包括西班牙語、法語、俄語、德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的文本均由李煒從原文翻譯為英文,再由本書譯者袁秋婷翻譯為中文,兩人之後再對中譯本切磋琢磨。
張定浩認為,李煒能夠在多種語言間穿梭是他很重要的生命經驗,對翻譯來講是非常切身的經驗,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把講中世界波斯和阿拉伯那一章《譯》寫得那麼好。不過在他看來,儘管弗羅斯特講過詩歌即翻譯過程中丟失的部分,但是也有詩人認為詩歌是翻譯中保留下的東西。這兩種觀點並不矛盾,是互補的關係。不管是中文世界的埃茲拉·龐德,還是英語世界的李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被誤讀,但是偉大的詩歌總是能抵抗住翻譯乃至錯誤翻譯的考驗,「他們的詩歌依然成為了彼此語言中非常重要的作品。」
來穎燕以李煒在《譯》這一章中龐德譯李白《送友人》為例說,龐德將「青山橫北郭」的青山翻譯成「blue mountain」(藍山),這顯然是一個誤譯。但正因為藍字如此不恰當,卻賦予了這首詩在西方先鋒藝術當中獨特的魅力。
「一般而言,先鋒藝術是一種集體化的狀態,但同時詩人又擁有自己的主權,可以進行最個性化的表達,即使不夠準確,龐德這件事情依然做得非常有意義。」來穎燕如此說道。
在張定浩看來,譯詩的基本前提是譯作能不能成為詩,在此基礎上再討論準確與否的問題,「如果翻譯過來不是一首詩,所謂純粹的直譯是毫無意義的。」他十分欣賞雪萊的翻譯標準,「就是能不能激發起目標語言讀者跟原語言讀者同樣的情感。這首詩在中文世界裡激發出我這樣的情感,在英語世界裡同樣激發出這樣的情感,這首詩翻譯得就成功了。詩最終是要傳達情感,情感的準確比字句語法準確更重要。」
正如希望摒除文學藝術當中的「進步」觀念而採用「逆時間」結構,李煒堅持從原語言進行翻譯,也是出於回到現場、體察當時人最真實的情感的考慮。
「在我看來,你想了解一個詩人,必須了解他的原文。不然根本沒辦法看出他到底哪裡特別,優秀在哪,創新在哪。」
《永恆之間:一部與時間作對的西方詩歌史》書封(帶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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