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灑落的鮮血,曾讓一個不平凡時代的詩歌為之戰慄 | 一詩一會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德國思想家泰奧多·阿多諾曾道出詩歌在戰爭面前的無力。這句廣為流傳的名言也讓世人相信，當子彈橫飛時，文字總顯得無足輕重，因為它既不能消滅邪惡，也不能擊潰敵軍。

然而，古往今來的詩人卻不願在戰爭面前缺席。古希臘時期，荷馬就曾寫下描繪特洛伊戰爭的長篇史詩《伊利亞特》。古印度最著名的梵文史詩之一《摩訶婆羅多》也是以印度列國紛爭為背景，描寫婆羅多族的兩支後裔為爭奪王位繼承權展開的大戰。不過，這些寫下戰爭經典的詩人卻沒有一位真正踏上過疆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士詩人」才開始受到矚目。英國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就是其中之一，他於1915年應徵加入英國軍隊，年僅25歲便在戰場喪命。法國超現實主義運動的代表詩人之一紀堯姆·阿波利奈爾也曾在一戰中身負重傷，他在一首名為《戰爭奇蹟》的詩中寫道：「這些照明彈多麼可愛，照亮了黑暗。」

西班牙內戰期間，詩人參戰的熱情更加高昂，他們從各地趕來前線，許多人甚至不是為了守護自己的祖國。譬如，智利詩人聶魯達在開戰時剛好在馬德裡的智利領事館工作，他不僅寫下了大量獻給志願軍的讚歌，還組織了「反法西斯主義文人聯盟」，號召各國作家同仇敵愾保衛西班牙。1939年，馬德裡淪陷之時，聶魯達爭取到智利政府的授命，成功將首批兩千名西班牙流亡者移送至智利。

儘管在上述戰事中，詩歌都沒能讓正義戰勝邪惡，但藉由詩人與詩歌，我們卻能一窺戰爭時期的社會和文化風貌。這正是作家李煒在新作《永恆之間》的開篇談及的內容。在這部縱貫三千年的詩歌簡史中，李煒沒有按照一般詩歌史的寫法為詩人們分門別類，而是延續了他在上一部「另類藝術史」《孤獨之間》中的做法，隨主題變換敘述方式，以「戰」「新」「私」「名」「哲」「戲」 「學」「譯」「才」「傳」「序」十大關鍵字，勾勒出西方詩歌發展三千年曆程中最精彩的十個片段，也展現出那些站在歷史中心的人們的沉浮遭際。

在李煒看來，大多數文學史都猶如豪華巨輪，急於從一個「主義」衝向另一個「主義」，試圖將所有重要的人物和故事都收入囊中。因此，在創作《永恆之間》時，李煒選擇反其道而行之，只把聚光燈打在少數幾位詩人身上，讓每一人代表一個時代，一種文化，或者用他來探討一個話題。他相信，一個人物、一件事情、甚至一個細節的特寫，要比那些僅關注全局、在乎群體的「年鑑學派」提供的遠景更能照亮歷史。

經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永恆之間》中摘選有關西班牙內戰時期詩歌發展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永恆之間：一部與時間作對的西方詩歌史》
李煒 著  袁秋婷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07

「大詩人：一隻在水中噴墨的大烏賊」

文 | 李煒  譯 | 袁秋婷

01

雖不愛用悖論，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卻堅稱：「我們發動戰爭，是為了在和平中度日。」

正如他著作的標題所示，他是從道德的角度來談論戰爭的。也就是說，他理想化了自己的觀點。

在殘酷的現實中，戰爭並非和平的序曲，而是戲劇本身：一場堪稱「人類歷史」的戲劇。十九世紀普魯士軍事家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如此向朋友解釋：「永久的和平只是一場夢，甚至算不上美夢；戰爭是上帝對世界的安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沒有戰爭，世界將淪喪於物質主義中。」

毛奇語出驚人不到四十年後，有人提出了更加膽大包天的看法。說更加，是因為它剔除了上帝。這段文字出現在英國戰地詩人歐文（Wilfred Owen）的一篇序言裡。只可惜作者沒能看到自己詩集的出版。就在停戰協定僅差一周就要籤好時，英國最優秀的一戰詩人陣亡沙場。

死神確實喜歡玩這種帶著點反諷的把戲。她的另一大癖好，是扼殺剛萌芽的奇才。歐文喪命時，年僅二十五歲。

無論如何，歐文的序言旨在拆穿諸如亞里斯多德和毛奇這種信奉戰爭能帶來好處的智者：

這本書，無關英雄。英語詩歌還不配談論英雄。

它亦無關功績或領域，光榮或殊榮，威力或威嚴，主權或政權。它只關乎戰爭。

我尤其不關心的是詩歌。

我的主題是戰爭，以及戰爭所引致的憐憫。

在憐憫中自然能聽到詩歌。

這一招，確實高明。如此一來，歐文便不用直接讓詩歌與戰爭掛鈎，而是通過「戰爭所引致的憐憫」把兩者聯繫起來。這麼做，應該是出於無奈；歐文明白詩歌的地位遠遠居於戰爭之下。當子彈橫飛，炮彈炸裂，血肉四濺時，誰他媽的還在乎詩歌？

說實話，在不在乎詩歌歷來無關大局。重要的是人們對子彈和鮮血的熱愛。

自己的子彈，別人的鮮血。

所以這世上才一直有仗可打。

¡Viva la Muerte！

「兩個禿子為了一把梳子而爭鬥不休」——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如此形容英國和他的祖國在一九八二年打的那場仗。和當時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博爾赫斯對這場歷時十周的戰爭，既感到困惑，又覺得好笑。雙方交戰僅是為了爭奪巴掌大的福克蘭群島。

這應該就是西班牙內戰唯一的優點：沒人會嘲笑它。不但如此，就像發生在三年之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參戰者誰好誰壞，即便在當時也顯而易見。正如秘魯詩人巴列霍（César Vallejo）所言，壞的那一方在西班牙「大開殺戒」。他們屠殺了「小孩」連同「他報廢的玩具」。他們屠殺了「服飾華麗的羅森達爾阿姨」以及「對著馬兒說話的老亞當和在臺階上呼呼大睡的那條狗」：

他們殺死了那本書，他們槍斃了它的助動詞
以及孤立無助的第一頁！
他們殺死了專門為那尊雕像定製的柜子、
那位智者以及他的拐杖還有他的同事、
住在隔壁的理髮師——雖然他不小心割傷過我，
但仍舊是個好人，只是最近時運不佳；
他們殺死了昨天在街頭唱歌的乞丐、
今天路過時邊走邊哭的護士、
因為膝蓋僵直而行動不便的牧師……

西班牙內戰中遭到轟炸的村莊 圖片來源：圖蟲

但那些殺人狂依然不肯放下屠刀。最終的結果，似乎只有可能是西班牙詩人埃爾南德斯（Miguel Hernández）所寫的那樣：

只剩下老人的村莊。
沒有人來取的芳心。
沒有目標的愛。
野草，塵埃，烏鴉。
而年輕的一代？

在棺材裡。

樹木，乾枯地孤立著。
女人，像根木頭似的
躺在孀居的床上。
無法平復的仇恨。
而年輕的一代？

在棺材裡。

不過，說句公道話，根據歷史學家近些年來的研究，好的那一方同樣犯下了罪行。

即便如此，要說法西斯那一方沒做出更多喪心病狂的行徑，的確讓人難以置信。畢竟，這世上再也沒有比希特勒、墨索裡尼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更加窮兇極惡的組合了。如果能再補上東條英機，活躍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人渣極品，便統統到齊了。

這足以解釋為何西班牙內戰在當時引起了如此強烈的反應，尤其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僅說西語文壇，支持共和國政府的那些人——即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文人墨客——幾乎每一個都進了當代詩歌的名人錄。

可惜到頭來，正義還是敗給了邪惡。看來，詩人也沒能幫上多少忙。哪怕是一流的詩人。

02

滑稽的是，自古以來，吟誦戰爭的詩人層出不窮。十有八九——沿用博爾赫斯的比喻——皆是些又老又禿的傢伙在熱情洋溢地頌揚一個又一個滿頭烏絲的英雄壯士，描寫他們如何斬獲一把又一把精美絕倫的梳子。諸如《伊利亞特》和梵文史詩《摩訶婆羅多》，這些無論風格、文化還是背景都相差甚遠的作品，都花了大量筆墨在戰爭場面上。這些經典大作還有一個共同點：創作出它們的那些吟遊詩人，恐怕沒有一位真正踏上過疆場。

早在古希臘時期，荷馬就寫下了描述特洛伊戰爭的英雄史詩《伊利亞特》。圖片來源：圖蟲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士詩人」才不再是異類。這些文武雙全的人物不但書寫戰爭，還冒過槍林彈雨。無可避免的結果便是，他們當中有不少人英年早逝。譬如歐文。

同樣無可避免的，是一戰成了戰爭詩歌的轉折點。原因極其簡單。教育在二十世紀初普及後，就連平民百姓也能讀會寫。如此一來，一戰尚未結束，詩歌已泛濫成災。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公報》甚至請求讀者，別再投來戰爭題材的詩作。

到了西班牙內戰，詩人參戰的熱情竟然更上一層。他們當中為數不少，甚至不是為了守護自己的祖國而戰。多年後，智利詩人聶魯達將如此回憶當時的情況（開戰時，他正好在馬德裡）：

詩人往往會從英國趕來……一群西裝翻領上佩戴著白花的貴公子，他們也寫些反對佛朗哥的詩。在思想文化史上，沒有任何題材要比那場戰爭更能激發詩人的創造力了。在西班牙灑落的鮮血，像塊磁石般，讓一個不平凡時代的詩歌為之戰慄。

實際上，志願軍的成員來自四方；五十多個國家的百姓投入了戰鬥。那些無法來到一線的，只好利用輿論，加入對法西斯勢力企圖推翻共和國政府的聲討。

至於為何外國人會來西班牙打仗，在巴列霍看來，他們絕不是為了湊熱鬧：「西班牙共和國的事業，就是全世界人民的事業。」

身為詩人，巴列霍自然有資格誇張修辭。但他並沒有言過其實，至少這回沒有。事實很快證明，在不少方面，西班牙內戰就是二戰的預演。在它幕後對峙的，是納粹德國和蘇聯。儘管史達林傾囊相助偏左的共和國，支援了武器裝備，甚至派出了軍事顧問，但那時蘇聯經濟困難，資源有限。希特勒則無需面對這些問題。他輕而易舉就為法西斯叛徒提供了一整支空軍。為了顯示團結，墨索裡尼也舉傾國之力參與了戰爭。當時，義大利的軍力正值全盛期。單從雙方實力來看，好人的勝算，微乎其微。

不過，巴列霍接下來的斷言，則有待商榷：「我們該對世事負責，因為我們擁有最令人敬畏的武器：文字。」

對這句豪言壯語最好的反駁， 是引用西班牙詩人紀廉（Jorge Guillén）的一首三行詩：

大詩人：一隻在水中噴墨的
大烏賊，
夢想自己是整片海洋。

秘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

其實，巴列霍之所以信口開河，並不是因為他有誇大妄想的毛病。放出豪言的五個月前，他已在一篇隨筆裡承認道，真正掌權的人，是那些有錢有勢又有靠山的傢伙：金融家，地主，企業家，等等。至於像他自己這種以筆謀生的小人物：

咱們就別自欺欺人了。有些左翼作家對現實視而不見，高估知識分子對政治的直接影響，以為自己在公眾面前的一舉一動，都能引起反響。

既然如此，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巴列霍該如何是好？重視原則的他，顯然無法袖手旁觀；他得投入行動，作出奉獻。

所以他開始寫詩聲援西班牙人民，為他們籌措資金，還參加了文人想出來的最無用的那項活動：作家代表大會。說它無用，是因為即便一向各執己見的作家達成了協議，他們在會後所發表的宣言，充其量也只是對大海的一次「噴墨」。而這還是在說服了足夠多的作家共同參與的情況下。更多時候他們壓根兒放不下相互之間的嫌隙。要他們同處一室、共謀大事，比白晝見鬼還要難。

聶魯達和他的同胞詩人維多夫羅（Vicente Huidobro）便是最好的例子。出身名門的維多夫羅，向來看不起比自己年少將近一輪的聶魯達，覺得臭小子只想在詩壇上搶他的風頭。果然，他拒絕與聶魯達組織的「反法西斯主義文人聯盟」扯上關係。非但如此，他自己還建了一個行動委員會：「智利文工會」。那時，兩人的關係早已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就在西班牙戰爭爆發的前一年，聶魯達才散布了一首向維多夫羅全家「致敬」的手抄詩，詩中包括這樣的問候：「我拉屎在頭上的，是流產生下你的那婊子」。

最終，巴列霍不得不從中調停，請求兩人放下分歧，一起出席「第二屆國際作家文化保衛大會」。

雖然名頭響亮，而且還用了一大噱頭——大部分會議在炮火紛飛的西班牙境內舉行——到頭來照樣一事無成。「作家大會實在沒用，」西班牙共和國那時已經走投無路的總統阿扎尼亞在日記裡抱怨道，「來的人少，有分量的更是不多……花了國家一大筆錢，儘管如此，首次會議上，連打字機、紙和速記員都沒有。」

相比之下，聶魯達在一九三九年做的那件事，則管用多了。那時，局勢已定：法西斯主義將獲全勝，而且戰後必定會進行報復，燒殺劫掠都在所難免。幾乎一夜之間，數以萬計的百姓成了難民，需要趁尚未太遲之前離開西班牙。

震驚於已經跨境逃到法國的難民的惡劣生活條件，智利新當選的總統派聶魯達前往巴黎，帶回儘可能多的避難者。儘管困難重重，聶魯達還是搞到了一艘漁船，把兩千多名西班牙人送往智利。

也許酷愛反諷的死神終究還是插了一手：船抵達當天，英法對德宣戰。二戰正式開幕。

但那是另一本書裡的戰爭了。在眼下進行的這段故事中，聶魯達尚未開始他的救援行動呢。首先，有幾場葬禮需要處理。

¡Viva la Muerte！

03

先辦或許算不上悽慘的那場。或許算不上，是因為他早就料到了這一天的到來：

我將死在巴黎，那天大雨傾盆，
那天我已經能夠憶起。
我將死在巴黎——我不會逃避——
或許那天就像今日，是秋天的一個星期四。

那天將是星期四，因為今天也是星期四，
我提筆寫這幾行詩時，肱骨
已脫臼，同時感受到了
在人生路上從未有過的孤獨。

巴列霍死了。他們揍他，
他們所有人，雖然他跟他們無冤無仇；
他們拿棍子狠狠打他，還用

繩子狠狠抽他。目擊證人有
一個個星期四和我的胳膊，以及
一日日的孤獨，一場場雨，一條條路……

果然，如他所料，二十年後巴列霍死在了巴黎。只不過那是一個春天的星期五，而且晴朗無雨。但又有何妨？巴列霍確實不怎麼喜歡周四，而且討厭雨天——至少，他在作品裡是這麼寫的。「今天下午，雨下得空前之大，」他在另一首詩中寫道，「我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

這一點，他和在雨中長大的聶魯達正好相反。談到自己的童年歲月，聶魯達不得不承認：

雨那時在我的生命中，是唯一無法忘卻的現象。南方的大雨，如瀑布般從南極傾瀉而下，一路從合恩角的天空落在邊境的大地上。在這片可謂我祖國的西部荒原的邊境，我大開眼界，慢慢開始了解詩和雨，生靈和土地。

智利詩人巴勃魯·聶魯達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這一點，毋庸贅言。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兩人性格差異巨大——聶魯達活潑、外向，巴列霍沉鬱、內斂——他們竟然一拍即合。根據聶魯達的說法，當他倆被介紹認識時，巴列霍肅然起敬，並且聲稱：「您是我們當中最了不起的詩人。只有達裡奧（Rubén Darío）能與您相提並論。」

巴列霍口中的「達裡奧」，自然是那位將西語詩歌從陳腐的傳統中解放出來的尼加拉瓜詩人。不說別的，「現代主義」（modernismo）一詞就是達裡奧發明的。此外，他還為西語詩歌帶來了大量形式和韻律上的創新。無論是拉丁美洲也好，西班牙本土也罷，幾乎無人能出其右。

所以，能與達裡奧比肩而立，絕對是至高無上的榮譽。問題是，真有其事？巴列霍果真給過聶魯達如此高的評價？

即便假設巴列霍謙虛低調， 甘願在一個造訪巴黎的陌生人面前，淡化自己為西語詩歌作出的貢獻——即便如此，在一九二七年兩人相遇時，他能讀過多少首聶魯達的詩歌？後者當時才二十三歲：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雖然他已經發表了《二十首情歌和一支絕望的歌》等作品，他的名聲還僅限於祖國智利。至於巴列霍，他來自秘魯，住在巴黎，正忙著學法語，又比聶魯達年長整整一輪。說實話，哪怕他把小夥子的所有詩歌都看了個遍，還特別欣賞《二十首情歌》，高傲如他，怎可能講出這些聶魯達安在他頭上的話？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智利] 巴勃羅·聶魯達 著  陳黎 / 張芬齡 譯
新經典文化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06

不過這無關緊要。聶魯達的記憶靠不住，認識他的人都知道。況且，頗有可能他是在報復：倒不是向巴列霍本人，而是針對那些喜歡對比他倆的批評家——不但對比，而且判定聶魯達是兩人中作品較為膚淺的那位。

對於這種強加於人的比較，聶魯達不止一次發過牢騷，尤其在回憶錄裡：

近幾年，在這場由尖牙利嘴的鼠輩挑起的迷你文學戰爭中，巴列霍，他的鬼魂，他的逝世，他的詩歌，都被拿來攻擊我和我的詩歌。這種情況隨處可見，目的就是來為難那些努力在做事的人，向世界宣布：「這傢伙不行，沒有巴列霍好。」假若聶魯達死了，巴列霍還健在，他們便會用聶魯達來攻擊巴列霍。

其實， 在巴列霍還活得好好的時候， 批評家——甚至其他詩人——就開始拿他倆做比較了。聶魯達長年累積下來的惱怒，的確情有可原。藝術並非競賽，為何硬要排名？

難道這便是為什麼，在回憶錄中，聶魯達假裝巴列霍甘拜下風？這麼一來，這場毫無意義的高下之爭，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其中一方早已認輸了。

假設這是聶魯達的策略，他還是忽略了一件事：評判孰好孰壞是人之天性。正因如此，西班牙語，以及其他所有歐洲語言，才會有一套形容詞——比較級——專門為此而生。

其實這也是為什麼，比起人類，死神開明多了。每個人的死，在她的天平上，都一樣重。或許該說，都一樣輕。

¡Viva la Muerte！

本文書摘部分選自《永恆之間：一部與時間作對的西方詩歌史》一書，經出版社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