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經常被鳥叫吵醒，自然就會習慣早睡。」張楚說。2016年春天的一個下午，他在北京東六環的一個院子裡。這裡靠近機場，偶爾能看到飛機掠過灰色的天空。
三年前張楚曾有過一個女朋友，後來他一直獨居。從城裡搬到郊外後，他說，生活更愉快了。
幾天前，張楚叫了一輛計程車進城，司機接單的時候剛好在他家附近的路口。上車前倆人熱情地握了個手。司機歲數比張楚大，在車上聊天，司機說前一天的晚上喝了點酒，睡得挺好，一出門便接到他的單，是這麼的順。司機不知道張楚是誰。「這些事讓我覺得生活很正常。」張楚說，「那種日常的歡樂就有了，這歡樂造成一種紀實的存在感。」
張楚租住的這個院子以前是某個畫家的工作室，室內幾乎沒有隔斷，寬闊敞亮。一樓靠牆放著各類樂器、健身器材和一輛自行車；書架上的書從《宇宙的結構》、《實驗心理學》到《遠離塵囂》，琳琅滿目。二樓，浴室中甚至有一架純白的四腳浴缸。在開放式廚房中，張楚洗了個杯子，泡上一杯巖茶。水槽邊整齊地摞著幾個外賣飯盒。他點燃一支煙。這個午後暫時沒有飛機經過，屋裡很安靜。
今年張楚48歲。他在這間屋子裡工作、寫東西、讀書、抽菸、想事情，累了就躺下去睡。走出院子是村落，有時候張楚在馬路上散步，或者去村裡買菜。大部分時間，他跟自己呆著，「梳理一些現在這個時代，或者我們年輕的時候自以為是的錯誤」。
二
8歲那年，張楚渡過長江，來到西安父母的家。
在瀏陽的爺爺奶奶家，張楚看到的是田野。而在西安，張楚居住的東江區有八個工廠，全是大型集體主義企業，東江滿街都是工人。在他眼中，西安是個閉塞的工業城市。
小學畢業那年，東江區有了文革後第一個重點中學。上了重點中學，張楚的學習成績反而下降。他的腦子開始飛，他不再關心周圍，轉而關心世界。他用爸爸的收音機聽短播，「美國之音」，香港電臺；讀《世界之窗》和《譯林》。被鼓吹遠處的自由和西方文化的痛苦同時撲面而來，這反差使他茫然。
「茫然開始，自我迷失也開始了。」
17歲，張楚考入陝西機械學院，專業是工業與民用建築，他喜歡工科的製造感。大二時，他報名參加「校園歌手大獎賽」，拿了亞軍。 第一名給了一個古典吉他手，「那還是一個很傳統的時代」。張楚的參賽曲目是《太陽車》，因為是原創，還有加分。他參加比賽是為了「證明自己會一種有意思的事」。那時候他已經開始寫《西出陽關》、《BPMF》等第一批作品。
從開始創作起，音樂就是張楚的表達方式。他的歌先有曲，後有詞。他不打算當個單純的詩人，也從未懷疑過自己的天賦。「通過感悟去思考，去提煉，去創造，這能力我是很強的」。
1987年11月，張楚退學來到了北京。他在北大落腳，然後混到了北影和中戲，想投身電影業。他在街頭遇到了曾暗戀過的姑娘，可那暗戀已經結束了。他在大學宿舍裡寫歌，在臺灣飯店和和平House唱歌，他組了個叫「毒刺」的樂隊，他自己錄小樣。那時他是個「混沌的年輕人」，企圖改變世界。
演員王學兵在中戲讀書時曾在校園裡見到過張楚抱著吉他唱歌，王學兵說，張楚一看就是個真喜歡音樂的人，「他唱歌的時候特別享受」。幾年後，王學兵出現在了張楚自編自導的MV《孤獨的人是可恥的》中。
1988年，中國錄音錄像公司為張楚錄製了第一張個人專輯《一顆不肯媚俗的心》。「我吃我的車，我吃我的馬，我吃我的炮……我吃我的心，吃啊！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他單刀直入地唱。
從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張楚對人生從來沒有過具體的設想。所謂社會常識對他而言不存在任何借鑑意義。遇到問題，他沒有找人商量的習慣，也不會嘗試去解決。「我很任性地朝自己的理解走，有的時候走對了，有的時候就走不見了——生活老是不給我一個明確的位置」。
攝影：高原。
三
1990年，臺灣人張培仁在北京成立了魔巖文化公司。而後，魔巖旗下品牌「中國火」成立，專營中國搖滾音樂。
那年北京人牛佳偉21歲。他先擔任魔巖另一創辦人賈敏恕的助理，後來成為宣傳總籌。九十年代初，音樂宣傳只能靠電臺和報紙，電視臺幾乎別想。牛佳偉背著一箱子的打榜碟，全國各地跑電臺，上節目，講東講西。
那一年的冬天，張楚的小樣《姐姐》輾轉來到唐朝當時的經紀人劉傑手中，劉傑又將它帶到了魔巖。在新大都飯店，賈敏恕、張培仁和牛佳偉第一次聽到了這首歌。聽完，三人連夜去找張楚——他們在北影的地下室見到了他。
牛佳偉說：「用現在的話講，張楚是個不折不扣的文藝青年。他極其率真，極其真誠，極其純粹。那個時候他非常專注，精力完全用在他喜歡的事情上。」
張培仁是個很有說服力的人，兩天後，張楚成了魔巖的籤約歌手。作為單曲，《姐姐》被收入魔巖1991年出版的搖滾合輯《中國火I》中。
1993年，中央電視臺開辦《東方時空》欄目，當時的製片人王堅平力排眾議，在其中一期「東方時空金曲榜」中播放了《姐姐》。「在全國人民都在看的CCTV放了一首這樣的歌。」
節目播完，《姐姐》火了。那一年，幾乎每個人都能唱上一句：「姐姐，我想回家，牽著我的手，我有些困了」。在施潤玖導演的MV中，張楚逆著人流站著，穿一件過大的雙排扣黑大衣，沒有一絲皺紋的臉枯瘦，眼睛一眨不眨。繼「唐朝」和「黑豹」之後，他成為了那個時代搖滾樂的又一個代表。
1994年夏末，張楚和竇唯的專輯錄製完成，從「大地」收來的何勇專輯也做完了縮混。8月，魔巖將三張專輯同時推出，命名為「新音樂的春天」。當時牛佳偉的感覺是：「大陸音樂帶領整個華語音樂潮流的時代來到了」。
那是一個蓬勃而矛盾的時代。當時的媒體有一句話：「全國就二十多個樂手，但能組出三十多個樂隊。」樂手是重疊的，排練場地也就那麼幾個，崔健用，唐朝用，何勇也用；排練場還不能常去，去多了，當時的「朝陽群眾」會在門口轉悠，排練場就得關兩天門——「搞搖滾的」仍被視為社會異類。留著長發的丁武在街上騎著自行車常被攔下來查身份證，查完再被教育一番：「不要老這麼不三不四的，你正常點。」
一次「魔巖三傑」在南京演出之後，忘情的樂迷一直遊行到歌手們住的酒店，把酒店團團圍住不肯離去。那在當時，是演出的常態。「當時的樂迷都是大學生和普通社會青年，那是真正的樂迷。」牛佳偉說，「興奮會一直延續，一直延續下去……」演出回來，他和歌手們分分，每人拿到兩三百塊錢。「高興壞了。錢夠吃飯，裡面還有三四十的外匯券，可以去買自己想抽的煙」。
1994年12月17日晚8點，竇唯、張楚、何勇及作為嘉賓演出的唐朝樂隊站在了香港紅磡體育館的舞臺上，「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正式開演，臺下坐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和近萬名香港觀眾。三個小時的演出讓紅磡沸騰，也締造了中國大陸搖滾史上最為輝煌的時刻。「魔巖的意圖就是這樣，讓他們走出去，再回頭來造成影響，」牛佳偉說，「那是可以載入史冊的一次演出。」
為參加這場演出，26歲的張楚第一次走出了中國大陸。他飛到深圳，從蛇口出關，再換火車。「過了九龍，那邊就比這邊乾淨一倍」。在香港他出門閒逛，「去觀察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狀態」。「地鐵裡，媽媽帶著孩子去上課……人們很匆忙。」他後來在採訪中說，「城市很擁擠，節奏也快。我不是很喜歡，但很欣喜。」
在紅磡體育場的舞臺上，張楚穿著格子襯衫和牛仔褲，孤獨地坐在一束追光中，肥大的襯衫袖口蓋住了他的手背。
1995年5月11日，唐朝樂隊的貝司手張炬因車禍去世，這給魔巖造成了沉重的打擊。與此同時，公司內外出現各種問題，滾石團隊對大陸的政策有了調整，魔巖逐漸式微，在人們還沒意識到之前，一個時代匆匆結束了。
「如果要選幾張專輯來代表那個時代，」牛佳偉說，「我會選張楚《造飛機的工廠》和周韌的《榨取》。」
1996年，張楚錄製他的第三張個人專輯。當時，張楚一直糾結於「什麼可以成為一張專輯」以及「為什麼一定要湊齊十首歌」之類的問題，而魔巖內部正在改組，狀況不明朗。牛佳偉手裡沒有什麼錢，更沒有什麼權，他找到了北京最便宜最簡陋的錄音棚——兵器工業部錄音棚，租金一天一千塊。
牛佳偉和錄音師金少剛從別處拆借了一些器材，用十幾天迅速把器樂部分錄完，剩下的時間，就是等。等張楚拿出歌詞，進棚演唱。歌詞是什麼樣，沒人知道。
張楚看看在棚裡修後期的金少剛，說好，我出去寫歌詞。等到飯點，牛佳偉去院子裡找張楚，沒人。無意中一抬頭，「張楚蹲在樹上寫詞呢。」
錄唱的時候，張楚拿出了歌詞。牛佳偉和金少剛一看，「這是詩歌，非常有激情的詩歌，抑揚頓挫，你能看到這個人他的呼吸，他的所有東西，血往哪流都非常清楚——錄錄錄！趕緊錄！」但是一進棚，「大哥你能好好唱嗎？」那時候，張楚的狀態開始不好。
最後聽到張楚的人聲時，牛佳偉說，他的雞皮疙瘩落了一地。「太厲害了，那麼瘦小的一個人，他的內心力量太大了，真是搖滾的力量。張楚是顛覆性的人才。」
《造飛機的工廠》中唯一的MV《卑鄙小人》仍由施潤玖導演，施潤玖是跟隨搖滾圈生活多年的影像工作者，也是《姐姐》和《垃圾場》的導演。在MV中，歌手周韌扮演一名司機。他穿著海魂衫，戴著蘇聯的紅軍帽，除了開伏爾加，就是拿著鎬刨地。MV拍完，周韌有點感觸，他寫了一篇文章叫「一塊兒的」。牛佳偉說，「一塊兒的」意思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錄完這張專輯，牛佳偉許多年沒再見過張楚。
《造飛機的工廠》在1997年出版。對這張唱片，喜歡的人認為「前衛、睿智、極富詩性」，不喜歡的認為「怪異、空洞、隱晦」，更多的人無語。與《孤獨的人是可恥的》相比，這張專輯激起的反響非常小。
之後兩年，張楚住在北京二環內的一個小區裡，他買了臺蘋果電腦，開始學做電子音樂。「作為一個年輕人，我特別重視詩性和精神性，我知道通過這些來滿足精神的自我獨立是多麼重要。」他說，「但是我冥冥之中又意識到，不跟社會做一個開放性的篩選，是會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窄空間裡的—— 我的錯誤是太順著社會的文化詩性走。」
電子音樂抽象又具象，解脫了詩性寫作的邏輯，讓張楚覺得過癮。那個時期的作品張楚沒有發表過。「如果我再出一張電子音樂專輯，樂迷估計得瘋了。」他的狀態愈加糟糕，迷茫、封閉、抑鬱。
在現在的張楚看來，那幾年他是活在尖銳裡。他身處搖滾青年的圈子，也生活得像一個搖滾青年，但搖滾到底是什麼？「那時候大家都說搖滾樂很厲害，你很有個性，你出名了，你是弄潮兒，可這個過程中，我焦慮，我覺得那好像不是我。搖滾樂它實際上有一點強勢，那個強勢是青春期的一種符號，是會蒙蔽人的。」他感到自己在被很多人喜歡，「社會有點接納，也不反對，但該有的相互支撐的東西好像又沒有」。在他看來，當時的大眾是被樂評引領的，而樂評人因為要佔據先鋒性，又提出了一個社會主義理念，即「搖滾就是反商業」。 「大家都把搖滾樂當做一種精神，或者一種批判，但是很多東西是被外在的媒體現象去灌輸的，搖滾樂應該偉大，應該佔領主流，應該堅持自我……都是這樣的推導。而社會它是朝另外一個方向走的，我們沒辦法跟主流意識同步。」
張楚始終不能完全投入搖滾青年這個角色。雖然他的現實生活一直沒有問題，他要求不高，不算缺錢，但是他沒有安全感，在思想層面，他「一直處在玄而又玄的世界裡」，覺得自己沒有價值。他認為自己那個「批判性的、文學化的」精神世界便是真理。「真理在那兒，我指出來了，怎麼你們都不看？」
2001年，張楚離開北京，回到了西安。
四
2001年到2005年，是張楚人生中最痛苦的階段。
在西安，張楚獨自租住在旅遊局的職工宿舍中。那是馬路邊上一棟十八層的樓房，一樓的大餐廳叫唐樂宮，唐樂宮夜夜歌舞昇平，他在歌舞昇平的上面渾渾噩噩。
想問題的時候，張楚說，他會想得像吸毒一樣，較勁的時候睡不著覺，反反覆覆折騰。西安古城牆邊有家「南門」酒吧，老闆是張楚的朋友，張楚常去那裡，坐在角落裡發呆。朋友們照顧他，逗他開心，拉他去踢球，郊遊，看演出，認識新朋友，聊天吃飯，他也會主動找一些樂子，然而人是封閉緊繃的，沒辦法跟別人交流。
那是失去知覺的四年。那段黑暗時光裡，張楚沒有創作欲，沒有表達欲，沒有做成任何一件事。在思考的深淵中，懷疑是雙向的。「一方面，有真理，別人為什麼不遵從？另一方面，大家都在那樣生活，我為什麼卻這樣？」
幾年後，音樂節的狂潮初起。2004年寧夏的賀蘭山音樂節，張楚重新出現在舞臺上。當天，他的演出狀態不佳。「我去音樂節演出，我就希望大家以後舉的不是旗幟，而是釣魚杆。旗幟作為一個精神共鳴的儀式終究得解開。因為你得長大，你得工作，你得去談戀愛，你得去面對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並形成好的經驗，找到讓你更從容活著的方法，這沒錯吧？」張楚說，「當時我的感覺是頂著炸藥包在堅持自我。」
同臺演出的何勇則說：「我們是魔巖三病人，張楚死了，我瘋了，竇唯成仙了。 」
2005年，張楚重返北京。那年4月，他參與錄製了紀念張炬的合輯唱片《禮物》。宣傳唱片時，牛佳偉又見到了張楚。「張楚是特別善良的一個人。他那時候狀態剛剛要開始好起來，但是總反覆，剛一好他就又碰到現實中讓他困惑的事情。」
張楚在慢慢地走出深淵，在邊緣徘徊一下，倒退兩步，再往前走。「人總得從那口氣裡出去」。
在青島隱居一年後，張楚再一次留駐北京。他在東城區一住六年，從東四十條搬到保利大廈，然後五條、六條、十三條、北新橋……「遊蕩在生活之外」。幾個朋友搞文化公司，在胡同裡租了個特美的大四合院，他也跟著幹了兩年，「我的朋友是做工業的，他們不太懂文化的經營方式，但我們用商業的東西梳理了一下，探討了好多問題。」
在各式各樣的演出中，張楚很少唱《造飛機的工廠》中的曲目，「因為那種東西，更讓人在底下舉個旗跟著，我覺得有點怕了。」
從2011年起，張楚開始跟樂隊合作，錄製新專輯。 「我沒有著急去追著市場把它換成錢或怎麼樣，而是說有點演出跟一跟，掙點錢來做唱片，實際上還是想通過這個過程來找到自己。」
在最近的三四年，張楚逐漸確認了他就是一個處於社會主流價值觀之外的人，「慢慢看到周圍現實的人變得更穩定，我才知道，原來我的價值觀只是我的，主流價值觀實際是那樣的，人家很正常很對，是符合現實的，我想改變人家，反倒像一個偏見」。
張楚不再認為自己具備影響世界的能力。「我該好好選擇我的生活了……可以跟他們並駕齊驅。該融合的融合，該自我的自我，但是就不要去折磨人家了——比如《孤獨的人是可恥的》。人家會說，憑什麼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有藝術觀，就不再需要世界觀。」想通了這一點，終於讓張楚的問題接近解決。「藝術家是來建立藝術世界而非現實世界的——這一下解放了我跟這個時代的關係。 藝術家應該是在自我放鬆的情況下去堅持自我。我們也不用去頂炸藥包了，大家平等，什麼才是適合自己的真理，可以自由選擇，這是生活智慧的開啟。」
2015年5月，張楚與張培仁和賈敏恕的公司「街聲」籤約，定下了2016年新專輯發布及14場全國劇場巡演的計劃。「如果一個人把一生都花在尖銳上，那他的一生真挺沒趣的。」張楚說，「我覺得我還有充分的空間。我跟社會迂迴，迂迴了一輩子。」
2016年4月的一個傍晚，張楚在舊鼓樓大街某酒吧為巡演拍攝宣傳照。他跟手持相機的老朋友高原商量：「別再把我拍成一個思想者了。」聽從高原的調度，張楚躺在長沙發上，手枕在頭後面。在鏡頭的逼視下，話題是鬆散的，他甚至有一些健談。他說到巡演，巡演間隙出國遊蕩的計劃，以及國內外文化環境的對比，所有談話很快都會被他引入形而上，變成抽象討論。然而他又說：「 我們去野生動物園拍照吧？」
太陽即將落山的時候，人們來到不太高的露臺上。鼓樓的輪廓正在模糊，炊煙將嗆鍋的蔥花香送了上來。沒費什麼勁，張楚就爬上了最高的屋頂。他在屋頂上緩緩地踱步。在夕陽下，他的剪影顯露出一種複雜的瘦弱，兼有孩童的天真與老人的莊重。人們仰著頭，迎著最後的陽光看他。這場景太像二十餘年前的那首歌：「燃不盡的西天殘雲焚化了最後一張笑臉，那個不再回首的背影，拖過一道玻璃大牆」——有那麼一瞬間，從取景框中望出去，張楚非常像走在戈壁灘上。
攝影：葉三。
五
2012年11月28日，王學兵發了一條微博：「亞洲青年藝術現場COART，秋季，碰到張楚，他看上去沒什麼變化。他說我也是……大仙的詩家歌讓我朗誦，開始我一直躲著，就怕又像春天那次朗誦一樣，觀眾沒咋地，自己哽咽得說不出話。直到碰到張楚，他的歌曾經深深地影響了我，我就和黃少峰、陳勁把張楚的幾首歌捏鼓到了一起……」微博掛出的視頻裡，王學兵把《姐姐》、《螞蟻螞蟻》和《愛情》混在一起弄成了一首歌，在藝術現場唱了出來。
觀眾群中，張楚的深紅色帽衫兜著頭，他望著在唱和在聽的人們，臉上沒有什麼表情。
王學兵與張楚是同一代人。然而2016年距離張楚上一張專輯出版已經過去了將近二十年。世界以一種熟悉的方式面目全非。此起彼伏的音樂節上，年輕歌手唱著他們嶄新的憤怒和哀愁，臺下仰起的面孔鮮嫩陌生；一些昔日的搖滾青年晉級為老闆或老炮，成批湧入資本市場和真人秀。
張楚說，這正是破產之後重新建立的好時代。「敢於承認錯誤的人是偉大的。我們彼此用一種公式互相信任了這麼多年也沒有改善這個世界，還把大家都搞得很頹，那我們幹嘛不跳出來，走到自己心裡， 去做一個建設性的挑戰？」
在張楚看來，中國音樂的跨度太大，「應該先出20個恩雅，再出20個菲爾柯林斯，然後再出我們。彌補錯誤就是從菲爾柯林斯做起——不彌補這些相對樸素正面的東西，就會跳成一個小王八蛋」。
張楚的新專輯《不在繩子上的珍珠》正分批在音樂網站上架。在新歌《海邊》中，張楚寫：「我付出的一切都來自於自然，所以我也不能得到它，伸開手我卻發現我心中，所有歡樂都來自天涯。」這首歌寫於2006年張楚在青島隱居期間。新專輯中，幾首新歌的調性相當一致，詞曲空靈清淡，不復往日的思辨與孤絕。
《不在繩子上的珍珠》的製作人是張楚本人。關於新歌，樂評人邱大立認為它們「在音樂性上已經喪失了過去的美妙和生動」，張楚在微博上公開回應道：「喜歡音樂的人知道過去不是神話，是兩岸音樂人的技術結晶。現在……是我的美好快樂心願。」
面對是否妥協的質疑，張楚常自問：「我是不是一個卑鄙的人？」「 前兩年要是說妥協，大家還真是心有不甘，但現在我越來越覺得這是必然的。當然中國還有很多偉大的人在捍衛自己和社會，但我覺得我現在放鬆下來是最明智的選擇，因為放鬆其實是不想維護過去的名利，只想重新開始生活。這樣做會有一點困難，你得完全相信它是健康的，好的，然後它會慢慢地蓬勃發展，但是以前建立的公式還在身體裡，有的時候陰影會發作，它又會誇大，會尖銳化，會造成激烈的情緒和對自己的質疑，質疑的時候，又感覺自己習慣性地住進了一個自虐的小屋子。」
「我覺得我到現在才接近找到我是誰。」張楚說，「變成現在的我，到現在到未來我覺得都是一個奇蹟。我不是在討好聽眾，我在討好我自己，討好我生命體能裡最健康的那一部分。」
2016年5月21日晚7點半，「微小相見」巡演的第一站在西安音樂廳開幕。西安音樂廳坐落在曲江新區，這是1996年才啟動建設的「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區」，是西安最年輕的一部分。而在西安陳舊的腹地，唐樂宮歌舞昇平，南門酒吧已經拆掉，陝西機械學院更名為西安理工大學，女生宿舍門口依舊擺著整齊的暖瓶。這些，張楚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
《姐姐》的前奏響起來時，一個年輕的女歌迷大聲喊道：「張楚，我愛了你三十年！」在鬨笑聲中，《姐姐》無可避免地變成了大合唱。一名魁梧的西安男子衝上舞臺，給了張楚一個狠狠的擁抱。
「可恥的人，他們反對生命，反對無聊，為了美麗，在風中在人們眼中變得枯萎」——返場前最後一個曲目《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張楚背後的大屏幕上放著他當年自編自導的MV。1993年北京頤和園昆明湖的冰面上，賈宏聲拉著小提琴，在逐漸拉遠的長鏡頭中越變越小，越變越小，整個畫面慢慢退入灰白。就在人們認為一切已經結束的時候，一架雙卡錄音機衝入視野，然後，張楚伸出手，輕快地按下了停止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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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