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記者 高原
戴上密不透風的眼罩，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把紙牌放在耳邊聽了聽，接著，他對著卡片吹了一口氣，又放在鼻子下聞了聞，之後準確地說出了紙牌上的花色;隨後，他又用胳膊肘觸碰了一下卡片，自稱用體溫感知到了卡片上畫了哪些水果。
更讓人吃驚的是，男孩把幾張銀行卡從眼罩前輕輕刷過，隨後便準確無誤說出幾張銀行卡的卡號，甚至還沒忘記告訴大家哪張是借記卡和信用卡。
另一間教室裡，一名老師在女孩面前迅速翻書，十幾秒後，老師把書拿走，讓女孩複述書中的內容，一本三十頁左右厚度的書，女孩一字一句地背了下來。
這不是哪個近景魔術的現場，而是法治周末記者看到的一項名為「全腦開發」少兒教育項目的視頻資料。
近年來，這樣的培訓項目正陸續出現在各大城市，在搜索網站上搜索「全腦開發」的關鍵詞，各類培訓班鋪天蓋地地映入眼帘。
事實上，「全腦開發」一詞源於國外，但在歐美國家卻備受冷落。為何這種教育會在我國蓬勃發展?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因為「全腦開發」培訓迎合了中國家長急功近利的心理，也映射了中國父母的焦慮。
一面是對分數的狂熱追求，一面是巨額利潤誘惑，家長和商人攜手，讓孩子陷入了一個未知的尷尬處境。
「神奇」的全腦開發
剛剛過完4歲生日的強強很忙，除了遊泳、英語、繪畫這3門課程之外，每個周末，陳宇都要帶著強強去培訓班進行「全腦開發」。而初衷只有一個——「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這類機構大多從國外舶來，打著「右腦開發」「全腦開發」的招牌，「教學方式是通過快速展示『閃卡、曼陀羅卡』等卡片，啟發孩子思考，提高孩子智力。」陳宇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法治周末記者聯繫了一所從日本引進的「腦智開發」機構，對方展示了人腦的構造圖並介紹了左右腦的分工等，「通過圓周率記憶課、撲克牌記憶課、連鎖法記憶課等，可以有效地提高孩子的智力」。
在該培訓機構，「閃卡」是出售的教具，每盒高達數百元，每一張卡之間並沒有聯繫，有的是數字，有的是人物、動物、山川湖泊、天氣變化。課程顧問表示，這幾十張卡片通過課程訓練，孩子都能記下來。
「我們會教一些方法，比如，把『巫師』的圖片記成『50』，或者編一個故事，通過這樣的訓練，孩子的全腦都得到開發，會有你意想不到的成效。」該諮詢顧問說。
這種記憶方法被稱為定樁記憶法。
這種方法讓孩子們迅速翻書然後將文字等轉換成圖像或者編碼，來迅速記憶，不過，中科院心理所附屬北京中科青雲實驗學校副校長周德文坦言，這種方法中聯想記憶和情景記憶的符號化標的最終會導致人的系統性混亂。
周德文表示，比如，記憶時要把「79」編碼成「氣球」「39」編碼成「三舅」，要先記住這些編碼，回憶時也先想到編碼再將其進行解碼還原，這對大腦來說其實多了兩三步的運算，對腦來說反而是負擔，而且會干擾原來的符號化系統。
「它不能夠提升工作記憶能力，缺點是高於優點的。實際用處是沒有的，作用只能體現在表演的時候，其他場景根本用不上。」周德文認為，從科學角度來講，拍照記憶(圖像記憶)可能是有的，但因編碼和存儲的信息量較大，往往導致記憶容量有限且保持時間極短。
一場表演性教育
然而，這樣的課程價格並不便宜。
作為一名高中老師，楊冰知道除了補習文化課，學習方法更重要，但讓她頭疼的是，兒子的注意力很難集中。
楊冰給孩子報的培訓班，內容包括無字天書、超感心像力、超感創作力等，學費一科就將近兩萬元。
培訓班的老師給楊冰看了這樣一段視頻：一個孩子看完一本書後，能將書中的內容印到腦子裡，隨後拿一本空白的書，老師指定其中的任一頁，孩子就能一字不差地複述出同頁中的內容。
這讓楊冰「有一點心動」，結果「報了3科，半年的工資就沒有了」。
一位網友在知乎上發帖描述了自己參加全腦開發的過程。
「小學時父母給我報過『開發右腦，成為記憶大師』20天的課程，收費大概幾萬元吧，我確實在短短20天記住了圓周率100位、《琵琶行》全文、《嶽陽樓記》、三十六記等古文以及父母隨意出100個數字或詞語5五分鐘內記憶，倒背如流，但並沒有什麼用。」他表示，因為記憶方法長時間不複習就會忘得一乾二淨，而複習有難度，大多數人做不到。
陳宇也發現，兒子根據杜曼教學法中的閃卡記住的只是字形，卻無法聯想到字詞所指的事物和意義，比如，知道「湖水」，但單獨看「湖」和「水」就茫然，能快速讀出「床前明月光」，卻不能單獨認識每個字。
「在兒童教育中，表演性的能力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家庭教育家蕭愚舉例稱，比如，珠心算的孩子，計算如飛，就像神童一樣;有些練過七田真的孩子則翻書如飛，還能告訴你書上的內容。但是這些表演性教育，跟馬戲團訓練小狗數數、猴子認字沒有太大區別。比如，杜曼閃卡的問題就在於，它割裂了記憶和理解的有機聯繫。
過時的舶來品
實際上，「全腦開發」概念源自國外。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物理治療師格林·杜曼(Dr. Glenn Doman)博士提出一種用於腦損傷兒童治療模式，後來被用來對正常兒童進行智力開發，這就是杜曼教學法，其中一個重要工具是杜曼閃卡。
杜曼於1955年建立了人類潛能開發研究所，在從事早期腦損傷兒童的治療研究過程中發現：6歲前孩子的右腦有著難以估計的潛力，從而相信，杜曼訓練法可以把很多「行為模式」輸入中樞神經系統，不僅對精神發育遲滯和大腦受損的兒童有用，對正常的孩子也能夠促進發育。
與此類似，日本的七田真也同樣認為所有嬰兒出生時都是天才。
七田真主張通過開發右腦來增進兒童智能，令左腦抑制右腦的能力消失。而受過右腦訓練的孩子具有以下特點：看到文字及數字、符號，可用影像方式記入腦海，具有逆向的推算能力，直覺能力超強，有獨特創造力和速讀能力。
不過，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國外很多家長對杜曼閃卡和七田真既不熟悉也不了解。有人還曾專門諮詢過歐美教育者，他們要麼表示從來沒聽過，要麼表示這是早就被歐美主流教育界所拋棄的理論。
事實上，對杜曼的批評在國外醫療界非常廣泛，大多將其視為偽科學，甚至是「旁門左道」。
早在1968年，美國兒科學會關於殘疾兒童的委員會就對IAHP(杜曼的人類潛能開發研究所The Institute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Human Potential，IAHP)提倡的對於腦損傷兒童治療方法提出了警告，並且在1982年再次發出警告。
資質成謎
其實在我國，近年來關於「全腦開發」培訓機構的質疑聲也從未間斷。
2017年，一家名為「腦立方的培訓機構」就曾因發布虛假違法廣告被上海市浦東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作出行政處罰。
2017年8月，新華社對腦立方的無證辦學等問題進行報導，報導次日，上海市相關部門發出行政指導書，要求腦立方上海分公司在未申請到辦學許可證前，停止培訓業務;不得再為在班就讀的學員開授新課。
2018年2月，上海市工商局公布的12件典型虛假違法廣告案例，腦立方也位列其中，被處罰款38萬餘元。
事實上，民辦教育促進法明確規定，舉辦實施以職業技能為主的職業資格培訓、職業技能培訓的民辦學校，應經人社部門審批。但一些針對培訓端的腦力開發機構並不具有辦學資質。
熊丙奇介紹，由於教育部門對於教育培訓的場地、師資、消防等要求比較嚴格，一些培訓機構選擇到工商部門或民政部門登記，將經營範圍定在教育諮詢、家政服務等方面，並不提教育培訓。
由此帶來的後果是，即便一些培訓機構超範圍經營，將手伸到了教育培訓領域，從事教育培訓的老師不具備教師資格，消費者遭遇退費難等權益受損問題，也很難受到查處。
熊丙奇認為，正是這種「兩邊管漏」，讓一些培訓機構「掛羊頭賣狗肉」。因此，減少培訓機構市場亂象，保障消費者權益，需要教育部門、工商管理部門等，在各自職責範圍內對培訓機構資質嚴加審核，並加大對其超範圍經營、無證辦學等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
同時，需要教育部門、工商部門加強信息溝通和協作，對魚龍混雜的培訓機構進行排查，形成工作合力，補上監管空白。
去年全國兩會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談及「減負」問題時表示：「各種成功學、培訓機構的廣告滿天飛，帶來的結果就是家長的口袋空了，學生的負擔重了，學校的教學秩序亂了。」所以，有一些不符合教育規律、不符合孩子健康成長需求的理念到處流傳，給家長製造焦慮，給孩子製造負擔，這種現象絕不允許。
除了監管，讓更多的家長認識到全腦開發的真相也迫在眉睫。
「是否能有人告訴我們，這些到底是不是偽科學，究竟有沒有用，我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成為實驗品。」陳宇的困惑，正是很多家長的心聲。
「其實這些培訓機構宣稱的記憶方法，只要經過一定的訓練，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有專家表示，掌握這些方法，並不意味著智商會高於他人，更不能說以後取得的成績也會高於他人。比知識以及知識策略更重要的是我們對知識的興趣和態度，如濃厚的學習興趣、好學的學習態度、樂學的學習體驗，這些才是支撐一個人學習能力持續發展的最關鍵要素。
責編：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