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謝靜，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復旦大學媒介素質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上海研究基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戰理論研究基地專家（上海 200433）。
內容提要：奠基於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共產黨統戰理論與實踐，其所面對的社會關係和政治結構深受當時居於主導地位的媒介技術和交往方式的影響。當前新媒體技術的爆發式發展和應用，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和社會關係，深刻影響了人們的政治認同和政治聯盟建構。新媒體技術時代的個體存在方式逐步從原子態向量子態轉換：量子化個體處於疊加態，個體的存在方式與特定的數位技術聯繫在一起。與之相應，群體建構興起新的關聯邏輯——離散式聯結。離散式聯結具有非整體性和非獨立性特點。基於個人認同與群體聯結方式的變革，傳統統戰工作模式面臨缺乏競爭力和連接力的挑戰。針對當前網絡統戰工作中的新媒體觀念表象化、工具化問題，大統戰工作格局要打破統戰工作的專業化、部門化，將大團結大聯合的主題貫徹到國家治理的每一領域、每一環節、每一崗位；在多樣化的行動中建立多元化的聯結形式，尤其是針對個體、具體事件的微聯結；充分發揮新媒體傳播優勢，增強新聯結的可見性和感染力。
關 鍵 詞：新媒體/自我認同/群體建構/政治聯盟/量子化生存/離散式聯結
標題注釋：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溝通城市：新媒介背景下中國城市傳播狀況調查和評估」(16JJD860001)
新媒體技術的發明和發展，不僅極大地改變了媒體業結構，也給整個社會的運作和個體的日常生活帶來深刻影響，更對建立在既有交往基礎上的社會關係及社會結構乃至社會形態產生極大衝擊。近些年提出的「網際網路+」概念，是關於新媒體技術結構性作用的一種表述，較為形象地體現了網際網路與社會各行業、各方面的廣泛關聯。不過，這樣的表述對於解釋網際網路技術的作用是遠遠不夠的。第一，它容易給人錯覺，以為只要簡單加上網際網路工具性層面的技術就能與時俱進，而忽略網際網路技術給行業生產或社會生活帶來的根本變革和結構性影響。第二，以「網際網路」指稱當前的技術形態，雖突出了聯結，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聯結形式和邏輯的變化，也忽略了各種新斷裂，尤其是在更為隱而不顯層面的新聯結與新斷裂，比如個體的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社會聯結與空間機制等。事實上，隨著傳播技術中移動性、智能化的增強，社會變遷遠非「互聯」二字可以涵蓋。
當前新媒體技術背景下的統戰工作明顯體現出「+網際網路」的工具性、表象性思維。一是視網際網路為新興行業，將其經營者、從業者作為一類新興群體納入統戰工作對象的範疇，以期針對性地開展工作。二是視網際網路為新興技術工具，在既有工作領域或模式中增加新媒體技術的採納與應用。就實質而言，二者遵循的依然是統戰工作的傳統思維和路徑，沒有將新媒體技術帶來的社會關係革命納入統戰工作的思考範疇，忽視了範式創新的必要性。
奠基於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共產黨統戰理論與實踐，面對的社會關係和政治結構深受當時居於主導地位的交往方式——無中介的人際傳播和報刊等大眾傳播二元並立的交往格局的影響。而當前新媒體技術的爆發式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交往方式和社會關係，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政治認同和政治聯盟建構。為了適應這種變革，我們需要反思傳統的統戰工作所依賴的深層結構。針對當前統戰工作中存在的新媒體觀念表象化、工具化問題，本文重點闡述新媒體技術對個人認同和群體聯結方式的影響，探討由此給統戰工作帶來的挑戰以及應對之策。
一、從主體的原子化到量子化：自我認同的新機制
統一戰線是做人的工作。統戰工作解決的是人心和力量問題。除了時代變化帶來的某些特性差異，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作為統戰工作對象的人有無根本變化？當前的統戰理論缺乏對這一根本性問題的反思，依然以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關於人的理解來構建工作體系，從而出現諸多與當下新媒體技術社會不相適應的認識。作為統戰工作對象的「人」是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個體。然而，在不同環境中，個體政治身份的建構和認同殊異。當前的統戰理論主要關注政治、經濟等顯在環境對個體身份建構和認同的影響，較少留意媒介與技術變遷對認知與交往的影響。然而，關於媒介技術的研究表明，認知與交往的媒介與技術變革，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人的主體構建與自我認同。而主體性與認同感既是人們在世生存的核心所在，也是個體參與政治生活的根本基礎。為此，本文將首先分析媒介技術變革帶來的主體與認同變化，探討這種變化給統戰實踐帶來的挑戰。
當前統戰理論所建基的「人」的觀念，主要來自於現代性理論。現代性理論將現代社會描述為原子式的社會。個體不是如傳統社會那樣，在「休戚與共」的日常交往和精神生活中組成「默認一致」的共同體，而是依靠契約抽象地聯結起來[1]，由一系列中介技術——比如貨幣、機器、傳媒等關聯團結在一起。由此，現代社會也導致了原子化主體的崛起：從共同體之中離析出來的原子式個體，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自主性。一方面，作為現代社會原子化的主體雖然是自由的，但同時也是孤立的。他們脫離了各種共同體的牽扯和約束，可以自主獨立選擇自己的交往對象和認同關係。另一方面，作為原子化的現代主體也是完整的，在獨立的軀殼中駐守著可由意識支配和控制的「自我」。
現代社會原子化主體的誕生，意味著主體的構建乃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化的過程之上。首先是主客體的三元化。在主體產生之際，客體也隨之出現。作為主體的人將其所處的世界和環境對象化，但同時自我也被他人對象化。在統戰實踐中，統戰工作主體面對特定問題(對象/客體)而行動，但同時又被統戰工作對象化。其次是時空分異，即在場與不在場的二元化。如果說傳統社會的自我統一性主要建立在身體周遭(在場)時空統一性的基礎之上，那麼現代社會大量中介技術將當時、當下之外的遠距空間和標準時間納入自我認同之中，形成在場與不在場的二元對立。如果說血緣、地緣等關係體現了傳統社會的主要認同方式，那麼現代社會在這些認同之外，疊加了更多基於中介機制的身份認同，階級、民族等政治身份就是中介化的不在場身份。
不同於現代社會的原子式個體以及二元對立結構的相對穩定機制，當前新媒體技術背景下，社會面臨的是幾乎徹底的流動性與非連續性。個體的獨立與完整遭遇挑戰，二元對立結構逐步消解，維持個體與社會穩定的機制本身變得不穩定。個人作為主體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的，從媒介技術來看，數位化正逐步改變個體的認知方式和自我認同的基礎，不斷消融主客體的邊界，重新構造個人與他者的關係。作為人體的延伸，媒體將親眼所見、親身體驗之外的世界帶入人們的生活之中，構造出自我認同的時空結構。每一種新技術新媒體的發明和應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改變著認同基礎結構。
現代社會中，大眾媒體因其集中性和壟斷性為人們塑造了一個相對統一、親身體驗之外的世界，各種政治身份經由大眾媒體的中介而確立、強化。但是，隨著社交媒體橫空出世，所有人經由大眾媒介一起看世界、一起感知和體認世界的一致性被瓦解。朋友圈、聊天群折射出的社會現實猶如萬花筒，色彩斑斕而形態迥異。從表面看，人們經由各種媒介渠道進入同學、同鄉或者興趣「群」之中，仿佛重新回到傳統的共同體狀態。但是，雜多而並存的「群」實質上消解了共同體構建所需的「休戚與共」，更何況這些「群」已然嵌入各種中介化的遠程時空。比如，同學群成員身在不同處卻有可能討論任何話題，不但無法休戚與共，而且常常意見各異甚至尖銳對立。同時，人們在不同的「群」裡進進出出，構造出來的時空結構也只能零零碎碎，高度流動而不連續[2-3]。如此時空機制下的主體身份認同，即使可被冠以某種名稱，比如某某的領導、某某的父親、某某的同學等，但其意義和關係形式已迥然不同，以致社交媒體「群」中的自我認同呈現出混雜而跳躍的特徵。人們有時甚至陷入令自我模糊困惑的境地，產生「我是誰？我還是我嗎？」的疑惑。
另外，基於新智能技術的信息推送與分發，改變著人們的認知基礎和結構，塑造或改造著人的主體性。有學者就將數位技術所造就的新人稱為「後人類」。其基本特點是：「主體性是突生的，而不是既定的；是分布式的，而不僅僅是鎖定在意識中的；是從混亂的世界產生並且與混亂的世界結成一體的，而不是佔據一種統治和操縱地位並且與世界分離的。」[4]
與現代社會主體的原子化相區別，新媒體技術時代的主體更類似量子，與原子相對穩定、獨立的存在形式不同，量子因處於「疊加態」而面臨多種可能性。從量子物理學理論中，我們可以獲得兩點啟示：
第一，量子化個體處於疊加態。量子的「疊加態」跟其特殊性質即「波粒二象性」有關。「光以波的形式傳播，但以粒子的形式離開和達到。」[5]原子也是一種粒子，但是作為粒子的量子尺度更小，正是這種尺度變化導致了活動規則的變化。在新媒體技術時代，與個體相關的信息急劇增加，人們對於自我與他人的認知與理解可以更多建立在個性化信息而非類型化信息的基礎之上，而類型化信息正是現代社會區分個體身份的重要基礎。正因為此，德國社會學家庫克裡克將數字社會稱為「微粒社會」，以區別建立在平均值基礎上的「粗粒社會」[6]。更重要的是，量子不僅是一種微粒，同時是波，其光速運動能力使其可能出現在幾乎任何地方。傳統社會的自我統一性建立在廣延空間的統一基礎上。其後，大眾媒體將遠距時空信息以光速傳送到個體面前，但因不能與本地生活完全融合而造成時空分離，或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說的「脫嵌」[7]。而當前的新媒體技術不但可以瞬間傳送遠距時空信息，還可以憑藉地理位置、定位技術等將主體更緊密地與身體所處時空進行聯結。因此，個體既不是純粹「在地」，也不會完全「脫嵌」，而是處於一種「疊加態」。個體可能既在此處又在彼處，或者既不在此處又不在彼處。「多重空間中的數字在場」特點，形成了與現代社會「我思故我在」完全不同的主體認同。哲學學者藍江稱其為「我思-數據傳輸-行為」的同一性[8]。
第二，個體的存在方式與特定的數位技術聯繫在一起。正是由于波粒二象性特質，「電子的客觀存在是沒有意義的，這不依賴於實際的觀測。只有當我們去觀測它的時候，電子才作為一個實體而存在」。也就是說，量子的存在狀況是「與觀察者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結果」[5]17。以量子的方式去理解新媒體技術時代的個體，可以發現其存在方式與特定的數位技術聯繫在一起：數位技術展示了個人在特定時刻所處的特定空間、關聯的特定個人或群體，並由此刻畫出特定的身份特性。這種狀態不僅局限於在線情境，還因媒體的移動性增強而越來越與線下生活高度糾纏、互嵌。
一直以來，統戰工作建立在對現代社會原子化個體特徵的認識基礎之上。這種原子化個體具有較為穩定的自我認同和政治身份，而且個體的政治身份更多地與親身交往之外的抽象他人聯繫在一起，這是傳統的統戰工作得以展開的機會空間。然而，當新媒體技術時代的個體逐步從原子態向量子態轉換，自我認同和政治身份的構建方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要求我們重新思考並尋找統戰工作的新形態與新方式。當然，這並不是說既有的政治身份都失效了，現實恰恰相反。由於新媒體技術可以大量、高速地傳遞信息，以致各種事件和紛爭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繁多激烈，個體在社交媒體圈、群中更容易被裹挾、牽連。這更加容易激活個體的各種政治身份，比如民族、性別、國家、城市等，並形成不同政治身份的連續流動與不斷疊加，甚至產生政治身份的模糊，使傳統的界定方式難以為繼。傳統的身份界定是靜態先賦的，處於相對穩定不變的狀態，可以根據人口統計學的特定指標加以確認和區別。新媒體技術時代量子化生存中的個體則處於一種疊加態，隨時隨處都可能激活其中一種或幾種身份，而且這種身份與其靜態的標籤未必一致。更重要的是，很少是一種身份單獨作用，往往是多種身份交叉、融合，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戰線和同盟、對手。
這些現象表明，新媒體技術時代的統戰工作需要根據個體認同方式的變化，梳理工作對象與工作方法；辨識處於疊加態的多重身份個體的特點，找到切合疊加多重身份的同一個體的有效方法。
二、從組織整合到離散式聯結：群體建構的新邏輯
主體的自我認同和政治身份建構，與主體間的關聯方式相互影響。當下，在新媒體技術的中介作用下，人們逐步從原子式生存轉向量子狀態，與之相應，自我與他人的互動方式、群體的構建方式也在不斷變化。最為突出的現象是，現代社會以組織整合為主的團結(聯結)形式越來越低效，新的關聯邏輯逐漸興起並影響傳統組織機構。這種新邏輯對應的是分布式、疊加態的主體，可以被稱作離散式聯結。與傳統組織相對封閉、穩定、持續的整合不同，離散式聯結在時間和空間上斷斷續續，所構造的關係往往呈現碎片化、拼貼式的樣貌。
組織整合是現代社會重要的整合機制。現代科層組織以理性化為基本特徵，建立在現代主體的職業化、獨立性、非個人化等基礎之上[9]。周雪光將組織整合視為涂爾幹所說的機械整合和有機整合之外的第三種整合模式，即「通過嚴密的組織權威和制度來安排和規範組織成員間的關係」，又稱為組織一元化。組織整合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重要的治理模式[10]。從信息經濟學角度來看，組織是解決信息不對稱和降低交易溝通成本的重要機制。組織的穩定結構和規章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11]。媒介學將組織與特定媒體聯繫起來，提供了進一步的解釋[12]。傳統組織受到面對面傳播和書面傳播在時間(速度)和空間(範圍與距離)方面的限制，只能更多地依靠規範的傳承而非指令傳達。因而，傳統組織主要通過相對穩定持續的觀念一體化來實現大範圍的整合，在地方微觀治理過程中則更傾向於靈活自治，即依靠小範圍的互動而非遠程命令。當電報等電子媒體出現後，迅速傳遞跨越空間的信息成為可能，更為規範嚴密的現代科層組織就出現了[13]。
然而，基於新媒體技術的信息傳播迅速、便捷、靈活，不僅極大地降低了交易溝通成本(無限趨近於零)，而且傳播的線路和範圍越來越難以限制在既有組織結構之中。組織整合所依賴的權威、制度和規範面臨極大挑戰。這產生了兩種結果。一是傳統組織的逐步去科層化。溝通成本降低使組織中間層級作用下降；多渠道傳播和多元聲音出現使組織權威降低，導致去中心化；內外溝通門檻降低使組織邊界不斷模糊，等等。新媒體技術條件下的組織形態因此發生變化，出現「扁平化組織」「後科層組織」「網狀聯盟」「群」(megacommunities)[14]等新形態。二是組織形態變化帶來與傳統組織完全不同的新型聯結機制出現，即英國社會學者拉什所言「無組織」(disorganizations)機制。「無組織」並不意味著一團散沙，而是指被終極價值而非組織結構起來的團體[15]。共享價值取代傳統組織規範，成為聯結或整合的新紐帶。這與傳統組織形成鮮明對照，因為韋伯式的科層組織是理性化、去價值、非人格化的。這種「無組織」的聯結或整合更具集體性、更多變，「它們形成、變形又分裂，然後又在別處匯聚起來」[15]70。拉什的表述或許有些極端，但類似的新形態組織形式，如虛擬社群[16]、閃聚等，無疑都是新媒體技術興起之後才出現的新型聯結形式。
基於個體量子化，這兩種組織方式的後果可以進一步解釋為量子態個體之間的聯結方式變化：
第一，新形式的聯結越來越不具有整體性。無論是有機整合還是組織整合，甚至包括網狀組織、虛擬社群等，都或多或少地隱含了一種整體性，將聯結形式想像為實體。但量子狀態的個體聯結關係是不連續、跳躍的，難以構成整體。從空間來看，這種聯結可以近在咫尺，也可以遠在天涯；可以明確空間定位，也可以隱蔽地理信息。而且，不同於網際網路初期的論壇等虛擬社群尚有一個相對封閉的虛擬空間，新型社交媒體上的聯結分散在層層疊疊的朋友圈、聊天群等，聯結紐帶更為分散多樣。雖然這些聯結所依賴的網絡線路相互連通，但從媒體界面考察，又呈現出離散狀態的非連續組合。人們在各種尺度的空間遊移，將各種地點拼綴、掛鈎，兼有網上交流的異步性和差異化的時間節奏[17]。社交媒體構造的聯結形式與其說是具有一定整體性的網絡，不如說是離散分布的閃爍光標群。現代社會的共同體如現代民族共同體中，標準化、統一化時間是想像性關係建立的重要基礎[18]。
第二，與新媒體技術背景下聯結的非整體性密切相關的是非獨立性。這不僅意味著聯結的邊界模糊且持續變化，而且由於網絡上的個體在不同的關聯中往往只展露某個截面，因此這種聯結是個體碎片的組合，不具有獨立性。人們以各種符號、標籤在社交圈群中相遇、組合，很快又分離。新聯結中的個人常常沒有形象、姓名、性別、年齡，有的只是標籤。由此形成的聯結可能只是關聯某一議題或行動，難以清楚定義、追蹤、觀察或維護。
長期以來，統戰工作的聯盟構建主要採取組織整合方式，自上而下地搭建社團組織機構、協調成員關係、動員並激勵各種行動。社團組織本身相對於黨政部門聯結形式更為鬆散，需要組織嚴密的統戰部門自上而下地引領、協調和動員以實現政治整合。隨著新技術媒體的普及，大多數社團組織開始採用數位化連接方式。這些社團組織的公眾號大多沿襲傳統的大眾媒體傳播思路，採取宣講式傳播，少與成員互動，很難促進觀念一體化。由其組建的社交群多是由統一特定身份的統戰成員構成的封閉群組，其功能主要為發布通知、傳遞信息、交流工作，充當低成本的傳播工具。
與前述離散式聯結相對照，傳統組織整合方式面臨兩大挑戰。其一，缺乏競爭力。統一戰線社團組織仍有吸引力，但當人們隨手就可以在新媒體上組建一個「群」時，這些社團組織面臨競爭壓力。它們需要與層出不窮的新聯結競爭注意力、時間和精力。除非具備有效激勵和豐厚回報，否則人們投入在傳統團體中的時間和精力將越來越少。離散式聯結本身意味著碎片化參與，人們偶爾在傳統社團組織中「閃現」，也讓忠誠度和凝聚力越來越難以形成。其二，缺乏連接力。在社交媒體中，聚集成「群」往往有賴於具有足夠吸引力的焦點，比如特定事件、議題等；或是多重關聯的交叉、疊加，比如有的微信群可分化出無數子群，包括美食群、旅遊群、時事群等。傳統的統一戰線社團組織往往功能單一，相互之間缺乏深入有效的交流互動。相關社團組織無法嵌入人們的日常關係，難以真正形成傳播學意義上的群體(聯結)。
三、統戰工作的理念與制度創新
新媒體技術不只成就了新行業和企業家、提供了新言論空間、製造了網絡意見人士，從而給統戰工作帶來新的客體；更塑造了新的生存狀態和工作環境，從根本上改變了政治聯盟形態，對統戰工作提出理念和制度創新的迫切需要。由新媒體技術推動改變的自我認同和群體建構方式，深刻地影響了傳統的身份認同、交往關係和聯結形態，這些基礎性要素的變化影響了傳統統戰工作框架的效能。「大統戰」察覺到了新時代統戰工作面臨的新環境，但組織機制和工作方式需要創新發展。
第一，針對自我認同機制變化，大統戰工作格局要真正打破統戰工作的專業化、部門化，將大團結大聯合的主題貫穿到國家治理的每一領域、每一環節、每一崗位。傳統的統戰工作建立在明確而具體的個體身份基礎之上，圍繞相對固定的行業或群體展開工作。當個體更多地以量子態呈現時，這種固定不變的身份區分的意義變小。雖然人們仍然在新媒體交往中以各種身份出現，但是這些身份越來越退化為流動的標籤。在頻繁變動的新媒體語境中，這些標籤的「符號效能」[19]下降，在不同場景中的意義滑動厲害，降低了原初的政治價值。統戰工作如果單純強化特定的政治身份，在新媒體時代將可能進一步消耗身份的固有價值。要打破以主體/客體進行分工的組織結構，將大團結大聯合的統一戰線主題覆蓋到國家全部治理環節。這種新的組織結構方式正是新媒體環境下科層組織改革的重點方向，「網絡化治理」[20]「無縫隙政府」[21]等概念即是這種趨勢的體現。
第二，針對群體建構方式變化，大統戰工作格局應在多樣化的行動中建立多元化的聯結形式，尤其是針對個體、具體事件的微聯結，加強滲透力和嵌入性。傳統統戰工作方法在當前新媒體環境下面臨挑戰，需要更好應對人們的量子化生存和離散式聯結。大統戰工作格局將職責分解到不同部門和環節，意味著針對不同問題和情境需要不同的聯結與認同方式。尤其要注意避免僅以自我為中心，要儘可能以「共情」「移情」「代入」的方式，深入滲透到具體場景，建立具有高度嵌入性的聯結形式。比如，以「事件性」「過程性」來界定網絡人士，從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去識別把握統戰工作對象，這是對新模式的一種探索。
第三，充分發揮新媒體傳播優勢，增強新聯結的可見性和感染力。首先，提高可見性。這既指利用網絡痕跡識別各類主體和群體，也指創造可見的方式促進新聯結。傳統身份識別所依據的人口統計學指標仍然是「粗顆粒」的，而數位技術為我們識別更具個性特徵的「微粒人」提供條件，也創造了事先行為管理和控制未來的新方法[6]122-123。大統戰工作格局應當充分利用這一技術優勢。其次，提高感染力。提高聯結的可見性與增強感染力相關，要以更加多樣的方式促進人們的集結和凝聚。移情是一種方式，充分運用多媒體也是有用的技巧。新媒體傳播技巧應當成為新時代統戰工作者的基本媒介素養。
參考文獻：
[1]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2]謝靜.微信新聞：一個交往生成觀的分析[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4)：10-28+126.
[3]孫瑋.微信，中國人的「在世存有」[J].學術月刊，2015(12)：5-18.
[4]凱薩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後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M].劉宇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394.
[5]約翰·格裡賓.薛丁格的小貓[M].張廣才，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6.
[6]克裡斯多夫·庫克裡克.微粒社會[M].黃昆，夏柯，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7]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M].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8]藍江.5G、數字在場與萬物互聯——通信技術變革的哲學效應[J].探索與爭鳴，2019(9)：37-40.
[9]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2卷(上)[M].閆克文，譯.上海：上海世紀傳播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0]周雪光.黃仁宇悖論與帝國邏輯以科舉制為線索[J].社會，2019(2)：1-30.
[11]肯尼斯·阿羅.組織的極限[M].萬謙，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12]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學引論[M].劉文玲，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
[13]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M].重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14]雷金納德·范李，馬克·蓋倫切爾，費爾南多·納波利塔諾，等.群：凝聚政府、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力量的新模式[M].時娜，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15]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M].楊德睿，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68.
[16]Howard Rheingold.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London:MIT Press,1993.
[17]謝靜.時空之流：移動新媒體的城市尺度[J].探索與爭鳴，2018(10)：128-135+144.
[1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M].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9]朱迪·迪恩.傳播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的局限[J].李玥陽，譯.全球傳媒學刊，2015(2)：54-64.
[20]史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網絡化治理：公共部門的新形態[M].孫迎春，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