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唐朝是一個多元文化特性的王朝，盛唐時代更是中國佛教變革的重要時期，經過激烈的宗尊之爭，在融入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後，佛教無論是在官方還是在民間都特別興盛，佛學己經發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階段。因此，當時的詩人們幾乎都與佛教有著某種程度的關聯，而在盛唐前期的詩人中，與佛教關係最為密切的當屬孟浩然。我們可以從他「幼聞無生理」《還山贈湛法師》中看出：他在孩提時期就曾經受到過佛教的薰陶，在青年時期，又一度在鹿門寺苦讀數載，並寫下了《夜歸鹿門山歌》等詩作。
但是孟浩然的佛教思想並不是單純的只有的一種思想，而是綜合了道家思想而成的佛教，兩教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影響了孟浩然的一生。這也就是為什麼目前學界有觀點認為他「外道內儒」的思想歸屬中「道」也不是單純地指道家思想，應該包含著禪宗思想的原因。如《宿終南翠微寺》中有「儒道雖異門，雲林頗同調」的詩句，《夜泊廬江聞故人在東寺以詩寄之》中有「一燈如悟道，為照客心迷」的詩句，其中的「道」就是指的禪佛，佛教中的「緣起論」、「無我論」以及「無情有性」說都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變化無常的，沒有不變的本質，只是相對的存在，佛性也是一樣的，只是它順從自然規律於萬物之中讓人不易捉摸。
每件事物都有佛性，都有平等的價值，佛教基本教義是把人當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把自然視為人的附屬物，人在與自然接觸時不能首先把自身的意識強加於萬物之上，認為自然是人類所要徵服的對象，而是應該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時都保持著自身特有的個性。這些思想鮮明的反映了佛教自然觀中包含的生態智慧，也符合現代生態學的特徵。孟浩然對佛教是很感興趣的，雖然「家世重儒風」，但由於他愛好自然的性格，和襄陽寺觀眾多以及當時社會風尚的影響，使他喜歡探尋佛理，和僧道之人交往，受到禪宗思想的薰染，細讀去，可發現他的詩中涉及到很多的佛家語：如「法侶欣相逢，清談曉不寐。平生慕真隱，累日尋靈異」《尋香山湛上人》，「上人亦何閒，塵念俱己舍。四禪合真如，一切是虛假。願承甘露潤，喜得惠風灑」《雲門寺西六七裡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住》，「儒道雖異門，雲林頗同調。兩心喜相得，畢景共談笑」《宿終南翠微寺》。
佛寺大多建在風景秀美的清幽勝地，佛理玄言伴著幽山清水洗去他的塵念，削減他的煩惱，在甘露和惠風的滋潤中他甚至「願言投此山，身世兩相棄」，他且為儒士，但和佛家一樣熱愛雲林之趣，因為山林之幽而得玄妙之理，嚴語所欣賞的「妙悟」正是禪宗對他觀物方式的影響，由妙悟而忘情於山水，進而得坐忘之心。他的自然觀、生命觀和理想觀，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佛學的烙印，也必然受到其中生態美學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孟浩然山水田園詩生態思想的審美意識基礎人的理想、品格、觀念、情趣、興趣、審美等都屬於審美意識，是主體能動的認識和反映客觀事物美學屬性的體現。
人們認識山水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發展過程，從畏懼、利用再到欣賞和推崇，自然風光的審美地位也逐步提高。可見中國是世界上的農業大國，中國文化的自然意象精神原型就是在祖先與自然的溝通過程中逐步積累而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文人將山水、天氣、景物等自然物作為創作題材和源泉，形成了有一定內涵和蘊義的自然意象，也是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因此，中國文壇上的自然意象，是我國文化創作發展的瑰寶，展現了我國的審美精神。在古代詩人們的思想觀念中，自然界不是靜態的，而的動態的、有生命、有靈魂的，與人的生存密不可分，展現了生活的豐富多彩和生趣盎然。中國古典文學藝術洋溢著旺盛的生命力、和諧統一的自然狀態，自然之中融入了藝術家和創作者美好的心靈。自然意象體現的是有別於西方義理說教的一種感性經驗直觀，它使天人關係處於一種審美狀態，這種經驗直觀的觀照世界的方式，使得中國古人始終以一種鮮活的心靈來看待周圍的世界。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人與自然的關係本身就是一個亙古不變的主題。在先秦時期，自然山水就受到人們的注意，但僅僅是作為陪襯出現的。這個時候的自然山水在人們的意識中是作為對立面的形態出現的，還不是準確意義上的審美對象，由於認識低淺，人們對於大自然的變幻莫測充滿了畏懼和恐慌，對於出現的自然現象也無從解釋，隨著社會文化進程的加快，人類對於大自然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人從自然界中收穫的印象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和社會的進步而變化的，因為他是用不同的觀點觀察自然界。
後來山水的地位在漢賦中得到了體現和穩固，它們不再是作為陪襯人物的形象，而是有了自己的地位。如《七發》、《上林賦》，都用極其鋪張的手筆歌頌了大自然的雄偉壯觀，隨著社會的發展繁榮，詩人對於自然山水也多了一份人性關懷，文人學士從喧鬧的城市中脫離出來，退隱山林，融入自然，慰藉精神，感受自然的偉大力量，自然界的美的內涵只有在暗示人的心靈時才會發揮作用。
人文學士飄逸的性格、真實的自我、自由的天性在自然環境中得到體現，生動、形象的事物躍然於紙上。到了晉宋時期，山水田園詩成為主流的創作題材，脫離了哲學概念，山水田園成為一種美的意象進入審美領域，而人也自覺地融入自然萬象的變化中。這樣，自然山水便第一次以審美對象的身份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但是，當時的社會沒有充分認識到人的生命的重要性，與自然山水和環境相比，社會的危害更為嚴峻，對人類的壓迫更為頻繁。人們為了追求自由和自主，從高層次角度來講，將自由作為追求目標：從低層次角度來看，將保護自己的物質作為推崇條件，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特殊的條件和風氣使魏晉詩人們的視野步入了一個新的境界，為他們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他們把眼光轉移到自然山水的美上，由此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脫離喧鬧、浮華的都市，技身到田園、山林之中，形成社會現實和個體生命的制衡。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率先走入田園，他為田園詩的創作開闢了新的篇章，成為我國田園詩創作的鼻祖，謝靈運則以秀美簡約的文筆，深婉細膩地刻畫了許多自然山水的神態，在流連忘返問把自己的審美愉悅感呈於紙上。到了唐代，山水田園發展成為「以形寫神」、「氣韻生動」的審美對象，真正達到了「素處以默，妙機其微」的境地。
盛唐人的靈魂和身體同時回歸到自然之中，並不是被動、強迫的回歸，而是主動、自願、無條件的投入到山水田園之中。用詩意、崇高的精神層次打破了魏晉士人4進退兩難的桓桔，是仕隱關係的折中，是生存智慧實踐價值和純粹意識的統一。盛唐山水詩派在仕與隱中表現出了一種高度的自由和自然，這完全取決於盛唐山水詩群對山水的認識。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盛唐山水詩人們不是被動迎合，也不是機械驅使，或者只是僅僅滿足於6極視昕之娛，他們已經完成了由物我對峙到物我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