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釋中國大歷史系列(二)文明結構的差異

[摘要]從文明的幾何結構，從微觀結構對宏觀結構的影響來談問題，比起就事論事地談近代史，更能說明為什麼帝國文明在近代敗於歐洲文明。只有理解了這種幾何結構，才能對文明特性有更清晰的認識。

作者：蕭功秦，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精彩內容】

過去人們談中國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如果從以「分」為基礎的大一統文化與多元競爭文化這樣的文明比較來看，實際上就是一個假問題。中國沒有資本主義萌芽。因為萌芽暗示著它會發育生長。與其說萌芽，不如說是死胎。

現在有不少學者仍然有一些糊塗的看法，總是拿近代以前的中國文明超越當時的世界其他各國來說事，如果以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用來衡量工業化程度「經濟總量」或GDP來衡量前現代社會，那會造成很可笑的錯位誤讀。把小舢舨用竹條連結起來，並不意味著可以達到航空母艦的總量。

蕭功秦教授

從文明結構的差異看中國應對西方挑戰的失敗原因

中西文明結構上的不同，為什麼會導致近代中國的失敗？可以說，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從源頭上就不同，前者是同質體文明，後者是異質體文明，前者發展出以「分」為原則的大一統文化，後者發展出以鼓勵多元個體的競爭為基礎的契約文化。大一統的「分」，造成磚石般的無生命的齊整劃一，競爭中的多元，造成競爭體的生機勃勃。

與大一統的中華文明相比，歐洲文明具有競爭性的文化性格，這與歐洲地理環境的多樣性有關。歐洲存在著山地、丘陵、平原和曲折的海岸線，生活在不同地理環境中的人們，從事不同的經濟生活，山地人種葡萄，平原人種糧食，丘陵人放牧羊牛，沿海人從事漁業，他們必須彼此交換自己的生產品才能滿足生活所需，這樣，從事不同經濟生活的部落與人群之間，就形成商業交換，這就是異質個體之間的相互依存，商業契約必須由商法來保障，這樣，異質個體之間，異質共同體之間，不同的國家之間，就由多元競爭中形成的契約與商法來形成宏觀秩序。這也是嚴復當年到英國留學後觀察到的歷史上的歐洲文明的特點。用嚴復的話來說就是「一洲之民，散為七八，爭雄並長，以相磨淬，始於相濟，終於相成」。

歐洲曲折的海岸線

歐洲中世紀的國家和城市為何能發展出資本主義？了解了中西文明的區別，也就能了解這一層了。西方文明從歷史上就形成了這樣一種集合？形態，那就是多元性，自治性，小規模性，競爭性，邊界的開放性，流動性。在這樣的形態裡，多元個體與共同體在應對環境的壓力與挑戰時，很容易形成多元個體自主應對環境挑戰的微觀策略，無數個體自主地根據自己對外面挑戰的適應手段，產生不同的辦法，這些辦法有的成功，有的失敗，其中成功的辦法，能通過邊界流動而傳遞到其他共同體。這樣，整個社會就可以由此而形成新的文化適應力。這也是為什麼個體創新引起整體社會變遷的機制。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就是這樣來解釋西歐為什麼會發展出資本主義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認為，西歐中世紀散布著許多多元自治的城邦國家，這些國家和城市的統治者為了強化自己的競爭能力，通過無數次的試錯，逐漸形成了一種新辦法，通過吸引資本、人才的政策來增強本國的生產能力和財富，進而發展出了一套有效地保護私有產權、工商業，保護個人創新的制度環境。其中某些城市最早發展起能保護工商業的法律，讓工商業主能安全地獲得利益。其他國家為了避免本國工商業主流動到先進國家去，為了應對戰爭需要，獲得更多稅收，不得不仿效先進城邦的新制度，這樣，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律與文化，就通過這種方式不斷從一個點到面地擴展開來。正是這種多元性、自治性、小規模性、邊界開放性與社會流動性，讓資本主義的經濟、文化與精神得以形成並最後完成了整個歐洲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演變。資本主義並不是根據某些理性原則人為設計的，而是人類無意識的試錯與適應環境過程中演變過來的。正如一位德國學者所言，「歐洲的不統一曾經是我們的幸運。」

中世紀晚期的歐洲商路

而在大一統的中國文明中，在以「分」為基礎的文化中，就不可能出現這樣資本主義發展了，過去人們談中國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如果從以「分」為基礎的大一統文化與多元競爭文化這樣的文明比較來看，實際上就是一個假問題。中國沒有資本主義萌芽。因為萌芽暗示著它會發育生長。與其說萌芽，不如說是死胎。

我想，從文明的幾何結構，從微觀結構對宏觀結構的影響來談問題，比起就事論事地談近代史，更能說明為什麼帝國文明在近代敗於歐洲文明。只有理解了這種幾何結構，才能對文明特性有更清晰的認識。

為什麼我在這裡要反覆強調文明結構的比較？因為我們現在有不少學者仍然有一些糊塗的看法，總是拿近代以前的中國文明超越當時的世界其他各國來說事，如果以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用來衡量工業化程度「經濟總量」或GDP，來衡量前現代社會，那會造成很可笑錯位誤讀。把小舢舨用竹條連結起來，並不意味著可以達到航空母艦的總量。

從文明結構角度看百年中國現代化的分期

中國的近代化實際上是從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開始的，而不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當時少數的洋務派政治精英，從天朝「天下中心」的夢境中醒過來，開始追求富強的現代化過程。

要評價中國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我們就需要先剖析近代以來一百多年中國經歷的六種政治選擇過程。一、清王朝的改革運動；二、辛亥革命後的議會民主政治；三、袁世凱的強人政權；四、國民黨的黨國威權政治；五、毛澤東的革命運動政治；六、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治。這六次政治選擇構成百年中國現代化的曲折故事，它們的展開，與中國傳統帝制下的近代化的特質仍然有關聯。換言之，帝制文明正是這個故事的歷史背景，只有對背景有足夠的認識，才能解釋百年史。大體上我們可以把百年中國的歷史，從文明結構的角度概括如下。

首先是清帝國的開明專制化運動，這一運動經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可以說，帝國文明應對西方挑戰的失敗，導致帝國的崩潰與不成熟的民主體制的建立，此後，北洋軍閥混戰說明中國進入了後帝國時代的碎片化時代。

其次，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兩種政治勢力進入政治舞臺中心。它們都想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建立統一的整合力量。國民黨被中日戰爭拖垮了，失去了資格，中共革命則取而代之，共和國是繼帝國文明後的新的統一政權。

計劃經濟時代的蘇聯

1949年到1976年，是毛澤東的全能主義的計劃經濟模式主導了中國的發展。這種革命動員模式具有蘇俄列寧主義組織的強大整合力量，足以控制中國這樣的超級規模的大國，但它卻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恢復了傳統帝國文明的「安分敬制」的傳統。計劃經濟與單位所有制，把人束縛在單位結構中，讓個人服從集體的大結構，這樣的體制，是難以引領中國實現現代化轉變的使命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中國進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才重新通過市場經濟，實現了從千年史上的「安分敬制」的文明結構，向多元競爭性的文明結構的大轉變。

（編輯整理：李大白）

相關連結：

重新解讀中國大歷史（一）中國的城牆文明與西歐的玫瑰文明

http://cul.qq.com/a/20160314/0214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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