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文明衝突論」引發世界範圍內的巨大爭論,但它卻預見性地繪製了21世紀頭20年世界政治變遷的路線圖,這無疑是社會科學的一大謎團,因為社會科學旨在解釋經驗而非預言未來。亨廷頓本人的回答是因為他建構了「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即文明範式。文明關係形成於古老的過去,影響著當下,塑造著未來,因而文明範式經典地體現著歷史政治學的時間進程概念;在時間進程中,財富權力的轉移帶動了作為文明表現形式的政治思潮,政治思潮直接刺激著古老的文明關係和世界政治走向。歷史政治學路徑下的「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事實上是以文明範式為核心的世界政治學,這可以看作是傳統國際關係學的轉型升級學科。不同學科的不同範式,意味著研究路徑甚至思維方式上的差異。
引言:「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
亨廷頓是中國學者最為熟悉的國外社會科學家之一,他的很多觀點,大家都能夠信手拈來,對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稱《文明的衝突》)中所做的很多判斷更是耳熟能詳,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真正認識了亨廷頓的思想貢獻。《文明的衝突》幾乎精準地繪製出21世紀頭20年世界政治變遷的路線圖。問題來了:亨廷頓為什麼能準確地預測了世界政治走向?要知道,社會科學主要是研究過去,即基於過去的經驗而發現理論,很少有人敢預言未來,即使預言了,也如同中彩票一樣不靠譜。但是,《文明的衝突》確實繪製了21世紀頭20年的世界政治路線圖。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在1997年寫給該書的「中文版序言」中,亨廷頓這樣自問自答:「為什麼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這麼大的興趣並刺激了這麼多的討論,為什麼我的著作至今已經被翻譯成22種不同的文字,並具有相應的影響?我認為,答案是,人們正在尋求並迫切地需要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這是一種不同於長期以來以大國關係研究為主的國際關係研究範式,「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一需要」。亨廷頓的這段話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但它意味著,「文明的衝突」是一種替代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的「關於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當然,文明範式只是一種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沃列斯坦的以資本主義為研究單元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則是另一種影響巨大的思維框架。
「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其實就是世界政治學科問題,《文明的衝突》是世界政治學科的裡程碑式的研究成果,為國際關係研究的轉型與升級提供了一個範本。思想進步應該是基於學科規範上的研究,在現代社會,沒有學科規範意義上的思想爭論,很多時候是沒有頭緒的,不會給人明確的方向感。因此,本文主要是發掘亨廷頓的學科建設貢獻,梳理作為「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的「文明範式」是如何形成的。細讀文本可以發現,在方法論上,亨廷頓秉承的是典型的時間進程之維,即,關鍵時刻形成的重大事件(諸如文明)具有當下乃至未來的作用,理解當下和未來的世界秩序需要在歷史連續性的時間進程中尋找,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種連續性存在;在時間進程中,歷史不但給人們觀念上的啟示即分析問題的情景性,還是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事實性存在乃至實踐。在學科範疇上,這是典型的歷史政治學之維。本文將在歷史政治學的視野下發掘作為「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的「文明範式」及其學科意義。
觀察世界政治的文明範式
在拋出替代性的文明範式之前,亨廷頓首先梳理了幾種流行的解釋國際關係的理論,以論述為什麼不存在「普世文明」和「普世價值」,否則就不存在「文明的衝突」了,並闡述了文明衝突的內涵以及文明衝突的樣式。
1.觀察世界政治走向的範式之爭
以柏林圍牆倒塌和蘇聯解體為標誌,冷戰結束了。如何看待冷戰後的世界?世界向何處去?亨廷頓指出,需要新的觀察範式以釐清變動中的世界秩序。在亨廷頓看來,理論或範式會歪曲或模糊一些事物,但是,如果要認真地對世界進行思考,並有效地在其中活動,某種簡化現實的圖畫、理論、概念、模式和範式就是必要的。但是,具有競爭性的、相對有效的範式必須具有以下功能:理順和總結現實;理解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預期,如果我們幸運的話,預測未來的發展;從不重要的東西中區分出重要的東西;弄清楚我們應當選擇哪條道路來實現我們的目標。所以,對於亨廷頓來說,建立範式是為了預測,而對於世界政治研究而言,範式具有戰略規劃功能,即:世界政治向何處去?美國怎麼辦?對於未來走向的「預測」,亨廷頓信心滿滿,範式能導出預測,「對一個範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決定性檢驗應當達到這樣的高度:從這個範式導出的預測結果證明比其他可供選擇的範式更精確」。
根據亨廷頓的總結,冷戰之後,不同的範式給出了不同的圖景。第一種看法,也是最有影響的,便是「歷史終結論」。1989年,敏銳而大膽的福山一鳴驚人:歷史終結了,人類已經發現了最終的也是最好的制度模式——美國式代議制民主,全世界都要走向美國的政治制度。大勝利給美國人帶來了大狂歡。圍繞「歷史終結論」而出現了一系列「家族概念」:「軟權力」,即美國的制度和文化有吸引力;「民主和平論」,即世界上民主國家越多越和平;「自由制度主義」,即一種名義上「相互依存」但實質上是以美式自由民主為支點的國際制度在「接觸中改變」其他國家的國際關係理論。這些都是大勝利之後的「理論大狂歡」,持這一理論者無不認為將出現「美國治下的和平」,因此,他們致力於改造其他國家為美式民主——哪怕以戰爭手段。這就是冷戰後美國人的樂觀主義戰略設計,其理論範式可以與自由制度主義關聯起來。
第二種看法相當於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認為出現了「兩個世界」——我們和他們;這是發達與不發達、窮國與富國或者文化上的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國際關係。亨廷頓認為這種看法沒有現實性意義,它們是現實,但不會改變世界秩序的走向,因為窮國缺乏向富國挑戰的手段,文化的非西方其實是無所不包的概念,非西方不會團結起來。
第三種看法就是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認為世界仍然處於無政府狀態,「實力政治」依然是各國政治的出發點,假設所有的國家都以同樣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並以同樣的方式行動,權力是理解國家行為的唯一出發點。當時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流行就是明證。在亨廷頓看來,現實主義不能用以深入理解國家行為。國家固然要根據權力去界定利益,但除此之外,還要根據許多其他東西來界定自己的利益。如果出於均勢考慮,40年代末歐洲國家應該與蘇聯而不是美國聯手,但是歐洲國家看到來自蘇聯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威脅,也就是說,價值、文化和體制深刻地影響著國家利益的界定,具有類似文化和體制的國家會看到它們之間的共同利益。總之,現實主義理論用以觀察冷戰可能是有效的,但是無助於理解冷戰後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於冷戰時期和冷戰之前的全球政治。
在否定了上述圖景後,亨廷頓明確提出了「文明範式」:
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國家日益根據文明來界定自己的利益。它們同具有與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國家合作或結盟,並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發生衝突。國家根據其他國家的意圖來確定威脅,而這些意圖以及看待它們的方式受到文化考慮的強大影響。公眾和政治家認為威脅不太可能產生於他們感到能夠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為他們具有共同的語言、宗教、價值、體制和文化。他們更可能認為威脅會來自那樣一些國家:它們的社會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們對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
文明、文化的不同類型很多,果真如此,世界豈不是要回到原始部落狀態?作為戰略家,作為冷戰後美國大戰略的設計師的亨廷頓,「從不重要的東西中區分出重要的東西」,秉承他一貫一針見血的文風,指出「未來的危險衝突可能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國家的不寬容和中國的武斷的相互作用下發生」。其中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尤為顯著,「西方面臨的根本問題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是一個不同的文明——伊斯蘭,它的人民堅信自身文化的優越性,並擔心自己的力量處於劣勢。伊斯蘭面臨的問題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而是一個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確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確信,儘管他們的優勢正在下降,但這一優勢仍然使他們有義務把他們的文化拓展到全世界。這些是造成伊斯蘭和西方衝突的根本因素」。
2.為什麼不存在「普世價值」?
堅信了「文明的衝突」,在理論上必須首先清理大勝利帶來的大狂歡式觀念——作為「歷史終結論」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指「人類在文化上正在趨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價值、信仰、方向、實踐和體制」。在亨廷頓看來,「這一觀點可能意味著深刻但不恰當,恰當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當又不深刻的事情」。
存在「普世價值」嗎?其實,早在《國家間政治》中,摩根索就直言所謂的普世主義就是民族主義甚至帝國主義,即,將自己民族的價值觀論述成普世主義的。亨廷頓關於普世主義的看法與摩根索如出一轍,認為「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宣揚西方文化的普世主義是錯誤的、不道德的,而且還是危險的。
之所以是錯誤的,是因為這種假設根本不是事實,亨廷頓在該書的一開始論證說,公正、善良等價值固然是全人類都追求的,但這些價值本身不構成世界歷史的發展動力,或者說公正、善良等道德層面的價值不會當作政治價值去推廣而引發人類的政治鬥爭;蘇聯的失敗也只是其信奉的意識形態即蘇聯模式出了問題,這種政治思潮之外還有其他思潮,諸如那些試圖改變人們觀念和信仰的宗教。全球化看上去讓大家說著同樣的話語,甚至連中東地區的年輕人也在喝可樂吃漢堡包,但西方文化的精神實質不是「巨無霸」漢堡包(Magna Mac)而是「大憲章」(Magna Carta)。更重要的事實是,通訊發展所推動的全球化,不是生活方式和信仰的一體化,而是刺激了本土文化的復興和「上帝的報復」(指宗教復興)更有助於反西方。這就是亨廷頓看到的多元文明的現實性圖景。
之所以是不道德的,是因為假設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這必然是帝國主義的政治邏輯。文化的傳播依賴權力的擴大,英國和美國對於世界的主導地位都在先後撤退,倘若重新鼓吹普世主義,那就意味著非西方文化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為此只能助長了西方的霸權。
之所以是危險的,是因為普世主義事實上的帝國主義性質,即擴張性侵略性,可能會導致核心國家之間,也就是重大文明間的戰爭,進而導致西方的失敗。因此,對於西方國家而言,明智之舉不是試圖制止權力的轉移,而是學會忍受痛苦、減少冒險和捍衛自己的文化。亨廷頓列舉了八大要素所共同構成的西方文明的獨特性。「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竭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
西方文明是獨特的,那麼為什麼要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呢?亨廷頓明確指出,「普世主義」不過是西方權力擴張的帝國主義產物,「19世紀,『白人的責任』的思想有助於為西方擴大對非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統治做辯護。20世紀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於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做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
3.為什麼存在「文明的衝突」以及文明衝突的樣式
當蘇聯的挑戰結束之後,「文明的衝突」何在?維持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威脅者」乃至「挑戰者」何在?結果發現,挑戰這個體系的力量來自該體系形成之前,即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也就是說,在亨廷頓那裡,現行的世界秩序具有大歷史的連續性,是「時間進程」的產物。
具體而言,現代化導致的不平等刺激了文化身份的認同,結果導致怨恨心理,民主化加劇了怨恨,從而形成了「文明的衝突」。「文化認同是一個國家結盟或對抗的主要因素。」「由於現代化的激勵,全球政治正沿著文化的界限重構。文化相似的國家或民族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則分道揚鑣。以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係確定的結盟讓位於以文化和文明確定的結盟,重新劃分的政治界限越來越與種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限趨於一致,文化共同體正在取代冷戰陣營,文明間的斷層線正在成為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界限。」這個觀察意味著,基於文化身份認同的「文明的衝突」,其實內蘊著當下流行的身份政治、認同政治等概念。
「文明間的衝突有兩種形式。在地區或微觀層面上,斷層線衝突發生在屬於不同文明的鄰近國家之間、一個國家中屬於不同文明的集團之間,或者像在殘骸之上建立起新國家的集團之間,如在前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斷層線衝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國家或集團之間特別普遍……在全球或宏觀層面上,核心國家的衝突發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國家之間。……各核心國家會團結本文明的同伴,爭取屬於第三種文明的國家的支持,促進對立文明的國家的分裂和背叛,恰當地綜合利用外交、政治、經濟手段,以及秘密行動、宣傳誘導和強制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同時,「斷層線衝突」不但發生在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也發生在一國之內。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的論述中體現了這一點。而他在最後一本書《誰是美國人》中,講的就是美國國內的「文明的衝突」。
這種文明衝突的樣式也體現在現實中。亨廷頓認為,伊斯蘭的挑戰不足為道,重要的是中國崛起帶來的根本性挑戰。四分之一世紀後,亨廷頓的戰略思想變成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川普政府公然提出美國要對中國準備一場「文明的衝突」。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日前說,國務院正在以「與一個真正不同文明的較量」的想法為依據,制定對華策略。斯金納說,過去的大國衝突,包括美蘇冷戰,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內部較量」,而與中國之間是美國首次面對「非高加索人」的超級強國競爭。以種族主義思維來制定對外政策,必然會引發軒然大波。其實,在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之初,筆者就斷言,以「文明的衝突」為旗幟而動員西方國家對付一個300年來第一個非西方的強大國家,將是其必然選擇,因為「對於『白人優越論者』而言,除非中國不再是中國人的中國,除非中國不再是儒家文明的中國,除非中國和過去一樣陷於貧窮落後狀態,否則,中國的發展必然被視為根本性威脅,中美之間必然存在『文明的衝突』」。
時間進程中的文明範式
冷戰結束,意味著蘇聯對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挑戰的結束,但是是否就意味著「歷史終結」了呢?難道西方就沒有新的挑戰者乃至替代者了嗎?如果是這樣,就意味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永恆性,但事實上,在歷史長河中,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只是相對較短的一個時段而已。觀察歷史,要具有大歷史觀。
《文明的衝突》旨在捍衛500年來的國際體系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到1500年,歐洲順利地進行了文化上的文藝復興,社會多元主義、擴大的商業和技術成就為一個全球政治的新紀元提供了基礎。」西方通過有組織的暴力而非思想、價值和宗教的優越而取得勝利,到1914年,歐洲人或前歐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84%。此時,文明意味著西方文明,國際法就是西方傳統的國際法,「國際體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西方從1450年前後開始興起,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一個標誌性事件,然而,西方興起的根本標誌則是宗教文化衝突讓位於民族國家的建立,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確立的現代民族國家。在這個體系中,起初也是一片混沌,直到18世紀初英國在與法國的戰爭中取得勝利而獲得霸權地位,直至1900年之前,其中只有一次霸權挑戰者,即拿破崙戰爭。20世紀上半葉,是世界秩序的轉換時期,英國衰落了,美國還不願意出頭,因此呈現多極世界,這才有了兩次世界大戰,分別都是德國人所挑戰的英國治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二戰之後,文化的親緣關係,使得英國和美國和平地完成了權力交接,美國治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時代開始。但是,出現了新的挑戰者,那就是一方面有著東正教文明基礎,另一方面信仰共產主義的蘇聯。冷戰時期與此前世界政治的不同之處在於,無論是法國人拿破崙的挑戰,還是德國人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挑戰,都不是旨在改變西方人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而只是誰來領導的問題,法國人和德國人只是不滿英國人的長期主導。但是,冷戰是由於出現了西方人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世界體系的替代者,要將一個自由帝國主義體系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世界體系所替代。
蘇聯的替代性挑戰失敗了。然而,美國人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就是永恆存在嗎?不同於一般人的看法,亨廷頓認為,「在20世紀,文明之間的關係從受一個文明對所有其他文明單方向影響支配的階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間強烈的、持續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階段」。也就是說,多文明的世界不再簡單地從屬於西方人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自一戰就開始衰落了,打敗了挑戰者並沒有阻止其衰落。刺激其衰落的力量來自公元1500年之前的世界政治。
我們知道,冷戰掩蓋、壓制了此前混沌的世界結構,但是被壓制的政治力量事實上並沒有永遠消失,因此,冷戰甫一結束,各種古老的政治形態就紛紛浮現,其中一個就是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之間的千年恩怨。文明的穩定性或者說質性決定了當下世界依然是千年歷史的延續,這是亨廷頓的千年歷史觀。
在亨廷頓看來,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只不過是「自由主義民主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20世紀的衝突,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持續的、深刻的衝突關係相比較,不過是短暫和表面的歷史現象」。亨廷頓還認識到,自由主義民主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其實是可以談判的,二者有共同之處,最終都指向自由,只不過側重點不同:一個是個體主義的,一個是集體主義的。較之這兩種政治思潮,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幾乎是不能妥協的。因此,不是像很多西方人認為的那樣西方只是與伊斯蘭原教旨暴力分子之間存在問題,而是兩大宗教之間的根本性衝突,在過去1400年裡,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不論是東正教,還是天主教和新教)的關係經常充滿風暴,彼此將對方視為外人,多少世紀以來,兩個宗教的命運在一波接一波時而停息、時而高漲、時而反衝過來的浪潮中沉浮。
伊斯蘭教誕生於公元七、八世紀,而彼時在歐洲,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魯—薩克森人開始興起。位於相鄰地區的兩大文明同時興起,一開始就交惡,亨廷頓詳細地梳理了自公元7世紀開始的兩大宗教之間的張力和鬥爭。千年來的「文明的衝突」來自這兩種宗教的本性和基於其上的文明,穆斯林是政教合一,而基督教是政教分離,更重要的是,二者的相似性決定了它們的衝突性,「兩種宗教都是一神教,與多神教不同,它們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們都是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們又都是普世主義的,聲稱自己是全人類都應追隨的唯一真正信仰;它們都是負有使命感的宗教,認為其教徒有義務說服非教徒皈依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創始起,伊斯蘭教就靠徵服進行擴張,只要有機會,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聖戰』和『十字軍東徵』這兩個概念不僅令它們彼此相像,而且將這兩種信仰與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區別開來。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還持有一種目的論的歷史觀,與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輪轉或靜態觀完全不同」。
到了20世紀末,一系列因素混合在一起,又加劇了兩大文明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原因是「西方同時向全世界推廣其價值觀和體制、維持軍事和經濟優勢的努力,以及對穆斯林世界內部衝突進行的幹預,引起了穆斯林強烈的不滿。……只要伊斯蘭還是伊斯蘭(它肯定是),西方仍然是西方(這一點存在較多的疑問),這兩個偉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間的根本衝突在未來將繼續決定它們之間的關係,甚至像在過去的1400年中一直決定著那樣」。也就是說,西方文明尚未勝利,歷史也就沒有終結,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至少面臨來自伊斯蘭文明的挑戰。
亨廷頓還有更大的憂慮,正如他說的,「伊斯蘭的推動力,是造成許多相對較小的斷層線戰爭的原因;中國的崛起才是核心國家大規模文明間戰爭的根源」。那麼,為什麼要這樣定位中國的根本性挑戰呢?這不得不從2000年前的世界文明史說起。
在過去幾個世紀的國際關係史中,大國的主要戰場在歐洲,但「冷戰後的所謂國際關係也會有一個主要區域,那便是亞洲,尤其是東亞」。在亨廷頓看來,「兩千年來,中國曾一直是東亞的傑出大國。現在,中國人越來越明確地表示他們想恢復這個歷史地位,結束屈辱與屈從於西方和日本的漫長世紀,這個世紀是以1842年英國強加給中國的《南京條約》為開端的……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這個目標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自然結果」。亨廷頓還是一個「修昔底德主義者」,認為歷史上的大國在經濟增長之後都是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中國也同樣如此。
如果恢復了「東亞霸權」地位,則是內外一體化的天下體系。中國人「頭腦中的世界秩序不過是中國國內秩序的必然結果,因此是中國文明認同的一種延伸」。中國人從來沒有多極、甚至也沒有多變的安全觀。在國家關係中,亞洲人一般「接受等級制」,在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到來之前,東亞的國際關係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其他國家要麼從屬於中國,要麼與之合作,或者不受中國控制而自治。亞洲的國際政治等級模式與歐洲的均勢模式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中國最終要恢復「東亞霸權」地位,而美國則是冷戰之後東亞秩序的主導者,其霸權在東亞表現為「離岸平衡手」。美國當然不會自動退出東亞,不會自動退出東亞的美國當然視中國的崛起為最大的挑戰,具體表現為作為儒家文明核心國家的中國與作為基督教文明核心國家的美國之間的衝突。
不同的時間尺度產生不同的歷史觀。如果只看近代以來的500年的歷史,西方興起了,雖然有不同的挑戰者,但總體上維持了以基督教文明為線索的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但是,從1000年的大歷史看,1450年之前,基督教文明的生死受到伊斯蘭文明的挑戰,而被殖民主義和冷戰壓制下來的穆斯林則相信「上帝的報復」,它對基督教文明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衝擊,而這正是冷戰後美國的大戰略必須應對的。更重要的是,放在2000年的文明史上,中國文明一直未曾中斷,古希臘文明湮滅之後經「文藝復興」而重生,西方文明也不過1400年的歷史,而在此之前,東亞一直有一個中國文明儒化而來的等級秩序,這一秩序因西方的到來而中斷,但是中國很可能恢復其2000年前就擁有的「東亞霸權」。在西方人看來,2000年秩序不能不對500年秩序構成挑戰。
歷史觀決定了秩序觀。時間尺度意義上的大歷史觀決定了,現行的世界秩序既有其歷史延續性,也有因其歷史延續性而導致的重大挑戰。換句話說,現行秩序不是恆定的,現行秩序必然遭遇來自歷史上的眾多不同力量的挑戰。歷史沒有終結,就意味著美國必須尋求具有憂患意識的新戰略,即,美國必須尋找「新敵人」。
政治思潮與時間進程中的「文明的衝突」
如前所述,兩大文明同時誕生於公元七、八世紀,二者輪流佔據上風,但工業革命使得西方文明徹底壓制了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但是,以1979年伊朗革命為轉折點,伊斯蘭復興運動對外直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
亨廷頓根據現代化理論來解釋伊斯蘭復興運動。「在變化的早期階段,西方化促進了現代化。在後期階段,現代化以兩種形式促進了非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復興。在社會層面上,現代化提高了社會的總體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鼓勵這個社會的人民具有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從而成為文化的伸張者。在個人層面上,當傳統紐帶和社會關係斷裂時,現代化便造成了異化感和反常感,並導致了需要從宗教中尋求答案的認同危機。」
非西方文明的各種特性並不排除作為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但是在文化上,「現代化並不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採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並且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西方化確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了什麼障礙,與它們對西方化造成的障礙相比都相形見絀」。亨廷頓同意布羅代爾的看法,認為現代化或者「單一」文明的勝利,將導致許多世紀以來非西方文明的終結,那是極端幼稚的;「相反,現代化加強了那些文化,並減弱了西方的相對權力。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亨廷頓梳理了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本土化運動」,認為現代化所刺激的本土化已成為整個非西方世界的發展趨勢,其中伊斯蘭教的復興和「重新伊斯蘭化」是穆斯林社會的主題,亞洲人李光耀、馬哈蒂爾則提出了著名的「亞洲價值觀」,斯拉夫化的爭論也日趨白熱化。此外,民主化也進一步刺激了本土化。「非西方社會對西方民主體制採用鼓勵了本土主義的反西方的政治運動,並使它們獲得了權力」,因為「選舉競爭刺激他們把自己的信仰說成是最能吸引大眾的東西,那些東西通常具有種族的、民族主義的宗教的特徵」。確實,在北非和大中東地區,選舉獲勝的政權中很多都具有反美的民族主義色彩或伊斯蘭主義色彩。
現代化、民主化所刺激的本土化運動,最終形成了全球性的宗教復興,有人稱之為「上帝的報復」,它遍及所有大陸、所有文明,實際上是所有國家。
為什麼會出現全球性的宗教的復興?「全球性的現象需要一個全球性的解釋」,全球性宗教復興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認為會引起宗教消亡的東西:20世紀後半葉席捲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代化進程。認同和權力體系長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也就是說,從自己的傳統文化中尋找新的認同,以抵抗「普世主義」帶來的心靈的漂泊。第二個原因就是冷戰的結束,在非西方發展中國家出現了意識形態真空,那些長期被兩大陣營所壓制的民族、宗教情感得以爆發。同時,西方試圖以新古典經濟學和民主來填補這個真空。事實上,作為世俗學說的自由主義民主和馬克思主義在這些國家都遇到了問題,非西方國家的民眾「帶著信仰和熱情轉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識形態,宗教民族主義取代了世俗民族主義」。其實,復興了的宗教並不反對現代化,也與國家發展不衝突,那麼為什麼反對呢?因為「宗教復興運動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現,也是反西方的」。它「拒絕西方以及與西方相關的世俗主義的、相對主義的、頹廢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會對所謂的『西方毒化』的抵制」。
全球復興中的宗教都是反西方的嗎?其實,斯拉夫化和「亞洲價值觀」更多的是一種自我證明,證明自身文化價值的合理性乃至獨特性和有益性,並不意味著必然是反西方的。「政治伊斯蘭」確實是反西方的,但僅僅是因為全球化(現代化)所導致的認同危機而反西方嗎?這裡,亨廷頓用了一個現代化的「大理論」來解釋——並沒有直接的相關性,因為只有所有的復興的宗教都是反西方的,才能證明現代化理論的解釋力。為什麼伊斯蘭教直接針對的就是西方文明?「帝國主義」是一個繞不開的解釋,雖然在談到「普世主義」的時候,亨廷頓也將之與「帝國主義」聯繫起來,但是,在解釋伊斯蘭教反西方的時候,他卻有意無意地繞開了「帝國主義」。
流行的國際政治理論比如現實主義理論,根本沒有辦法解釋美國的中東戰略,只能用解釋事物本質的帝國主義理論來解釋。1979年發生在伊朗的推翻親美政權的「伊斯蘭革命」推動了政治伊斯蘭的復興,冷戰後,不再顧及蘇聯威脅的美國大力搞起「推廣民主計劃」,發動了1990-1991年的海灣戰爭,徹底激活了兩大文明之間的衝突。亨廷頓在其敘事中,事實上也間接地承認,是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導致了兩大文明的對抗。「對於穆斯林來說,這場戰爭很快就變成了一場文明之間的戰爭,因為伊斯蘭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威脅。」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譴責這場戰爭是『十字軍戰士和猶太人』聯合反對『伊斯蘭及其文明』的戰爭」。於是,一場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間的戰爭為開端的海灣戰爭,被看成伊拉克與西方之間的戰爭,然後是伊斯蘭和西方之間的戰爭,並最終被許多非西方人視為東方對西方的戰爭,「一場(與)白人的戰爭,舊式帝國主義的新發作」。
繞了一大圈,最終還是借他人之口,亨廷頓指明了復興的伊斯蘭教反西方文明的直接原因,那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阿拉伯國家和地區實行的帝國主義政策所激發的仇恨情緒,作為「大理論」的現代化的解釋只有間接的相關性。亨廷頓的敘事在邏輯上意味著,所謂即將發生的「文明的衝突」,只不過是一種歷史延續性的判斷,因為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文明的衝突」在冷戰後事實上已經白熱化,海灣戰爭是通向「文明的衝突」的「過渡戰爭」,冷戰的結束讓帝國主義政策在中東地區更加肆無忌憚,從而激活了「時間性的世界秩序」,那就是一千多年來一直存在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對決。2001年的「9·11事件」、第二次海灣戰爭、「阿拉伯之春」以及與ISIS的戰爭,都是典型的「文明的衝突」。
財富權力轉移與時間進程中的世界秩序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衝突,是很容易理解的歷史和現實,二者之間的衝突是其宗教性質所決定的,而儒家文明與此不同。在宗教性質上,儒家文明是包容性的,事實上它不是一家文明,而是多家文明的混合體,不但儒釋道渾然一體,即使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國首先都是一個「儒民」。如此包容的儒家文明怎麼會和基督教文明衝突呢?這裡,不再是宗教之間的性質問題,而是地位問題,亨廷頓想到的是誰將對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秩序構成挑戰:蘇聯解體後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沒有這個能力;而伊斯蘭文明雖然與基督教文明有著嚴重衝突,但伊斯蘭文明中沒有「核心國家」,下信奉部落,上信奉超國家的哈裡發,缺少中間層次的「國家」,因而也無力與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國家」對抗。但是,作為儒家文明「核心國家」的中國,完全有可能形成替代性力量,因而構成了21世紀美國的戰略威脅。
理解了這一點,認為中美關係衝突的根本源自政治制度差異,是沒有理解以亨廷頓為代表的右翼白人的戰略思維,他們內擔心移民對美國信條的衝擊所形成的「美國國民性危機」,外則擔心誰將挑戰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說到底,亨廷頓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其信奉的是19世紀一度很流行的「白人優越論」——不管你實行什麼樣的制度,只要威脅到300年來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都可謂「雖遠必誅」。看不到這一點,關於中美關係的看法要麼是表面化的,要麼是自欺欺人。
那麼,亨廷頓是如何看到儒家文明的威脅的呢?亨廷頓主張「亞洲的自信根植於經濟的增長;穆斯林的自我伸張在相當大程度上源於社會流動和人口增長。這些挑戰中的每一個都正在,並將在進入21世紀後繼續對全球政治產生衝擊,造成全球政治的極大不穩定」。「東亞模式」和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亞洲價值觀」和「國學熱」,說明了「軟權力只有建立在硬權力的基礎上才成其為權力。硬的經濟和軍事權力的增長會提高自信心、自負感,以及更加相信與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軟權力更優越,並大大增強該文化和意識形態對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經濟和軍事權力下降會導致自我懷疑、認同危機,並導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尋求經濟、軍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訣。當非西方社會經濟、軍事和政治能力增長時,他們就會日益鼓吹自己的價值、體制和文化的優點」。「西方的價值觀和體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為它們被看成是西方權力和財富的源泉。」「隨著西方權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強加其人權、自由主義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價值對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隨之減小。」現在亞洲人論證說,「他們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正是因為他們與西方不同。同樣,如果非西方社會感到與西方相比自己相對弱小,他們就援引西方的價值觀,如自決、自由主義、民主和獨立,來為其反對西方的控制辯護。現在他們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強大,於是他們便毫不猶豫地攻擊起那些他們先前曾用來維護自己利益的價值觀。對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過宣稱西方價值的普遍性來證明其合理性的,現在則是通過宣稱非西方價值的優越性來加以證明」。
確實,伴隨著全球性的「本土化」和宗教的復興,亞洲人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普世價值的替代性概念——「亞洲價值觀」。亞洲的自我肯定由四個部分構成:第一,亞洲人相信東亞將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並很快在經濟產值上超過西方,因此,與西方相比,它將在世界事務上越來越強有力。第二,亞洲人相信這種經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亞洲文化的產物,亞洲文化優越於文化上和社會生活上頹廢的西方文明。第三,儘管「亞洲是文明的大雜燴」,但存在重要的共性,諸如節儉、家庭、工作和紀律、非個人主義、有限的民主。第四,亞洲的發展和亞洲價值觀是其他非西方社會在努力趕超西方時應效仿的模式,西方也應該從中學習而自我更新。結果,「東亞日益增長的自信導致了亞洲普世主義的出現,而普世主義一直是西方的特徵」。
在全球性本土化宗教復興的浪潮中,伴隨著「亞洲價值觀」的興起,中國也沒有落伍。在亨廷頓看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領導人「選擇了一種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版本:一方面是實行資本主義和融入世界經濟,另一方面是實行政治權威主義和重新推崇傳統中國文化,把兩者結合起來。這個政權用蓬勃發展的經濟提供的行為合法性和中國文化獨特性提供的民族主義的合法性,來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的合法性」。經濟增長改變心態,「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獨立地得出了與韋伯類似的結論,把儒教看作是中國落後的根源。20世紀末中國的政治領袖像西方的社會學家一樣,讚美儒教是中國進步的根源」。確實,從20世紀80代開始,中國官方開始肯定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時至今日,「國學熱」勢不可擋,孔子學院遍布世界,執政黨明確把中國政治發展道路與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把中國的制度優勢與傳統文化聯繫起來。
最為重要的是,中國作為儒家文明的「核心國家」的體量和規模問題。亨廷頓反覆強調中國的規模問題,「中國的崛起和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競爭者』的日益自我伸張,就將在21世紀初給世界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壓力。中國作為東亞和東南亞支配力量的出現,與歷史已經證明的美國利益相悖」。「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競爭者」之說來自李光耀,亨廷頓引用1994年李光耀的說法:「中國參與世界地位重組的規模,使得世界必須在30或40年的時間內找到一種新的平衡。假裝中國不過是另一個大的參與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參與者。」基於中國的規模,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亨廷頓更相信,「中國作為一個重要大國的崛起,在第二個千年的後半期會令任何一個可比的現象相形見絀」。「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再持續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國在權力交接期能夠保持統一(似乎是可能的),那麼東亞國家和整個世界,就必須對人類歷史上這個最大參與者越來越強的自我伸張做出反應」,到那時,「東亞政治可能回到傳統的單極模式,以中國為中心形成權力等級」。
中國經濟持續增長20年(1995-2015)以上,根據IMF2017年《世界經濟展望》的各國GDP數據,2010年,美國/中國=2.46,美國/日本=2.62,美國/德國=4.37;2016年,美國/中國=1.66,美國/日本=3.76,美國/德國=5.35。只有中國與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小,並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超越,而其他國家與美國的差距則越來越大。顯然,中國的經濟規模和直接秩序的變革,都遠遠超出了亨廷頓當年的設想。亨廷頓設想的是恢復了「東亞霸權」地位的中國,在東亞地區發揮影響的若干領域和方式。他當初絕對想不到中國的作用會超出東亞範圍。與美國差距越來越小的中國,不但倡議設立了「亞投行」「金磚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在這種邏輯下,中美貿易摩擦就可以簡單地歸咎於中國權力的伸張性。這完全沒有理解當初亨廷頓為什麼要寫《文明的衝突》,完全不理解亨廷頓所代表的美國右翼白人「優勢下的恐懼」。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該怎麼辦呢?一方面,亨廷頓正確地指出,「認識到西方對其他文明事務的幹預,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穩定和潛在全球衝突的唯一最危險的因素」,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徵」,「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另一方面,承認俄羅斯是東正教的核心國家和區域大國地位,「確保南部邊界安全是俄羅斯的合法利益」;在此「守勢」的基礎上,保護西方文明的衰落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強歐美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一體化,協調政策,以防止其他文明的國家利用西方之間的分歧。
西方國家之間的協調性有待評估,但在21世紀,美國和歐洲似乎並沒有停止對其他文明體事務的幹預,更不承認俄羅斯的地區大國地位而大搞「北約東擴」,直接威脅到俄羅斯南部邊境安全。這些完全違背了亨廷頓所倡導的「避免原則」,依然是一種普世主義的帝國主義作法。這種行為進一步刺激了「文明的衝突」。
歷史政治學路徑下的世界政治學
僅僅從《文明的衝突》的一系列論述中,我們似乎能夠歸納出亨廷頓世界政治理論的核心特徵。毫無疑問,作為西方學者提出的世界政治理論,正如結構現實主義者和自由制度主義者一樣,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維護既定的世界秩序(即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問題。對於樂觀主義者如福山等人而言,歷史終結了,美國已經勝利了,美國不用再為「美國治下的和平」前途擔憂。對於亨廷頓這樣的戰略家而言,歷史不僅沒有終結,現存的世界秩序正受到伊斯蘭文明,以及儒家文明的核心國家即中國的長遠的替代性挑戰。應該說,亨廷頓要比其他人的認識能力高出一籌。亨廷頓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不能不從其世界政治理論的角度找原因。
1.世界秩序的時間性
這個發現意味著,第一,現存的世界秩序不是靜態的、永恆的,而是動態的、處於變革中的。這標誌著歷史非但沒有終結,還可能會有歷史的新紀元。在《文明的衝突》中,亨廷頓給我們展示了三個時間周期的世界秩序:500年來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公元1000年至1500年的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衝突體系、公元1世紀至2000年來的東亞體系。不同的時間尺度產生不同的歷史觀,而不同的歷史觀產生不同的世界秩序觀。如果以2000年為時間尺度,儒家文明體是唯一未曾中斷而延續下來的核心文明,中國文明體的衰落也只發生在1840-1949年的一百年間。正因為如此,具有大歷史觀的亨廷頓看到了來自中國的根本性挑戰,其他文明的威脅雖然直接但不會動搖根本。當然,如果亨廷頓還在世,看到「阿拉伯之春」之後的難民潮對歐洲的衝擊,又會得出什麼樣的判斷?不得而知。
2.政治思潮激活了時間性的世界秩序
這是亨廷頓的世界政治理論的最關鍵部分。「文明的衝突」本身就是一種分析範式即文明範式,而這裡的「文明」是什麼呢?雖然最根本的包括宗教、語言等,但顯性的文明則是直接影響人們觀念和行動的政治思潮,諸如冷戰就是自由主義民主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這就是說,研究國際關係、世界政治,不能不研究政治思潮及其對世界的「建構」,否則就很難深刻理解國際關係史和世界政治史。為此,筆者將政治思潮視為觀察世界政治變遷的一種「研究單元」。
第二層面的或者說深層次的政治思潮就是宗教民族主義。亨廷頓將伊斯蘭教定位為宗教民族主義,其特徵和第一個層面的政治思潮一樣。亨廷頓這樣分析,「當經濟發展使亞洲變得日益自我伸張時,大批穆斯林卻同時轉向了伊斯蘭教,把它作為認同、意義、穩定、合法性、發展、權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蘭教是解決方法』的口號是這種希望的集中體現」。復興運動影響到了所有國家的穆斯林和大多數穆斯林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的大多數方面,諸如重新制定伊斯蘭法以代替西方法律,使用宗教語言和標誌、擴大伊斯蘭教教育,規定伊斯蘭教的社會行為規範如婦女必須蒙面,更多地參加宗教儀式,控制了反世俗政府的活動,以及廣泛地加強伊斯蘭教國家和社會的國際團結。
亨廷頓的結論是,「就政治表現而言,伊斯蘭教復興運動與馬克思主義有某種相似之處,它有其經文,是對理想社會的描述,執著於根本變革,拒絕現行政權和民族國家,以及從溫和的改良主義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張。然而另一個更有用的類比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它們都是對現存的僵化和腐朽的體制的反應;都提倡回到其更純正和更苛求的宗教形式;都鼓吹工作、秩序和紀律;都對正在形成的、有生機的中產階級有吸引力。……忽視20世紀末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對東半球政治的影響,就等於忽視16世紀末新教改革對歐洲政治的影響」。正因為亨廷頓準確地把握到伊斯蘭教的政治思潮性質,所以他才敢斷定,中東地區的威權統治轉型之後,取而代之的不是什麼自由主義民主,而是伊斯蘭政權。很多西方人認為代替威權統治的必然是西式民主,這是由於他們沒能認識到西式民主之外還有影響更大的伊斯蘭教。
如果說前現代的政治思潮是宗教,近代以來的政治思潮是意識形態,那麼冷戰結束以來的政治思潮則是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合流。而在筆者看來,「宗教民族主義」是這種合流的最好象徵。另外,在亨廷頓看來,意識形態之間,比如冷戰時期的自由民主和共產主義,儘管有衝突,有重大差別,但它們都是現代的、世俗的,雙方講的都是同一種語言,並都公開地贊同最終要實現自由、平等和物質富裕的目標。二者之間可以進行思想上的爭論,但宗教之間很難對話。這個殘酷的現實已經到來,「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間的政治思想衝突正在被文明間的文化和宗教衝突所取代」。具有宗教底色的政治思潮所導致的世界秩序,更具有衝突性、對抗性和極端性。
3.政治經濟關係誘發或激活了政治思潮
世俗化的政治思潮馬克思主義是怎麼來的?作為政治思潮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又是怎麼來的?由於「現實主義理論」的流行和「帝國主義論」的淡化,很多中國學者已經不習慣運用帝國主義理論來解讀美國的對外政策。但是,對於阿拉伯國家的民眾而言,美國扶持以色列、打壓阿拉伯國家的中東政策就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因此,直接原因是,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激活了伊斯蘭復興運動,間接原因才是所謂的現代化中的不平等導致的所謂的身份認同。至於「亞洲價值觀」的興起,尤其是中國「國學熱」的興起,當然也是因為經濟增長所產生的自信。也就是說,政治思潮有著深刻的政治和經濟背景。但是,流行的研究可能只是停留在梳理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層面,而疏於研究這些關系所造就的影響國際關係的政治思潮。須知,政治思潮直接影響著國家間關係和世界政治走向。
上述三個發現揭示了歷史政治學路徑下的世界政治邏輯:特定的政治經濟關係即財富權力誘發了政治思潮;政治思潮激活了時間進程中的世界秩序,因而世界秩序不僅是現代的,也是歷史連續性的產物;世界政治本質上具有恆定性。這大致是亨廷頓給我們奠定的以文明範式為核心的世界政治學科框架,從國家政治的因素上升到地區政治性質的政治思潮,進而直接影響全球政治的走向,國家之間的關係就是在世界政治的邏輯下發生的。
歷史政治學視野下的世界政治思維框架有其特定的政策意義。第一,就時間性的世界秩序而言,其中包含的假設有:西方文明從1900年就開始衰落,而衰落要經歷一個長周期;500年來的世界政治是一個帝國式世界秩序;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並不是恆定的,因此美國必須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而戰;美國受到來自中國崛起的替代性挑戰。第二,競爭性政治思潮與國家間關係或世界政治走向具有直接的關係,這事實上是文明範式給世界政治研究最重要的啟示——雖然亨廷頓本人沒有言明這一點。這意味著,可以從政治思潮的角度解釋近代以來的國際關係,其中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宗教民族主義等,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作用力,正是這些思潮影響乃至塑造著當時的世界政治。因此,從政治思潮的角度看國際關係,應該是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新知識增長點。第三,政治經濟關係推動了政治思潮的命題意味著,只有那些本質性的理論,比如帝國主義理論,才能認識解釋世界真相的政治思潮,「去帝國主義化」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不會讓我們看到政治經濟關係的本質及其與政治思潮的形成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比如,千萬別和伊朗人談美國對伊朗的現實主義政策,川普政府撕毀伊核協定並徹底切斷伊朗出口石油渠道,除了用帝國主義理論解釋並無他法。從歐巴馬的「亞洲再平衡」到川普的「印太戰略」,尤其是美國極力打壓中國的「2025中國製造計劃」,難道是現實主義理論而不是帝國主義理論能解釋的嗎?政治思潮對於理解國家間關係至關重要,而政治思潮的形成和解釋又離不開那些本質性的理論。所有這些,對傳統的主要基於大國關係的國際關係研究,都是極大的拓展和提升。《文明的衝突》堪稱從國際關係學轉型為世界政治學的典範。
（本文轉自：《學海》2020年第4期）
作者簡介：
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原標題：《楊光斌：作為世界政治思維框架的文明範式——歷史政治學視野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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