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2012年、2013年的《中國衛生統計年鑑》和2016年、2017年的《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鑑》中的有關自殺的數據為基礎，通過觀察和比較相關數據，對中國青年人自殺率的性別差異的特徵進行了描述，即在青年人自殺率的城鄉差異進一步縮小的前提下，男性青年的自殺率整體高於女性青年；農村高齡男性青年（25歲-34歲）的自殺率明顯高於同年齡段的農村女性青年；農村女性青年（20歲-24歲）的自殺率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最後，筆者從「虛擬與現實的矛盾」、「青年社會化」、「社會和家庭雙重結構壓力」和「教育與權利觀念變遷」的視角，對上述特徵做了相對完善的解釋和闡述。
關鍵字：自殺、自殺率、性別差異、青年人
今年，英國著名雜誌《經濟學人》的一篇關於自殺話題的報導中提到自2000年以來，全球範圍內的自殺率下降了29%。而該雜誌在2014年曾以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為基礎做了相關報導，稱「近十年（2002年至2011年）以來，我國的自殺率已經降至世界最低行列」。從世界層面的趨勢和相關學者和研究機構的研究來看，中國的整體自殺率確實存在明顯的下降趨勢。在這個總的前提之下，本文嘗試回答的問題是：在描述現階段中國青年人自殺率存在的性別差異的前提下，解釋引起這種自殺率的性別差異的原因。
文獻綜述
自殺問題能夠成為一個經典的社會學研究問題，要歸功於社會學三大家之一的涂爾幹的代表作品《自殺論》。涂爾幹在這本書的導論中就針對他所要研究的「社會事實」——自殺，給出了一個操作化定義，即「人們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並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殺」。此外，涂爾幹在這本書中把自殺分成三個主要類型，進而提出的「自殺類型學」是他對自殺研究做出的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但是，張杰、景軍（2011）認為，涂爾幹的社會整合理論和社會失範理論可能無法完全解釋中國情境之下的所有自殺問題，應該根據具體現實的國情構建更為完備且具有實際意義的自殺理論。在我國關於自殺問題的研究中存在兩種很重要的主流「差異視角」，即城鄉差異和年齡差異。同時，在這兩種差異之下更為明顯的存在兩種「選擇性偏好」，即大量研究集中於農村自殺問題和老年人自殺現象。
城鄉差異視角下的農村自殺問題偏好。在這一研究偏好下，研究的對象主要是農村的婦女、未婚青年以及老年人群體。林輝煌（2013）基於農村家庭整合模式轉變的背景下，通過分析家庭衝突的類型和青年婦女在家庭權威結構中地位轉變，構建了一種新的理解農村自殺現象的框架。陳柏峰（2013）通過質性研究的方法進行了大量的個案調查，結合農村社會結構轉變的時代背景下，分類整合了農村未婚青年的自殺主要表現為三種，即要求婚姻自主、家庭日常衝突和生活困境。楊華、歐陽靜（2013）認為在城鄉差異的二元結構的制度環境下，通過對農村內部的階層分化和階層機制以及農村家庭內部的代際分化和剝削機制的雙重考察，得出農村老年人的自殺根源是社會底層的社會問題的集中反映，而不是簡單歸因於傳統孝道的衰退。
年齡差異視角下的老年人自殺現象偏好。在這一研究偏好下，相關研究的主要主要集中在城、鄉老年人的自殺現象的比較、老年人群體的自殺的原因以及緩解老年人自殺現象的有效嘗試之上。劉華清、費立鵬（1997）分析了1990年到1994年相關調查數據中的自殺率數據，分析得到的結論顯示：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現象存在性別差異，城市和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現象存在城鄉差異。具體而言就是，農村男性老年人的自殺率高於農村女性老年人，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總體上高於城市人的自殺率。顏廷健（2003）以「喪失理論假設」為根據，分析了老年人自殺的六大「喪失」原因，即機體健康、「角色」、社會地位、理想或價值感、「養老支持」和「孝道文化」的喪失，並以此提出了四條針對性的政策建議。景軍、張杰等（2011）通過對城市老年人自殺現象的誘因分析，提出了相對剝奪感的大小可以強化或者緩解久病厭世和家庭糾紛這兩個導致自殺的驅動力，並強調了綜合性自殺預防政策出臺的時代必要性。穆光宗（2013）通過對老年人自殺現象的思考和分析，創造性地提出了由「病魔性侮辱」和「社會性侮辱」所組成的「辱壽困境」概念，並以此為切入點構建了「困境-壓力-解脫」的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全新解釋路徑，並提出建立和諧老齡社會的倫理秩序和啟動全方位老年生命關懷行動的建議，以緩解或消除老年人群體所受的社會性侮辱。
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於討論城鄉差異視角下的各種自殺現象以及年齡差異視角下老年人群體的自殺現象，而且成果頗豐。從總體層面來看，關於自殺現象存在三個方面的差異，即城鄉差異、年齡差異和性別差異。但是，隨著老齡化和少子化社會的到來，作為社會主要勞動力和處於價值觀尚未成熟的青年人群體自殺的性別差異現象也是值得關注的。
中國青年人自殺現狀的特徵描述
本文主要使用2012年、2013年的《中國衛生統計年鑑》和2016年、2017年的《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鑑》中的有關自殺的數據。本文的青年人是指15歲-34歲之間的人口，並按照統計年鑑中的年齡劃分依據將這一年齡段劃分為4段，即15歲-19歲、20歲-24歲、25歲-29歲和30歲-34歲，主要關注這四份統計年鑑中關於這四個年齡段的城鄉男女的自殺率數據。
1、中國青年人自殺率城鄉差異呈現進一步縮小的趨勢
從表一中的數據可以看出自2011年到2016年，中國城鄉青年自殺率的差異程度是在逐漸變小的，甚至在2016年城鄉之間自殺率差異變成了0，即沒有了差異。但是，僅憑一類統計數據無法說明城鄉差異已完全消除了，故而將其闡述為城鄉差異在進一步縮小。結合已有的相關研究，也能夠佐證筆者的這一判斷，趙玉峰（2018）採用2003年到2015年的相關統計數據就中國青年人自殺的現狀和變動趨勢進行了描述，也是認為中國青年的自殺率的城鄉差異正在縮小[]。由此可見，對於中國青年人的自殺現象的研究和分析不可集中於城鄉差異之上，這也進一步證明了本文關注中國青年人自殺率的性別差異的價值性。
2、中國男性青年自殺率和女性青年自殺率沒有呈現城鄉二元性：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男性青年的自殺率均高於女性青年的自殺率。
從表二的四個年份的中國城鄉青年分年齡分性別的自殺數據中，筆者可以發現不管是在2011年和2012年，還是在2015年和2016年；不管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男性青年的自殺率在四個劃分的年齡層上整體上都要高於女性青年的自殺率，除了2012年20歲-24歲年齡段，男性青年以3.90的自殺率略微落後於女性青年的3.91。比如，2016年城市男性青年在四個劃分的年齡段上的自殺率分別為：1.58、1.90、3.27、4.42，這些都高於同年城市女性青年的自殺率，即1.54、1.20、2.32、2.49。即使是在農村，同年農村男性青年的分年齡段自殺率為：2.73、3.13、5.88、6.71，也還是高於農村女性青年，2.31、1.68、3.66和3.76的自殺率。
3、自2015年開始，農村男性青年在特定年齡段的自殺率遠超於同年齡段的女性青年，且特定年齡段的農村女性青年的自殺率出現了進一步的下降。
從圖一和圖二的數據，筆者發現：在2011年和2012年的相關數據中，農村男性青年在25歲-29歲和30歲-34歲這兩個年齡段的自殺率分別為：4.16、3.47和4.94、4.44，相較於同年齡段的農村女性青年的自殺率（4.15、3.39和4.49、4.07）之間的差距不是太顯著。但是2015年和2016年的數據顯示，在這兩個年齡段的農村男性青年的自殺率（5.70、5.28和5.88、6.71）明顯高於同年齡段的女性青年的自殺率（3.53、4.25和3.66、3.76），並且在2016年更為顯著。此外，從圖二中還可以看出，2011年、2012年相較於2015年、2016年的數據來看，農村女性青年的自殺率在20歲-24歲這一年齡段在2015年後有了進一步的下降，從2011年的3.91降到了2016年的1.68.
中國青年人自殺率性別差異的原因分析
自殺，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的一種反常行為，它的發生一定是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綜合的結果所導致的。涂爾幹認為「任何事件都不能成為自殺的特定原因」，並主張尋求時代和階層等社會因素來解釋自殺現象[]。青年人作為社會的主要勞動力群體，加之其處於各種價值觀念的盛行的時代，這使得對於青年人自殺現象的分析，特別針對青年人自殺現象存在的性別差異的原因分析就會更加困難。因此，下文筆者將先就城鄉青年人自殺率的差距進一步縮小做出總體層面的解釋，接著會嘗試解釋上文所描述的中國青年人自殺率的性別差異的原因。
1、制度壁壘的逐漸消除，城鄉之間的流動性增強
在解釋中國青年人自殺率的性別差異的原因之前，個人認為有必要解釋一下總體層面上城鄉之間的青年自殺率為什麼差異在進一步縮小。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所實施的戶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城鄉二元體制的形成，使得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在政治、經濟等基礎權利的享受上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在教育、醫療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上長期處於不公平局面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村人口的自殺率是高於城市居民的，這也是為什麼有關於農村自殺問題的研究成果頗豐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戶籍制度所產生的制度壁壘處於逐漸消除的過程當中，使得由於城鄉之間的就業、社會保障、醫療等差異所驅動的推力和拉力重新恢復生機[]，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增強了城鄉之間的流動性。這種增加的流動性使得進入到城市中農村人口，而且能夠加入「流動大軍」的主要是農村青年人群，他們在流動過程中獲得相對較高的經濟收入，以及在與農村的其他人相比較時的相對優越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增強這一群體的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農村青年群體的死亡現象的減少，導致農村青年群體的自殺率降低，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總體層面上城鄉青年人的自殺率的差距在進一步縮小。
2、青年男女的社會性別分工觀念受到「虛擬平等」與「現實差異」矛盾的衝擊
為何男性青年的自殺率普遍高於女性青年的自殺率？涂爾幹在總體層面論述過女子的自殺率之所以少於男子，是因為女子不經常參加集體生活，故而她們無法像男子那般感受到好壞不同的集體生活的衝擊與影響[]。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女性群體的實際情況已經遠非涂爾幹所描述的那樣了，我們有必要在新的社會背景下尋求新的原因和解釋。
網絡社會，是當前社會一個關鍵的標籤。同時，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青年人在網絡社會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或者從整體層面來說青年人才是網絡社會的主體。在網際網路的互聯共通的虛擬空間中，每個人都掌握著使用麥克風的權利，在網際網路這個虛擬空間中性別的邊界似乎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了，因為網絡成員的互動交往和分工合作不用率先考慮性別因素。但是，當回歸到現實社會中時，男性和女性的社會分工雖然是相較於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是本質上還是差異和「對立」的。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網際網路都得到了普及，男性青年在網際網路世界中感受到的「虛擬平等或虛擬美好」，被現實狀態下的差異和不平等給擊碎。在現代社會對於男性青年的衝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教育大力普及之下，通過文化的武裝，青年女性逐漸進入了社會分工的主流[]，對持有傳統觀念的男性青年產生較大的衝擊；二是部分女性青年群體將自己置於一種「相對弱勢的地位」，這給即將與其成家的或者已經成家的男性青年承擔了雙重壓力，即家庭壓力和工作壓力。這兩個方面的衝擊可能會部分解釋上文數據中呈現的：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25歲-29歲和30歲-34歲的適婚和已婚男性青年的自殺率整體上都高於同年齡段的女性青年的自殺率。
3、價值觀念不成熟引起了低齡青年群體的角色混亂
本文中，筆者將15歲-19歲和20歲-24歲這兩個年齡段的青年人稱為「低齡青年群體」，他們籠統來看屬於基本社會化的最後一個階段，即青年社會化。處於這一階段的青年群體在社會化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各樣問題和阻礙，比如理想和現實的矛盾、社會價值觀念多樣化、社會的迅速變遷等[]，這些都會一定程度上影響低齡青年群體的社會化進程。對於這兩個年齡段的自殺率的男女性別差異的解釋，筆者僅就青年學生群體做出了分析。從上文的圖表數據來看，在低齡青年群體中，男性青年的自殺率雖然整體上高於女性青年，但是在這兩個年齡段所呈現的差異已經不太明顯了。這是因為這一階段的男女青年同處於學校這一個這個共同的學習場域之中，雙方的價值觀念都處於不太成熟的階段，但是由於接觸了到了過多的價值指引，參與過多的社會活動，導致了低齡青年群體的角色混亂。學生的首要角色沒有被重視，反倒是沉迷於網絡、戀愛和攀比消費等活動中。這對於男女青年群體其實都是適用的，只是男性青年受這些活動的影響面更廣，沉迷於「含有毒癮似的網絡世界」、組織那種「狂歡式的求愛行動」以及狂歡目的達到後增加的消費等，一定程度上導致校園借貸現象的肆虐，由於自身價值觀念的不成熟引起的角色混亂，最終傷害的是青年學生群體自己。只是在這一過程中男性青年群體較女性青年群體受影響程度更大一些，故而在自殺率數據上低齡男性青年群體略微高於低齡女性青年群體。
4、農村大齡男性青年群體深受雙重「結構壓力」的影響
所謂的雙重「結構壓力」，主要是指農村男性青年所面臨的社會結構壓力和家庭結構壓力。社會結構壓力的影響的想法來自於默頓的「結構緊張理論」，默頓以美國社會為研究對象，提出社會結構會限制特定階層實現自身目標和自身價值的能力[]。在中國的制度視域下，就表現為農村男性青年還是受到了城鄉二元體制影響下階層相對固化的影響，而農村大齡男性青年群體，主要是處在30歲-34歲這一年齡段的男性青年，這一個群體由於受到制度因素的影響，處於社會結構的壓力下，加之現在城鄉流動性的增強，這類人大多親身經歷和體驗了自身與其他階層的不同和相對落後，從而產生了極強的相對剝奪感。此外，農村大齡男性青年還處在家庭結構壓力之下，主要因為現在許多的家庭類型屬於核心家庭，即費孝通先生所講的小家庭，這種家庭類型會使得青年結成家庭後，形成所謂的「421家庭結構」。在這種家庭結構下，作為家庭的經濟主要來源和主要勞動力的農村大齡男性青年，承擔了相當大一部分的家庭責任，主要表現在對子女的撫養、雙方老人的贍養以及為家庭成員提供必要的經濟和情感支持等。因此，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這種社會結構壓力所帶來的相對報剝奪感越強烈，同時家庭結構的壓力對農村大齡男性青年群體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這一雙重結構壓力下，可能能夠解釋導致在農村地區25歲-29歲和30歲-34歲的處於成家立業階段的男性青年的自殺率遠遠高於同年齡段的農村女性青年自殺率的原因。
5、20歲-24歲的農村青年女性受教育與權利觀念變遷的影響
以往關於農村女性青年的自殺現象的研究，大多集中於農村已婚女青年。而現在隨著晚婚的趨勢更加明顯，因此20歲-24歲的農村青年女性大致可以劃定在農村未婚女青年的範疇之內。筆者認為，這一年齡段的農村女性青年的自殺率下降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教育觀念和權利觀念的變遷影響，並且受到這兩種觀念變遷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先後順序。由於社會的變遷，農村家庭的教育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女子無才便是德」到大部分女性青年都可以享受受教育的權利。在2009年的數據顯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生比重首次超過男性，雖然不是具體到農村的數據，但是也能夠反應相應的趨勢。因此，處於這一年齡段的農村女性青年很多都在接受高等教育和專科教育或者已經完成高中教育，其所接受的價值觀念深刻地影響了她們的權利觀念。而這一年齡段的農村女性青年的權利觀念的變遷，主要體現在她們開始追求自身的社會價值和人生意義的實現，不會較快地將自己侷促於家庭那樣一個較小的場域內部。比如，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該類農村青年女性可能會繼續深造，2016年的相關數據顯示，整體層面上女研究生的比例達到50.36%，首次超過男性[]；接受過專科教育或者完成了高中教育的該類農村女性青年可能會隨著流動的浪潮進城務工，以實現自身的期望價值。因此，在兩種觀念變遷的前後影響下，處於20歲-24歲這一年齡段的農村女性青年不易受傳統自殺因素的幹擾和影響，故而在之前相比於男性已經較低的3.6、3.91，繼續下降到2016年的1.68。
結語
中國青年人的自殺現象反映了我國在處於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的局部問題，雖然我國青年的自殺率相較於老年人群體甚至微不足道，但是我們考慮的是青年人這一群體，正處於風華正茂、蓬勃發展的時期，為什麼會存在不少的自殺現象呢？關於中國青年人的自殺現象，包括關於自殺率的性別差異的研究，在當前我國處於老齡化和少子化的社會背景下，關注未來建設和服務社會的主體力量是十分有必要的，是具有相當的社會價值和政策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