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恩 一個猶太商人的中國曆險
從庫恩的描述中不難總結出,他在中國有兩個「貴人」:宋健和江澤民。是宋健把庫恩帶到中國;而《江澤民傳》則成為庫恩打開高層之門的通行證
本刊記者 劉子超 發自北京
庫恩強調,他熱愛中國。他要跟「反華公司」對著幹。因此寫了《江澤民傳《中國30年》等書 圖本刊記者大食 |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64歲的美國投資銀行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接受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委託,為中國改革30年曆程作傳。
這本名為《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的書,已於2008年歲末出版,而英文版則將由約翰威立出版公司在全球發行。
2008年12月22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等數十位部級高官,出席了該書中文版的出版座談會。
而在這本書的「致謝欄」中,則包括了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公安部部長孟建柱和上海市市長韓正等人在內的300多名中央、地方要員。
此前,庫恩在2005年出版了一部前中國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的傳記《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成為中國大陸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領導人的傳記。
多個政府部門的網頁顯示,庫恩在會見中國高官時的身份較為中立——庫恩基金會董事長。由此可見,庫恩這個名字本身在中國就是一個品牌,超過那些諸如花旗這樣的他擔任高級職務的跨國大公司。
《中國30年》
與《江澤民傳》歷時近4年的寫作周期不同,《中國30年》從構想到出爐只有10個月時間。
2007年12月9日,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在與庫恩的一次會談中問及他的下一步計劃是什麼,並提到如果由他來寫一部關於中國改革30年的書,一定很有意義。對於這個提議,庫恩很感興趣。
庫恩和搭檔朱亞當列出了一份120多人的採訪名單,然後一個由10多人組成的團隊便開始運作。這個團隊的成員包括相當於總製片人角色的朱亞當,12-14名美國頂尖高校中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在讀博士和數位居住在中國大陸,精通中國歷史、中共黨史的學者。團隊成員不僅負責收集整理中文資料,還要將這些資料翻譯成英文交給庫恩。庫恩的任務就是把這些資料組織起來,講述給海外讀者。
庫恩說,這本書得到了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的大力協助。新聞辦不僅幫助他聯繫安排採訪、開具介紹信,甚至安排專人按他的要求尋找合適的採訪對象,以及提供僅供內部使用的歷史資料和一些尚未向公眾公開的新解密檔案。
儘管採訪了眾多重量級的中國高官,庫恩並沒有把書做成一本「中國高官訪談錄」。他把高官們的訪問打散,分插到書中的五個部分——改革的指導原則、歷史脈絡、運作機制、各部門的改革和未來前景。這樣對中國改革的縱向切割,讓人頗為驚異作者是一個不通中文的美國人。
同樣令人好奇的還有庫恩在中國的身份。他既是許多跨國公司中國戰略的策劃者,也是中國在西方的義務宣傳員。庫恩說,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批評是有偏見的,所以他要寫下「真實全景式的中國故事」。在這個意義上,庫恩又如同他的幾位前輩,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哈裡森•索爾茲伯裡——這些致力於向西方介紹中國的西方人。
然而,一個不通中文的美國人,究竟是如何獲得中國政府信任的?從庫恩的描述中不難總結出,他在中國有兩個「貴人」:宋健和江澤民。是宋健把庫恩帶到中國,成為在中國的「導師」;而《江澤民傳》則幾乎成為庫恩的標籤,和打開中國高層之門的通行證。
初到中國
1989年,應當時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請,庫恩第一次來到中國,成為中國國家部委科研機構的改革、資料重組的顧問。
當時,朱亞當受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派遣,成為庫恩的翻譯。在朱亞當的印象中,那時的庫恩對中國並不熱情,甚至在趙紫陽會見外國顧問時,庫恩也沒去參加。
「庫恩是個桌球迷,」朱亞當回憶說,「他最感興趣的是和國家隊隊員打一場桌球賽。」
當朱亞當表示有外事紀律時,庫恩開始大吵大鬧:「我來給你們國家當顧問,一分錢沒要,飛機票錢還是我出的,你作為一個年輕人,為什麼連這點風險都不敢冒?如果中國的年輕人都像你這樣,中國還有什麼未來?」
在庫恩的激將法下,朱亞當偷偷安排了庫恩和八一隊一名隊員進行比賽。「如果不是庫恩當時將了我一軍,我也不會冒這個風險,」朱亞當說,「我們後來也不會成為朋友。」
此後,庫恩多次來到中國,中國政府給予他「中國綠卡」。他與國務委員宋健更是私交深厚。
1989年之後,朱亞當赴美留學。巧合的是,當他畢業後,來到一家公司,才知道總裁正是庫恩。舊友相逢,非常高興。經過幾年的歷練,朱亞當在庫恩的日內瓦公司(The Geneva Companies)裡擔任亞太部經理。更重要的是,兩個人由此結成了一對闖蕩中國的「黃金搭檔」。庫恩的優勢是具有外國人的視角,對中國「親善」;而從體制內部出來的朱亞當則諳熟中國國情和政治邏輯。
庫恩曾經表示,他在中國有兩個最重要的人,一個是宋健,另一個就是朱亞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