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國的智庫如果只知道一味地附和政府和領導的意見，可能在短期內會使領導高興，但從長期來看，對政府和領導人都是有害的。我認識這麼多中國領導人，實際上他們希望聽到最好的意見和最真實的聲音，因為這能反映中國社會的發展程度。
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庫恩基金會主席。1989年起，在重組、併購、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科技、媒體、文化、中美關係、外交事務和國際傳播等方面為中國政府擔任義務顧問。
曾編輯和撰寫了《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中國領導人是如何思考的》（英文版,2009）(HowChina"sLeadersThink)等25部著作，講述並撰寫大量關於中國經濟和中國高層領導人思想與政策的文章，是第一位對胡錦濤總書記「科學發展觀」進行專題講演的外國人。
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致力於向世界講述真實的中國。
2009年11月，於北京東方君悅酒店接受本刊專訪。
中國報導：您如何理解智庫這個概念？庫恩基金會在中國有哪些項目？庫恩：智庫在美國有很長的歷史，最早從軍隊發源，一開始做一些政策支持的工作。隨著國家安全這個概念逐漸增強，智庫的內涵不斷擴大，並逐漸開始研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內容。
庫恩基金會的項目遍布全球，主要側重三個方向：一是促進對科學的了解和討論，例如前沿科學的意義和運用；二是進行文化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古典音樂方面，曾在世界範圍內開展過很多項目；三是集中於對中國的研究。
庫恩基金會在中國的項目，首先致力於促進中國與世界，尤其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交流。我曾經組織了中美媒體高層論壇，邀請中美重要媒體高層面對面進行交流。第二是和中國社科院進行合作。2007年，我協助中國社科院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國金融藍皮書》，第一次把中國的金融業和銀行業介紹給西方。第三是加強科技方面的合作。庫恩基金會曾與美國的科學促進會、中國科協聯合主辦了一個關於科學道德和責任的論壇，探討科學領域如何防止欺騙和偽造數據、抄襲等問題，以促使中國清除這些阻礙科學發展的因素。
此外，基金會還通過慈善來幫助和促進中國慈善和人道事業的發展。我的妻子朵拉是著名的鋼琴演奏家，我們在中國舉辦了多場演奏會，把所得收入全部捐給中國的慈善總會。
中國報導：今年7月，中國主辦了首屆全球智庫峰會，邀請布魯金斯學會等全球知名的智庫參加。您怎麼看待中國政府對智庫的重視，和下一步中國智庫發展的方向？庫恩：毫無疑問，智庫可以幫助中國發展。傳統上，中國政府不讓非政府組織參與政治過程，因為擔心失去控制。但是，隨著中國的發展和政府自信心的不斷增強，以及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斷增強，中國政府也希望有非政府組織來參與決策，因為獨立的調查和思考對政府執政有非常好的補充作用。所以，發展智庫的趨勢應繼續得到加強，同時也應允許有不同研究方向和政見的智庫發展。正是在彼此互相討論和辯論中，政府才能看到哪種政策最適合中國發展。
中國報導：美國智庫的運作方式對中國有哪些借鑑意義？庫恩：首先，美國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智庫，大多集中於研究政治和經濟問題，研究方向分為左翼和右翼。左翼主要研究一些政府項目，右翼則主要研究私營和私人項目。但二者都能吸引不同的學者參與。互相討論和辯論的方法也能促進最好的觀點產生，而這最終將服務於美國政府。中國智庫也應進行多元化發展。
第二，美國智庫和政府的人員是雙向流動的，不少智庫人員會從政，然後從政府出來，再回到智庫。這在保持政府活力的同時，可以給政府帶來不同的聲音和理念。相比於政府工作人員，智庫專家不受當前政策約束，思想更加自由。這種雙向流動機制對於政府和智庫都是有好處的。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美國政府換屆後，原來的部分政府官員會失業，他們回到智庫，然後又可以從智庫回來。中國則是一黨執政體制，政府人員流動相對不自由。但中國還是應該制定相關政策，促使政府和智庫的人員流動更加自由，一些學者型的官員適時也可以進入智庫做研究。
第三，專業化發展非常重要，需要有不同的智庫對特定的領域進行專門研究。在美國，主要的智庫都是研究經濟政策，但也有研究醫療衛生、能源等其他方面的專業領域。中國也應鼓勵智庫在不同領域進行研究，尤其是在司法和法律領域，這對於中國的法治社會建設將會非常有幫助。中國報導：在促進智庫人員和政府人員的流動方面，您有什麼好的建議？
庫恩：曾培炎副總理退休後，成立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原來很多領導人在退休以後就完全消失了，一點都不活躍，現在逐漸有了變化。曾培炎成立了這樣一個智庫，而江澤民則和一些學者一起工作，並撰寫了能源和IT方面的兩本著作。我認為越來越多的中國官員在退休後會進入智庫，或者持續做研究。此外，也可以制定一些規則，鼓勵學術背景深厚的學者型官員，在職業生涯中期，就從政府出來進入智庫。
中國報導：中國目前有兩大類智庫：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對此社會普遍的評價是：官方智庫在很多事關國計民生的關鍵問題上，前瞻性研究並不能令人滿意；民間智庫的很多獨立學者，雖不乏真知灼見，但因資金等各種因素限制，發展狀況堪憂。您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庫恩：中國智庫的發展還需要時間，但已經看到一個良好的發展趨勢。過去，中國政府嚴格控制智庫和研究機構，所有官方智庫不允許提出新的觀點，政府強加給他們很多觀點，他們再進行合理的解釋，比如說社科院。但現在，社科院可以提出一些原創性的觀點，進行原創性的研究。
所以，可以把中國智庫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允許官方智庫提出自己的觀點，開展獨立研究；第二階段，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個人財富不斷累積，希望中國越來越多的個人和社會團體資助獨立智庫在多領域進行研究。
其實，中國的智庫如果只知道一味地附和政府和領導人的意見，可能在短期內會使領導人高興，但從長期來看，對政府和領導人都是有害的。從我認識的這麼多高層領導人來看，他們非常願意傾聽不同的意見，也希望聽到最好的意見和聲音，因為這能反映中國社會的發展程度。
中國報導：像社科院這樣的官方智庫，從附和領導到能提出自己的不同觀點，這種現象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庫恩：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點，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從中國社會發展的軌跡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國領導人越來越自信；另一方面，中國社會越來越多元化和複雜化，領導人需要更多的智慧幫助。
中國報導：您是否接觸過中國的民間智庫？
庫恩：目前還沒有。我個人接觸最多的就是中國社科院和中國科協。我希望未來能和更多的民間智庫進行交流。在中國調研時，我並不在意合作方是政府智庫還是民間智庫，只要研究水平足夠高，我就願意和他們交流。
中國報導：如果有中國的民間智庫願意和庫恩基金合作，或希望從中尋求資金與項目上的幫助和支持，您會如何選擇？您最看重民間智庫的哪些素質，比如規模，研究成果影響，還是其他？
庫恩：庫恩基金會屬於我個人的基金會，和很多國外的大型智庫機構有所不同，基金會的目的不在於全球拓展和合作。但並不排除未來和民間智庫合作的可能。至於合作條件，首先對方的研究課題要吸引我，研究人員的素質要達到領域內最高的水平。
中國報導：您有很多身份，包括科學家、投資人，還有基金會的董事長。庫恩基金會強調「永遠中立」，而商人和投資者則天然具有趨利性。這些身份會不會有衝突？您如何保持中立？
庫恩：美國有個諺語：利益衝突是毒藥，但是完全公開就能解毒。在中國，我既是庫恩基金會的主席，還是作家，同時也是投資人，人們可能會覺得有利益衝突，我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公開，讓公眾自己進行判斷。
非常欣賞你們的勇氣，能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在當前中國的發展中，利益衝突也是重要的話題，這涉及到一個制衡的問題。在西方多黨制國家，黨派之間互相制衡，利益衝突的風險相對較低。而中國是一黨執政的國家，共產黨有更高的責任、需要更多的機制來防止利益衝突。可以看到，中國當前的領導人在提倡黨內民主和透明化，這樣能防止利益衝突。同時，當共產黨內部產生利益衝突的時候，媒體也應該指出來，媒體的監督非常重要。
中國報導：您採訪過中國的很多高官，因此了解到中國很多重要決策的制定過程。在您看來，當前的中國智庫，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有多大？除去官員個人的智慧和才能，誰在影響中國的決策？
庫恩：我在中國20年，對中國領導人的執政方式有較為深刻的理解，也看到他們的執政方式在20年中不斷地變化和發展。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中國智庫對政府的決策過程都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和中國下一代領導人，也就是十八大將要選舉出的領導人的接觸過程中，我發現他們非常樂於見到智庫和獨立學者提出自己的創見，也願意傾聽不同的意見。他們與智庫的合作會越來越緊密，甚至會達到美國或西方智庫的水平。我期待有更多中國的媒體關注智庫話題。（來源：《中國報導》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