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我們在過去25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年之內失去。」聯合國婦女署副執行主任Anita Bhatia如此感嘆。作為近幾十年來最嚴重的「黑天鵝事件」，從年初持續至今的新冠疫情讓性別平等議程的推進在2020年顯得尤為艱難。
疫情讓全球女性承擔了比之前更多、更重的家務和照料工作，也讓她們當中的更多人失去了工作和受教育的機會。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數據，疫情之前，女性承擔了全球每天160億小時無償工作中的3/4，即女性無償工作時間是男性的三倍以上。而在疫情爆發後，這個數字至少翻了一倍。更讓人警惕的是，很多女性因為疫情無法回到工作崗位上。僅今年9月就有大約86.5萬美國女性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同期男性退出的只有20萬。職場女性的減少會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伴隨著女性喪失經濟獨立而來的，將是性別權力結構的進一步失衡。
當地時間2020年6月18日，美國肯塔基州法蘭克福市，數百人站在肯塔基州就業中心外排隊等候領取失業救濟金。（圖片來源：視覺中國）在女性地位下降的同時，女性權利的相關討論在這一年的時間裡空前高漲，甚至出現了今年是「女性主義元年」的說法。然而正如青年文化研究諮詢公司聯合創始人張安定所指出的，大幕不過剛剛拉開，對女性不平等的呈現恐怕才剛剛開始：無論是在親密關係中還是在網絡空間內，性別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韓國有震驚全球的N號房事件，中國有被前夫縱火燒死的拉姆和被丈夫殺害丟進化糞池的來女士；網絡厭女文化不斷升級，在人們指責「清華學姐」錯誤指控學弟性騷擾意欲讓對方「社會性死亡」的時候，真正遭遇網暴和「社死」的卻是無辜的女性；女性的生存價值、自由和個人意願依然被否定、被幹預，一些我們以為早該壽終正寢的惡習惡法還在威脅著女性的生命與福祉，比如波蘭限制女性墮胎權和中國部分農村地區的冥婚惡俗。
在重重困境面前，女性在今年亦爆發出了驚人的力量。疫情期間，「看見女性勞動者」和「姐妹戰疫安心行動」計劃讓更多人意識到公共領域的女性貢獻不可或缺，卻常常被忽視；有著強烈女性視角的選秀、獨白劇、脫口秀、訪談、真人秀等文娛產品全面開花，在公共輿論場中掀起一場又一場聚焦女性境遇的討論；女性在公共空間的聲量增加，亦幫助我們擺脫了一些長久以來習以為常的男性視角盲點，看到了那些此前鮮有關注的女性慾望與焦慮。
女性，不再沉默。
01 性別暴力頻現關鍵詞：杭州來女士案，拉姆案，韋恩斯坦判刑，「N號房」，鮑毓明，羅冠軍事件
關注性別議題的人會注意到性別暴力事件的曝光在今年顯著增多，譬如令人髮指的杭州來女士案和拉姆案。7月6日，杭州市公安局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接到許某某報警，稱妻子來某某於昨日凌晨在家中失蹤。經過調查，25日警方確認了失蹤的來女士被許某某在家中殺害分屍扔至化糞池中。9月14日晚，四川藏族姑娘拉姆在家中做直播的時候被闖入的前夫潑汽油、縱火焚燒。在昏迷13天、全身重度燒傷後，拉姆離開了人世。
隨著近年來平權意識的提升，全球範圍內對性別暴力的容忍度都在降低，於是我們看到今年不少性別暴力施暴者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在國內，來女士案和拉姆案的罪魁禍首均被警方逮捕。在國外，好萊塢金牌製作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於3月11日被判23年監禁，判決超過了公眾預期。
11月26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對「N號房」案件主犯趙主彬進行一審宣判，判處其有期徒刑40年。此前，檢方曾要求判處趙無期徒刑。與趙主彬一同被起訴的共犯金某獲刑1年6個月，李某被判1年6個月，緩刑三年，須參加180小時的社會服務。現年25歲的趙主彬從2019年5月到今年2月以「趙博士」的身份脅迫數十名女性拍攝性剝削視頻，並在加密聊天軟體Telegram上設立聊天室分享，供付費會員觀看下載。此外，他還被控以傳播不雅視頻作為要挾，指使共犯性侵未成年少女。至少有74名女性（包括16名未成年人）是「N號房」事件的受害者。她們被迫拍攝了自殘、強暴等鏡頭，年齡最小的受害者僅11歲。據趙主彬透露，受害者中還有著名女演員和女團出身歌手。
當地時間2020年3月25日，韓國首爾，韓國「N號房」頭目趙主彬（中）離開警察局，將被移交檢方作進一步調查。（圖片來源：視覺中國）雖然如此，女性依然感到某種憤怒、恐懼和不正義感。女性的不正義感源自深切的不安全感——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數據，全球約35%的女性曾遭遇身體或性暴力，而全國婦聯的一項調查發現中國2.7億個家庭中約30%存在家暴；源自在危險叢生的社會中——大到被性侵，小到在地鐵上被摸——女性的意願和訴求被漠視、被嘲諷、被噤聲；源自違背女性意志的一些行為因處於正義和不正義之間的灰色地帶，難以在法律框架內得到承認和懲戒。
拉姆案和來女士案表明，在親密關係中的女性未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且針對男性施害者的量刑有待商榷。拉姆案的相關報導揭示了整個反家暴法律網絡徹底遺漏了她的事實。在結婚初期，唐某的家暴行為只被當作「家醜」，沒有被及時制止。暴力升級後，從去年到今年，拉姆曾多次報警，但辦案民警只是警告男方不要太過分別動手，稱警方能做的事有限因為「清官難斷家務事」。
在親密關係中的女性未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圖片來源：視覺中國）「高管父親涉嫌性侵養女三年」事件貌似有了一個不錯的結局——鮑毓明的養女韓某某曾在戶籍出生證明上作假，與鮑毓明開始交往時已年滿18周歲，因此鮑毓明的行為不構成性侵犯罪；但他作為美國人，在華期間違反律師執業管理有關法律法規，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銷律師執業證書，被公安部驅逐出境。然而這起事件依然反映了一個成年男性利用年齡、經濟資本、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巨大優勢進行性脅迫，且處心積慮鑽法律漏洞的事實。「14歲為性同意年齡」是否就能規避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產生的道德和法律風險？更重要的是，當事人韓某某的真實意願如何，她本人是否也是「養女騙局」中被脅迫的無奈入局者，在這起孤立事件之外是否存在著某種未成年女性性剝削黑色產業鏈？
「N號房」事件讓我們看到網絡匿名環境和色情消費正當化邏輯讓部分男性成為性剝削的「男性共同體」。「N號房」共計有26萬付費會員，意味著每100個韓國男性中大約有一人曾經看過上述淫穢內容，他們當中無一人舉報。在「N號房」內，他們不再是哪位女性的丈夫、父親、兄弟、朋友或同事，而僅僅是一個不斷他者化女性、用針對女性的性剝削來加固同盟關係的「男性」。這種男性同盟的極端化展演令人毛骨悚然。
三個月後，中文網際網路內流傳了一段疑似「滴滴司機直播性侵女乘客」的視頻。儘管該視頻被查明為一對夫妻以營利為目的的色情表演，但它引發的相關討論耐人尋味。對於女性來說，這個「性暴力直播」固然不是真實的，但因為它挑逗和鼓動男性犯罪與暴力的快感，依然激起了她們真實的恐懼。與此同時，部分網友（主要為男性）用某種見多識廣的語氣指責女性「大驚小怪」。這種對比本身說明了將強姦行為尋常化、日常化、脫敏化、去罪化的文化氛圍已經在我們周圍瀰漫，正如界面文化曾在「思想界」欄目中所指出的，「這種通過貶低女性不斷鞏固的男性同盟成為了強姦文化中的主體，他們往往拒絕把女性的話當真，進而讓女性陷入沉默，比如用『這沒什麼大不了』來平息女性面臨性侵害所產生的恐懼，或者用言語上的性騷擾向女性暗示『這不是她們懂得的世界』。」
「羅冠軍事件」則讓我們反思正義與不正義的邊界問題，令我們提出質問：為何當女性自稱為受害者時，往往會遭遇不成比例的審視、盤問與質疑？7月，梁穎在微博發布長文稱自己與男友羅冠軍第一次約會時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被強姦」，並表示羅嫖娼、品行不端，在大學期間曾有「強姦」別人的經歷。8月31日起，羅冠軍發多篇微博長文自辯。他稱自己「已經社會性死亡」，半年搬家三次，工作換了三個。他的陳述得到了許多網友的同情。
儘管羅冠軍始終未能就第一次約會是否不顧女方意願強行發生性行為做出合理解釋，雙方和解的事件結局依然讓質疑女方的聲音甚囂塵上。如果說我們無法在法律層面確認事件真相讓羅冠軍有了更多「被理解」的理由，那斯坦福性侵受害者香奈兒·米勒的遭遇則讓我們明明白白地看到，迄今為止由法律機構維護、公共輿論監督的常規正義模式如何偏向維護（男性）施害者。香奈兒·米勒（Chanel Miller）自傳《知曉我姓名》中文版今年在國內上市，她在書中詳細記述了自2015年1月她在史丹福大學某兄弟會派對上被大一新生布洛克·特納性侵到審判結果出爐期間，她體會到的社會文化與法律的結構性不公。在接受界面文化採訪時，她指出，既然法律對被告人做了無罪推定，那麼受害者也理應享有同等的權利——在被證偽之前得到人們無條件的信任。她們不應當辛苦地去博取這種信任，就像社會不應當壓制女性的自信心，同時又抬高男性的。
香奈兒·米勒自傳《知曉我姓名》中文版今年在國內上市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美國政治科學協會首位女性主席朱迪絲·N·施克萊（Judith N. Shklar）的觀點為我們理解這種「受害者的不正義感」提供了一個重要洞見。她認為，過於關注「正義」——特別是現行法律條款界定的正義——會讓我們忽視那些不幸和不正義之間的曖昧地帶。對受害者的不正義感的忽視，實質上是在踐踏現代社會人人平等的承諾，即否認「每個人的生活都很重要，每個人的權利感都必須得到認可，最不濟每個人都要有機會表達觀點」。我們需要意識到，一邊倒地放大施害者的聲音，這本身就是一種不正義。
02 網絡厭女文化升級關鍵詞：Papi醬與冠姓權之爭，楊笠，散裝衛生巾，「清華學姐」事件
「為什麼看起來那麼普通，但是他卻可以那麼自信。」今年夏天，楊笠在綜藝節目《脫口秀大會》上的這番吐槽迅速出圈，榮登年度流行語榜單。「那麼普通，那麼自信」為美國作家麗貝卡·索爾尼特（Rebecca Solnit）在《愛說教的男人》中提出的「男性說教」和「女性噤聲」提供了某種簡單痛快的解釋，並因此得到了女性的普遍共鳴。
早在2010年，「男性說教」（mansplaining）就被《紐約時報》列為年度詞彙之一，2012年，該詞在西方主流政治新聞中被使用。索爾尼特認為，男性傾向於主導談話（不管他們是否知道自己在談論什麼），這讓女性在任何領域都更容易遭遇「可信度」的質疑。雖然更加隱晦，但它同樣也是一種針對女性的暴力，一種對女性言說權利的侵犯，一種對女性擁有生命權、自由和文化與政治事務參與權的間接否認。
金句的流行不出意外地招致了部分男性的反彈。在一則短視頻中，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儲殷發表了包括但不限於「可能這些男人不好看，但是卸了妝還不一定誰醜」「你以為自己真是小公主嗎」「男性在消費上更理性，不容易被商家割韭菜」等激烈回擊。在楊笠隔空回應「不想當小公主，就想當老富婆」後，他依然不依不饒，「通過收割小公主成為老富婆。」儲殷或許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的非理性言辭本身就在印證楊笠的話。
楊笠在《脫口秀大會》（圖片來源：脫口秀大會官微）在2019年界面文化刊登的《當聲討田園女權成為潮流：反女權話語背後的男性焦慮》一文中，作者羅廣彥援引來自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與美國南加州大學兩位研究者的說法——「我們處於性別戰爭的新時代，它的標誌是在網絡空間上直接指向女性的暴力與刻薄言論」——指出，中文網際網路內亦存在反女權的聲浪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議題以性別為界產生激烈衝突的現象。2020年，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現象正愈演愈烈。對公共輿論場內女性聲量增大感到不滿的厭女群體在諸多社會熱議事件中攻擊女性立場，輕則諷之為「掌握財富密碼」「割韭菜」，重則斥之為「田園女權」「煽動性別對立」。
8月，一則感慨衛生巾居然有散裝的微博將「月經貧困」這一長期不被公眾注意的女性困境推至輿論中心。「月經貧困」指的是受文化觀念和經濟因素的制約，女性無法在生理期獲得所需的衛生產品。在女權主義者呼籲免除衛生巾增值稅（13%），降低女性經濟負擔的同時，部分男性網友聲稱衛生巾之所以貴是因為女性消費者無腦追捧大牌，是一種「智商稅」；甚至有男性勸女性買不起衛生巾可以用布條，「何不像憋尿一樣憋住月經。」
「散裝衛生巾」爭議背後，既是「男性說教」的傲慢無知，也是社會整體對女性需求的漠視。在界面文化刊發的《從「粉紅稅」到「智商稅」，呼籲更便宜的衛生巾究竟令誰不滿？》一文中，作者趙蘊嫻指出，「散裝衛生巾」爭議實則反映了雙重性別歧視，「一方面，在女性須為同等商品或服務支付更多金錢的社會現象背後，是一種將男性需求默認為標準、女性需求為額外需求的根本性歧視；另一方面，在關於大牌衛生巾是否為女性智商稅的討論中，女性因非理性消費的刻板印象受到批判，也從更深的層面上為我們敲響了男權主導一切話語的警鐘。」
「散裝衛生巾」爭議背後，既是「男性說教」的傲慢無知，也是社會整體對女性需求的漠視。（圖片來源：視覺中國）在反性騷擾運動鼓勵更多女性受害者挺身而出言說不公的同時，部分男性因感到被威脅而急於找到一些典型反例來消解運動正當性，「清華學姐」事件即為一例。11月，清華大學一位女生在排隊時感覺到臀部被人觸碰，懷疑是某男生所為，當日她在自己朋友圈和院系群中發表了「小東西我確實不能暴打你一頓，但我先讓你在我朋友圈社死吧」的激烈言論。但次日在調取監控錄像後她發現這是一個誤會，於是在多處平臺發表道歉聲明，並與被指控的同學達成諒解。這一本已和解的事件被有心人以添油加醋的方式傳到公共網絡平臺上，在諸多男性大V的推波助瀾下，該女生遭遇了嚴重的網絡暴力，不僅她的個人信息被完全曝光，還被起「清華腚姐」的外號加以謾罵侮辱。
部分男性痛斥「清華學姐」的理由是，被錯誤指控的男性如果沒有監控視頻證據就會真的「社會性死亡」。但事實是，事件發酵後我們對當事男生的具體信息一無所知，被「社死」的反而是當事女生。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擔憂」不僅杞人憂天，而且是對女性敘述可信度的再度壓制和噤聲——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女性敘述的效力本就不如男性，對於大多數被性騷擾的女性來說，僅僅是說出來就要跨越重重心理障礙，更不要說獲得正義伸張。「清華學姐」引發的網暴，一定程度上可被視作男性規訓女性在性騷擾問題上保持自我懷疑和自我限制，讓女性陷入沉默，以此維護男性在公共和私人領域的「全然自由」。
在人們指責「清華學姐」錯誤指控學弟意欲讓對方「社會性死亡」的時候，真正遭遇網暴和「社死」的卻是純然無辜的女性——「女性」這一性別身份，往往讓攻擊和詆毀來得更加理直氣壯、肆無忌憚；女性的行為、言論和生活習慣，只要有一絲不符合男權邏輯下的「好女人」標準，即成為人們非議乃至污衊的理由。8月，28歲的杭州吳女士在下樓取快遞時被郎某和何某偷拍照片，兩人編造「風騷少婦勾引快遞小哥偷情」的謠言在網絡上傳播。雖然郎某和何某因誹謗他人被行政拘留九日，但吳女士深受謠言困擾，她被原來的公司辭退，遲遲找不到新工作，且患上了抑鬱症。12月初，成都一名新冠肺炎女性患者趙女士的個人信息被洩露，因其在14天內主要停留場所包括多家酒吧，這位20歲的女孩被冠以「轉場皇后」等侮辱性外號，被部分網友質疑為「生活作風混亂」「不檢點」。自吳女士在微博上公開自己的遭遇，陸續有多名遭遇相似的女性給她留言。她告訴《北京青年報》，留言女性多在小城市生活，既有18歲的學生也有20出頭的年輕女孩；謠言基本分為兩類，一是說她出軌，二是說她是性工作者。
圖片來源：人民視覺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厭女文化如何扭曲了女性自身對結構性性別不公的理解，並警惕女性群體內部的分裂與相互攻訐。短視頻博主Papi醬的母親節祝福視頻引起了網友們對「冠姓權」的討論。有網友指出Papi醬剛出生的兒子隨父姓，是「獨立女性」人設的崩塌。「冠姓權」爭議引發了部分激進女權主義者以侮辱性言辭對已婚女性進行「婚驢討伐」，稱與男性結婚就是向男權投誠的「不獨立」表現，更罔論讓孩子「隨父姓」了。我們需要警惕這種居高臨下的、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厭女論調，它忽視了現實生活的複雜性，特別是不同階級和文化背景的女性在婚戀選擇上的自由與不自由。正如作家淡豹所言：
「所謂的『婚驢黨』（批評結婚女性的人），她們可能就是把對方看作和自己一樣的人。或者有人批評底層女性為什麼不努力走出大山自主創業，通過小額信貸成為一位優秀自強的獨立女性呢？她們在看對方的時候不是看不到對方的生活環境——新聞報導、非虛構文學已經不斷給我們看這些東西——她們沒有看到的可能是，對方是一個與自己心態不同的人。」
03 公共敘事中的女性關鍵詞：乘風破浪的姐姐，《三十而已》，「全職太太」之爭，「假靳東」事件，《聽見她說》，《3811》
2020年是公共輿論場中女性話題井噴的一年。帶有強烈女性視角的選秀、獨白劇、脫口秀、訪談、真人秀等文娛產品全面開花，在公共輿論場中掀起一場又一場聚焦女性——特別是中年女性——境遇的討論。
這是長期不被重視的女性聲音蓄力多年終於爆發的結果。2018年，姚晨在騰訊「星空演講」以《一個中年女演員的尬與惑》為題發表演講，談及她對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上無法兼顧的感悟，引起了許多共鳴。2019年，海清在第13屆FIRST青年電影展閉幕式上為中年女演員發聲，呼籲業內給予她們更多機會。今年，關注女性話題、以女性為主角的文娛產品終於撬動了資本和超高話題關注度。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話題的相關討論中，公眾女性意識的整體上升與明星藝人、影視人物的表現屢屢兩相呼應——當女性在公共敘事中的可見度上升，女性思想也得到了更多傳播。在今年大熱的女性向文娛產品中，女性價值觀開始超越單純的娛樂訴求被市場所關注。所謂「女性價值觀」，是指關注女性何以成為女性，以及女性如何在一個男性主宰的社會中反抗既有性別規範，建立主體性。法國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用「模稜兩可」一詞形容女性在世界中的處境。在她看來，女性深陷困境之中，在男性享有主宰命運自由的同時只能對自己的命運逆來順受，或為了融入社會放棄一部分自由，磨滅具有威脅性的稜角。今年熱議的女性話題——無論是否由女性向文娛產品引發——無一不是人們對上述女性處境的拷問和反思。
在充滿青春靚麗美少女的《青春有你2》《創造營2020》熱度未散之時，《乘風破浪的姐姐》橫空出世，一舉成為今年最火爆的綜藝節目。該節目的意義不僅是一檔女團選秀，而是通過召集30位年齡在30-50歲之間的已出道女藝人同臺競技，回應瀰漫於全社會的女性年齡歧視問題，展現中年女性多元的可能性。儘管《浪姐》高開低走，在實際操作層面未能與其倡導的價值觀完全貼合，它成功營造了一個開誠布公討論中年女性議題的氛圍，其帶來的巨大聲量還是給市場和社會一個強有力的反饋。
熱播劇《三十而已》延續《浪姐》提出的「三十而驪」勵志概念，講述了三位30+都市女性的故事。三位女主角的選擇與行動引發了觀眾的關注和熱議，其中討論度最高的角色是由童瑤扮演的全職媽媽顧佳。這位全劇最被認可的女主角符合很多人對「完美女性」的想像，她呈現出了和以往國產電視劇刻畫的「好吃懶做富太太」截然不同的一種家庭主婦：美麗優雅，聰慧伶俐，既能打理好家庭照顧好孩子，又是丈夫最重要的事業夥伴。顧佳這一角色在今年7月引爆了微博話題「全職太太算不算獨立女性」，三個月後，「全職太太」話題又隨著雲南麗江華坪女子高中校長張桂梅在一檔節目中的言論捲土重來。在視頻中，張桂梅稱，她曾拒絕過一位女學生的捐款，原因是這位學生在結婚懷孕後當了全職太太。在她看來，從山村走出去的女大學生放棄工作，選擇當全職太太，不僅讓過去的努力付之一炬，還將面臨被社會淘汰的風險。她還強調，女人不應該依靠男人，應該靠自己的能力立足。
2008年3月10日，雲南麗江，在華坪任教的張桂梅和「兒童之家」的孩子們在一起。（圖片來源：視覺中國）「全職太太」話題屢屢掀起論戰，從側面反映了當下中國女性對事業和家庭難以兼顧的焦慮。事實上，問題的真正核心不是「當全職太太是不是個人自由」，而是為何女性難以在「全職太太」的選項之外擁有更多的選擇？在接受界面文化採訪時，美國社會學者凱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指出，長久以來社會文化規範傳遞的性別化信息（女性在育兒、家庭、職場中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處於怎樣的位置）給媽媽們造成了難以克服的困境，這種衝突決定了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和職場中對「好員工」的標準，導致「所有社會階層的女性都將如何對自己的家庭最為有利作為工作抉擇的前提」。
一如購物的女性時常被汙名化為「非理性消費者」，追星的女性也往往被認為是「非理性粉絲」，然而今年「假靳東」事件讓我們看到了這種簡單粗暴標籤下的更多真實。江西衛視一檔名為《幸福配方》的節目播出報導《六旬追星女子：我要嫁靳東，勇敢活一次》，講述了來自江西的黃女士與抖音上的「靳東」墜入情網，離家出走欲與「靳東」見面，與丈夫和兒子的關係日益惡化，且拒絕相信這是一個騙局。
在「假靳東」事件的後續討論中，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騙局背後中老年女性的身心健康困境：由於長年關心他人、照顧他人卻得不到足夠尊重和關懷，她們很容易陷入「精神貧困」的境地。在難有機會獲得情感關懷與精神寄託的情況下，戀慕「靳東」，或許是這些女性某種無聲的個人反抗。另外一位引發眾多關注的老年女性則選擇用實際行動反抗不幸婚姻中的妻職和母職對自己的剝削：56歲的蘇敏曾在多年對冷漠丈夫的忍耐中患上中度抑鬱，為了不再繼續浪費人生，她偷偷攢錢，帶著一萬多元的物資獨自自駕遊，並錄製短視頻講述自己的故事。她的決心與行動，贏得了眾多網友的讚許與認可。
由於長年關心他人、照顧他人卻得不到足夠尊重和關懷，中老年女性很容易陷入「精神貧困」的境地。（圖片來源：視覺中國）很大程度上來說，陷入「假靳東」騙局的老年農婦和一二十歲的追星少女並無本質區別——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女性或多或少都受陳舊的性別規範、價值觀、角色和預期所困，自我實現的各個目標相互牴觸，在殘酷現實難以撼動的情況下，追星可被視作女性的情感代償機制，讓她們在一個半是想像半是現實的世界裡「創造一個表裡如一、衷心感到滿足的女性主體」。但遺憾的是，今年娛樂圈屢屢爆出男星「人設崩塌」事件。從羅志祥、屈楚蕭到知名度不高的一些男偶像，他們被發現私生活混亂，對女性嚴重缺乏尊重。這讓我們沮喪地意識到，不打破厭女的「男性共同體」，女性的「情感代償機制」或「想像烏託邦」也是脆弱不堪的。
年末，一些純粹女性視角的作品也將女性議題推到了輿論聚光燈下，它們往往來自於女性創作者。由趙薇擔任發起人的女性獨白劇《聽見她說》找來八位女演員——白百何、郝蕾、齊溪、王智、奚美娟、楊紫、詠梅、楊冪演繹八個女性故事，講述了八個當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全職主婦、家庭暴力、容貌焦慮、大齡單身、重男輕女、原生家庭、中年危機和物化女性。譚維維發布新專輯《3811》，用11首歌講述了11個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故事，探討女性集體面臨的結構性性別不公問題。其中迅速出圈的一首歌《小娟（化名）》取材自近年來影響最大的惡性性別暴力事件，揭示隱身在「小娟」化名後的女性受害者群體遭遇的傷害、噤聲與汙名化。
我們也無奈地看到了上述作品與現實之間的某種諷刺互文。《聽見她說》的第一期《魔鏡》探討女性的外貌焦慮問題。演員齊溪直視鏡頭說話時，彈幕裡充滿了對其妝容的批評；《小娟（化名）》上線沒多久，一位13歲的初中女生就化名小娟出現在了「聳動」的社會新聞中——因被懷疑與男同學發生性行為，她於深夜在校長辦公室被校長毆打，並被強迫寫下內容不堪入目的「發生性行為檢查書」。可預見的是，女性在公共輿論場中的存在感將不斷升高，我們也將繼續看到她們在理想和現實兩個世界之間反覆撕扯。
04 警惕退步關鍵詞：#看見女性勞動者#，#姐妹戰疫安心行動#，金斯伯格去世，波蘭限制墮胎法案，離婚冷靜期，出生人口性別比，方洋洋事件，禁止代孕條款刪除
9月15日，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發布第四份年度《目標守衛者報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漣漪效應使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20年來取得的進展陷入停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第五項是「實現性別平等，為所有婦女、女童賦權」，然而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加劇了不平等問題，包括女性在內的弱勢群體首當其衝遭受衝擊。在全球範圍內，無償護理工作整體需求的增加導致女性面臨更多負擔，女性同時也面臨著更為嚴重的失業問題。公共災難、經濟困難時期往往會招至保守主義回魂，放大性別不平等。
比如在國內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儘管女性醫護、勞動者和男性同僚一樣衝在一線，但其貢獻未能在一開始得到充分認可和尊重，她們的生理需求也未能在一開始納入防疫必備物資的考慮之內。為此，博主@梁鈺stacey 發起話題#看見女性勞動者#和#姐妹戰疫安心行動#，前者呼籲公眾關注女性醫務工作者和建設火神山醫院的女性工人，後者旨在為一線抗疫女性工作者籌集衛生用品和安心褲。同樣令人憂慮的是，女性在重大公共災難面前被要求為「公共利益」讓渡身體自主權和工作權：甘肅援鄂女醫護被要求集體剃頭，剃頭視頻被包裝為讚美犧牲和奉獻的新聞進行傳播；濟南市教育局建議延遲開學期間，以女方為主向企業提出在家看護未成年子女的申請。
一個嚴峻的事實是，全球範圍內保守主義回潮為性別平等事業的推進蒙上了一層陰影。9月18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享年87歲。這位備受愛戴的女權偶像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為美國的性別平等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她去世後，川普提名保守派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接替其空缺。至此，美國最高法院形成了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和三名自由派大法官的格局，這將對未來美國女性的權利（如墮胎）產生深遠影響。
當地時間2020年9月19日，美國華盛頓特區，大批美國民眾舉行集會，悼念大法官金斯伯格。（圖片來源：視覺中國）10月，波蘭推出極其嚴苛的限制女性墮胎的法案，幾乎禁絕了在波蘭合法墮胎的可能性。在界面文化刊登的《右翼暗影下的波蘭：當墮胎和同性戀被禁止，當託卡爾丘克成為「叛徒」》一文中，作者程賢指出，這對波蘭來說完全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對女性權利的擠壓實際上是近年來波蘭整體意識形態右傾的一個縮影。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其中的「離婚冷靜期」條款規定，「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30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前款規定期間屆滿後30日內，雙方應當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發給離婚證；未申請的，視為撤回離婚登記申請。」「離婚冷靜期」將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根據官方解釋，「離婚冷靜期」的初衷是減少衝動離婚，維護社會穩定，但反對者認為，這將使在婚姻關係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女性遭遇更嚴重的制度不平等。
相比2019年，中國在世界經濟論壇《2020全球性別差異報告》中的排名又下降了三位，落至106名。這個排名遭到部分男性的質疑，但需要指出的是，該報告考察的不是社會整體的發展和進步情況（因此經濟水平並不一定和國家排名的高低有正相關關係），而是兩性在政治、經濟、教育和健康方面獲取資源和話語權層面的差異。中國的排名主要是被健康和生存（Health and Survival）這一子項拉低的——在這個指標上，中國排名全球倒數第一，其主要原因是畸低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每100名男孩出生，對應89名女孩出生）。
也就是說，重男輕女思想依然在中國部分地區流行，日前引起廣泛關注的「石家莊4個月墜樓女嬰」事件即為一例。12月初，石家莊莊橋西區康泰園小區一名出生僅4個月的女嬰從5樓墜落，其父拒絕送醫治療。經《新京報》調查了解，該名女嬰曾先後兩次墜樓，父親是一個無業游民，對記者直言自己重男輕女：「有閨女是很平淡的感覺，但是有兒子立馬就精神了，說話很有底氣，因為有後了。」這位父親表示，「很多老祖宗的技術都傳男不傳女，因為孩子跟的是別人的姓。」
2020年12月1日，河北石家莊，記者探訪石家莊四個月墜樓女嬰家中。（圖片來源：視覺中國）在部分觀念落後地區，女性的生存價值、自由和個人意願依然被否定、被幹預，一些我們以為早該壽終正寢的惡習惡法還在威脅著女性的生命與福祉。我們心痛地看見，山東德州女子方洋洋的不幸遭遇，正與重男輕女觀念和封建遺毒密切相關。她在婚後短短兩年多時間裡，她被夫家毆打虐待，從出嫁時的160斤瘦到營養不良，於2019年1月31日離開人世，年僅22歲。根據其婆婆劉蘭英的說法，方洋洋不能懷孕「讓全家都很氣憤」。除了家庭暴力對方洋洋造成的巨大傷害令人憤慨以外，更令人驚愕的是她在死後也不被允許安息——有媒體報導稱，在火化前，方家提前給她安排了冥婚，收取了對方幾千塊錢。冥婚風俗至今在河北、山西、陝西、山東等省的農村地區流行，甚至有為此盜掘女屍的情況。
女性整體依然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情況下，即使是看似與「封建傳統」無涉、為女性「經濟賦權」的「市場經濟行為」，亦有可能對女性造成實質性的壓迫與傷害。母親節前夕，廣州一家名為「廣州彩虹寶貝」的公司為男同提供商業代孕遭網絡曝光，再度引起人們對商業代孕問題的討論。在去年年末，《民法典（草案）》刪除禁止代孕條款，已讓關注女性權益的人感到憂慮。在商業代孕支持者看來，應該尊重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支配權，但反對者提出，需要警惕「商業代孕是經濟賦能」的說法——當代孕成為一個合法產業，擁有健康子宮的女性很有可能淪為生育工具，同時被階級、父權和市場經濟壓迫。
05 尾聲：為了一個人人自由的社會「女性想要成功，仍然得付出極大的代價來橫跨各種障礙——聘用率低、薪資不平等、歧視和潛在的偏見……女性承擔著沉甸甸的壓迫重擔，得扛起女性的責任與義務。女性能深深地感受到滯怠不前的處境對其所施加的鎖鏈。」貝勒大學跨學科研究與哲學副教授J.勒諾·賴特（J. Lenore Wright）指出，女性整體境遇改變之慢讓人苦惱——個人成就鮮少能直接帶動更廣泛的結構性變化，而進步成果又分布不均且微不足道。賴特的觀察，相信許多女性都能感同身受，且越來越不憚於言說自己的失望與不滿。但在部分男性看來，女性權利的話語高漲本身就是「女性地位高」的標誌，為何她們還不滿足？
認知上的差異或許是「性別戰爭」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書評人維舟指出，在中國社會的語境中，「男權」的「權」通常是指「權力」，然而「女權」的「權」指向的卻是「權利」，後者真正想要的，其實是得到與男性一樣被平等對待的權利，然而不理解「女權」的人卻用「男權」邏輯去揣測女性的訴求，以為對方是要「奪權」。他認為，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當下女性權利話語高漲但女性地位卻在回落的問題：「正是因為她們的權利被壓縮，因而促使她們激烈抗爭。」
至於被男性痛斥的「田園女權」——雖然具體含義不明，但我們姑且將之概括為「女性打壓男性利益謀取好處的利己主義思想」——維舟認為這是一個社會轉型期的產物：正是因為一方面男權社會結構和價值觀依然堅固，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公共生活，她們的權利意識在不斷提升，這種脫節讓部分女性得以從某種「既要女士優先又要男女平等」的「雙軌制」中獲得好處。但他提醒我們，在指責「田園女權」之前，我們要看到這恰恰是「主流社會既要推動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同時卻又不肯鬆手給女性賦權所造成的」。「田園女權」的雙標，恰如「田園男權」的雙標——他們既要現代化的好處，又要維護男尊女卑的社會結構。
認知上的差異或許是「性別戰爭」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圖片來源：視覺中國）這亦提示我們，性別平等的議程不僅事關女性，也事關男性，它是為了所有人能夠獲得平等和自由而存在的。我們當然無法期待男性會是女性的天然同盟——擁有特權的人幾乎總是希望維持現狀——但男性要實現完全獨尊的「性別同盟」也是不可能的，人是一種具有社會屬性的動物，男性在生活中總是以各種身份與女性聯繫在一起，丈夫、父親、兄弟、朋友或同事。要和平共處、相親相愛地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裡，正直善良的男人和女人面對的是同樣的敵人：暴力的人、用恐懼或暴力維持統治關係的人、不公平的制度。
性別平等或許是一場「最漫長的革命」——它事關全球一半的人口能否得到平等對待，事關我們是否能徹底改變千百年來以各種手段和理由對人做出高低貴賤之分的等級制社會結構——但它的盡頭將是一個人人享有自由的社會。我們不會停止希望，我們會保持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