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清楚我是否真的可以說我曾是個女孩——很長時間以來，我在某種程度上是個男孩。我不清楚，誰又清楚呢？這是會變化的。」——蒂爾達·斯文頓
毋庸置疑的是，在今天，傳統的二元性別體系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鬆動。人們對於性別的理解早已超越生物性徵，走向更為彈性與複雜的社會學建構。當你在網絡上搜索「性別分類」相關的關鍵詞，將獲得超過60種性別分類標籤，其中不僅有人們熟知的LGBT、酷兒、無性別，還包括兩性人（Androgyne）、順性人（Cis）、性別流動（Gender Fluid）、泛性別（Pangender）等非傳統性別。
性別究竟意味著什麼？當「性別多元化」日益成為社交媒體的熱門話題與身份標籤，我們真的理解「性別」這一概念的由來與發展嗎？
在新近出版的《性別是流動的嗎？》一書中，利茲大學的社會學和性別研究副教授薩莉·海因斯為我們檢視作為社會性別理論中的「性別」概念。
海因斯指出，關於性別的理解和實踐，不僅從歷史的或跨文化的角度來看是多變的，即便在同一時段同一國家也可以截然不同。追溯不同時代與社會對於性別的理解與觀念，我們會發現，性別問題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議題，它一方面與階層、種族等社會範疇緊密交織，又內嵌於不同的歷史、社會與文化框架之中。
就當下種種關於性別的社會議題來看，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基礎簡明的性別理論框架。例如性別並不是由生物學來確定的，性別的生理面向與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共同組成人們對於性別的理解與實踐。
除此之外，作者也在書中探究了當下如火如荼的性別平權運動與性別多樣化的具體實踐。無論是#MeToo運動，還是粉紅糾紛運動，這些抗爭與實踐的基礎都是試圖質疑和挑戰傳統對於性別運作的預設，也為我們打開思考性別平等與性別多樣化的更多可能。
《性別是流動的嗎？》，[英] 薩莉·海因斯著 / [英] 馬修·泰勒編，劉寧寧譯，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9月。
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性別是流動的嗎？》一書第三章部分內容。摘編有刪節。
原作者 | [英]薩莉·海因斯
摘編 | 王青
1
不同文化中的性別多樣性：
從印度到墨西哥
西方的性別體系一直以來主要是遵循二元模式，男女兩性被視為僅有的性別分類，同時女人和男人被認為根本上不同。環顧全球範圍內的性別體系，我們了解到，其他地方情況並非如此。
歷史上，數不清的族群的性別經驗與只分男女的性別模式相異。譬如印度社會，性別多樣性在其神話和悠久的歷史中有著鮮活的傳統。作家雅各布·奧格爾斯（Jacob Ogles）在《19位性少數印度教神靈》（19 LGBT Hindu Gods，2016）一文中指出：「幾個世紀以來，印度教的文學、神話和宗教典籍以神性特徵來挑戰性別二元論。」值得一提的是，中性人社群長久以來都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
關於中性人的史料記載包括可上溯至約公元2世紀（學界就此存在重大分歧）的《愛經》（Kama Sutra）中的相關描述，以及《羅摩衍那》（Ramayana，公元前300年）和《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公元400年）。2010年塞雷娜·南達（Serena Nanda）的一項研究顯示，中性人社群中的大多數成員出生時都被認定為男性，即便其中某些人是性別交叉者。她發現中性人生活在組織嚴密的社群中，形成了她所謂的一種「制度化的第三性別角色」。歷史上，中性人被認為是無性戀者，以其神聖特質而著稱，但是在當代印度社會，其中很多人靠從事性工作和某些宗教祈福祝禱活動來賺錢。2014年，印度在法律上承認他們為第三性別——儘管並非所有中性人都欣然接受這一分類。
圖中的中性人群位處南亞，hijra一詞被當地人用來指稱跨性別者和性別交叉者。傳統上他們是社會中備受敬重的成員，但如今許多中性人卻在飽受歧視與貧困之苦。
還有一些文化同樣認可不只存在兩種性別。
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地區，「反串者」由來已久。歷史上，他們被理解成既是男人也是女人，但是今天，就像印度的中性人，他們通常被視為第三性別。墨西哥薩波特克（Zapotec）文化中，「第三類」傳統上被看作早於西班牙殖民體系中的第三性別，時至今日這個詞有時被用作跨性別的同義詞。「中間人」在某些玻里尼西亞文化中有其傳統地位，而在薩摩亞社會中，「第三類人」扮演著特定的文化角色；傳統上，一個家庭如果缺少足夠的女孩來輔助家務勞動，男性子嗣就會被撫養成「第三類人」，展現出男性和女性的雙重特質。「人妖」指的是泰國和寮國的性別多樣化者，性別多樣性在中國、伊朗、印度尼西亞、日本、尼泊爾、韓國和越南都有文獻記載。印度尼西亞有著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人口，那些出生時被認定為男性的瓦裡亞人，公然地如女人一般生活。
2002年，在墨西哥胡奇坦市，一名跨性別女子與其男友喜結連理，胡奇坦是個接受性別多樣性的母權制漁村。
在有關性別多樣性的討論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將性別置於本地化的理解和習俗背景中。
舉例而言，大量的性別多樣化社群，像是祖尼人中的a’mana，winkte，alyhaa和hwamee，傳統上就存在於眾多美洲原住民部落中。這些社群中的成員最初被早期法國探險者稱為「博達切」（berdache，這個法詞語指的是男同性戀關係中更為年輕的一方），而後被殖民者更為廣泛地使用。今天，他們一般而言更喜歡被稱為英語中的雙靈人，考慮到博達切的轉義帶有殖民性和貶義，雙靈人是個更受歡迎的概括性詞語。歷史上，雙靈人通常在部落中備受尊重，被視為經受了男女雙重靈魂賜福的人，然而20世紀期間，來自歐美的和基督教的影響摧毀了這一傳統。
2015年在印度尼西亞日惹的Syawalan傳統節慶期間，瓦裡亞社群的以為成員在塗脂抹粉。
2
性別多樣化的混淆闡釋：
從同性慾望的化身，到性學理論中的「倒錯」
20世紀末以前，人類學研究通常都將性別多樣化的實踐闡釋為同性慾望的化身。
一些聚焦於美洲原住民性別多樣化社群的研究，將這種文化傳統解讀為同性戀生活方式的體現，尤其是因為生物學上為男性但表現出女性特徵的雙靈人通常與具有男性氣質的男人成婚，反之亦然。美洲原住民部落中的一些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成員選擇將自己形容為雙靈人，站到尊重另類的性或性別化生活方式的文化傳統的行列中。其他一些轉而將雙靈人表現為跨性別文化的人類學家，已經質疑了將雙靈人定位成同性戀先祖的做法。
然而「變性」是個相對晚近的西方概念。正如更加當代的闡釋所提出的，雙靈人有可能既不代表同性別的經驗，也不代表跨性別的經驗，而是表明在原住文化內部存在一種另類性別或性群體，而在西方卻沒有與之相對等的性別或性群體。
板湖社會福利社組織了「2014年中性人嘉年華」。圖中兩名中性人正在為遊行做準備。
混淆性別多樣化實踐與同性戀非常常見，尤其是在西方文化中。
這種混淆部分地植根於這一事實，即性別與性傾向在許多社會都被視為緊密相關的。如果一位跨性別者選擇從男性變成女性，但變性之後依然受女人吸引，以社會的眼光來看，這就不只是從男性變為女性，也是從「直的」變成了同性戀者—即便事實上她的性取向沒有發生實質變化。
另一個因素或許是，在20世紀歐洲和美國的性學發展的早期階段，對於人類性傾向的研究，也為理解性別多樣化者開啟了新途徑。
在前工業化的歐洲，對性行為的管控就像對道德行為的管控，被當作一種宗教的或精神的議題，並落入教會的職權範圍。性學標誌著人們對於性傾向的理解擺脫了宗教和道德的框架，因為它成了科學探索的主題。
整個19世紀，在社群中和法庭上，醫生和科學家們成為有關性常態和性異常的舉足輕重的教導者。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976）中主張，這一時期針對性傾向存在一種根據類型和身份認同，而非行動與行為的重新界定。
《性經驗史》，[法]福柯著，姬旭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性傾向成了「我們是誰」的一個重要面向，而不單是我們做了什麼。
思考性傾向的這類方式，反映了一種二元的生物學模式。性傾向以「正常」與「異常」的二元對立被分類；婚姻中生殖性的異性性行為就是正常的，其他性行為就被建構為作為對立面的異常。大量的性經驗被病態化。易裝與跨生活的性別經驗起初是被放進類似同性戀的框架內來理解的。同性戀以及性別多樣性被視為出於生物學上的缺陷而對異性戀作低級效仿。同性戀和肛交在歷史上通常被判定為非法的或是被建構成非自然的，但是性學令其得以醫學化、病理化，同性戀和性別多樣性在醫學上均被視為異常。
在性學的思維方式中，倒錯（invert）的觀念意義重大。
人們相信，性倒錯表明了性別特質的某種天生的顛倒：男性的倒錯會對傳統上女性的愛好和著裝有好感，反之亦然。這種看法見於著名性學家靄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的七卷本著作《性心理學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1897—1928）中。據他所言，倒錯表示「性本能因天生的體質異常轉變為對同性的個體有衝動」。在相似的脈絡下，性學家理查·馮·克拉夫–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於1898年將同性戀闡述為女性性倒錯的結果，「男性的靈魂，在女性的胸懷下喘息」。早期性學將性別與性傾向視作內在相關的：男同性戀是有藝術天賦的、柔弱的；女同性戀也是有藝術天賦的、男子氣的。
性倒錯的概念很快就在社會上更為廣泛地流行起來，並在文化表徵之中清晰可見，拉德克利夫·霍爾（Radclyffe Hall，1880—1943）的《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1928）就是其中的典型。
1927年拉德克利夫·霍爾與「喬布裡琪女士」烏娜·文森索在一起。霍爾最為人所知的是她的半自傳體小說《寂寞之井》。其中描繪了性倒錯這種19世紀對於跨性別和同性戀認同的合併。
小說講述的是「倒錯的」史蒂芬·戈登的故事：出生時被認定為女性的她渴望成為男孩，並在成長過程中變得更為雌雄同體，或曰中性氣質，她還與一位名叫瑪麗的女性發展出浪漫關係。就如小說所描述的，史蒂芬「憎惡她那有著強壯肩膀、小而緊實的胸脯和運動員般修長脅腹的身體。終其一生她都必須拖著這副身軀，就像在她的靈魂上強加了醜陋的桎梏」。靄理士在該書序言中寫道：「這是第一部以完全忠實且毫不妥協的形式，將性別生活中的某一獨特面向呈現出它的本來面目的英文小說。」
我們可以從這部小說中看到性學在兩個重要方面的影響：一是女同性戀者即為倒錯者的觀念；二是將性別與性傾向混為一談的方式。
這一時期，性學研究與事關非異性戀（或性別多樣化）經驗的文化形式被認為是下流的，且可依《1857年淫穢出版物法案》進行告發。出版方面，《寂寞之井》在英國依法被禁，審判時法官陳述道：「無論如何，我毫不猶疑地宣稱這是一部淫穢的誹謗之作，它會輕易腐化那些手握它的人，這本書的出版有傷風化……」
性別多樣化的實踐在這一時期並不受法律管控，但是性別多樣性被納入了福柯提出的對「非常規」（peculiar）的性的醫學化之中。
即便易裝的習俗和跨性別表達由來已久，醫學研究直到1910年才創造出「transvestism」（變裝癖）這一術語，遲至1950年才發明「transsexuality」（變性慾）。
著名性學家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機器伴侶在性學研究所的一次聚會上被拍攝下來，右二為赫希菲爾德，留著八字須，戴眼鏡。
《變裝癖者》（Transvestites，1910）是性學研究者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Hirschfeld，1868—1935）的開創性研究，對變裝的具體做法進行了分類。
在書中，他將變裝定義為「穿著與其性器官所表明的性別明顯不同的性別的外在裝束的衝動」。靄理士也反對普遍存在的將對同性別的欲望與易裝混為一談的做法。
易裝與跨性別生活經驗已成為醫療幹預的焦點，既包括診斷，也包括治療。
正如前文所述，性別多樣化或性別交叉（intersex）的個體在印度教文化和某些美洲原住民部落文化中，可以扮演某種獨特的宗教角色。
古希臘神話也大量涉及雌雄同體、跨性別習俗和性別交叉；例如，阿芙洛狄忒——更常見的變體是被描繪為阿芙洛狄忒女神——的神像顯示，他/她既有乳房也有陰莖。諸多當代資料足以表明，在祭祀阿芙洛狄忒期間，男人和女人會交換服飾和性別角色。
在宗教世界之外，戲劇中的易裝史至少可上溯至古希臘時期，彼時男性演員同時飾演女人和男人的角色。日本的歌舞伎和元朝的中國戲曲都以易裝為特色。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英格蘭，類似的情況也是真實存在的；莎士比亞的幾部戲，包括《威尼斯商人》《皆大歡喜》和《第十二夜》，更是充分利用這一形式，讓女性角色（一般由男性演員來扮演）穿著男性服飾——一種雙重矇騙。晚於莎士比亞一個世紀的16世紀初，上層男性穿戴精心裝扮的服裝、假髮、化妝品和珠寶已是家常便飯。這般修飾並不意味著同性戀—如後來一般—而是代表財富和聲望。
圖為19世紀英國畫家兼書籍插畫師理察·弗雷德裡克·皮克斯吉爾的作品，描繪的是莎士比亞的喜劇《第十二夜》中奧西諾公爵和他的愛人薇奧拉（假扮成男孩）。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英格蘭，男性演員扮演女性角色稀鬆平常，薇奧拉的易裝又帶出額外一層糾葛。
歷史上也有一些事例是女人穿上男裝，像男人一樣生活，為的是接近那些不向女人開放的專屬男性的職位或消遣。
眾所周知（但可能是虛構）的事例之一，就是中國北方的花木蘭，據說她女扮男裝為的是幫助年邁的父親逃避兵役。在英國，漢娜·斯內爾（Hannah Snell，1723—1792）以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之名加入皇家海軍，並於1747—1750年參加了戰鬥。斯內爾因傷退伍，並獲得軍人撫恤金。在美國，爵士音樂家比利·蒂普頓（BillyTipton，1914—1989）去世後，人們才知道他的身體在生理上是女性。人們相信，蒂普頓在他成年生活的早期就已經決定，作為男人會擁有更多的機遇和成就。
社會內部給予這類實踐的空間始終在變動。性史學家伊恩·麥考密克（Ian McCormick）已通過文獻證實，18和19世紀間，被稱為「molly house」（同性戀酒吧）的俱樂部為男扮女裝提供了空間。20世紀20年代，幾位有影響力的作家、藝術家和哲學家—包括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拉德克利夫·霍爾和格魯克（Gluck，1895—1978）——打扮成雌雄同體的樣子，穿著當時中產階級男性的服飾：西裝、襯衫、馬甲和領帶，還有拷花皮鞋。
20世紀30年代起，西歐地區醫療技術的進步使得當時所謂「改變性別的」（sex change）手術得以實現，不僅跨性別生活和易裝成為可能，生理上改造身體也有了可行性。
丹麥畫家莉莉·埃爾伯（LiliElbe，1882—1931）是最先為公眾所知的接受了變性手術（這是它現在的叫法）的跨性別女子，手術最初是在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的指導下於德國進行的。身體改造只是有關性別的具身化與認同之看法的更廣泛變革的一部分。
隨著20世紀60年代進行手術變得更加容易，「變性」（transsexual）這個詞語被大眾化，用以描述接受過手術的個體。
這一時期，美國對於跨性別經驗的研究有所發展。哈裡·班傑明（Harry Benjamin，1885—1986）的《變性現象》（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1966），羅伯特·斯託勒（RobertStoller，1924—1991）的《性與性別》（SexandGender，1968），以及理查·格林（RichardGreen，1936—）與約翰·莫尼（JohnMoney，1921—2006）合著的《跨性與變性術》（Transsexualism and Sex Reassignment，1969），就是最眾所周知的例子。
莉莉·埃爾伯的肖像畫，是由她的妻子、丹麥藝術家格爾達·韋格納於1928年創作。
這些文本中顯而易見的觀念是，變性者被生在了「錯誤的身體」中。
手術被定位成恰當的治療，以使身體與性別認同和諧一致。不變的是，人們依舊將性別多樣性看成是病態的。
在《跨性別男性與女身男心者》（Trans men and FTMs，1999）一書中，跨性別男性作家傑森·克倫威爾（Jason Cromwell）將他對於變性相關信息的初步搜尋描述如下：「考慮到注射激素和接受手術的可能性，這項研究將會指出我的錯誤，除非我願意承認自己腦子有病（精神錯亂、神經官能症、人格分裂和妄想，還有抑鬱和偏執的發作），並向手術致殘屈服。」
儘管自20世紀初以來，對於性傾向與性別的看法經歷了重大變革，然而經由性學建構起來的模式始終難以轉變。對於性別和性傾向的理解繼續糾纏不清，在許多當下的理解中，性傾向仍然與性別相關。
1950年，喬治·喬根森因在丹麥的一系列變性手術而離開了紐約。圖中肖像作為示例表明了媒體對於變性「之前」與「之後」的故事的關注，今天依然如此。
比如說，社會生物學家西蒙·勒維（Simon LeVay，1943—） 曾提出「同性戀基因」（gay gene）理論，意指男人之間的同性取向是由大腦中某些細胞在大小上的差異導致的。迪恩·哈默（Dean Hamer，1951— ）也從他的基因理論中提出一個關於性行為的生物學模型，聲稱同性戀男子比異性戀男子擁有更少的X染色體。這種將男同性戀行為與男性生物學性別的各個面向相聯繫的做法，暗示同性戀男子在基因上就比直男更加「女性化」。
同性戀男子乃「天生如此」（born this way）的觀念，在性少數社群的某些圈子裡備受歡迎，他們利用這一理論來駁斥歧視。
然而很多人反對這種性傾向的生物學模式，如同很多人反對性別的生物學模式一樣。
20世紀40—50年代，美國性學家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1894—1956）發表了「金賽性學報告」（"Kinsey Reports"），提出性傾向是一個連續體。有些人堅定地處於其中一端（異性戀），或另一端（男/女同性戀），據他所言，許多人處於連續體上各不相同的點（雙性戀）。他在《人類男性性行為》（Sexual Behaviour in the Human Male，1948）一書中提出，人們「並非表現為兩個互不關聯的群體—異性戀和同性戀。世界不會被劃分為只有綿羊和山羊。分類學的基本原理就是大自然中幾乎不會出現互不關聯的類別」。
3
流動的性別與性向：
性別多樣性仍是富有爭議性的話題
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也顯示，性傾向是流動的，人們能夠，而且的確在選擇他們的性傾向。
社會學家琳達·加納特（Linda Garnets）和安妮·佩普勞（Anne Peplau）2006年發表了有關女性性傾向的研究成果，女人的性取向是彈性的，而非固定的。她們認為，這是由生活閱歷，社會與文化因素塑造的，具體包括「女人的教育、社會地位和權力、經濟機會，以及對於女性角色的態度」等。從這一視角出發，性的認同、欲望與經驗，可以在一個人的一生中不斷變化，性別的認同和體驗同樣可變。
勞倫斯·拉裡亞爾的《哦！金賽博士！》。
性別和性傾向都可以被視作以「譜」的形式存在，或者可以說是兩個相對獨立卻緊密關聯的光譜。
然而，這種類比忽視了「無性戀」或「無性別者」的體驗，這兩個詞語近年流行了起來。
無性戀取向很可能不是新事物，網際網路令無性戀社群得以發展，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2001年成立的「無性戀宣傳教育社群」，其目標是「令無性戀被公眾接受和討論，促進無性戀社群的成長」。由此，無性戀社群中有些人推動在性少數（LGBTQI）縮寫詞後面增加字母「A」，以使無性戀被視為一種性別認同。與此相應，「無性別者」這個詞語被用來指稱那些感覺不到自己具有某種性別認同的人。
阿爾弗雷德·金賽聲稱他的研究顯示，人類的性傾向以光譜的形式呈現，而非同性戀與異性戀的二元對立。這些光譜告訴我們，性別的不同面向以相似的方式發生作用。如圖所示的線性形象化依然適用於性別二元論，暗示著非二元的性別處於男性或女性的兩極之間。
當我們把無性別者和無性戀認同—他們從定義上就是「在光譜之外的」（off the spectrum）——以及諸如性別流動和性別波動這類認同算進來，把性別認同和性取向當作人人殊異的一套複雜特徵的組合可能會更為合理。個體特徵可以「更女性化」「更男性化」，或兩者皆非；抑或是「更偏異性戀」「更偏同性戀」，或兩者皆非。一個人或許擁有許多「更加男性化」的性別特徵，但也有一些「更加女性化」的特徵（反之亦然），或是擁有一種均等的平衡或許多「性別中立」特徵—與性傾向相關的特徵也是如此。這些特徵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人的性別認同和性取向。隨著有關這一議題的理解在不斷增進，種類繁多的可能的組合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近來描述性別認同與性取向的術語激增。
隨著對於性別之複雜性的意識有所增長，性別會流動的觀念越來越流行，並已進入英國和美國的名流文化中。女演員兼歌手麥莉·賽勒斯（Miley Cyrus，1992— ）談論到性別認同是會流動時斷言：「（今天）你可以成為你想要成為的任何人。」在接受Out雜誌採訪時，賽勒斯進一步解釋道：「我並不根據人們所說的那樣去定義一個女孩或一個男孩，我想我必須這樣去理解：成為一個女孩不是我所厭煩的，我只是被放進了那樣一個盒子裡而已。
女演員蒂爾達·斯溫頓（Tilda Swinton，1960— ）也抗拒將一個人定義為非女即男，她在近期的一次採訪中說道：「我不是很清楚我是否真的可以說我曾是個女孩—很長時間以來我在某種程度上是個男孩。我不清楚，誰又清楚呢？這是會變化的。」澳大利亞女演員兼模特魯比·洛斯（Ruby Rose，1986—）有過類似的說法：「我的性別是相當具有流動性的，我感覺我每天都以一種較為中立的性別醒來。」
圖為1971年英國音樂家大衛·鮑伊（David Bowie）與妻子安吉（Angie）和三周大的兒子措韋（Zowie）。
「老虎樂隊」（Le Tigre）和「男人樂隊」（MEN）的成員JD·薩姆森（JD Samson，1978— ）說自己是「後性別者」（post-gender），還發表了女性或是男性的性別二元論已經過時的論調。不僅是年輕人在明確表達自己的性別會流動：例如，喜劇演員埃迪·伊扎德（Eddie Izzard，1962— ）說自己是「一個完全的男孩外加半個女孩」，藝術家格雷森·佩裡（Grayson Perry，1960— ）時常展現他人格中作為第二自我的「克萊爾」的一面，音樂家皮特·湯申德（Pete Townshend，1945— ）曾說，「我了解作為一個女人感覺如何，因為我就是個女人。我不願只是被劃分成一個男人。」在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之外，名人們也在明確表達非二元論的性別認同，包括巴西模特Lea T（1981— ）和加拿大作家雷·斯龐（Rae Spoon，1982— ）。
性別多樣性雖然越來越受到認可，但它仍然是個充滿爭議性的話題。
值得一提的是，兒童中的性別不適已成為引發醫學關切的議題，獲得了文化上的關注，並激發了討論。
儘管並非所有兒童都遵從或內化性別陳規的約束，那些沒有與性別化規範行為一致的孩子會經受與同齡人的隔離，或是被老師、家長斥責。這會導致年輕人低自尊，甚至做出自殘甚至自殺的行為。比如，慈善組織石牆（Stonewall）的一份報告指出，80%性少數年輕人曾經自殘，並在遭受欺凌後企圖自殺。他們也更容易無家可歸。
位於倫敦的性別認同發展服務機構（The 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Service，GIDS）致力於為憂慮自身性別的兒童提供諮詢服務。1982年，GIDS成立當年就有兩例轉介。2015—2016年，被介紹來接受援助的大概有1400人，是前一年的兩倍。其中近300人是12歲以下的兒童。在加拿大，至2016年，那些想要被接受為與出生時認定的性別相反而向家庭法院提出申請的年輕人，數量增長了600%。文化上的可見和變化中的社會態度意味著，家庭、學校和兒童自身對於性別多樣性有了更多了解。
圖為2004年《衛報》「海伊文學節」上的克萊爾，她是特納獎得主、藝術家格雷森·佩裡的女性人格。他自童年時期就開始易裝，後來克萊爾的表現方式越來越誇張。
例如在瑞典，基於性別多樣性的反歧視政策促使性別中立幼兒園應運而生，這類幼兒園對於他們教育的所有孩子都採取非性別化的態度。內含性別陳規的書籍是不被採用的，所有孩子都被鼓勵以同等身份參與所有活動，非性別化的代詞「hen」在這裡就和「he」（他）或「she」（她）一樣常見。這種方式得到了兒童性別認同領域的幾位專家的肯定，包括GIDS的專家。然而承認兒童的性別多樣性這一小步也引發了巨大爭議。
一方認為，孩童天生就是性別多樣的；只是社會將性別二元體系強加在他們身上。從這一立場出發，越來越多憂慮自身性別的兒童被轉介給援助服務機構，這可以被理解成一種期待已久的徵兆，性別多樣化的兒童如今被給予了他們所需的關注。
換句話說，兒童作為一個整體沒有變得更容易成為跨性別者。然而，跨性別的兒童卻不用再忍受沉默的煎熬了。
照片出自荷蘭攝影師莎拉·王（Sarah Wong）尚在創作中的系列作品，題為《由內而外：跨性別兒童肖像》（Inside Out: Portraits of Cross-Gender Children）。
從另一方的立場來看，擔憂也有其理由。
有些人認為，兒童對於這些議題還無法形成成熟的見解，因此強烈反對兒童會認同性別多樣化的思想。西雪梨大學的兒科教授約翰·懷特霍爾（John Whitehall）提出，性別焦慮症的診斷約等於兒童虐待。這是「對兒童身心的嚴重侵犯」。在美國，曾被川普總統提名的大法官候選人傑夫·馬蒂爾（Jeff Mateer）在相關討論中曾坦率放言，跨性別兒童是「撒旦計劃」的一部分，這令他聲名狼藉。
本文系獨家內容，整合自《性別是流動的嗎？》一書，經出版方授權刊發。原作者 ：[英]薩莉·海因斯；摘編：王青；編輯：青青子；導語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