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沙「 考 古 成 都 」展 本 周 末 結 束
開展以來,二十萬人次走進金沙,了解成都考古大發現。
唐代紙本真言,以及疊裝真言的銅臂釧。
明代宦官墓群出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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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儘管近日成都驕陽似火,但市民朋友走進博物館看展覽的熱情,比這天氣還「熱」。川博、成博、金沙等各大博物館都開啟了「人從眾」模式,市民隨便走進一家博物館,都能看到壓箱底的好寶貝。
比如,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的《考古成都——新世紀成都地區考古成果展》,最近就刷爆了朋友圈。展覽首次集中展示了成都商業街船棺葬、老官山漢墓、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等21世紀以來成都地區重要考古遺址出土的800多件/套文物,從考古發現到文物修復,全方位展示了成都「最牛考古成績單」。
截至8月15日,已有超過20萬人次的觀眾走進金沙,零距離感知成都悠久的歷史文化。據了解,考古成都展將展出至8月19日,近30處成都平原重要考古遺址,時間跨度長達4000年左右,熱愛考古的朋友抓緊時間一睹為快。
2001年,金沙遺址的驚世發現,開啟了成都考古發現的「黃金時代」,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老官山漢墓等「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接踵而至,改寫了人們對成都歷史的固有印象。例如,蒲江飛虎村船棺葬墓地出土的「成都矛」,是目前成都平原發現的有「成都」銘文的最早器物,印證了至少在戰國晚期成都的城市稱謂就已存在。
儘管史書上關於先秦時期的蜀地記載筆墨不多,但執著的考古人用手鏟一點點發掘,讓這段歷史重見天日。接二連三的考古大發現,一次次刷新著成都歷史的「新高度」,也對古成都人的智慧嘆為觀止。
緊鄰江安河的紅橋村遺址水利設施,是目前古蜀人治水防洪的最早實物見證,它的發現將古蜀人治水歷史上溯到新石器時代,甚至比李冰治水還早近2000年,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智慧起源;春秋戰國時期墓葬群雙元村墓地被譽為「地下青銅器寶庫」,這裡出土的660餘件青銅器紋飾精美,銘刻著神秘的巴蜀符號,如同一本寫滿密碼的書籍等待破譯;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證明了唐宋時期成都就已有了很高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管理水平,不僅街道、建築、排水設施等布局合理、錯落有致,就連道路也是使用特製的細長條形磚豎砌而成,實用和美觀兼具。
為了讓觀眾直觀了解成都考古的重大成果,許多國寶級的文物都是首次亮相。例如展覽中體量最大的文物——出土於商業街船棺葬的漆床,前後修復過程歷時18年。這件漆床長約327釐米、寬約143釐米,是同時期中國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漆床,在考古成都展上一經亮相,立刻成為觀眾拍照的明星文物。
此外,2017年在成都市群眾路唐宋墓地出土的一件佛教紙本真言,雖然在偌大的展廳裡並不起眼,其實是「國寶級」的文物。
有觀眾向金沙官微提問:「對這個唐代紙本真言最為好奇,請問是做什麼用的呢?」金沙講解員張亞茹給予解答,這個真言是陀羅尼經咒,具有明顯的密教(佛教宗派)色彩。信徒將它佩戴於身,有護佑佩戴者生時平安吉祥如意、健康長壽,生後往生淨土、免受地獄之苦的功用。
為了更全面地展示進入新世紀以來成都考古的重大成果,「考古成都」策展團隊選取了大量最新發掘成果,以及從未與觀眾見面的珍貴文物。例如,唐代佛教紙本真言,就堪稱「國寶級」的文物。
2017年,這件紙本真言出土於成都市群眾路唐宋墓地,出土時被疊裝在墓主人左手臂佩戴的臂釧內,其上用梵文和漢文書寫真言咒語。紙本真言細看有金箔貼附其上。漢文隱約可見「佛眼真言」「智炬如來」等字樣。
別看小小的紙本真言在偌大的展廳裡顯得不起眼,與它同類型的文物在國內只有十餘件,上一次在四川出現已是70多年前了,是件名副其實的國寶級文物。雖然這件紙本真言才出土不久,相關研究還在進行之中,但我們依然可以從其他類似的文物中尋覓一絲蹤跡。
1944年,四川大學修築校內道路時曾發現過一批唐宋墓葬,在其中一座唐墓中出土有印本陀羅尼經咒,出土時卷裝在骨架臂上的銀鐲之內。此外,在西安也出土過類似的經咒。
值得一提的是,臭名昭著的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竊走文物中有類似的一張經咒,時代為宋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六月二十五日,題為「大隨求陀羅尼」。這件雕板印製的陀羅尼經咒,後來發表在斯坦因所著《西域考古圖記》一書中。
學者們對此前出土的經咒研究發現,這類真言一般是由密教圖像與梵文或漢文的經咒組合而成,放置在信徒佩戴的臂釧或所附的銀盒、銅盒中,作用與當代人佩戴佛珠、佛像類似。
透過為數不多的紙本真言,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唐代人的宗教信仰,也得以了解數百年前工匠的工藝水平之高。
有趣的是,這其中有些真言是雕版印刷而成。不僅如此,有的還刻有印刷工匠的名稱,例如有一份真言上赫然寫著「王文沼雕板」的字樣。這再一次證明,我國早在唐代就已發明並廣泛使用雕版印刷術,並有專職的雕刻工匠了。
唐代密教信仰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各種真言咒語的流行,無論是顯教還是密教,無論僧俗,可以說是「全民念咒」了。隨著佛教的不斷「中國化」,修行的方式也趨於簡單,隨身佩戴真言便是其中的一種。但一直不變的,還是信徒的那份虔誠信仰。
提起明代的宦官,影視作品中魏忠賢之流常被塑造為目不識丁、陰狠無賴
的形象,而歷史上真實的明代宦官是什麼樣?在金沙的考古成都展中,成都地鐵7號線川師車輛段明代宦官墓群出土的彩繪陶俑、瓷器、墓誌等文物,為你還原一個真實的宦官群體。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嚴禁宦官讀書識字、幹涉朝政,但隨著宦官在軍事、外交、財政、司法、文書、記事等領域被委以重任,最遲在洪武中期,就有宦官讀書識字的記載。
宣德年間,內閣開始票擬,即章奏由大臣擬旨再由宮內易紅批出。皇帝為了省事,也開始交給太監代為批紅。因此,宦官的識字能力、個人修養及政務處理能力也變得日益重要起來。自此,專供宦官學習的「內書堂」設立,學生人數一般為二三百人,翰林院負責提供老師,其中不乏翰林編修、登科狀元等人才,師資力量已高於明朝的最高學府國子監。權臣嚴嵩就曾任內書堂教習。
從宣德至崇禎的200年裡,經內書堂培養的內使應在10萬人以上,加上儒士自宮及內使自學,明一代的「知識宦官」應不低於15萬人。值得一提的是,劉若愚身陷囹圄後效法司馬遷,寫下了《酌中志》這部研究明代宮廷史的重要史料,流傳至今。
有的宦官在悲慘的境遇下追求虛無縹緲的「來世」,他們篤信佛教,不僅會向寺院布施、禮敬高僧,還會主動集資興建佛寺。還有些宦官甚至直接皈依佛門,在寺中出家修行,參加佛會共同修行。而朝廷也曾組織部分宦官念佛習法,以便在盛大時節替代僧人舉辦佛教法會慶賀、祈福。
不僅如此,他們還將自己的墳塋建造在佛寺當中,稱「墳寺」。成都金像寺明代宦官墓群就是典型,它是目前四川地區發現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明代藩王府太監墓地。
明太祖十一子蜀王朱椿在成都的藩王府中,豢養了不計其數的太監。他們大多自幼入府,形成「家族」體系,死後被埋葬在成都四周地勢較高的寺廟附近,祈願自己所葬之處是萬年吉地。
宦官們生前享受封官進爵,死後亦想入住「地下豪宅」。金像寺明代宦官墓群的墓室中有壁畫、浮雕裝飾,十分精緻。裝飾題材以四爪龍紋為主,也有花卉、祥雲、鶴、鹿、麒麟等祥瑞圖案,儼然是一群「精裝」的「豪宅」。
大太監發跡後,常會選擇聰慧機敏的小內使結成「本管」「名下」的關係,二者之間往往猶如師徒、父子。大太監去世後,名下仍會盡力為本管及其家人爭取利益,請求敕葬、諭祭、封蔭家人。當然,同齡的宦官也有感情深厚的。
在成都出土的明代宦官墓群中,有一座雙室合葬墓的墓志銘,就記載了一段兄弟情深的故事。這座雙室合葬墓的墓主人名叫魏玉和阮英,二人均是明蜀王府的宦官。成化年間,8歲的魏玉和6歲的阮英一同入府為侍,年齡相仿的他們很快相互依靠。魏玉最初為蜀惠王的貼身侍從,備受恩寵,他一步步接近權力的中心,也不忘提攜阮英掌事。後來,年近五旬的兩人相約要「同堂共穴,弟兄永願」,並選定金像寺作為安葬之地。11年後,阮英先離世,魏玉在同一個墓穴裡修築了兩個室,直到去世後與好友合葬。 金沙遺址博物館胡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