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考古發現》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策劃的年度考古報告集，由科學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該報告集的出版是在國家文物局領導宋新潮先生的提議和支持下，於2001年開始編輯出版，開創了國內考古報告集年度出版的先河。《成都考古發現1999》系該報告集第一本，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先生撰寫了序言，至今已連續編輯出版了20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將每年發掘的考古材料，第二年進行報告整理、撰寫，第三年正式出版。報告集標註的年度是指發掘的年度。
《成都考古發現》（1999～2018）共計發表考古調查、發掘與分析報告425篇，總字數近2000萬字。時代涉及先秦至明清各個時期，內容包括遺址、墓葬、窯址、摩崖石刻等，並有相當數量的科技考古和文物保護成果。報告涉及區域涵蓋成都平原、川西北高原山地、川西南山地、川東北地區、三峽地區等地域。
先秦時期考古與調查報告所涵蓋的區域包括成都平原、川西北高原山地、川西南山地、川東北及峽江地區等。代表性遺址如新津寶墩、溫江魚鳧村、大邑高山等史前城址及金沙、十二橋、新一村、商業街船棺、茂縣營盤山、馬爾康市哈休、冕寧高坡、德昌董家坡、鹽源縣皈家堡和老龍頭、忠縣哨棚嘴等遺址或墓地。
秦漢至南北朝時期考古報告包括居址、墓葬、手工業遺存等。代表性遺址如成都東華門、成都天府廣場東北側、金沙村廊橋、彭山漢晉武陽城等遺址；墓葬形式包括土坑墓、磚室墓、崖墓等，如青白江區肖家窩及花園村、大同鎮、雙流青槓村、廟山等墓地；手工業遺存有蒲江、邛崍冶鐵遺址等；此外，還有岷江上遊汶川布瓦石棺墓、金沙江中遊會理新發鄉郭家堡墓地。
唐宋及以後時期考古報告涉及遺址、墓葬、窖藏、城址及城牆、窯址、手工業遺存、線路遺產等。代表性遺址如成都市杜甫草堂、邛崍市南街唐宋遺址、新都區褚家村宋代遺址；代表性墓葬如成都市西郊紅色村唐代王懷珍墓、新津縣老虎山宋明墓葬；代表性窖藏如成都市人民中路發現的唐代錢幣窖藏、成都市青白江區大同鎮宋代窖藏；城址考古如蒲江「殘城址」遺址、成都市下同仁路城牆遺址、成都市中同仁路城牆遺址、成都市清安街城牆遺址；窯址考古如都江堰玉堂窯遺址、都江堰金鳳窯、彭州磁峰窯。明代蜀王墓及明墓發掘簡報包括三聖鄉明蜀「懷王」墓、成都鳳凰山明蜀王妃墓、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等。手工業遺存有會理渾水塘煉銅遺址，線路遺產如邛崍茶馬古道。
摩崖石刻調查報告包括四川安嶽庵堂寺摩崖造像、安嶽臥佛院、靈遊院摩崖石刻造像；四川中江倉山大旺寺摩崖石刻；蒲江白巖寺、雞公樹山、看燈山摩崖石刻；邛崍天宮寺摩崖造像、磐陀寺、花置寺、石荀山、鶴林寺摩崖造像、佛爾灣及龍拖灣摩崖石刻造像及廣元地區幾處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等調查材料。
科技考古內容涉及植物、人骨遺骸、動物骨骼、冶金、玉石器、黏合土等分析與研究。植物考古方面，如新津寶墩遺址2009年、2010～2011年出土植物遺存、郫縣波羅村遺址寬錦地點植物遺存、冕寧縣高坡遺址2011年度的植物遺存分析簡報；2014年西昌橫欄山遺址採集木炭遺存分析報告。動物考古及人骨遺骸研究方面，如成都十二橋遺址新一村地點、商業街戰國船棺、馬爾康石達秋遺址、哈休遺址出土動物骨骼及成都金沙遺址人骨研究鑑定報告；冶金及其他科技考古，如新津漢墓出土鉛器和鐵器、成都蒲江鐵牛村冶鐵遺址出土遺物分析報告；金沙遺址陽光地帶二期墓葬出土玉石器；新津縣鄧雙鎮老虎山崖墓M31墓道粘合土分析報告；黃龍溪明蜀藩王墓與琉璃廠窯出土釉陶分析等科技考古分析報告。
通過20載年度考古報告的編輯出版，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科研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總結起來至有三方面：一是田野考古資料公布的時效性。一般的考古發掘材料均可在發掘後的第三年見於年度考古報告集。二是資料公布全面、詳實。不受篇幅和材料限制，鼓勵全面、詳實發表考古資料，一方面促進了新資料及時消化；另一方面也使得積壓資料的整理與刊布得以最大釋放。三是對於提升年輕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考古發掘水平和研究水平有著積極作用。在《成都考古發現》的審稿與編輯過程，往往發現許多問題，有些是田野發掘中存在的問題，在些屬於報告整理中存在的問題，發現後及時與本人直接溝通，許多年輕人的田野發掘和報告撰寫水平因此得以明顯提高。
鑑於《成都考古發現》主要收錄本單位歷年完成的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多為基礎性考古資料，缺乏更深層次的研究。因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還編著了系列學術集刊《成都考古研究》，由科學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2009年創刊，目前已出版4輯，收錄考古院研究人員歷年發表的各類研究性文章共計160篇。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還出版有《寶墩遺址》《成都十二橋》《成都商業街船棺遺址》《金沙陽光》《茂縣營盤山新石器時代遺址》《遂寧金魚村南宋窖藏》《成都包家梁子墓地發掘報告》等考古專刊報告逾50部，成都考古研究叢書專著3部，資料集成20餘部，圖錄20餘部。此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還與四川大學考古學系、四川大學博物館聯合復刊了童恩正先生創辦的《南方民族考古》學術集刊，也由科學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現在已出版至第18輯。
雷興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教授）
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策劃的年度考古報告集《成都考古發現》，迄今為止已連續編輯出版20集，是一件具有時代意義的學術盛事。過去二十年，是成都考古的黃金時代。成都考古，因其地域範圍和文化特點而在中國考古中具有獨特的價值。不斷湧現的考古新發現如新津寶墩遺址、成都東華門遺址、邛崍冶鐵遺址、老虎山宋明墓葬等，不僅有力推動了相關重大學術問題的研究進展，也證實了古代成都人令人讚嘆的輝煌成就。
《成都考古發現》系列叢書開創了國內考古報告集年度出版的先河，極大地改變了以往田野考古資料公布時效性低的局面，四百餘篇考古調查、發掘與分析報告，充分體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及多單位、多學科合作的良好態勢，凡此皆為區域考古工作的典範。程度考古從發掘到出版成果的轉化以及更深層次的研究，為重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精神標識和文化標識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對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的價值。
陳建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成都考古發現》堅持了20年，刊發425篇發掘報告和研究論文，成果顯著。筆者認為，將考古發掘報告及時公布於眾並形成慣例是最值得推廣的經驗。眾所周知，考古發掘報告積壓滯後問題較為普遍和嚴重，嚴重掣肘文物研究、保護和利用工作，亟需從制度和操作層面予以解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從大局出發，做到當年發掘、次年整理、三年出版並堅持多年，培養了大批高水平人才，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闡釋工作」的榜樣。值得欣慰的是，《成都考古發現》緊跟時代和科技發展潮流，刊發相當數量的科技考古和文物保護成果，已形成一定影響。研究古代社會問題，需要從考古材料中提取更全面、豐富、準確的歷史信息，需要研究技術方法的科學化和多樣化，也需要在研究、保護、傳承與利用方面形成有機整合，儘管《成都考古發現》刊發這方面的成果數量較少，但《成都考古研究》是有效補充。優秀傳統應當繼續堅持，期待《成都考古發現》《成都考古研究》越辦越好。
施勁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成都考古發現》是研究成都、甚至四川地區考古最全面、最重要的資料來源。該書歷年報導的寶墩城、魚鳧城、紫竹古城、鹽店古城、高山古城、成都十街坊，以及川西高原的營盤山遺址等，是探索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及其淵源的基礎。「蘭苑」「國際花園」「萬博」「星河路」「黃河」等地點的墓葬，黃忠村的大型建築等，對研究金沙遺址和該時期的文化與社會不可或缺。書中還有一些不太受關注但意義重要的資料，如2003年發掘的成都文廟西街的兩座墓，M1隨葬楚式風格的外來銅器，相鄰的M2隻有當地銅器和陶器，由此可見成都平原東周時期複雜的文化面貌和族群結構。成都的建城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許多消失的城市遺蹟如今被揭示出來，如同仁路、清安街的唐宋元明清時期的城牆等，由此我們才有可能重構消失的成都古城。
《成都考古發現》報導的豐富的考古資料，揭示的是一個區域連貫的歷史。這種報導的方式，也將考古遺存由實物形態轉換為知識形態永久地保存了下來。
趙賓福（吉林大學考古學院院長、教授）
編寫和出版考古報告，是田野考古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形成新考古文獻的唯一標誌，是發掘者應有的基本素養，是保護文化遺產的必然要求。《成都考古發現》（1999-2018），作為刊載成都平原及周鄰地區年度考古發掘報告的專業集刊，具有極高的資料價值和無限的生命力。內容豐富全面，形式新穎獨到。20年堅守，體現了成都考古人持之以恆的學術追求和材料至上的職業操守。20本報告，承載的是成都平原古代先民別具地域風格和時代特色的輝煌歷史，同時也浸潤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諸多考古工作者掘鏟指路、文物寫史的奮鬥故事。如果把《成都考古發現》（1999-2018）看作是中國考古學發表區域性考古出土資料的一個創舉，不如說是蘇秉琦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指導下區域考古得以快速發展的必然結果。作為「經」類史料，這類報告查起來集中，用起來方便，極具創新性和引領性，理當成為行業效仿的標杆、學界追隨的榜樣，值得學習、更值得推廣。
方 輝（山東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院長、教授）
正像俞偉超先生在給《成都考古發現》第一冊「序言」中所說的那樣，人類文化是有區域性的，而且是不斷變化著的。考古學文化所涵蓋的區域範圍往往更小，區域性更明顯，因此，對特定區域考古遺存的研究，就成為考古學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以成都平原及周邊區域考古遺存為研究對象，在過去短短的20年的時間裡，向學界貢獻了近2000萬字的成果，現在以《成都考古發現》（1999～2018）結集出版，在送去祝賀的同時，自然也要為研究院考古同仁們的辛勤付出點讚！20年前，學界應該有不少同行像我一樣，對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先秦時期考古成果所知甚少，而且集中在為數不斷的幾個「點」上。20年後的今天，大家對若干代表性遺址如寶墩、魚鳧村、金沙、十二橋、哨棚嘴等已是耳熟能詳，而且在四川省內外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四川全省乃至周邊地區史前至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序列業已建構起來，目前正在以此為基礎，圍繞古代的環境、資源、技術、經濟、社會、信仰等眾多問題展開討論，有些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為中華文明起源及早期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有了這樣的成果基礎，成都、四川乃至整個西南地區考古文物事業的發展當更加值得期待！
魏堅（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主任、教授）
以成都平原和長江三峽為中心的我國西南地區，地處長江中上遊，是中國新石器和商周階段具有自身特徵的考古學文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區域。寶墩文化古城和墓葬的發掘，三星堆、十二橋古蜀文化的重要發現，以及秦漢以來許多重要遺存的不斷被揭露，使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逐漸成為中國考古學發現與研究的重要區域之一。自2001年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年度連續20年編著出版了《成都考古發現》20冊；2009年以來，又編著《成都考古研究》4輯，由科學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作為一個市級文物考古研究所，能夠連續20年每年出版上一年度的考古發掘新成果，並分階段輔以專門的研究文集，這在國外考古界能做到者也屬寥寥，而在中國考古界卻實在是僅見。看到在世紀之交的當年俞偉超先生為《成都考古發現》（1999）第一冊文集所作序言，不禁為俞先生的精闢論述和殷切期望感懷萬千，也為成都市的考古同仁們所做的努力和收穫深表敬佩！20年的考古發現成就了成都的考古事業，也為中國考古學界樹立了一個不懈追求的榜樣。
戴向明（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成都考古發現》已走過了20年的發展歷程，這是值得祝賀的事。我國許多地方考古單位都有自己的學刊、集刊或文集一類定期或不定期的大型專業出版物，對及時全面報導本地區考古新發現和新的研究成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其中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策劃、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成都考古發現》，則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每年連續刊布，信息量大，涉及史前到唐宋及以後歷史時期的各個時段，為成都地區的考古學研究提供了充實的資料。我本人主要從事史前和先秦考古領域的研究，在此方面，《成都考古發現》對一些重要遺址都有系統報導，如著名的新津寶墩、溫江魚鳧村、大邑高山、金沙和十二橋等。在我最近發表的論文中，對這些遺址的材料和研究成果都有許多的引用和借鑑，受益良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同時還編纂出版了系列學術研究集刊《成都考古研究》，裡面收錄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了該院學者們突出的科研成就。
在此謹向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同行們致以誠摯的祝賀和敬意！
袁廣闊（首都師範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主任、教授）
《成都考古發現》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科學出版社出版，是專門收錄田野發掘資料的年度系列考古報告集。自2001年編輯出版以來，《成都考古發現》至今已出版20集，發表考古調查、發掘與檢測分析報告425篇，總字數近2000萬字，時代涉及先秦至明清各個時期，區域涵蓋成都平原、川西北高原山地、川西南山地、川東北地區、三峽地區等，內容包括遺址、城址、墓葬、窯址、手工業遺存、摩崖石刻以及科技考古和文物保護成果等。本書收錄的考古報告，從室外田野發掘到室內整理與撰寫，再到出版，一般用時三年，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另外，報告內容基本不受篇幅和材料限制，可以全面且詳實的報導所獲資料。本書開創了國內考古報告年度集結出版的先河，促進了考古發掘資料的及時公布，使得積壓資料的整理與刊布得以最大釋放，為從事四川和西南考古研究的學者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資料。本書以三年為一個周期的資料刊布模式，值得全國考古發掘單位借鑑和學習。
喬梁（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
作為市級專業考古機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起步無疑要遲於洛陽、荊州等地，但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成都市的考古工作出現了大跨步的發展，並產生了一系列對全國考古行業具有啟示或影響的制度和經驗。而匯集年度考古發現編輯出版考古發掘資料的作法就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項創新，所以俞偉超先生在為《成都考古發現》所作序中已然指明「帶頭實行這種舉動，必將得到大家的讚譽」。經過多年的實踐，採取集中報導年度或區域考古資料的作法已為諸多考古專業機構所接受，這一方式也成為我國當前考古發掘資料發表的重要渠道，所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示範作用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考古調查與發掘所獲資料信息的發表是與調查發掘同等重要的工作，但出於種種條件限制，考古資料難以及時發表一直是行業突出問題，而專業刊物的數量與日益激增的考古工作量難於匹配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由於刊發容量有限，眾多考古新發現資料未能及時面世而制約著考古學研究的深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探索出這種以書代刊的模式，很快為全國廣大考古研究機構所借鑑。《成都考古發現》在科學出版社的支持下已走過了20年的歷程，並衍生出姊妹篇《成都考古研究》這無疑是值得整個考古行業為之慶賀與紀念的。
王建新（西北大學絲綢之路考古中心主任、教授）
《成都考古發現》作為一個地方考古研究機構的工作年報，堅持出版了20年，這在國內考古研究機構中還是首例。20年來，當年的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已成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市高速建設與發展的過程中，每年承擔了大量的基本建設過程中的搶救性考古工作。除此以外，為以大遺址保護為重點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提供科學依據，拓展研究人員的視野，提高本單位的科學研究水平，還主動在國內外開展了一些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工作。在這一過程中，每年獲得的大量的考古新資料，首先匯集成每一年度的《成都考古發現》出版，這對學術界和社會公眾都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很有必要，也很不容易。
20年前，俞偉超先生對《成都考古發現》的出版寄以厚望，希望能在全國帶個好頭。今天，我們看到，成都市的考古同仁們不負俞先生的重望，拿出了20部沉甸甸的《成都考古發現》，為全國的同行們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們期望，成都市的作法在全國推廣，成為所有考古研究機構的慣例，促進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科建設與發展。
餘西雲（武漢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
田野考古是考古學的學科特色，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石，是考古學科生生不息的源泉。及時發表田野考古資料，是考古工作的規範，是考古學者的責任，是考古學科不斷前進的條件。中國考古學形成了全面、客觀、及時地發表田野考古資料的優良傳統，保障了中國考古學快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二十年如一日，堅持編輯出版田野考古報告集《成都考古發現》，為學界奉獻了大量珍貴的田野考古資料，也為其他考古機構樹立了榜樣。深入研究這些資料，促進學術繁榮，是學界共同的使命。
鄭君雷（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院長、教授）
《成都考古發現》已經連續編輯出版20年，累計發表考古調查、發掘與分析報告逾400篇，近2000萬字。厚重的20集年度考古發掘報告見證了成都文物考古工作的迅猛發展。
它佔「天時之機」，問世於思想活躍的世紀之交，創先以三年為一個發掘、整理、撰寫和出版周期，保證了考古資料刊布的時效性和完整性，顯示出組織者的先見之明；它得「地利之便」，成都平原長期居於四川乃至西南地區古代文化的發展中心，考古材料之豐富、之系統、之重要有目共睹，這些材料觸發出大量思考，成為學術新知的源泉；它受「人和之惠」，一批年輕考古工作者以其為陣地，與其同成長，田野發掘和報告撰寫水平得以明顯提高。
《成都考古發現》不過是眾多考古出版物中的一朵浪花，卻激蕩起無盡漣漪——在了解中國考古學的學科特點和發展歷程的同行們眼中，在了解西南地區於中國考古學和東南亞考古學區位意義的同行們眼中，其學術價值及示範性，已經遠超出成都考古本身。期盼著更加精彩的又一個二十年。
水濤（南京大學考古學系主任、教授）
祝賀《成都考古發現》出版20年，這是一項艱難而又十分可貴的工作，貴在堅持和執著。
在我的記憶裡，成都考古院近20年裡所取得的成就中，有一些工作印象十分深刻，一是持續的對於巴蜀文明的探索，這包括成都十二橋、商業街船棺、金沙等遺址的發現，這些工作極大的豐富了我們對於巴蜀文明的認識。二是新津寶墩遺址群的發現和研究，它對於揭示巴蜀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三是在茂縣營盤山等地點的發現，不僅將工作的視野擴展到了成都以外的更大空間範圍，也將成都平原早期文化的發現上溯到了五千多年以前，從而，開啟了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發現和研究的新時代。
這些連續的發現表明，成都考古研究院的同仁具有宏大的學術視野和心胸，不將成都的考古僅僅局限在成都平原之內來謀篇和布局，這也引領了全國各地區域文明研究的潮流和走向，開風氣之先。衷心期望成都考古院在下一個二十年中，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李水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我與成都市考古所接觸可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那時成都所還在大慈寺辦公，我曾去過多次，也曾到訪過十二橋發掘工地。90年代三峽工程考古會戰，接觸就更多了。1999年以來，我代表北大與成都所和國外的大學合作開展了「西南地區鹽業考古」「成都平原社會複雜化進程研究」「郫縣古城區域考古調查」等多個國際合作項目，直到現在還在進行報告的編寫工作。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成都考古所先後調查發現了九座古城，這一重大發現填補了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的長期空白。2000年金沙遺址的發現將三星堆文化與十二橋文化對接，將巴蜀文化的研究再次推向高潮。以上工作對於建立和完善長江上遊史前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和社會複雜化進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之所以提起這些往事是想說明，我親眼目睹也親身感受到成都考古所是怎樣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一步步發展壯大，成為在國內頗有影響的考古文博機構。
成都考古所的另一項獨創是與科學出版社合作出版《成都考古發現》年刊，至今已歷時20載。這個平臺的建立有如下幾點積極意義：1）及時報導田野發掘資料，解決了多年來考古發掘資料積壓的老大難問題；2）促進了成都所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對成都平原乃至西南地區的文物考古工作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3）為科研後備人才的培養提供了土壤；4）擴大了成都考古所的影響力。透過《成都考古發現》這本刊物，不難看到成都考古所這些年來所做的大量工作，特別是他們立足於成都、放眼西南的學術眼光和積極進取的科學精神，尤為難能可貴。
藉此機會，祝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孫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成都自古號稱天府，歷史悠久，文物豐富。20年前，隨著城市化進程發展，大規模的城市建設興起，而成都市相對健全的文物保護法律法規保障了田野考古工作的進行，新發現層出不窮，新材料大量堆積，既有的考古期刊無法滿足簡報發表的需求。在這一背景下，《成都考古發現》在國家文物局和俞偉超先生的支持鼓勵下創刊。
以書代刊的連續出版物，往往會遇到稿件不足的困難，導致質量下降或被迫停刊。《成都考古發現》能夠按時出版並堅持20年，而且稿件質量越來越高，簡報編寫體例越來越完善，內容越來越豐富，難能可貴。這與單位領導的重視和決心，專家認真負責，具有學術遠見，內部管理、激勵機制的完善密不可分。
希望《成都考古發現》沿著既有軌跡，持之以恆，砥礪前行，越辦越好。
齊東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不必諱言，沒有報告的發掘，幾乎是等於是對遺蹟遺物的破壞。從考古發掘到報告出版的周期長，又直接制約著學科的發展。這一無奈和長期困擾學界的問題，被成都考古人破解。《成都考古發現》快速及時公布考古資料，堪稱是考古工作的突破。業內人都知道，發掘艱苦複雜，寫報告也是繁瑣細緻的工作，甚至枯燥熬人，能在發掘結束後儘快寫出報告很不容易，成都考古人做到了。
考古很像是「鄉土科學」，區域性很強，《成都考古發現》堅持了20年，已經成為一個亮點，初步建立起了從石器時代到明清時期的地域性考古編年，不僅對研究者查詢基礎資料方便、好用，它的全面系統，也是用實物講述了成都的歷史。
除了《成都考古發現》20年，成都還有諸如《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等很多專題報告，也體現了成都考古人報導最新考古資料的及時和快速。考古成果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報告的出版，及時和快速的報導，自然會促進研究和學科的發展。
吳小紅（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考古學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用多學科研究方法開展考古學研究已經成為必然，但是不論是用人文的、社會科學的、還是自然科學的方法，都是圍繞考古學問題，針對考古資料開展研究。而考古發掘是準確獲取考古資料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是開展考古相關研究的基礎，及時準確地發布考古報告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連續20年不間斷地整理年度考古發掘報告，由科學出版社結集出版《成都考古發現》，這無疑極大促進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事業的發展。考古發掘資料的及時出版反映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同仁對考古材料的尊重，反映出他們對學術研究開放的胸懷，這為考古材料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加開闊的空間，有利於開展多學科交叉融合系統研究，方便開展國內外合作。這樣一種開放的態度，順應了新形勢下考古學發展的需要，也為成都市文物考古所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所裡年輕學者迅速成長，從考古發掘、考古研究，到文物保護和博物館展示都有驕人的業績產生，成為了行業典範。
韋正（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一轉眼，《成都考古發現》已經連續出版滿20年了。2002年我去成都，就蒙成都考古研究院贈予已經出版的幾本《成都考古發現》，素淨的設計，精緻的版式，科學的內容，讓我耳目一新。從此我成為《成都考古發現》的忠實讀者，從《成都考古發現》中汲取了大量的學術營養。我所關心的範圍是從戰國到唐宋，其中茂縣營盤山墓地、鹽源縣老龍頭墓地、成都天府廣場東北側遺址、岷江上遊汶川布瓦石棺墓、成都市西郊紅色村唐代王懷珍墓、成都市下同仁路城牆遺址是我印象中特別深刻的幾批材料，對我了解四川，特別是成都地區古代歷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成都考古研究院的工作是領時代風騷的，在很多省級考古所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成都考古院已經走出成都，走出四川。當時以書代刊還是很新穎的形式，《成都考古發現》起到了帶頭作用。科學出版社的工作也是領時代風騷的，與實力強勁的成都考古研究院攜手合作可謂獨具慧眼，《成都考古發現》連續出版20年，便是最好的證明。
王仁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值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年度考古報告集《成都考古發現》出版20年20集之際，我向成都考古學人和科學出版社編輯表示熱烈祝賀。
考古調查、發掘與分析報告400多篇，總字數近2000萬字，成都考古碩果纍纍。20年的堅持堅守，20年的辛勤耕耘，20年的健康成長，獲得這樣的成就既不容易，卻也讓人一點不感到意外。
除了《成都考古發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還編著有系列學術集刊《成都考古研究》4輯，收錄考古院研究人員研究性文章共計160篇。同時還出版有考古專刊報告逾50部、研究叢書3部，資料集成20餘部，圖錄20餘部。在專業人員很少，田野考古任務繁重的背景下，真難以理解他們是如何辦到的，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這些成績的取得，我覺得對人才的成長所起到的作用最為關鍵，也最為重要。當然，作為一個科研單位的領導才能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檢驗，出成果出人才，還有什麼比領導更值得期待的呢？其實成都這一個基層考古單位承擔的任務還有很多，在城市建設中參與文物保護盡力盡責，他們也有卓越的成就。
劉國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務副主任、研究員）
自2001年至今，《成都考古發現》已編輯、出版了20集，共刊發考古調查、發掘和科技檢測、分析報告425篇，總字數近2000萬字。這是一份沉甸甸的學術成果，蘊含著考古人的辛勞和汗水，可喜可賀！能夠連續出版20集，在全國地市級的考古機構中實屬罕見，從而有力推動了成都及周鄰地區考古研究，也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學術貢獻，樹立了新的標杆。能將考古調查和發掘成果及時刊布，不斷豐富成都及周鄰地區考古學文化內涵，從而構建起該區域史前至明清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發展和演變序列。與此同時，也積累了一大批實物標本，不同時代、不同質地的精美文物得以呈現，為促進當地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和文旅產業融合發展提供了堅強學術支撐。由此可見，《成都考古發現》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具有服務當代社會的現實功能，在全國範圍內具有借鑑和推廣價值。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成都考古發現》的編輯、出版，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的真實體現，希望能夠秉承優良學術傳統，不斷開拓創新，為新時代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再立新功。
洪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雜誌社社長、研究員）
成都考古發現的文化遺存從先秦一直到明清時期，勾勒出一幅幅古代成都人豐富多彩的生活畫卷。近些年來的一些重大考古成果,如金沙遺址、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老官山漢墓等的發現，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對於考古工作來說，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當然是基礎，但同樣重要的是，及時把所獲資料整理出來並公之於世。在這方面，《成都考古發現》堪稱業界典範，不僅對考古發掘資料及時整理，而且在發掘結束後的三年內發表考古發掘簡報或報告，有的還附相關科技檢測分析報告。此外，還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成都考古研究》論文集和相關專著等，從而不斷提高業務人員的田野考古發掘水平和科研能力。考古發掘和研究不斷揭示的歷史碎片，對於了解成都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對於探索古蜀文明與其他文明的聯繫等具有重大意義。《成都考古發現》堅守本心，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持之以恆，砥礪前行，繼往開來，譜寫新篇。
楊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副主編）
《成都考古發現》出版20周年是非常值得祝賀的，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也有很多好的經驗值得總結和發揚。作為國內較早創辦的區域性田野考古報告集，《成都考古發現》能夠持續出版20年，而且越辦越好，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平臺，充分體現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學者們對考古事業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承擔繁重考古發掘任務的背景下，能夠在三年左右完成從田野發掘、資料整理到報告發表，對學術初心的堅守令人欽佩，工作規劃和執行的良性循環值得推廣。作為田野考古資料的匯集，在充分整理的基礎上，全面、準確、科學地發表資料是這套報告集的突出特點。通過數百篇考古報告，不僅較全面反映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年來的田野考古發掘和研究成就，也是對成都平原及周邊地區古代文化的全面呈現。這應該就是創辦的初衷，「千裡之行，始於足下」，一步一個腳印地為中國考古事業構建基礎。相信《成都考古發現》今後會繼續堅持特色，總結和發揚好的經驗，推出更多優秀成果。也期望能夠有更多創新，比如在城市考古和基建考古的發掘和整理方法，不同地點和類型考古遺存的整合，古代城市文化景觀的重建等方面發揮更多的學術引導作用。
韓建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的《成都考古發現》，從世紀之交至今，已經出版了20冊之多。每冊都有十數篇發掘或調查報告，後來還加上一些科技分析報告，總數估計當有300篇左右。這些發現主要是因工程建設而進行的被動性的考古發掘資料。隨著近些年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地下文物保護面臨嚴峻的考驗，為搶救文物而進行的被動性發掘，時間緊任務重，在成都市尤其如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同仁竟然能在繁重的田野考古之間隙，將每年的大量考古發現資料及時整理、刊布，為研究成都平原的古代文化和社會持續提供新鮮信息，20年堅持不懈，無論如何都是一件令人敬佩和值得祝賀的事情，也是值得很多地方考古同行學習的事情！祝願《成都考古發現》一直辦下去，越辦越好，精益求精，成為文博考古出版領域的一個品牌！
楊冠華（文物出版社《文物》副主編）
首先，向科學出版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表示祝賀。2020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病毒肆虐，各行各業都面臨著巨大挑戰，一邊抓抗疫，一邊抓生產。出版界同樣壓力山大，資金、稿源、編輯工作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成都考古發現》叢書的出版依然順利出版，無論對於學術界，還是對於文博出版界，都尤其值得祝賀。
其次，向科學出版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持續親密合作，向宋新潮局長高瞻遠矚的提議表示敬意。不定期做一件事容易，20年持續做一件事實在難能可貴。這需要有超前的眼光和持續高效的執行力，意味著每一位參與其中的領導、作者、編輯都付出了很多，都有一種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懷。無論是這套書本身的出版，還是各個環節的銜接與合作，也給其他兄弟出版社提供了很好的範本。
最後，向科學出版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表示良好祝願，希望今後能繼續開發更好的選題，嘉惠學林。
唐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我的特殊經歷使我對《成都考古發現》有特殊的感情。2001年，我調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金沙遺址發掘，當時曾多次與俞偉超先生暢談，見證了此書的編輯出版。
作為一名領隊，我深感出版不易。第一年發掘，第二年整理修復，第三年簡報出版，時間緊迫，工作量巨大，堅持20年，更加難上加難，既有領導的支持，也有整個團隊的通力合作。在《成都考古發現》編輯出版過程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建立了一支隊伍，其所公布的材料，對成都，乃至四川考古研究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20年是一個新起點，《成都考古發現》的編輯工作現已交給年輕學者負責，未來四川省文物研究考古院將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深化合作，《四川文物》可與《成都考古發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來，四川考古學者應繼續堅守信念，持之以恆，讓學術精神薪火相傳，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