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貴昌
地磚刻紋
石犀牛
作為三國時期蜀漢的首都，成都的三國遺存在全國名列前茅。劉備在成都稱帝之後，皇宮位於何處?一直以來，大家都認為劉備的皇宮在武擔山，然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新發掘成果顯示了另一種可能：蜀漢皇宮很有可能就在天府廣場附近。
大量發現
塗朱瓦當和吉祥語地磚展現高貴等級
史料記載，劉備「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武擔山，位於今江漢路)。關於蜀漢宮城的位置，已故的三國文化專家羅開玉曾認為，劉備改建後的蜀漢宮城，應該在成都城外西北一隅，南面與成都城連為一體，借成都城的北門為宮城南門。
2013年年初，在天府廣場東北側的四川大劇院建築工地上，發掘出一隻神秘的石獸，被市民稱為最萌石犀。經考證，石犀製作年代距今約2000年，或為李冰治水時製作的，作鎮水之用。
作為當年現場考古人員之一的易立介紹，在對四川大劇院古遺址展開的大規模發掘中，除了這隻石犀，還發現了大量的漢代遺存，且所佔比重最大。
在西漢時期的文化堆積層中，出土文物以繩紋瓦為主，陶器的數量很少。到了蜀漢至西晉時期的文化層，就發現了傾倒的石犀，以及混合掩埋的繩紋瓦、瓦當、鋪地花紋磚和陶器等遺存，部分瓦當還存在正面塗朱的現象。隨著考古的推進，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南北殘長39.5米、東西殘寬22.9米的臺基。這處基址由泥土夯築而成，土質緊密，臺基上還殘存排列了3排的9個柱礎坑。更讓考古人員驚喜的是，工地還出土了五銖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直百等錢幣。
根據遺址地層，考古人員推測，這處建築基址的修築年代約在東漢末或稍晚，廢棄年代則大約在三國末年，下限不晚於西晉。而建築的性質，極可能是東漢末年或蜀漢時期的一處高等級建築，甚至可能就是蜀漢皇宮的一部分。
之所以作出這種大膽的推測，是因為在考古中發現了塗朱瓦當。據易立介紹，中國古代曾以朱色區別尊卑，塗朱瓦當在漢至三國時期的高等級建築中使用比較普遍。此外，現場發現的大量鋪地磚，不僅在踏面上模印了紋飾，還有「富貴昌」「爵祿尊」「宜宮堂」「壽萬年」等吉祥用語。而在漢代，大型建築的地面往往用磚鋪砌，起到防潮、防滑以及美觀等功效。
一種推測
皇宮毀於平定鍾會姜維兵變事件中
易立告訴記者，在2013年考古發掘結束之後，考古人員對出土材料進行了分析，認為有出土材料作為證據，歷史上的蜀漢皇宮位於天府廣場東北側一帶，比在武擔山更有可能。
易立認為，作為一個國家的都城政治中樞，皇宮的安全應該放在首要位置。成都秦漢時期的大城，目前比較權威的說法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提出的北至今青龍街、白絲街一帶，南至君平街、丁字街，東南角在青石橋，西至東城根街附近的區域。而武擔山不在此範圍。劉備的皇宮選址，雖然武擔山附近符合地勢高亢的要求，但建在城牆之外，就有悖常理。此外，成都市的考古人員近年在大城北段以及城外做個幾個考古發掘，「其中的一次江漢路發掘，並沒有發現漢代文化堆積。說明在漢代，那裡還屬於荒郊野外。」易立透露，目前在大城外側發現的最早文化堆積是唐及五代，這也符合唐朝的西川節度使高駢在大城基礎上擴築羅城的歷史。
此外，易立分析史料認為，直到明初，天府廣場及周邊仍被視作蜀漢宮城所在。《明太祖實錄》記載在成都修建蜀王府時，就曾有「以蜀先主舊城水繞處為外垣、中築王城」這樣的表述。而根據《三國志·鍾會傳》等文獻推測，蜀漢皇宮，和當年的益州州府、蜀郡郡府距離很近。四川大劇院古遺址中，石犀的傾倒地和規模巨大的夯土臺基恰巧位於同一文化層。而根據史料記載，石犀的擺放處極可能就是州府或郡府等建築的門外。
三國末年，曹魏名將鍾會和鄧艾攻打蜀漢致其滅亡後，鍾會和蜀漢降將姜維打算據蜀自立，並矯詔起兵。在那場兵變中，蜀漢皇宮甚至大城毀損嚴重。此後，司馬氏平定蜀地叛亂。易立認為，被推倒的石犀和殘損的建築基址，極可能就是司馬氏平定叛亂的結果，「因為石犀掩埋的坑底未經任何處理，屬於非正常掩埋。如果不是有組織、有預謀且成規模的行動，很難實現這麼大的破壞度。而曹魏平定蜀地，將最具地方傳統文化特徵的石犀推倒，並摧毀具有象徵意義的核心建築，恰好可以實現徵服的政治目的。」
成都晚報記者 汪蘭
(圖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