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巴契夫向列寧請教後，到底學到了哪些「有益經驗」呢？
一是經濟政策上的模仿。1986年是經濟政策試驗的一年。戈巴契夫在這方面開展大量的日常工作。但是，這些做法帶有相當的偶然性，它們反映了當時他希望通過「提高要求，加強紀律和在全國建立起碼的秩序」來啟動有效的經營管理機制。
戈巴契夫視察地方切爾尼亞耶夫指出，在那個階段，在缺乏一個整體的改革構想的情況下，戈巴契夫就曾依靠政治局中最「先進部分」的支持，嘗試哪怕去掉奉為經典的社會主義經濟中某些行政強制的枷鎖。誠然，這些與經濟改革有關的最初的「牛刀小試」決不能算作革命措施。戈巴契夫忠於自己「回歸列寧」的思想，他在這方面也認為「最好是回到列寧藉助新經濟政策和鼓勵全面合作化來挽救社會主義的計劃。」但有一點可以指出的是：「從思想上來說，整個這項工作暫時沒有超出新的新經濟政策的框框。」
向列寧學習二是政治路線上的覺悟。切爾尼亞耶夫找到了戈巴契夫對於共產主義主要傳播人之一列寧的幾近非理性的眷戀之情進行辯護的說法：戈巴契夫確曾反覆閱讀過列寧的著作，列寧讓他著迷的，不僅是智力，而且還有令人敬仰的義無反顧地改變自己觀點的本事。「列寧只相信一個上帝——政治現實，為了它，可以犧牲一切理論教條和公式，包括自己的教條和公式。」
戈巴契夫對於戈巴契夫來說，向列寧學習最重要的是要學習列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知識。在他和斯拉文的對話中他說：「我們首先是想繼續進行列寧未能完成的創造性活動。我已經對您說過，我非常敬重列寧。當局對列寧的不尊重的態度是令人無法容忍的。這不僅是我們國家最偉大的人物，也是世界歷史上一個最偉大的人物。……列寧與史達林的區別在於，他是一個非常理智的人。他認為，在我國直接實現共產主義原則為時尚早，如果這樣做，什麼也不會得到。他當時說：我們犯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錯誤，我們應當改變這個政策。對他來說，這樣做是需要巨大勇氣的。」
戈巴契夫實際上，無論戈巴契夫學到了什麼，他都在打著「列寧思想」的旗號，已經在發揮自己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