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左翼學界一直以來有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福柯晚年向右轉了嗎?
最近,關於這一話題的一本小書,《福柯的最後一課:關於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治》在中國出版。身為法國八零後青年學者的拉加斯納在書中展現了曖昧的立場:一方面駁斥了法國左翼學界中流傳的「福柯晚年向右轉」的說法,也就是說,他認為米歇爾·福柯在1970年以後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並不等於福柯轉向了新自由主義;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福柯「既不讚美新自由主義,也不對其進行譴責」,而是把新自由主義「看作一種非常獨特的思想,看作一個富有想像力的場所」。這兩種認識似乎相互矛盾。
要理解這種矛盾,我們就不得不深入到福柯的「最後一課」,也就是福柯晚年在法蘭西學院的講演錄《生命政治的誕生》(1978-1979)。這本書的標題雖然是講生命政治問題,但其內容主要是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系統下,左派面臨想像力危機然而,福柯分析的「新自由主義」和我們通常理解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是有一定區別的。按照大衛·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的說法,自1980年代以來,從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美國總統裡根開始,資本主義實行了私有化、市場化和放鬆管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一政策的後果是全球經濟危機。1998年發生了東南亞金融危機,而從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至今沒有結束,歐洲多國經濟崩潰。而福柯所言的新自由主義則是指1970年代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和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實行的經濟政策。福柯稱之為新自由主義治理術,將其源頭追溯到二戰後百廢待興的聯邦德國在建時期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實踐。
雖然福柯的新自由主義並不等同於今天全球資本主義實行的新自由主義,但是兩者是有交集的。兩種新自由主義一脈相承,有著共同的理論先驅,即以哈耶克、米塞斯領軍的朝聖山學社。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幾乎是新自由主義的《聖經》。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直接批判了哈耶克的國家恐懼症,是左派與哈耶克的為數不多的正面交鋒之一。
「國家恐懼症」是福柯給新自由主義取的一個別名,他認為這是一種「批判的通貨膨脹」:第一,它把神權國家、管治國家、官僚國家、法西斯國家、極權國家(指社會主義國家)一勺燴了,各種國家之間的區別被抹殺了;第二,它對社會保障體系的批判用在對集中營的分析上也同樣成立;第三,國家恐懼症過於敏感,惡意貶低國家,連砸壞電影院窗子的人被起訴都可以被認為是國家法西斯化的表現;第四,在新自由主義眼中,無論如何,市場經濟都是沒有缺陷的,有缺陷的一定是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不需要現實驗證,只憑猜想就可以斷定國家會不斷擴張權力,控制市民社會。
因此,拉加斯納裡並未刻意區分福柯講的新自由主義和今天的新自由主義。他在《福柯的最後一課》中指出,新自由主義使利己主義、個人利益佔據了統治地位,而任何高尚的原則、超越的價值規範乃至社會團結都陷入了危機。不僅如此,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一體化,左派還陷入了「想像力的總體危機」。換言之,左派集體失語了。左派既無法系統揭露新自由主義,又只能談論秩序、國家和調控等話語。這些「新左派」話語顯然不同於傳統左派階級鬥爭、人類解放的話語了。由此甚至可以認為,左派已經集體向右轉了。在阿爾方斯·都德的小說《最後一課》中,小男孩呆呆望著窗外,尋思著德國兵會不會強迫法國的鴿子也說德語。今天,左派也只能呆呆望著全球資本主義,被迫學習說「新自由主義」這門「德語」。
「生命政治」對新自由主義的洞悉在拉斯加納裡看來,重建左派、重建批判理論乃至解放實踐,就成為左派——或者說,全世界追求進步的人士——的當務之急。而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中,福柯的新自由主義研究應當成為一種被激活的理論資源。
福柯的貢獻在於,他並沒有像傳統左派那樣,簡單地把新自由主義看作是一種反動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一棍子打死,而是深入探討了新自由主義這種世界觀的邏輯和假設前提。在這方面,福柯與傳統左派拉開了距離,但這並不意味著他轉向了新自由主義。拉斯加納裡指出,福柯的工作實際上是要質疑新自由主義在國家、民主、市場、自由等傳統概念上添加的刻板成見,也就是「市場是民主的、自由的;國家是反民主、反自由的」。在這裡,福柯沿用了他早年的知識考古學方法和70年代以來的譜系學方法。用拉斯加納裡的話說,這是一種思想的大掃除,它要徹底質疑我們從不質疑的、以為是天經地義的那些範疇,尤其是市場和自由。
《生命政治的誕生》分析的是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區別在於,古典自由主義要求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幹預市場,而新自由主義是要建立市場的絕對霸權。在古典自由主義中,不僅存在著市場的經濟理性,也存在著國家理由和政治理性。古典自由主義旨在國家和市場之間劃出清晰的邊界,防止國家越界幹涉市場的自由競爭。新自由主義則把市場當作真理化的體制,市場不再是一個特殊的空間,而是普遍性本身。自由競爭的市場理性取代了國家理由。新自由主義不是反對國家幹預市場,而是只要一種幹預,一種「確立市場對社會的全面調節」的幹預。國家成了為市場保駕護航的工具,這也是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合法性所在。
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福柯關注的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自由」。自由似乎是自由主義的鎮山之寶,隨時拿來打人的番天印。拉加斯納裡認為,自由是指多元性、異質性,然而這種多元論成了絕對主義的一元論。為此,新自由主義甚至重新解釋了啟蒙傳統。他們摧毀了啟蒙傳統對公共財富、普遍意志(「公意」)、集體利益等主題的強調,實際上也就摧毀了社會這個概念。哈耶克把市場想像為一種自發秩序,自發性、自然性才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因此,福柯嚴肅地提議,應該把自由主義改稱為「自然主義」。拉加斯納裡認為,新自由主義看似是市場烏託邦,實際上是為維持資本主義的現狀服務的。
福柯指出,經濟人假設是新自由主義的基石。新自由主義否認社會實體的存在,認為原子化的利己主義個人(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無法總體化的。福柯看到傳統馬克思主義並不質疑總體化觀點,它用總體性的鬥爭模式(階級鬥爭)掩蓋了局部鬥爭和被邊緣化的、被排斥的少數人的現實。但反過來,新自由主義的解構總體性時抬高多元性,這仍然是用一種壓制主體、使公民臣服的主權模式。因此,新自由主義的治理術並沒有取消社會的總體性權力,而是使之無處不在,並彌散於社會的各個角落。
這樣一來,新自由主義用於解構社會的「社會並不存在」一語也就被福柯解構了,成為「解構之解構」。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福柯在法蘭西學院最早提及生命政治的那個講演錄為何要以「必須保衛社會」為題了。社會的統治權力現在是以分散的、局部的方式起作用的。而所謂社會,其實就是社會內部的各種局部鬥爭。因此,左派的鬥爭模式應該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模式轉向各種局部鬥爭。醫院、精神病院、監獄、大學,統治權力無所不在,但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能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言以蔽之」。
後現代轉向與新的左派策略這麼看來,福柯並非向右轉,而是轉向了後現代。利奧塔說後現代的標誌是宏大敘事的終結和小敘事的興起,然而嚴格說來,福柯並不是後現代主義者。因為「人的解放」這一宏大敘事是福柯終生未曾放棄的。只不過在論證方式上,他拋棄了傳統解放政治的總體性歷史觀和集體行動的策略,代之以眾多獨特的局部鬥爭的策略。借用現象學的口號,可以把福柯的這一轉向描述為「面向鬥爭本身」。
那麼,在新自由主義的治理下,人的解放可能性何在?福柯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治理術是一種防止過度治理的藝術。在福柯看來,這表明了兩種自由主義的對立,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和傳統的政治自由主義的對立。政治自由主義總以為國家是法治的自由的場所,是公共意志的體現,因此總是以法律和公正的名義進行抗爭。福柯反對這種策略,他指出,把人設定為法律主體,仍然是一種讓人屈服的權力話語,這種抗爭的結果只能是重蹈覆轍,即強化國家的統治權力。福柯提出的新策略是,站在被治理者的鬥爭和訴求一邊,而不是站在國家和治理者一邊。這一來,福柯就顛倒了新自由主義。儘管新自由主義也反對政治自由主義,反對國家權力的過度,但它是站在國家和治理者的立場上這麼做的。
因此,拉加斯納裡明確指出,所謂福柯晚年向右轉的說法,並不成立。福柯只是在尋找新的左派策略。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馬克思《資本論》分析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也不是列寧分析的帝國主義(即壟斷資本主義)。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資本主義,左派的鬥爭策略乃至理論基礎當然都要發生相應的變化。福柯提出的「被治理者的局部鬥爭」新策略,就是他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的最終結論。
最後一課,福柯的卡桑德拉之歌福柯的最後一課,毋寧說是天鵝之歌,是他的卡桑德拉之歌。他冷靜地宣布了噩耗,像在宣讀一份世界的屍體解剖報告。這種客觀中立的口吻是一種刺骨的冷酷。福柯看穿了新自由主義一切使人屈服的花招,他拒絕服從,但也無可奈何。
事實上,所謂福柯的最後一課其實並不是他的最後一課,1980年起,福柯繼續在法蘭西學院針對自我治理的技術進行了演講。他從古希臘羅馬的文獻中,發現了一種不屈不撓的抵抗知識分子的形象:直言者(說真話的人)。直言者肆無忌憚地說出自己的看法,不惜冒犯政治權威和大眾,這是福柯內心的寫照,也是他的生命形式。同時,福柯本人只能作為新自由主義治理術的一部分,在法蘭西學院給粉絲們上課。
他的天鵝之歌是悲鴻哀鳴,是獨唱,而不是大合唱的領唱。他的局部鬥爭策略,其實是失敗的。福柯離開了法國,去美國做講演,恐怕就是絕望使然。表面上看,福柯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批判的一生。然而,從他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以及他隨後的生活道路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福柯隱性的一面:絕望的一生,悲哀的一生。或許,這才是福柯真正的最後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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