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還沒有一種藥可以行走天下都有效」，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詹啟敏分享道，據FDA統計，抗抑鬱藥物的平均有效率為62%，糖尿病藥物的平均有效率為57%，腫瘤藥物的平均有效率只有25%。
「目前我們對於疾病的理解仍是冰山一角，亟需弄清疾病發生的本質、疾病治療的有效時機與靶點等」，在太湖（馬山）生命與健康論壇上，詹啟敏表示，精準是醫學發展的必然要求，亦是公眾健康的巨大需求。
圖：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詹啟敏
探索：精準醫療與多方合作
需求強烈之下，精準醫學的發展，需政、醫、產、學、研、資等多方配合。
作為受政策影響頗深的細分領域，近年來，精準醫學乘著健康中國和創新驅動兩大國家戰略的春風，政策紅利盡享。「黨和國家的一系列重要舉措，讓醫學事業和健康事業步入了最好的歷史機遇期。」
另外，詹啟敏認為，精準醫療的發展，還需要監管體系的支撐，「監管科學的發展應與醫療技術和藥械的發展同步。」
過去兩年，我國藥品審評審批流程不斷優化，改革舉措大快人心。其中，在「有條件批准上市」方面，針對嚴重危及生命、缺乏較好治療方法的疾病研發特開闢綠色通道，無疑是對創新藥物和技術研發的極大鼓勵。
與此同時，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CNDA）藥品審評中心首席科學家何如意還強調了風險管控的重要性。「魏則西事件曾使我國的幹細胞研究『一夜回到解放前』。為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研究者和申請單位，要與監管單位一起努力，為精準醫療的發展和創新藥物的研發營造健康環境。」
圖：CNDA藥品審評中心首席科學家何如意
政策助力之外，醫院和醫生的支持與合作，更是精準醫療研發和應用過程中的關鍵要素。
「精準醫學的主戰場在醫院、在社區，不在實驗室，也不在伺服器裡。」詹啟敏的觀點與奧博資本（亞洲）聯合創始人、董事總經理王健不謀而合。王健認為，所有的醫學創新都應該是為患者服務的。「如果一項創新無法讓患者受益，那就是失敗的。」
具體到精準醫學，因其研究模式是以基因組學大數據為基礎，結合患者臨床醫療與健康信息，開展精準的風險預測與疾病早篩、分子分型及診斷，從而實現個性化的治療指導和預後監測，對於技術研究與臨床應用之間的互動要求更高。
以泛生子為例。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泛生子）在全國範圍約有300多家合作醫院，合作形式包括科研和臨床兩方面，即「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聚焦探索，一方面主推應用。按公司執行長王思振的話來說，泛生子聚焦的是「基因組學的轉化醫學研究和臨床應用」。
實際上，泛生子本身還是產、研、資三方合作的典範。
5年前，在美國ETP基金創始合伙人何為無的力促之下，來自杜克大學的神經腫瘤講席教授、病理系終身教授閻海，與曾創業成功的網際網路「老兵」王思振一拍即合，決定共同創立泛生子。三人雖各屬資本、科研、產業領域，卻在情懷、理念與方向上高度一致，為公司的快速騰飛打下牢固根基。
而公司名稱取自達爾文提出的「泛生論」，亦凸顯其對癌症基因尋根溯源的初心與決心。
應用：基因組學與臨床診療
眾所周知，腫瘤是一種基因病。如想防治腫瘤，第一步便要認識腫瘤的基因變化。
以腦膠質瘤為例。作為惡性腫瘤之王，惡性腦部膠質瘤現存的治療方案只有手術、化療和放療，患者預後極差，亟需研發出新的更加有效的診療手段。
基於多年研究基礎，閻海帶領團隊通過對惡性膠質瘤的基因組學的深入研究，發現IDH1、IDH2和TERT等基因熱點突變。其中，IDH1/2基因突變的發現，已寫入《WHO中樞神經系統腫瘤分類》及各大權威臨床指南中，成為指導臨床診斷與治療的金標準。
但這並非人類認識基因的終極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