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家醫院的呼吸機數量告急,醫生應該根據什麼標準來決定要治療哪些患者?這是一個生物醫學倫理學問題,但或許也是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可能會出現的現實難題。
當地時間3月24日,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副教授Lee Daugherty Biddison接受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採訪,探討醫生分配稀缺物資的道德準則。
Daugherty Biddison認為,面對上述問題時,應考慮挽救最多生命和壽命,並考慮患者個體已經經歷了多少生命階段及其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她強調,患者的年齡僅是次要的考慮因素,只有在無法根據生存可能性或生存率進行區分時,才會發揮作用。
假使物資極端緊缺的情況不幸發生,Daugherty Biddison建議設立一個由經驗豐富的醫生組成的單獨分診小組,與一線醫生分開。
以下內容翻譯自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主持人Ari Shapiro:在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戰鬥中,口罩和手套供不應求。醫院的病床和呼吸機也將很快進入短缺清單。這將迫使醫生對做出艱難的選擇:哪些病人能夠得到救護,哪些不能。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副教授Lee Daugherty Biddison正是制定這些計劃的人之一。
請問Biddison醫生,如果像呼吸機這樣生命攸關的設備短缺,你的醫生將根據什麼標準來決定要治療哪些患者?
Daugherty Biddison:首先,我想說的是沒有人願意出現這種情況,我們正在盡一切可能避免,我認為在全國和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我的團隊真正關注的是三個關鍵問題。其一是挽救最多的生命。那麼,如何將最有可能倖存的人按優先次序排序呢?第二件要考慮的事情是挽救最多的生命年,並考慮患者在疫情結束或出院後的壽命。第三個因素可能是類似公平局的方法,考慮生命周期、患者個體已經經歷了多少生命階段及其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
Ari Shapiro:如果我的解釋正確的話,你是說年輕人和健康人會比老年人和疾病患者得到更多的治療。對嗎?
Daugherty Biddison:所以我想說,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場災難中,讓儘可能多的人活著。我認為這其中有很多因素。年齡僅是次要的考慮因素,只有在我們無法根據生存可能性或生存率進行區分時,它才會發揮作用。在一大群人中,決定誰優先。
Ari Shapiro:你談到要挽救儘可能多的生命。這是否意味著醫護人員會得到優先照顧,希望他們一旦治癒就可以挽救更多生命?
Daugherty Biddison: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這種倫理方法有時被稱為工具價值。這種方法在疫苗等稀缺資源供不應求的時候被用來分配資源,例如讓某人保持健康,這樣他們就可以繼續提供資源或技能來留住更多的人——照顧更多的人。在目前的情況下,使用這種方法的挑戰之一是,人們擔心病情嚴重到需要呼吸機的人不太可能會康復得足夠好,從而用他們的技能應對當前的疫情。
Ari Shapiro:我明白。我還想問,十年前海地發生地震時物資非常有限,你也在場。你當時是否必須就治療誰、不治療誰做出決定?這是否為你今天在美國應對挑戰的方式提供幫助?
Daugherty Biddison:是的,這是個很好的問題。那次地震之後的短期時間裡,我是海地應對團隊的一部分,當時的局勢很可怕。我要說的是,情況非常棘手,我們必須努力工作以確保避免做出這些決定。
Ari Shapiro:當然沒有人願意面對這些決定。但如果像許多人所預測的那樣,醫生面臨呼吸機或床位短缺的問題,是否需要醫生去面對這些病人,然後說:對不起,但我們幫不了你?
Daugherty Biddison: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的團隊給出的建議是,要有一個由經驗豐富的醫生組成的單獨分診小組,他們了解原理和方法,但與日復一日進行或提供護理的一線醫生分開。這個想法的原因是,讓同一個人同時做這兩件事會引起一定程度的道德困擾,對病床前的護理人員來說是不公平的。
Ari Shapiro:醫學界對於如何做出這些決定是否有普遍的共識?
Daugherty Biddison:我會說「是」和「不是」。有幾種不同的方法,但根據我們的經驗,我們努力在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衛生系統內、地區衛生系統內和州之間達成共識,以便採用一致的方法。
Ari Shapiro:非常感謝Lee Daugherty Biddison教授,感謝你的時間和你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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