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類基因解碼取得重大成果，人們在為生物技術日新月異的進展慶賀的時候，一批人文學者上周匯聚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遺址，試圖向世人傳達這樣一個聲音：接受生物基因技術這個決定我們命運的禮物要三思而行。
由北京大學和美國全球學會聯合召開的「探索基因工程的人文立場」研討會選在北京人遺址舉行自有其象徵意義。在一種嚴肅的氣氛中，研討會召集人之一約翰·奈斯比特致辭說：「我們站在人類開始的地方，討論人類的未來……我們希望藉此敦促全人類就此事開展對話，因為事關全人類。」
生物技術對人類的影響不僅是廣泛的，還直接涉及到對生命的定義及生存的涵義。中國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員何光滬將生物基因工程的驚人進展稱為「地球有史以來的第三個轉折點」，前兩個是生命的誕生和人類的出現；而現在，人類已經可以自己來製造人類，人類的發展已可以由自己來掌握。因此基因工程帶來的生命倫理難題特別受到關注。
爭論不只在學界，在出版方面我們也聽到了一些積極的響應：上海科教出版社日前推出傑米裡·裡夫金的《生物技術世紀———用基因重塑世界》，該作者就是15年前令中國人記憶深刻的《熵———一種新的世界觀》的作者；湖南科技出版社即將推出「雙螺旋叢書」四冊，介紹國外學者對生命倫理學問題的探討；即將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一世紀生命倫理學難題》，匯集了國內學者去年在昆明舉行的「香山會議」上就此主題開展的討論，可以看到國內一流專家學者對此事的見解。
傑米裡·裡夫金曾說：「生物技術革命已經點燃了一場哲學上的風暴性大火」，爭論「以信奉生命內在價值的人為一極，以信奉生命利用價值的人為另一極。」事實正是如此。這裡，我們不妨來聽聽兩方面的聲音———並非虛妄的想像———生命將獲得基因版本有這樣一個幻想故事：15或20年後的一天，你正在讀中學的女兒哭著回來了，因為她知道她的同學都有5.0的基因版本，而她只有3.0的基因版本。
支持這種想像的人認為，既然基因修飾技術已經出現，理論上人們已經可以通過對基因的修飾，去掉一些「缺陷」，那麼當然應該應用這種技術，使人獲得性格、行為、智力和體力方面的「優化」，比如說更健壯、更高大、更善於社交、減少暴力傾向等。而隨著基因修飾技術的發展，基因版本的出現也是可能的。
而生命倫理學家重視的則是這個故事裡的「歧視」因素。基因技術的發展逐漸將人的定義等同於基因，基因決定論帶來的必然後果就是基因歧視。基因修飾技術的前提是認定有一個完美的「人」，或稱完美的基因。生命倫理學的疑問是：什麼是完美的人？誰來制定這個標準？何光滬認為，對人的定義，不光是科學的，也是哲學的，還是民族和宗教的，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民族，對人的定義差異可能很大，「優化」的概念可能將我們的世界帶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嚴重不平等狀態，而實際上基因決定論至今尚沒有顯示出有足夠的可靠性。
由於生命科學的進展，當代實驗醫學的勝利，科學在人類的自我認同中越來越扮演主導角色，生命倫理學家就此指出：必須切實分析現代科學形成的歷史文化原因，同時傳統人文科學必須加入到人類的自我認同中來。
在「探索基因工程的人文立場」會議上，對於「WHOAREWE？」（我們是誰？）這個問題，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國盛認為面前的北京人遺址有著意味深長的含義，他說：「它在提醒我們，悠久的歷史、漫長的時間是人類發展和人類自我認同的一個基點，人不可能將一切都放到一個共時態中去進行一次虛擬的自我設計和認定。」「『WHOAREWE？』是沒有答案的，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守護這個不確定性。」
現實的個案———生命獲得專利生命的專利也是由於生物技術的發展才產生的問題。
在美國，一位名叫穆兒的阿拉斯加商人，意外地發現自己的身體部件被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申請了專利，並且把此項專利轉讓給了SANDOZ製藥公司。因為穆兒在一次患病住院時，被發現體內有一種促進白細胞生長的血蛋白，對抗腫瘤的藥物有重要價值，加利福尼亞大學從中分離建立了一個細胞系，並於1989年取得了發明專利。穆兒因此起訴加利福尼亞大學，要求歸還其自體組織的所有權。但結果敗訴。
穆兒的案例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為它發生在美國人的身上。事實上，美國生物技術公司從第三世界公民的身體上獲得這類有價值的基因組織並申請專利的事件已經屢有發生。這類事件令人震撼之處在於把人體劃分、包裝成了智慧財產權並交給了商業機構，它提出的問題已經不可迴避：生命是否有專利？如果有，那屬於誰？
支持實行基因專利保護的人認為，如果不實行專利的申請和保護，那麼這些基因不論是在特殊人群中絕跡，還是消失在一般人群中，都將陷入不可恢復的地步。還有人這樣反問：如果記者因為寫某個家庭的文章而獲獎，那是不是要將獎金的一部分拿給這個家庭呢？
北大哲學系客座教授、生命倫理學學者許志偉認為，這個案例充分顯示了一種體制的局限性。他說：現在健康已經成為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價值觀，但這並不等於承認「健康是一種商品」，是被普遍接受的價值觀。事實上，人類之所以走到今天，與疾病的戰鬥走到今天，就是因為健康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都不是商品，都不能成為商品。他舉例說：在中國古老的鄉村，維護健康的體制是預防式的，鄉村醫生的任務就是幫助人免除或減輕疾病的痛苦，如果生病的人很多，那他可能就會被趕出村子。但現在的狀況是，醫生從疾病中獲得財富，生病的人越多，醫生就越富裕。在我們談論從科技到商業運作中產生的種種問題時，有沒有考慮從根本上對這個體制提出問題，即：商業模式運作是否應該設立界限，這種界限應設在哪裡？有關生命的問題能不能進入商業模式？
哲學的沉思———在快樂和痛苦的天平上生物技術向人們許諾了完美、健康、快樂、優化，這迫使一些哲學家走到另一個極端來提出問題，他們說：痛苦對人性的意義是雙重的，並不都是消極的，受難無論對人生還是人類文明都有積極的意義，近代醫學對痛苦的解除是單向的，同時也將含義豐富的痛苦簡單化、平面化了。
華西醫科大學張戈認為，人類實際上早就開始了對遺傳的幹擾，人類社會本身就是在一個遺傳壓力緩解的狀態下發展的，談論完全遵循自然規律是不現實的。一些來自基層工作單位的人甚至譴責哲學家不理會人們的痛苦，他們說，「如果你知道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一個侏儒只能和一個弱智人成立家庭。那麼你就不會反對通過基因技術改變侏儒了。」而華東師大哲學系陳蓉霞則認為，侏儒只能和一個弱智結合，這恰恰是一個反映歧視、不平等現實的社會問題，如果大家都不去努力改變這種充滿偏見的現實，只想通過捷徑解除痛苦，那麼只能導致更加不平等的社會的到來，並直接傷害生物的多樣性。
生命倫理學———期待公眾參與隨著討論的開展，一門新的學科正在被我們了解。這就是六十年代以後隨著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在北美等地興起的生命倫理學。
由於當代科技的發展，頑疾可以治癒，生命可以延續，人類身心有很大改善；與此同時，生命與死亡，痛苦與災難，生命的自主權，控制生命的能力，生命在受威脅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責任等這些人類有史以來便有的倫理問題，在文明空前發展的今天得以強化，變成了困惑人的新問題。生命倫理學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它正視生命科學帶來的倫理挑戰，亦評估科學與人類的種種價值關係以及科學對人類價值的改變，它使人們強烈地注意到人類生活與道德倫理之間的互動作用。
對於這一困惑我們大多數人的難題，我國著名生命倫理學家邱仁宗和許志偉認為，簡單地肯定和否定都不對，應該由幾個方面具體深入，在一些方面制定出規範來，包括：如何幫助有需要的人去獲得種種醫學科技的成果？或者，幫助人不被科技傷害？如何公平分配科技的成果？人需要有什麼倫理美德、社會需要有什麼道德品格才能使這些科技能正常地服務於人？社會需要什麼機制、制度、組織、法律去管理這些新的科技？誰有權控制這些新的科技？當科技帶來倫理問題時，誰有權力與能力去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至於這場討論的價值，他們認為，將取決於有多少人注意到這場技術革命，對這場技術革命有多少了解，是否願意參與到這一討論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