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私立科研機構負責人克雷格·文特爾在其研究所接受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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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特爾本人曾表示，人造生命的出現「改變了自己對生命和生命運作的科學和哲學思考。」而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應用倫理學的興起，關於生命科學的倫理反思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
此前關於人體試驗、克隆技術、試管嬰兒、胚胎幹細胞研究等現實問題都曾進行過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焦點就在於：生命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提高生命質量、挽救人類生命和改善人類未來，但這些旨在造福於人的研究會不會傷害到人類個體、導致無視人類尊嚴甚至可能危及人類未來？
傳統價值觀認為「一切人類實踐都是天然合理」，但在「有能力做」與「應當做」之間，人類在道德上應更多地關注行為的長遠和未來責任。這樣一種責任倫理是一種有關責任的預防性和前瞻性的考慮。因此，才有了有關生命科學的倫理學爭論，並從不同的立場表達自己的看法。
持傳統倫理觀的康德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宗教信徒從人道主義的立場論證「每個人的生命具有平等的絕對價值」，我們不能因為年齡或生理缺陷等其他條件貶低人的生命價值。一些功利主義者則認為，把人的生命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舊倫理」應該被堅持生命價值相對化的新倫理所取代，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相信如果犧牲某些個體的尊嚴或生命可以促進有益於更多人的研究，這樣的行為應被看作是道德的。雖然相關的爭論仍在繼續，但從生命科學研究的實際應用和立法狀況來看，「尊重生命」仍然是當今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哲學角度——
原子論的世界觀能不能拯救世界？
西方近代哲學的自然觀是原子論的世界觀，其實質是對自然界的整體進行分割和拆卸，把自然物質世界還原為分子和原子，並在此基礎上解釋自然界的整體性質。這種世界觀不僅統治了哲學思維，也統治了工業生產的實踐領域，成為工業文明的靈魂。工業生產首先對自然界整體進行分割、分離，從中選擇有用的部分，然後按照一定的目的進行重新組裝，生產出來的工業產品就是對自然界的拆卸和組裝的結果。因此，工業生產的過程（製造），就是以人工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過程。這與人造生命的過程有諸多相似之處。
從根本上說，人們在當代生命科學研究中對生命的理解和解釋仍然是還原論的。生命世界的還原論是把整體的生命系統還原為個體的生命，進而又把個體生命還原為生命的遺傳信息，它成為控制生命有機體的一隻「看不見的手」。無論是克隆技術的「複製生命」，還是通過合成基因的方法「製造生命」，都是把生命還原為一種簡單的構成。
有人質疑，人造生命既沒有考慮自然整體對個體生命的影響，也沒有考慮其對自然界整體的長遠影響。這就是說，按照生態世界觀，即使人造生命技術能夠解決一些人類生存面對的局部性難題，但它對人類生存的環境整體所造成的破壞卻是難以估量的。當新的生命擴散到自然界時，它就會直接或間接地與自然界的所有其他生物發生相互作用，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而這些嚴重後果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顯現出來。正如美國作家傑裡米·裡夫金在他的《生物技術世紀》中所說，「這是一個沒有路標和參照物的高風險旅程」，「期望很大，約束很少，對潛在的結果我們茫然無知」。
倫理學角度——
生命是不是人類手中的玩偶？
從倫理學角度對生命科學提出質疑的人認為，首先，任何生命都是一個獨立的、具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完整的實體。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具有不可分割、不可拆卸的整體性。當人把生命看成是可以任意剪切、任意編輯、任意修改、可以重新組裝的暫時性程序時，現實的活生生的生命已經不復存在。生物基因合成技術徹底消除了生物作為自然實體的意義。在這種技術看來，任何物種和生命個體都只不過是一種幻象，真正的生命的本質只不過是不同物種和生命個體之間可通約的和可任意編輯修改的遺傳信息而已。它徹底改變了生命的本質：生命完全失去了自身的存在論的意義。
其次，生命的本來意義，就包含著其自我生成的意義。生命是自生、自成、自在的，而不是按照某種外在的目的「被創造」的。這就是生命的自然本性。當人類通過基因合成開始製造生命的時候，生命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真正的生命已經「死了」：我們可以像生產鞋子一樣把新的生命製造出來，同樣，我們也可以隨便地像扔掉破鞋子一樣把這個新的生命扔掉。在人這個新「上帝」面前，生命的價值已經喪失殆盡。
法國哲學家阿爾貝特·史懷澤提出：「只有當人認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聖的時候，他才是倫理的。」因此，我們應該像對待自己的生命一樣對待其他生命。這樣，人與其他生命之間就具有了倫理關係。生命倫理的最高原則就是「尊重生命」、「愛護生命」。當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徹底丟失之後，人與其他生命之間的倫理關係也就徹底被否定了：一切生命都不過是人類手中可操縱的工具和滿足人類欲望的對象，人與自己所製造的東西之間不可能存在倫理關係。這樣，基因合成技術徹底顛覆了人類長久以來對於生命本質的看法，讓人們重新審視自身和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
（作者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