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設計生命引倫理爭論:生命意義將喪失?

　　「人工設計生命」所引發的哲學和倫理問題

打造合成山羊支原體細胞的程序圖

第一個人工合成的細胞——「辛西婭」的顯微圖

　　編者的話

　　美國科學家克雷格·文特爾於2010年5月20日宣布在人造生命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他的研究所已創造出首例由人造基因控制的細胞。文特爾表示，他們用「四瓶化學物質」為他們的「人造細胞」設計了染色體，然後把這個基因信息植入另一個修改過的細菌細胞中，這個由合成基因組控制的細胞具有自行複製的能力。用單純的科學眼光來看，這無疑是一項重大的科學進步，然而，這項研究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卻需要進行哲學和倫理的考察和評判。下面刊發的這篇文章即是表達了一種哲學和倫理學的思考與擔憂。我們歡迎有興趣於此的學者朋友繼續發表看法。

　　隨著20世紀70年來以來應用倫理學的興起，人們關於生命科學研究中的人體試驗、克隆技術、試管嬰兒、胚胎幹細胞等問題都進行過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與以往不同，文特爾新宣布的研究成果表明，人類具有了合成生命或者說不依賴於自然界而創造新物種的可能。如果這種可能變成活生生的現實，我們對自然、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都需要在概念上重新闡釋。文特爾本人也表示，這項成果「改變了我自己對生命和生命運作的科學和哲學思考」。面對這一「生物學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人們表現出不同的態度。除了相關科研人員和評估專家的訪談，我們還看到英國著名的《自然》雜誌邀請了不同領域的8名專家，就合成細胞的科學和社會意義表達自身看法（參見「合成細胞之後的生活」，《自然》（英），第465卷，2010年5月27日）。總起來說，大概有以下三種立場。

　　支持此項研究的人們認為，這是生命科學研究領域裡程碑式的成果，它可以在解決環境汙染、能源危機和人類疾病方面發揮重大作用。而且，包括文特爾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人工合成基因組只不過是人工生命研究的起步，創造更高級的有機體及其生長環境還需要科學家們長時期的努力，將這一技術加以應用則是更晚的事情。因此，這一研究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尚且不是我們需要擔憂的問題。

　　更多的人提出反對意見，直接表示應該停止相關研究。他們對於此項研究的擔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這種合成生命的研究是對生命的褻瀆、對生命本質的篡改，是以人的身份扮演上帝的角色；二、從長遠眼光看，這項新技術可能會給人類生命和環境帶來潛在的巨大危險，比如由此產生的生物武器可能會危害甚至毀滅人類社會。因此，在人類沒有真正弄清這項研究的意義之前應該暫停此類研究。

　　還有一種相對溫和的立場。學者們在肯定此項技術對人類有意義的同時提醒人們關注其安全性問題。比如，牛津大學的朱利安·撒維勒斯庫（Julian Savulescu）教授認為這項研究在應對環境汙染、能源危機等方面具有現實意義，但伴隨的風險同樣巨大，我們需要為這種激進研究提出新的安全評估標準，以免它被軍方或恐怖主義者濫用。儘管如此，我們需要看到，這項具有「人類創世」意義的研究不只是為我們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讓我們無法預料未來會發生什麼，它同時也衝擊著千百年來的人性論和價值觀，引發了人們相應的哲學和倫理學思考。

　　具體來說，人工設計生命所引發的哲學和倫理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還原論的世界觀：無法預料的災難性後果

　　西方近代哲學的自然觀是還原論的世界觀。它首先對自然界的整體進行分割和拆卸，尋找構成自然界的最小單位，把自然物質世界還原為分子和原子，然後用分子和原子去解釋自然界的整體性質。原子和分子被看成是物質實體世界的組成部分，而世界整體則是由它的局部實體組裝起來的。這種世界觀不僅統治了哲學思維，而且也統治了工業生產的實踐領域，成為工業文明的靈魂。正是這種還原論的世界觀，一方面瓦解了自然界的整體秩序，另一方面，又以人工秩序取而代之，從而使人類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現代生物技術同近代科學一樣，它對生命的理解和解釋仍然是還原論的。它把整體的生命系統還原為個體的生命，進而又把個體生命還原為生命的遺傳信息——DNA，生命的複雜的整體性聯繫不見了，環境對生命有機體的制約作用，以及個體生命對環境的依賴關係也不見了。生命有機體的所有的結構和功能都被簡寫為DNA——一種生命的遺傳信息。

　　同近代還原論世界觀不同的是，DNA已經不再是「實體」，而是「信息」；它不再是事物整體的組成部分，而是控制生命有機體的一隻「看不見的手」。無論是克隆技術的「複製生命」，還是現在的通過合成基因的方法「創造生命」，都是把生命還原為一種簡單的構成；它既不考慮自然整體對個體生命的影響，也不考慮「合成生命」對自然界整體的長遠影響。

　　與此相反，生態世界觀是整體論的世界觀。它把整個地球生物圈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整體對於局部事物來說具有更加優先的地位，整體系統的穩定和平衡，是支持局部事物存在的基礎。整體網絡的任何變化，都將引起局部事物的變化；其中任何事物的變化，也都將通過網絡而影響其他事物的變化。根據生態世界觀，即使這項「製造生命」的技術能夠解決人類生存面對的某些局部性難題，但它對人類生存的環境整體所造成的破壞卻是難以估量的。還原論的世界觀曾經使工業文明獲得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也因而瓦解了整體自然秩序。可以預見，生命世界的還原論，將會進一步加深工業社會造成的惡果。當新的生命擴散到自然界時，它就會直接或間接地與自然界的所有其他生物發生相互作用，因而產生無數的難以預料的後果。而這些嚴重後果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顯示出來。當我們在遙遠的將來認識到這些後果時，我們已經沒有回天之力了。

　　操縱生命：生命意義的喪失

　　生命的本來意義，就包含著其自我生成、自我生長的意義。生命都是「生」出來的，而不是被什麼東西「造」出來的。生命是自生、自成、自在的，它既不是按照某種外在的目的「被製造」的，也不是被某種外在目的操縱著生存的。這就是生命的自然本性。在這個意義上說，生命是一個廣義的「主體」，它的生存是自己的自然本性決定的。這種「自我決定性」決定了人類不應該像製造、操縱無機物那樣製造和操縱生命。生命的這種自然本性，決定了生命具有一種神聖的意義。在農業文明時代，生命始終是被看成有靈性的存在；因而尊重生命、敬畏生命、關愛生命就成為這一時代人們的美好情感和道德信念。而當人類通過基因合成開始製造生命的時候，生命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真正的生命已經「死了」。我們可以像生產鞋子一樣把新的生命製造出來，同樣，我們也可以隨便地像扔掉破鞋子一樣把這個新的生命毀掉。在人這個「新上帝」面前，生命的價值已經喪失殆盡。

　　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同人的生命之間具有共同的生命價值。這就是人與其他生命之間的「價值同根性」。這種「價值同根性」正是人與其他自然生命之間得以確立倫理關係的價值基礎。正如法國哲學家阿爾貝特·史懷澤所說，「只有當人認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聖的時候，他才是倫理的。」根據這一原理，既然我們人類同其他自然生命都具有同等的生命價值，那麼，一切生命之間都應該是平等的。因此，我們應該像對待自己的生命一樣對待其他一切自然生命。這樣，人與其他生命之間就具有了倫理關係。生命倫理的最高原則就是「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愛護生命」。當人造生命的科學和實踐把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徹底丟失之後，人與其他生命之間的倫理關係也就被徹底拋棄了：一切生命都不過是人類手中的玩偶和滿足人類無限欲望的對象，人與被自己製造的東西之間根本不可能存在倫理關係。基因合成技術徹底顛覆了人類長久以來對於生命本質的看法，人與其他生命之間的關係又回到主客體關係，人與其他自然生命之間確立倫理關係的可能性也被徹底堵塞了。

　　重新設計人類：人道觀念的徹底崩潰

　　每一次關於生命的科學技術革命，都會進一步引起動搖人道主義的基礎。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就掀起一股優生運動的風潮。不過，當時的優生運動只能是建立在原有的遺傳理論基礎上的。有人把所謂「血統不好」的人的繁衍稱為「生物汙染」，並主張剔除人的「生物汙染」。當基因技術基本成熟之後，「優生」的問題再一次被提了出來。生理缺陷在傳統的生物學家看來僅僅是進化主旋律中的變異，卻被當代分子生物學家看作「遺傳錯誤」。而基因技術完全可以糾正這些遺傳錯誤。分子生物學家的宏偉理想是糾正人類的「基因錯誤」，以便「設計完美的人類」。這無疑觸動了哲學、宗教以及傳統科學的核心觀念。

　　作為自然的造物，不同的人類個體具有同等的人性價值和平等的人格。同樣，不同的民族也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是天然平等的。把人自身的生產奠定在基因技術的基礎之上進行「優生」的選擇，就必然要對人類個體和種系進行「優」和「劣」的區分和選擇；在人類的個體之間也必然要分成優秀個體和有缺陷的個體。有缺陷的個體的生存和延續的權利也將被剝奪。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用「合成基因」「組裝」人、「製造」人，就是把「製造人的人」和「被人製造的人」變成一種主客體關係。「被製造」的人已經失去了人的本來含義，成為人類自己製造的「物件」，就像人類製造的汽車、衣服一樣。通過自然生育產生的人，是人的同類，是主體；而通過人的實踐活動「製造」的人，則不再屬於人的同類，它們只是人類製造活動的產物或客體，因而不具有一般的人性價值，也不會成為人的倫理對象。

　　這樣，製造生命的科學與技術實踐就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最為嚴肅的哲學和倫理問題：人的價值和人道的意義何在？它必將對幾百年來形成的人道主義宣戰，人道的觀念在我們製造人類的同時也將徹底崩潰。

　　「有能力做的」並不就是「應當做的」

　　生命科學研究的迅猛發展已經是我們這個時代不爭的事實。這也為我們如何評價生命科學研究本身及其所產生的相關技術應用提出了理論挑戰。生命技術的益處與其具有的摧毀性的潛能同時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需要對人類的這一實踐領域有所反省，以新的價值原則引導人們重新「認識自己，評價自己和規範自己」。憂那思等人提出責任倫理以應對技術時代人類面對的道德問題。在他看來，需要有一種新的倫理來要求「我們對自己進行自願的責任限制，不允許我們已經變得如此巨大的力量最終摧毀我們自己（或者我們的後代）。」（憂那思：「科學與研究自由：凡是能做的，都是允許的嗎？」，載於倫克主編的《科學與倫理》，斯圖加特：1991）我們需要改變「一切人類實踐都是天然合理」的傳統價值觀，認真思考「人有能力做」與「人應當做」之間的關係，在道德上更多地關注行為的長遠和未來責任。這樣一種責任倫理是一種有關責任的預防性和前瞻性的考慮。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是泥塑，不成功了可以重新來過。傳統的事後責任倫理無法應對生命科學研究的負面效應和潛在危險。沒有對這一領域人類實踐的評估、規範和約束，人類的生存將受到嚴重威脅。可以想見，如果赫胥黎筆下的「美麗新世界」變成現實，那將一定不再是人的世界。

　　（曲紅梅 劉福森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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