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1 信息來源： 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
編輯：白楊 | 責編：悠然 凌薇編者按：2020年6月30日，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帶領全體團隊成員及博士生，與第一屆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學生們進行了線上交流，對他們的加入表達了熱烈的歡迎和殷切的期望。以下是林毅夫教授在見面會上的講話。
歡迎9位參加第一屆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的同學，這9位同學選擇加入第一屆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就像1924年選擇參加黃埔軍校第一期，以及1936年選擇參加延安抗大第一期的有志青年。記得4月24號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招生宣講會上，有位同學提問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是否有像現在其他院系開設的主流經濟學本科生班那樣，有完善的教材和教學體系？我當時的回答是沒有，因為新結構經濟學是一個新開創的理論體系，不像已經發展了200多年的主流經濟學那樣體系完善，課程完備，就像1924年黃埔軍校開班時各種條件不如已經發展了將近20年的保定軍校，以及1936年延安抗大各種條件也不如已經非常有影響的黃埔軍校。可是，後來黃埔軍校出現了一批北伐和抗戰的名將，延安抗大則出現的一批開國將領，甚至是開國元勳。那些1924年參加黃埔軍校、1936年參加延安抗大的青年，選擇的不是完善的教學設施和課程體系，而是選擇了參與、推動和引領一個新時代到來的事業。新結構經濟學是剛提出不久的首個來自於我國的社會科學自主創新理論體系，各位選擇加入第一屆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選擇的也是參與和推動這個自主理論創新體系的深化、完善和推廣運用，我相信和黃埔軍校以及延安抗大一樣，各位和其他未來參加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的同學當中將來一定會出現一批影響時代、影響未來的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大師。
記得在1995年《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的時候，我應邀寫了一篇「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的祝賀文章。在那篇文章當中我做了一個預測，我說21世紀中國將會是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21世紀會是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世紀。當時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判斷？我們知道自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經濟學從哲學當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以後，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是全世界的經濟學研究中心，在那將近200年的時間裡面，引領世界經濟學思潮的大師基本上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其他國家、其他地區有，但是數量非常的少。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現在，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在美國，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大師，同樣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其他國家、其他地區有，但是數量同樣非常的少。為什麼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和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在時間和空間上面會有上述的集中性？其實這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本質決定的。
經濟學的理論，像任何理論一樣，都只是一個簡單的因果邏輯，而且，這個邏輯是越簡單越好。既然是邏輯越簡單越好，那麼，如何決定哪個是重要的理論？提出這個理論的經濟學家是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其實，重要的理論是解釋重要現象的理論，提出重要理論的經濟學家就是重要的經濟學家。
什麼是重要的現象？發生在重要的國家的現象就是重要的現象。《國富論》1776年出版時，英國已經開始了工業革命，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戰，英國是世界經濟的中心，英國的經濟現象就是最重要的現象，解釋英國現象的理論就是最重要的經濟學理論，在了解英國的現象上，英國的經濟學家近水樓臺先得月，所以，當世界經濟中心在英國時，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大師也集中在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經濟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的經濟佔全世界經濟的將近一半，出現在美國的經濟現象就成了最重要的經濟現象，在了解美國的經濟現象上面，美國的經濟學家同樣近水樓臺先得月，所以，提出新理論來解釋美國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進入21世紀以後，世界的經濟中心正往中國轉移，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且，即使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應該在2030年左右，中國也會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到2050年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中國的經濟規模很可能會是美國的兩倍，中國成了世界經濟的中心，中國的經濟現象必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現象，解釋這些現象的經濟學家就會變成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思潮的經濟學大師。2050年時，正好是各位第一屆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的同學50歲上下的知天命之年，正是你們學術生涯的黃金年代。所以，這個時代的機遇是屬於你們的。
時代和機遇就在那裡，如何才能夠抓住這個時代的機遇？新理論來自於新的現象，各位要抓住這個時代的機遇，就必須有能力直接觀察現象，了解現象背後的因果邏輯，提出簡單的邏輯體系來解釋這個現象。這樣做學問的方式和各位長期以來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尤其是中國的學生普遍接受的是「西天取經」的教育，習慣於學習發達國家的、所謂的「先進」的理論，並以這樣的理論來解釋自己國家的現象，解決自己國家的問題。但是，如果想抓住中國作為世界中心所給予的理論創新的機會，則不能用現有的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象。
上述做學問範式的轉變很不容易，而且會有很多誘惑不去做這種轉變。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經濟規模越來越大，中國的經濟對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現在國際主流經濟學期刊上也經常刊登有關中國經濟的論文。到目前為止，這些論文絕大多數是用中國的數據來檢驗國際上已經接受的主流理論，或是，用已有的主流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象。那樣的研究外國雜誌的評稿人容易看懂，因此，容易接受和發表，但是這樣的論文只是印證現有的理論，並沒有創新之處，不可能推進經濟學理論的發展，發表這樣的論文的經濟學家也就不可能成為引領理論新思潮的大師。反過來說，如果根據中國的現象提出新理論，這樣的理論和國際現有的主流理論處於競爭的地位，一般已經接受了現有理論的學者不容易接受新的理論，尤其，由於發展階段、生活環境、文化、歷史背景的差異，他們對中國的現象很難理解，就更難接受那些處於競爭性的、自己不能完全理解的理論，遑論認識到這種新理論的重要性。所以，即使各位克服困難完成了學問範式的轉變，做出有原創性的理論來，在發表上也會遭遇篳路藍縷的艱辛。在「publish or perish」的壓力下，有不少中國經濟學家可能會受不了誘惑而選擇用中國的數據來檢驗現有的理論或是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象這條順風順水的道路，而放棄了總結中國的現象來進行理論創新的機會。
怎樣才能夠克服這種誘惑？各位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的同學必須明白為什麼學習經濟學，為什麼做經濟學研究？初心是什麼？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尤其，像進入北大這樣的知識分子，所以，要學習理論、研究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而且，為了把我們的國家社會改造好。任何經濟現象都可以用許多不同的理論來解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最終標準，只有能夠幫助人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人們認識世界的理論。用西天取經得到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現象和問題似乎都可以分析得頭頭是道，但是，對現代史了解的同學會發現，事實上還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去做政策成功的，少數幾個成功的經濟體，像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他們的政策在推行時一般從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為什麼在發展中國家根據主流理論來做政策不成功，成功的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談到的，從亞當•斯密以來，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首先在英國，後來轉移到美國，來自這些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的主流理論都是研究當時英國或是二戰以後的美國的經濟現象，從那些現象中總結出一個具有簡單的因果邏輯的理論，但是，任何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變量是成千上萬，有它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政治制度、價值取向、意識形態等屬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變量，在這些變量中僅有幾個被保留在理論模型中，其他的就被舍象而存而不論，成了這個理論的暗含前提，所以，任何理論都是「內嵌」於產生這個理論的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結構當中。拿這樣的「內嵌」理論到發展中國家來運用，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政治文化、社會價值跟發達國家不同，理論的暗含前提不存在，就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不僅這些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不適用，而且，像新自由主義在蘇聯、東歐、拉丁美洲所帶來的結果那樣，還經常使問題更為惡化。所以，同學們必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一名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學習、研究經濟學理論不僅是為了自己的一份工作，而是為了推動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實現民族的復興，這正是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宗旨。
新結構經濟學是總結於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轉型的成敗經驗而提出的一套新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和傳統的主流理論體系最大的差異在什麼？傳統的理論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等結構為暗含前提，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結構是不一樣的，而且，不僅是不一樣，這種結構的差異是有原因的，用經濟學家的術語來說，就是內生的。新結構經濟學是從發展經濟學和轉型經濟學作為切入點，但把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結構差異性和內生性引進理論框架以後，實際上，是在推動一場現代經濟學的結構革命。現在的任何主流理論，包括貨幣理論，財政理論、金融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區域理論，勞動力市場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創新理論等等現代主流經濟學都需要反思，都需要重新思考。
各位加入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確立了學習、研究經濟學的目的是為了認識世界，為了改造好世界的目標以後，會發現新結構經濟學可以給各位帶來進行理論創新的無限機會和空間。不受誘惑而改變初心，願意接受挑戰，克服困難去根據中國現象提出新的理論，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隨著中國經濟變成世界經濟的中心，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各位就有可能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大師。
各位加入一個各種條件還不完備的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是做了一個抓住時代機遇的人生道路的選擇，為了不辜負各位的選擇，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包括每位同學都會單獨有三位導師，這三位導師中包括我自己以及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另外一位老師和經濟學院的一位老師，除了導師之外，還會安排新結構經濟學院的博士生、博士後，單獨和每一位同學生組成學習組。作為每一位同學的導師組組長我負責從「道」上來啟迪各位同學，探討如何從現象認識問題的本質，其他兩位導師從「術」上來提高各位分析問題和把分析寫成理論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的能力，學習組的博士生、博士後則是和各位切磋，根據觀察到的現象和分析寫成嚴謹的可以發表的論文，或是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來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用庖丁解牛做個比喻，我作為導師組的組長，幫助各位學習面對一個現象（一頭牛）時，如何找到切入點，使解釋邏輯自洽，問題迎刃而解，其他兩位老師教各位到底要用什麼工具來建模、做實證，學習組的同學則是和各位切磋、練習，以邁開從學習理論向創新理論轉變的第一步。
各位加入第一屆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就像1924年那些有志青年選擇加入了黃埔軍校，像1936年那些有志青年選擇加入延安抗大。你們選擇加入新結構經濟學實驗班，不是選擇成熟的理論和安穩的道路，而是選擇了成為一位引領世界經濟學理論新思潮的大師的機遇，讓我們一起攜手為迎接這個時代為把這個可能變成現實而努力。歡迎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