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中國經濟學家也不都是吃乾飯的,林毅夫就很有水平

值得尊敬的學術才能、可操作的經驗、頗具合作精神的領導才能以及熟練理論的卓越結合。-----佐利克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度發展，而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經濟理論和發展觀點不斷湧現。

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使得在各種平臺甚至在網絡上，時不時就有"經濟學家"對中國發展的某些方向和問題進行分析和研判，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些所謂金融專家對中國股市所進行的預測，不斷引起人們對經濟學家的普遍吐槽。

諸如經濟學家都是吃乾飯的、瞎預測，甚至是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等等，民眾和網絡上的各種批評和指責不絕於耳。

在這些嘈雜負面的語言環境中，卻有一道深厚的聲音異常響亮，被譽為"農民的代言人"的溫鐵軍教授就不完全同意上述意見，他很直率地說："中國經濟學家也不都是吃乾飯的，還有一個林毅夫就很有水平。"

一．偷渡大陸的求學者

1952年秋，林毅夫在我國臺灣省出生，原名林正義。後來他非常推崇曾子"士不可不弘毅"的思想，據此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毅夫。

林毅夫的青年時代就是一個傳奇故事，他是臺大校園民主運動的領袖，投筆從戎後成為蔣經國標榜的青年榜樣，他從金門隻身泅渡臺灣海峽回歸祖國大陸之舉更是讓世人側目。

1980年，在北大經濟系學習的林毅夫被選為來訪的芝加哥大學教授西奧多·舒爾茨的翻譯，舒爾茨是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的能力和才幹得到舒爾茨的賞識。

這次意外成為他躋身世界經濟學最高殿堂的機遇，1982年他赴芝加哥大學入舒爾茨門下，成為其嫡傳弟子，隨其攻讀博士學位。

他的博士畢業論文獲得舒爾茨的高度評價，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該文深入剖析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問題，並提出針對性的建議及意見。

1987年，他畢業後謝絕舒爾茨的挽留和高薪，整裝回國。因為他一直堅信，中國經濟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國大有可為，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幾十年的事實充分印證了他的判斷。

二．腳踏實地的建言者

林毅夫回國後，進入國務院農村發展改革研究中心工作，這裡被時人稱為"9號院"。

1990年，林毅夫深入研究中國農業發展的歷史與現狀，執筆完成《集體化與中國1959--1961年的農業危機》，2年後，他在大量基層調研和數據分析的基礎上，寫就《中國的農村改革及農業增長》一文。

這兩篇文章一經在國際頂級經濟學刊物發表，其深刻和專業程度，新穎的觀點和精確的論證分析，立即引起國內國際強烈的反響和爭議。

1994年，林毅夫倡導成立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多位海外歸國學者參與其中。多年來，該中心己成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重鎮，在林毅夫的以身示範下，務實、求真的學風充溢在這個中心。

中心裡的學者幾乎全程深度參與國內主要政策的制定與討論，特別是在農村發展、農民工、金融改革、社保體系、糧食問題等方面，提出的諸多思想和觀點成為政府改革的主要內涵。

溫鐵軍是中國"三農問題"的提出者，但是他特別推崇林毅夫倡導的"新農村運動"，他對外總要強調，"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概念是林毅夫提出來的。2005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被列為"十一五"期間國家六項任務之首。今天的中國農村發展新面貌，林毅夫功不可沒。

林毅夫本人還是國家"十五計劃"起草人之一，對中國的經濟決策，特別是對農村經濟、國企改革等領域的政策，展現出極大的影響力。

林毅夫身兼北大教授、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等職。因為一直以來對"有為政府"的強調以及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判斷，他被稱為"官方經濟學家"。

林毅夫對中國經濟現象具有獨到的研究和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現象和份量在國際社會上會越來越重要。很多人包括一些常上媒體常發預測的所謂"經濟學家"都認為林毅夫對中國經濟發展過於樂觀，評價他充當政府代言人的角色。

他幽默地說，我不是樂觀主義者，我是客觀主義者，但大家都很悲觀，客觀就變成了樂觀。

這就是林毅夫與那些吃乾飯的經濟學家的顯著區別，他是踏踏實實地為中國經濟發展、中國農民的富裕建真言、獻實策，他和溫鐵軍一樣，都是用事實、用"腿"寫論文、搞研究的。

三．世人眼中的真學者

2008年，林毅夫擔任世行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主要職責是促進世界經濟發展。手提一個黑布公文包的林毅夫成為世行人眼裡的一個獨特且鮮明的形象。

當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引發全球金融海嘯，世行大部分人認為危機不會超過半年。

林毅夫卻通過考察認為，危機前全球經濟長達6年的繁榮期積累的泡沫需求極大。於是，作為行長首席經濟顧問，他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斷，認為全球金融業走出這場危機的時間會相當長。

8年前，他又先於他人通過國際市場上的蛛絲馬跡，敏銳地意識到歐債危機可能造成的巨大影響，1月份即發出警告，並建議世行大幅調低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

事實證明，這一次，首席經濟學家又說準了，這和那些股市預測專家輕率下結論和觀點，轉身即被打臉的態度和行為是截然不同的。

林毅夫深入思考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於2009年發表文章《走，別跑》，建議發展中國家將本地化的小型銀行作為自己的金融體系支柱，以此來發展本國的製造業、農業和服務業。

此後，他連續發表關於中國經濟和低收入地區經濟問題的文章，並進行多次演講，世行網站評價他，開闢了研究貧窮地區滯後發展原因的新方向，同時也帶動了世行對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和扶持。

林毅夫認為，中國有廣闊的國內市場，有較強勁的投資，有充足的國內儲蓄和外匯儲備，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理論，有條件實現持續快速增長，因而，他一直都是中國經濟發展"唱多"主義者。

同時，林毅夫對中國存在的問題也進行深入思考，他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收入分配問題，中國現階段需要將這個問題列入重點，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經濟結構，削減貧富差距過度現象，使收入分配趨於公平。

林毅夫卸任世行職務後，再次回到熟悉的北大校園，他創建"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繼續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建言獻策。

林毅夫提出的後發優勢理論以及建立有效市場，需要"有為政府"消除經濟發展、結構變遷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各種瓶頸限制的觀點，對中國乃至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具有極為積極的意義，他以往的選擇，也都被時間證明是明智而有遠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