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溫鐵軍，1951年生於北京，著名「三農」問題專家。1968年插隊，1979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在多個中央和國家機關從事政策研究。2004年開始擔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兼鄉村建設中心主任。現任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執行院長、福建農林大學海峽鄉村建設學院執行院長、北京大學鄉村振興中心主任。曾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證書、農業部科技進步一等獎、2003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獎」等。著有《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解構現代化》、《我們到底要什麼》、《解讀蘇南》、《告別百年激進》、《八次危機》、《去依附》等。
冷眼熱腸，這是餘英時評價錢鍾書的詞。如果把這個詞送給溫鐵軍，他多半會收下「冷眼」，還回「熱腸」。「作為一名研究者，我必須客觀，不能強調感情因素，否則我的研究就不是理論，而是文學。」面對《環球人物》記者，溫鐵軍答得肯定，他用「冷眼」觀察中國農村70年發展及其制約因素，用數字、論據來檢驗理論，把「三農」問題的內在邏輯條分縷析。
有一個細節流傳得很廣。2003年，在 「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頒獎典禮上，頒獎嘉賓吳敬璉說：「中國的農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覺得，9億農民就像希臘神廟裡的柱子，他們託起了大廈。農民很多，但是真正關注農民的人不是很多，替農民說話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溫鐵軍就是農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獲獎者溫鐵軍顯得有些靦腆：「我只不過是做了一點調查研究而已。」
溫鐵軍的這「一點調查」，從上世紀80年代做到了當下，先後調研了40多個國家的鄉土社會。他說，「認認真真地用自己的腳走了一趟，用自己的嘴去問了一趟，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了一趟」，是自在之人「走向自由王國」而為自覺人的必由之路。
「最野」的兩次出遊
溫鐵軍左右兩個膝蓋上都有勞損，走路超過半個小時就走不動了。好在他年輕時「腳比較野」，走過很多人一輩子都走不完的路，如今回首往事，最難忘的還是走得「最野」的兩次。
第一次是1985年，溫鐵軍34歲，從青藏高原出發，沿著黃河，由黃土高原下到華北大平原，再到山東入海口，4個月跑了8個省。「當然不是用腳跑，而是騎著摩託車跑。我把能住的地方都住過了，老農家、廢窯洞，在空教室裡拼桌子就算是好條件。我永遠記得那天高雲淡，也永遠記得那一片蠻荒。」那一趟，溫鐵軍體味了「人被大自然壓抑得仿佛只剩下一顆渺小沙粒的感覺」，也讓他「對農村的複雜性有所認知」。
1985年，溫鐵軍組織「黃河萬裡行」活動。
第二次是1991年，蘇聯解體，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的溫鐵軍不相信美國人「Next must be China（下一個是中國）」的論斷，自費前去摸索蘇東解體的教訓。他去了東德、克羅埃西亞等7個東歐國家，歷時40天，花了不到2000美元。「那裡中國人很少。我就找了個當地的小咖啡館，買一杯咖啡，然後轉身對盯著我看的人群問：『誰懂英文，我跟你們聊聊？』肯定就會有人搭話。我與戰爭難民同居過一室，也穿行過全是沙袋、軍人的街道，親眼看到了激進變革給老百姓帶來的影響。這讓我知道什麼是社會成本、轉型代價，那是老百姓的苦難。」回國後，溫鐵軍寫了一份調查報告，記錄了他的觀察與思考，題目叫《蘇東七國私有化經驗教訓的分析》。
兩次經歷之間，相隔的不只是6年，還有從實踐認知到理論思考的跨越。而跨越的關鍵點，是溫鐵軍邁進了一道門——從黃河邊「野」回來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室主任就是杜潤生。這個後來以「九號院」之名而名垂改革史的部門，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醞釀形成了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建立了農村基本經濟制度。
溫鐵軍被安排到了聯絡室，負責聯絡各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動員他們下鄉調研。除此以外，他開始學習農村知識。「我當時其實都不懂，就請理論比較好的人給我列書單，然後沒日沒夜地看，餓了就上街吃碗麵條，晚上就睡在辦公室裡。還有就是跟老同志出去做調查，聽他們講自己的經歷和見解。」
「用腳做學問」的基礎就是在這時打下的。「我們買張車票就出發，到了鄉裡借輛自行車蹬著就上村裡了，蹲點的時候一住十幾天。我們回來報告時，杜老先問我們入了幾個村、住了幾個戶，達到要求了，再往下聽。」
在中央一號文件停發的1987年，溫鐵軍被派往美國學習研究方法，回國之後調入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更是將實地觀察、試驗研究當成了習慣。1988年，他發表了《危機論》《民間資本的原始積累與地方政府行為》等接地氣的學術文章。
「經過十幾年本土試驗區的實證和國際比較研究後，我發現書本解決不了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改用辛棄疾的一句詞來說明：『近來始覺洋人書，信著更無是處。」
1998年，溫鐵軍離開了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1999年，他發表了《百年中國一波四折》和《「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儘管他說自己只是個「農村試驗員」，但學者溫鐵軍逐漸被大眾熟知。
「基層的生活教育讓我懂得了農民」
2013年，溫鐵軍出版了著作《八次危機》，一年之內加印了6次。這本書是他的「三十年磨一劍」，他說：「從1979年捧讀『社會主義結構性危機』（手抄本）、1988年發表《危機論》開始，我就是在為這本書做準備。」而源起則是1998年有人請「閒下來」的溫鐵軍牽頭做20世紀中國史經濟卷的研究與寫作。
《八次危機》描述了1949年至2009年中國發生過的8次周期性經濟危機。「指出中國經濟史上周期性經濟危機並不是我的創新，因為馬克思早就說過了。我的理論創新是指出，危機能不能『軟著陸』取決於危機的代價能不能從城市產業資本向『三農』轉嫁。成功地把危機代價轉嫁到『三農』的，就是『軟著陸』；不能轉嫁，砸在城裡的，就叫『硬著陸』。而『硬著陸』導致的結果，要麼叫調整，要麼叫改革。」在這本書中，對應的例子既有上世紀60—70年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有自1979年開啟的大規模經濟改革。
有人說他的理論是顛覆性的，但在溫鐵軍心裡，書中的每一個字句都植根於他所親歷或見證過的現實。
溫鐵軍是「非典型」的大院子弟。他從小生活的大院，不是軍隊或者機關大院，而是學校大院——他的父母是中國人民大學1950年建校時的第一批教授。「我小時候完全不了解社情民情，別說農村了，連北京老百姓怎麼過日子都不知道。」等他上了初中，由學校組織去京郊勞動，幫農民拔麥子，才算第一次「腳踏實地」。
他真正深入農村是在「文革」開始後，國家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5歲的溫鐵軍背著背包去「長徵」，先是跑到了河北遵化縣大老峪幫農民挑水抗旱，接著被安排去了山西汾陽插隊，從此在工農兵的基層崗位上工作了11年，一直到了1978年才以工人身份「對調」回京。次年，他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溫鐵軍，實踐了毛澤東說的「滾出了一身泥巴」。他壓根兒沒用「傷痛」「耽誤」這樣的詞來評價知青歲月，而是感慨「基層的生活教育讓我懂得了農民」。
「剛開始進入他們的環境，我沒有太明顯的感覺，只是疑惑農民怎麼一天到晚都罵罵咧咧？後來我跟著大隊幹部趕著大車往公社送糧，聽他們聊，才理解了情緒何在。那時候農民往城裡送的都是好糧食，那些癟的壞的，就自己留著吃。如果遇到年成好，小麥豐收了，農民多分兩斤麥子也不行，超收的部分得交給國家。他們付出那麼多，得到的卻那麼少，所以才有怨氣。」
很多年後，溫鐵軍在自己的研究中，補上了這段歲月的歷史底色：「《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裡寫道，國家要搞工業化，就得積累資本，這就得讓一部分人作出犧牲，中央反覆討論，只好讓農民作貢獻。至於集體化向國家工業化貢獻了多少，一直以來都有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民大學農經系的閆瑞珍教授研究認為，城市產業通過剪刀差提取的『三農』剩餘大約是8000億元人民幣。那時全部工業固定資產還不足1萬億元。」
溫鐵軍的視野還看向了國外。他跑了40多個國家，到處去做農村地區的調查研究，看過印度的遊擊區、巴西的貧民窟，深入過墨西哥的「蒙面軍」，發現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有「三農」問題，而「中國村社制度下農民承受勞動力轉移風險的能力大大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這才是中國高增長真正的比較優勢」。
2004年1月，溫鐵軍在印度農村調研。他至今調研了40多個國家的鄉土社會。
「從1999年中國主要決策者提出以人為本，到2007年提出生態文明，再到今天強調鄉村振興，都是中華民族與時俱進傳承復興的整體努力，《八次危機》是我們團隊順應這個變化過程所形成的研究與思考。」復興生態文明，維持鄉土社會內部化來應對外部性風險的綜合性合作與自治，是溫鐵軍在書中給出的中國免於周期性危機的求解方式。學術化的表述讓答案顯得冷硬而晦澀，但折射到行動上，卻有溫度得多，也早得多。
翟城村的「諾亞方舟」
有3年10個月的時間，溫鐵軍幾乎活在媒體的聚光燈下。那是從2003年開始的，他的團隊有幾個年輕人跑到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辦了新世紀第一所免費培訓農民的學校，名字叫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1926年，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就是在這裡推廣平民教育運動的。
2005年，溫鐵軍（中）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與農民學員一起勞動。
無論是「勞動者免費就學」的口號，還是溫鐵軍的名人效應，都讓學院備受媒體關注。溫鐵軍幾乎在田間地頭的每個角落都接受過採訪。他的名字與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綁定起來，有媒體稱：「晏陽初歸來！」但最開始，溫鐵軍並沒有這麼情願：「我其實是被年輕人拖下水的。」學院工作人員潘家恩聞言大笑：「確實如此。」
2003年春節，溫鐵軍任社長的《中國改革》雜誌的編輯邱建生帶著一群下鄉支農調研的大學生來到翟城村過年。時任翟城村黨支部書記米金水，一直希望能利用晏陽初這一歷史淵源，重振村莊聲名。米金水去見了邱建生。不到半年，學院成立，溫鐵軍被大家推舉為學院的第一任理事長和院長。邱建生跑去找了溫鐵軍3次，溫鐵軍才有條件地同意了。
「我是覺得年輕人浮躁，以為想幹事就一定能成。就算是當年的陽初先生，在這裡幹成事了嗎？所以得給他們潑潑冷水。如果真幹了，我可以掛個名儘量爭取到公共資源，但事情得由他們自己來做。他們該怎麼受挫折就怎麼受挫折，該怎麼難過就怎麼難過，我不管。」溫鐵軍說得不留情面，最後還是忍不住補充道，「不過關鍵時刻的臨門一腳，我是得踢的。」
2004年4月，在翟城村駐村的邱建生、袁小仙、潘家恩收到了一封題為「ORDER（命令）」的郵件，要求他們立即開課。郵件來自溫鐵軍，他來踢這臨門一腳了。
「我們的院址是村子裡一座廢棄的學校，由村委會花39萬元買下的。溫老師自掏腰包捐了6萬元，還到美國演講籌了5000美元。但辦學條件還是艱苦，沒有暖氣，窗戶連玻璃都沒有。整個學校的常住人員就我們幾個，也一直沒開課。溫老師讓我們開課，我們就說沒有教材、沒有講師，總之是條件不成熟。結果他發來郵件，意思是一定要辦。我們當時都不理解，後來才知道，因為時隔18年，中央又發布了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在緊扣中央政策。溫老師的政策敏銳性非常強。」潘家恩告訴記者，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的第一課，就是溫鐵軍向農民解讀中央一號文件。
此後3年，溫鐵軍頻繁前往學院，實驗循環經濟和生態建築，組織農民成立合作社。但媒體的高關注度也讓學院的每一步都引來議論：帶農民做早操、學唱歌、玩遊戲，教學方式匪夷所思；用辣椒大蒜浸汁等「土辦法」殺蟲、建造「地球一號」生態建築、請臺灣建築師教農民使用糞尿分離的生態廁所，教學內容備受爭議。
2007年初，溫鐵軍接受央視《面對面》節目的採訪，主持人的問話非常直接：
「我看到你們課程的安排，絕大部分跟生產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那這個學校的未來你樂觀嗎？」
「但是按照這個現實來說，即便你這個試驗成功了，不還是空中樓閣嗎？」
……
溫鐵軍並不生氣。「我沒樂觀過。從一開始我就認為困難重重，到現在為止它的情況也不算好。儘管已經培訓了很多批農民了，各地農民也確實接受了一些東西，開始有了一些小小的改變，但我想改良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他面對主持人微笑，有一種清醒的鎮定。
《面對面》採訪結束後的那年4月，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被停辦。學院工作團隊選擇了離開。「我們是2007年5月15日到的北京，溫老師的生日剛好是5月16日，於是就去給他過生日。我們或多或少有些茫然和沮喪，溫老師卻笑眯眯地說：『其實最重要的是人，只要你們在，哪裡都可以做鄉村建設。這次挫折也是對我們的考驗。任何事業都會有波折，無數次終止，無數次重啟，遇到困難反而可以考驗我們能不能繼續堅持。』」潘家恩回憶道。
「種子撒下去了」
「遊方僧」是溫鐵軍的微信名，意思是「雲遊四方的僧人」。其實按照他原來的想法，60不做、70不述、80不說——「60歲體力差了，事情交給年輕人做；70歲調查研究能力差了，就不寫東西了；80歲思想更新能力不行了，就不要瞎說些老話幹擾別人了」。但如今68歲了，他仍在路上。
有時是去福建。溫鐵軍2013年在福建農林大學創辦了「海峽鄉村建設學院」；2017年兼任了「新農村發展研究院」的執行院長。去年北京大學成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溫鐵軍又被聘為鄉村振興中心主任。
邱建生也在福建，這裡是他的老家。他先是在福建福前鎮辦起了農村文化中心，不久又在培田村創辦了福建省第一家「社區大學」，近年來還創辦了「永春縣生態文明研究院」「永泰縣鄉村振興研究院」。他在網上以「鄉村之光」為名，希望能讓更多的人發現鄉村，保護鄉土文明。
有時是去重慶。2012年，溫鐵軍以執行院長的身份在西南大學恢復了晏陽初1940年成立的「中國鄉村建設學院」。他還把西南大學發的全部工資捐給了學院。
從翟城村回北京後不久，潘家恩去了香港讀博士，開始研究中國鄉村建設百年歷史。2011年底，他帶著在鄉建中相戀的妻子杜潔來到了重慶北碚。他們被當地厚重的鄉建歷史所震撼，於是潘家恩留在了重慶大學做老師，杜潔放棄了香港的在讀博士成為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的第一名員工。這些年，潘家恩以高校為新的鄉建空間，和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的同仁們一道，讓「鄉建學術化、學術鄉建化」，把鄉村建設變成可以讓更多人討論和思考的經驗。2018年11月，溫鐵軍受邀出席了潘家恩在重慶組織的「鄉村振興的歷史先聲——中國鄉村建設百年探索展」。
2018年11月，溫鐵軍教授（左）在「鄉村振興的歷史先聲——中國鄉村建設百年探索展」開幕式上，向西南大學張衛國校長贈送《中國鄉村建設百年圖錄》。
有時是回北京。溫鐵軍在這裡指導研究生，推進多個與鄉村建設相關的單位，同時還兼任著幾個大型涉農企業的獨董。
這裡有他的博士生石嫣、程存旺。2008年， 「進城」後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工作團隊，和他們一起，建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社區支持農業（CSA）農場「小毛驢市民農園」。從那時起，石嫣已經當了近10年的農民。2011年，她與程存旺在農場舉行了婚禮。如今，全國CSA農場超過了500家，石嫣又開始了最新的項目「屋頂菜園」。2016年，石嫣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選為「世界青年領袖」，2018年又當選了世界CSA聯盟主席。
「我們常說，對溫老師要『保護性開發、學習性繼承』。因為現在鄉建的攤子鋪得太大了，每個地方都需要他。很多時候我們於心不忍，他都是快70歲的人了。所以大家就約定，以後除非是非他不可的情況，儘量不要打擾他，以便他能有更多時間寫他一直想寫的書。但事實上做不到，他依舊是我們的思想發動機。」潘家恩感慨道，曾經以為是天女散花，其實已遍地結果。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杜潤生曾對溫鐵軍說：你們這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要是能夠動員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志願者下鄉，我們的事業就成了。在採訪的最後，溫鐵軍想了想說：「早幾年種子撒下去了，或許還會有些放不下，現在投身鄉建事業者何止成千上萬，我可以死而無憾了。」
本文原載《環球人物》雜誌2019年3月1日總第3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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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溫鐵軍：踏遍鄉村心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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