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麗 溫鐵軍:政府理性與村社理性 中國的兩大「比較優勢」

［摘要］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現代化進程呈現出不同於西方的兩大「比較優勢」。政府理性反映了中國工業化的組織保障特點。村社理性在社隊企業原始積累階段形成「內部化處理外部性風險」的機制，對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的經濟危機具有「軟著陸」載體作用。本文認為，對中國這兩大比較優勢之對立統一關係及其變化的研究，有利於中國軟實力之內涵性提升。

［關鍵詞］政府理性；村社理性；現代化；比較優勢

［中圖分類號］D6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314(2014)06-0039-06本文由課題首席專家溫鐵軍修改並定稿。

［收稿日期］2014-10-2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作為國家綜合安全基礎的鄉村治理結構與機制研究」（14ZDA064）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何慧麗，女，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邱建生，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管理博士研究生；高俊，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管理博士研究生；溫鐵軍，男，北京人，管理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兼任福建農林大學海峽鄉村建設學院、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執行院長，研究方向：可持續發展

中國作為一個有著數千年未曾中輟過傳統文明的古老民族國家，若從其實體經濟總量看，業已發展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中國之不同於西方的經驗到底是什麼？假如我們承認現代化實際上是以國家總體上實現工業化為主的一系列制度配套過程，那麼，我們就可以去掉意識形態化的種種說辭，僅從「理性」這一角度來看中國所構建制度的所謂「比較優勢」，這有可能對現代化制度變遷及其路徑選擇的研究具有啟發價值。本文對已經引起關注的兩大比較優勢——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的對立統一關係，及其在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及產業擴張中的相輔相成作深入分析。前者是從中國工業化的組織保障特點上而談的，後者是從現代經濟發展的基礎單元特點上而談的。茲分而述之。

一、中國現代化「比較優勢」之一：政府理性

關於政府理性，大多側重於從政治學視角進行研究，比如「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國家與社會的機制與能力」， 認為「權力型」的政府理性應向「權利型」的公共理性轉變［1］； 「所謂政府理性……對後發展國家而言，它包括三個主要內容，即政府致力於經濟發展的明確目標性，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政府政策的連貫性」［2］；也有認為政府理性是指其「權力型」，這個「權力型」的政府理性應向「權利型」的公共理性轉變。而本文所指的政府理性，主要是從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追趕現代化進程中政府直接參與配置資源的經驗來做歸納演繹。

市場與政府是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相對於自由市場理論所強調的市場均衡發軔於個體化的理性經濟人的概念而言，中國人所經歷的是經濟領域中的政府理性生發的過程：建國後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下都是工業化原始積累的主導力量［3］；政府是國民經濟體系的內在的參與者，而不是外在協調者，因政府行為以「出於利益考量在經濟領域直接行使『進入權和退出權』為特徵」［4］，是謂「政府理性」。

中國的現代化成績之所以令人矚目,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實質是中國政府在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及產業資本發展階段，借其組織動員能力及財政能力而達成的中央工業化和地方工業化的過程。政府不是「裁判員」，而是直接國際競技場中與本國「運動員」整體利益一致的「教練員」。

（一）中央政府主導的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集體化和單位制的時代

建國以後，為了維持蘇聯戰略援助形成的以重工業為主導因而內生性具有「資本增密排斥勞動」機制的國家工業化體系，以對付周遭險惡的政治環境，政府只能通過農村集體化才能從高度分散的小農經濟中過量提取剩餘，以此形成國家工業化的內向型「資本原始積累」。履行這樣的經濟行為，在政府只能與高度分散且剩餘太少的億萬小農進行交易的宏觀環境制約下，必然造成交易費用畸高的現象。於是，政府只能以解決這個問題為目標，進行相應有效的制度安排，即「利用長期戰爭對執政黨和人民的教訓以及戰爭形成的軍事化集權體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國家工業化的動員機制和組織 」。［5］

相關的制度安排及其各自功能如下表所示：表1中國城鄉二元經濟制度安排簡表制度類別 功能農村集體制 以官定低價農產品的規模上繳和指令性承接城市工業的高價產品來貫徹剪刀差，輔以成規模軍事化地集中勞動力投入於國家基本建設，並以維持農村的基本穩定為條件來承載城市危機軟著陸的代價城市單位制 以生老病死的綜合性保障維持勞動者及其家庭成員相對封閉的、低水平的基本生存，藉此配合國家資本通過佔有剩餘最大化和支付福利最小化來短期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此表所歸納的具有相輔相成作用的諸項功能主要發揮的作用是：以集體化制度強行控制、保證農村社會穩定，從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準備了必要而又龐大的支撐體系以及強大的輿論支持」［6］；而城市單位制則提供一系列城市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以保證城市社會穩定，它「體現了全能主義的政府以政治動員的形式調配社會資源的過程……是計劃經濟時代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的基石」。［7］在此前提下，再以戶口管理制度為強行分離城鄉居民的閘門，從而保證國家以對資源的壟斷權力進行統購統銷的不平等交換，最大可能地從農業中提取進行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使工業化優先得到發展。

正是藉助農村集體化制度和城市單位制為基礎的、體現國家對資源高度集中壟斷的二元制度安排，「保證了中央政府在不到30年的工業化進程中，多數年份都能形成高達30%的積累率，使中國從50年代初期一個工業產值和城市人口均佔僅15%的典型小農經濟條件下的傳統農民國家，在既缺乏外部市場又幾乎無外來投資的惡劣的國際環境中，發展成為工業產值達70%以上、產業門類齊全、專業分工細緻的初步工業化國家」。［8］

通過對建國之後相關制度安排的闡述表明：國家工業化初期政府作出的制度供給，主要是為了在外部封鎖的國際環境制約下，依靠高度組織化有效地解決與分散小農經濟之間交易費用過高的難題。國家工業化進程中政府對城鄉人民進行總動員，其實質是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性任務。期間，政府一方面是以集體和單位為形式的組織化的發動者，另一方面也是經濟活動的組織者、投資者，及利益分配者的角色。因此，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資本的形成和擴張階段，都是以政府為主體進行的。

可見，在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組建起來的、在此後的工業化進程中不斷調整和完善著的各級政府，事實上是具有理性經濟人特徵的經濟主體。

（二）改革開放後「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表現

中國在1970年代後期完成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已經形成「社會化大生產」體系的新階段，產業資本內生性擴張的要求，主要通過兼有「理性經濟人」和制度供給者雙重職能的政府做出有利於市場交換的制度安排來達到。在政策語言中，這個制度安排被稱為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市場經濟新體制。

在改革起始階段，財政赤字負擔過重的中央政府理性地「退出」了不經濟的農業，形成了與農民進行交易的一種制度變遷——大包幹，即「政府在『退出』相對於城市工業而言日益顯得『不經濟』的農業的同時，向村社集體和農民在土地和其他農業生產資料所有權上做出讓步，換得的是農村集體自我管理和農民自我保障」。［9］

接下來，與1980年代中期財政分級承包製的改革相配套，地方政府內生性地發生了公司化演變，以適應產業資本結構調整和產業擴張需求的市場化改制條件。「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是指地方政權為了謀求經濟發展，強力推進地方工業化戰略的實現，以類似於公司化運作的形式進行地方黨政能力和經濟資源的大動員、大整合，從而以經濟發展增加本地收益分配的重要制度特徵之一。政府各部門參與地方產業資本發展、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的取向，表明其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屬性與歷史上以政治理性為主的政府不同。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1與地方工業化相伴隨，基層政府大辦鄉鎮企業

自80年代中期開始的財政分級承包製改革，確立了各級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作為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相對比較明確的收益分配關係，使地方政府得到了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自主權，開始了地方上的農村工業化進程。在縣、鄉、村三級的經濟發展中，從決策責任承擔和收益佔有分配來看，地方政府和鄉村組織是實際上的經濟主體，有擴張產業藉此獲取財產收益的明確動機和行為，在鄉鎮企業發展過程中的各關鍵環節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成為投資決策者、資本控制者和受益者。有學者將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發達地區鄉鎮企業的成功歸之於「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模式，認為中國的地方政府相對其行政範圍內的企業實為大董事會的角色，因而對企業運作是不可缺少的因素；［10］或者認為企業相對於政府只不過類似於執行總裁或工廠內的車間主任的角色；也有學者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基層政權成為公共資源的壟斷集團，成為從事經營的「經濟行動者」。［11］

有數據表明，「1984~1988年，全國鄉鎮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43％，3倍於以往增速，農村工業佔全國工業的產值比重達到243%。沿海的地方工業化在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中初步完成了原始積累」。［12］這往往被認為是地方政府作為投資主體主導「以地興企」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成績。

2大辦開發區，獲取土地資本增值收益，通過招商引資實現產業資本擴張

隨著工業化的大力推進，各地出現了多種形式的「開發區」，實質上是城市資本通過與地方政府分享收益的「圈地運動」去實現農村資源的資本化。從事工商產業的利益集團需要土地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地方政府則寄望於把「以地生財」作為獲取收益的手段。期間，一方面這兩個利益主體結合媒體產業集團，強烈地把以私有化為基礎的土地交易包裝成市場化改革的經驗。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管理法》為依據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徵用農村土地，反過來突出了農村集體經濟產權關係不明晰的弱點。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方面，擁有一個共同的實質，就是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強力配合資本佔有社區資源實現資本化，大量獲取土地資本增值收益，用於地方政府分享資本收益分配。

與此同時，「隨著國家宏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和對利用外資政策的逐漸放寬，由於與外商合作辦企業可以在短期內見效，不但可以直接解決資金、技術、市場問題，還能同時增加稅收、出口創匯和創造有利於政府政績攀比的地方經濟總量」，因此，區域之間競相開出優惠政策，進行「親資本」的激烈的「府際競爭」。［13］政府均自覺地承擔起以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為目標、以「招商引資」等為舉措的強制性天命達成幹部資源大動員；同時精心打造地方工業園區，作為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績工程；各級組織部門也都把GDP作為官員的政績考核，形成官員仕途競爭的錦標賽……等等。地方政府部門與各種商資利益主體之間通過「權力尋租」達成分享關係，使房地產開發和產業擴張等牟利資本運動卻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動用國家徵地權，嚴重損害了社會大眾的權益和可持續發展的後勁。

激進發展主義導向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傾向，已經造成了極為嚴重的「負外部性」，諸如社會矛盾、生態危機、產能過剩等；對勉為其難地加入到招商引資競爭大軍的傳統農業地區而言問題更甚。這說明一般事務都具有兩面性。在產業資本形成之後，以推進產業擴張獲取資本收益為主的政府理性，與佔有資源收益通過維護村社生存發展的村社理性之間，哲學意義上的對立統一關係在現實中更多轉向對立。

之所以在90年代外向型經濟高增長以來社會上的對抗性衝突不斷發生，在於其實質是「資本異化於其原始積累來源」的私有化改製造成的代價向弱勢群體轉嫁。一是在城市形成了資本利益集團，及其派生的結構複雜的、高度依附型的社會。二是由於將為現代化建設付出的主體力量排除在了現代化收益的分配體系之外，隨之造成城鄉和貧富差距的固化、拉大。對立矛盾的對抗性表現，致使國家不僅得支付被上述異化過程甩掉的沉重的社會開支，而且還得增加支付被「三大差別」派生的巨大的維穩開支……

但就國民經濟總體而言，中國憑藉超大型大陸國家幅員遼闊和廣大人民吃苦耐勞，還是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改革開放至今，中國不僅創造了持續30多年平均近二位數高速增長的奇蹟，而且既沒有對外擴張掠奪，內部也相對保持了穩定，頗有「中國復興」之跡象。［14］若能夠有效緩解越來越嚴重的「三大差別」，則符合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在人類現代發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精彩一幕。

二、中國現代化「比較優勢」之二：村社理性

本文關於村社理性的討論，是從其作為工業化進程中周期性發生危機、其代價向鄉土社會轉嫁以村社內部化機制為基礎實現軟著陸的視角來做分析的。與上文討論的政府理性，是相輔相成的兩個不同層次。相對於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前提假設的西方經濟學所討論的「個體理性」而言，村社理性是從中國發展經驗中歸納出的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創新。

村社理性針對的首先是市場「外部性」造成的「市場失靈」這個經濟學的一般問題而提出的。我們認為：在小農村社制度不被以「親資本」為內涵的激進政策破壞的條件下，村社理性體現的是一種能夠「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的經濟機制，即以鄉土社會中的村社地緣關係為產權邊界，存在著農戶成員權在村社共同體的集合代理，據此而形成的是戶村兩級地權結構，這是「一種內部非排他性的、體現『社區成員權』的農村產權」。［15］這種統分結合的、以成員均分共有、兩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為產權關系所派生的財產分配和收益整合等相關制度，能夠通過內部化的收益互補來降低市場化的外部風險。

任何制度都是一種文化。那麼，村社理性還指的是村社文化共同體層面上的，即建立在村社集體所有權和農戶使用權兩權分離的經濟制度基礎上的、以農村一定範圍內的血緣和地緣關係為紐帶的、維繫村社內部社會秩序的群體理性。就是說，「中國人數千年聚居於村落，祖祖輩輩共享村落邊界內的以土地、水和山場為主的資源，形成了一個文化共同體，小農村社因而成為再造農民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基本場域」，［16］成為中國農民甚至中國人的實體性信仰，這個層面是對其經濟學意義上的延伸。

小農村社作為農村社會基礎性單元，是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基礎性載體，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作用有三：

（一）農村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中的「內部化處理外部性風險」機制

改革開放前的近30年間，從宏觀層面來看，得益於以「裡仁為美」的傳統自然村落為基礎建立的初級社和生產隊，之所以能完成人民公社集體化服務於國家工業化的提取剩餘功能，也在於內部收益分配相對均衡這種村社理性的機制性作用。改革開放以後30年，在一些農村工業化相對發達的地區，村社理性的作用則在於通過如下兩個「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的機制助推農村工業化進程。

首先是「自我資本化」、快速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從而跨入產業結構調整歷史階段。以蘇南農村工業化的一個個案為例。「蘇南吳江有一個生產隊，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自主創辦社隊企業時資本投入為零，即使全靠勞動力，也至少還是需要得到政府嚴格控制的工業原材料。於是，隊幹部召集全村社員協商一致，每個勞動力每年讓出500工分不參與分配，由集體拿這些從全村農民社員嘴裡節省出來的農產品與城市國企交換本村企業需要的原材料。就這樣，連續3年，每個社員讓出了1500工分，終於在農村集體化時期的人民公社體制條件下完成了村辦企業的原始積累！」［17］傳統的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單家獨戶以其資本和勞動力要素存量，不具有進入現代工業化的條件。然而，這個案例的啟示在於，開始於20世紀70-80年代的蘇南農村早期的工業化，在集體經濟為名的「村社理性」內部化機製作用下，通過村社內部成員勞動力規模投入來替代「極度稀缺」的資本要素的「自我資本化」能夠快速完成原始積累。社區勞動力剩餘價值的內部化積累和轉化，可以助長「負資本」起步的社隊企業起步和發展。其實，村社理性在助長社隊工業化方面還體現在社區土地和自然資源使用的零成本、土地自我資本化，社隊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風險「成員共擔」等諸多不同於西方經濟學的方面。

其次是「內部化」消納資本原始積累中的諸多負外部性問題。主要是克服工業化進程中村民、農戶之間收入分化和工農業發展的結構性不均衡問題。在基於鄉土社會道德文化的社區精英領導下，以村為單位整體進入工業化的一些農村社區，企業並不只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單一目標，還要為本社區居民提供福利，構建收益公平分配的內部化機制，公平分配工業就業機會；此外，還採取了注重工農從業收益的社區內部平衡，打造「綠色車間」，有效避免農業衰敗等措施。改制以後的一些蘇南鄉鎮企業為了實現產業升級以利於參與國際競爭，雖然其歸屬和經營管理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更多的集體經濟組織在改制中保留了不可變現的工商業地產租金佔有或分享權，一些實力強的集體由經營企業轉變為經營資產和吃租收益（土地租、廠房租和設備租）。其間，有兩個特點是「對『老蘇南模式』內含的村社理性——內部化處理外部性問題的特殊機制的延續」［18］：一個是有效降低了外部投資主體進入鄉土社會的交易成本，一個是在實現了相對於原始積累階段的土地要素資本化而言的再次資本化，保證了蘇南的穩定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進行原始積累階段的「自我資本化」，還是「內部化」消納資本原始積累中的諸多負外部問題，都不只是歸因於中國式小農經濟所「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隊生產』形態」，還應歸因於「以血緣認同和村落共同體認同為基礎的具有價值理性性質的家庭內代際分工和外部協作行為」。 換言之，在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以勞動和管理協調替代資本投入的內在機制」，正是村社理性所內涵的溫情脈脈的社隊內部自我剝奪和家庭內部代際分工與協作的代際剝削，也是「中國農民勤勞革命的內在邏輯與具體實質」。［19］

（二）勞動力大幅流出的傳統農區的土地流轉，血地緣關係起主導作用

就普通的中西部的傳統農業地區而言，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基礎上的傳統小農村社經濟，由於其地理區位和資源條件的局限不利於農村工業化的發展進程，在發達地區工業要素市場價格對農村青年勞動力的強大拉力下，成為以老人、婦女為主的留守經濟，或者成為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雖然如此，也因其基本制度及村社價值系統尚未根本改變，村社理性依然在因農村勞動力流出而導致的土地流轉現象中發揮有效作用。

例如，許嘉鴻、賈林州通過對豫南某鎮鄉村某4個村民小組土地流轉情況的調研發現，在114戶農民中有高達76戶有流入或者流出土地的行為，但是其中有正式合約的只有47戶。在這些村莊的土地流轉合約雙方關係情況中，兄弟間土地流轉的有20戶，比例最高，佔4255%；而兄弟、父子、五代血緣親屬之內這三者之總和為40戶，佔8511%；鄰居、同組的地緣關係、外組之總和為25戶，佔 5319%。至於這外組的11份，也大部分是由於親戚。村莊土地流轉租金支付方式的四種狀況按從多到少的戶數和相應百分比順序排序為實物（20戶，4255%）、無租金（18戶，3830%）、貨幣（6戶，1277%）和換工（5戶，1064%）。之所以貨幣化地租很少，是因為村莊中土地流轉的交易現實「仍非市場原則主導，而是由血緣與地緣關係主導，其實質仍是互助合作型的交換行為」。

上述土地流轉合約的雙方關係與租金支付方式表明：傳統村莊農戶間流轉土地的經濟現象，仍是血地緣關係主導的內部化的村社理性機制在發揮作用，它是一種「包括血緣和作為血緣映射之地緣的村落的價值認同與共同規範……建立在以血緣認同為核心的村社意義世界的基礎之上」的價值理性。［20］

（三）在工業化產業擴張階段，村社理性對現代經濟危機的「軟著陸」作用

傳統小農村社還能成為一旦發生全球輸入型經濟危機時各種問題得以「軟著陸」的地方，尤其是成為進城失業農民仍然可以返回農村就業與生存的彈性空間。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和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為中國高速現代化提供了穩定的基石，「正是農民可以在進城務工經商失敗後返回家鄉熟人社會生產生活，城市沒有形成大規模貧民窟，從而使農村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使中國現代化的重心穩定，城鄉社會有序，使中國可以經受得住幾乎任何經濟、金融、社會危機的衝擊。」［21］

整體上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的鄉土社會承載城市資本的危機代價，客觀上成為中國工業化完成原始積累進入產業擴張的主要「比較優勢」；三農中國對城市中國的產業資本危機的「化危為機」，起了重要的載體作用。以2008-2009年中國正式進入全球化產業擴張之時的第一次危機發生時為例：之所以東南沿海企業倒閉時2100萬農民工失業而幾乎沒有發生嚴重問題，很大原因在於理性的政府以財政手段進行深度幹涉，在大幅投資農村建設以解決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時，廣大農村地區還能夠成為「軟著陸」的「蓄水池」，其池底——農村土地財產關係中的成員權「共有制」還沒有被完全打破，「24億戶農民家庭大多數還有『一畝三分地』作為無風險資產，而且300多萬個村社也還有機動地、村辦企業、多種經營等能夠內部化處理嚴重負外部性成本的迴旋餘地。」 ［22］

而在當今資本過剩狀態下，以「村社理性」為實踐原則的發展模式，還可以使村社共同體成為應對「資本下鄉」的保護機制，從而最大化地保持村莊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23］誠然，若從歷史意義的、更宏觀的多元角度來看，中國的小農村社優勢還在：「中國現在仍然存在著世界上最眾多的村莊和農民，大多數農民在村子裡仍然從事著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而這些小型的、多樣化的家庭農場是最能解決未來人類食品安全問題和避免工業化農業的耗能困境的，同時也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穩定的根基之所在。」［24］

三、小結:進一步的問題探討

綜上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之不同於西方現代化進程的主要「比較優勢」，到目前來看，主要是在人多地少緊張關係及城鄉二元結構制約張力下、在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客觀形成的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

政府理性體現在政府直接作為經濟主體推進資源資本化並且佔有收益——無論是集體化時代由中央政府主導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還是改革開放後以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方式大辦鄉鎮企業和大辦開發區獲取土地資本增值收益、進行招商引資。村社理性主要表現在：社隊企業原始積累階段中的「內部化」機制；在農村勞動力流出階段的土地流轉中發揮有效作用；對現代經濟危機的「軟著陸」作用；等等。

今後很長時間內，中國參與全球經濟體系日益深化——「在實體經濟層面，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動力由國內產能過剩的推力為主變成了外部需求的拉力為主；在金融體系上，「中國主動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由核心國家的金融資本主導的國際經濟新循環」，對外形成「金融依賴」；［25］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經濟面臨結構性矛盾——勞動力，產能和金融「三大過剩」壓力，以及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之間的關係加劇失衡問題。［26］

而農村內部的社會經濟結構也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村社理性正日趨遭受瓦解：新增人口不再分地的法規頒布，農村青年勞動力大規模流出農村，農業人口的老齡化和女性化，這都極大地削弱了農村社區長期存在的能夠靠內部化來降低外部風險的機制，以及「三農」對工業化危機的承接能力和社會調節機制。

中國是否還能維護政府理性與村社理性這兩個比較優勢，已經成為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由於繼續加強其理性經濟人特徵的公司化地方政府推進激進發展主義，農村生產力三要素均因被「農業外部定價」導致大幅度淨流出，一方面是史無前例地出現城市化大躍進，另一方面是農村經濟基礎衰敗、「劣紳驅逐良紳」，遂使很多地方已經出現村社理性無效。由此，三農問題及鄉村治理困境成為「國家綜合性安全」不得不面對的多種挑戰之中的「重中之重」。

中國在邁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之後的戰略轉變之中，將其強政府的經濟理性通過深層次改革的整體推進，轉變為以加強宏觀經濟調控、建設生態文明、提供社會公共產品為主的「善治」理性；並且在實施新農村建設戰略中，採取「針對村社多邊合作的資源注入和有效制度供給」，［27］以此修復、發展村社理性，這是21世紀生態文明時代的要求。多年來從事當代新鄉村建設的一批知識分子，以村莊為基本單元在全國範圍內一些有條件的農村從事經濟、文化、社會的綜合性的合作試驗，［28］一方面順應了中國工業化中期之後「以工補農，以城返鄉」的政府理性轉變的需要，一方面也是冀望於通過幹預性試驗研究形成對小農村社理性的科學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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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何慧麗，溫鐵軍亟待從村莊層面突破小農困境［J］人民論壇，2014,（7）：66-67

責任編輯葛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