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高 廣東財經大學地理與旅遊學院
周春山 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文刊載：楊高,周春山.深圳不同類型農民工聚居區的社會融合及影響因素[J].地理研究,2019,38(02):297-312.
版權說明：感謝作者授權發布，如有轉載等事宜，請聯繫原作者。
摘要：
選取深圳羅芳村、共樂村、清湖村分別作為無依託緣聚型農民工聚居區（增長型）、半依託混居型（穩定型）、完全依託混居型（減少型）代表，對其社會融合的現狀及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
得出以下研究發現：① 整體而言，社會融合度由高至低分別為無依託緣聚型、半依託混居型、完全依託混居型聚居區。
② 不同維度社會融合方面，無依託緣聚型在社區融合、社交融合及心理融合維度上最高；半依託混居型在社區融合、文化融合及經濟融合維度上較高；完全依託混居型在社區融合和經濟融合維度上最低。
③ 社會融合的影響因素主要有社區支持度、職業技能、在深家庭規模、在深居住時間和年齡。就不同維度而言，社區融合、經濟融合、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分別是社區支持度、職業技能、職業技能、性別、社區支持度。
④ 從不同類型聚居區的影響因素來看，無依託緣聚型主要受到婚姻、社區支持度、 社區功能和年齡（負）的影響；半依託混居型主要受到職業技能、社區支持度和性別的影響；完全依託混居型則主要受到社區支持度和在深居住時間的影響。
關鍵詞：農民工；農民工聚居區；社會融合；影響因素；深圳
１
引言
根據 2017 年 4 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6 年農民工總量達到 2.8 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接近 1.7 億人。但由於長久以來的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得農民工在遷入地遇到各種排斥，無法像當地市民一樣享受城市社會服務和保障[1]。農民工遷居到城市，不僅是人的流動，也是社會關係和社會文化的流動，遷居地成為多重網絡之中的具體聯繫，並產生新的社會衝突和社會意義[2]。因此，促進農民工在遷居地的社會融合不僅是各級政府和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成為學術界重要的研究課題。
在國外與中國外出農民工相對應的概念是移民。移民社會融合研究發端於美國有關族裔移民、歐洲有關社會整合的研究[3]，主要圍繞移民與主流社會的關係問題展開，形成了同化論、多元論以及異質本地化的相關學說。
同化理論最早於1930 年提出[4]，認為第一代移民到他們的後代，同化水平在不斷提高，斷言來自不同背景的移民最終都將放棄自身的獨特身份和族裔特徵並融入到主流社會[5]。Gordon 於 1964 年總結了同化的三個過程：文化適應、結構整合、通婚[6]。有學者在 Gordon 對同化過程靜止研究的基礎上增加 了動態的維度：移民逐漸融入到主流社會，並逐漸失去他們鮮明的民族身份。但其忽略了移民適應過程中的變化和文化持續的多樣性，比如大多數亞洲移民保持了民族身份和族裔文化，學者後來發現移民及其後代與當地社會文化上的差異性甚至被進一步強化[7]。
族群文化多元主義逐漸成為解釋移民融入的核心概念，認為移民的融入過程並非一個必然的結果，移民的融入會呈現出多樣化和差異化的特徵。移民在適應新的社會與文化環境的過程中，更多地是在流入地重建自己的文化傳統和關係網絡，其原有的族群文化特徵並不會必然消失[8]。多元主義者構想了如此圖景：族裔社區的自我維繫，每一個成員身處更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中，但仍長久地保留傳統的身份和文化習俗。無論是同化論還是多元論都側重於討論移民的文化融合問題。
在傳統的文化融合之外，20 世紀晚期部分新移民表現出了經濟融合和空間融合的特徵，但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徵和歷史傳統，這種現象被稱為異質本地化（heterolocalism）[9]。
異質本地化強調居住的空間鄰近對於維持族裔身份認同和族裔文化不是必須的，移民可通過族裔網絡的參與以及其他的社會和文化紐帶的連接，保持甚至強化族裔身份認同[10,11]。在前述研究基礎上，有學者從文化融合、社會結構融合、族群意識融合、 公共事務融合、族群間歧視行為的消除和通婚等方面來測量移民的社會融合程度[5]，但缺乏經濟融合維度的考量。此外，研究表明語言、種族、信仰、社會資本、主流社會成員 態度、遷入地相關政策等對西方國家移民社會融合有顯著作用[12-16]。
關於中國農民工社會融合，從不同視角，比如社會融合的概念[17,18]、社會融合的指標構建[19,20]、以及社會融合的模式（隔離型、多元型、融入型、選擇型、融合型）[21]進行了大量研究。社會融合是一個系統問題，包含多個維度，總體上主要有以下四個維度：經濟融合、社會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17,19,22,23]。很多學者通過構建社會融合指標分析社會融合水平[18,24]，農民工的社會融合程度總體上相對較低，主要與制度、本地人的排斥等社會因素相關，還與年齡、性別、婚姻、家庭、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個人因素有關[18,25-28]。農民工社會融合程度存在一定的空間差異性，省際之間[22]、不同城市之間[29]社會融合水平不同。
目前研究有涉及單個城市農民工整體的社會融合程度[23]，也有比較不同城市間流動人口城市融入的差異[29]，但針對城市內部不同類型農民工聚居區社會融合的差異研究還比較缺乏。此外，影響因素主要考量的是個人因素和制度因素。但不同類型的聚居區，不僅個人因素的影響是存在差異的，且還應考慮聚居區（社區）因素，因為社會空間辯證法強調移民不僅作用於社會空間，而且社會空間會反作用於移民，其中對移民社會融合的影響便是反作用的表現之一[30-32]。
市場化下中國大都市農民工的社會隔離正不斷轉化為明顯的空間分異問題[33]。深圳是農民工聚集的大都市，本文選擇深圳作為研究地，著重從空間差異的視角分析三種不同類型農民工聚居區的社會融合，並從個體和社區兩個層面分析社會融合背後的影響因素。不僅有利於全面了解農民工的社會融合狀況，而且通過不同類型聚居區總體社會融合程度以及不同維度的對比，便於更有針對性地提出促進社會融合的策略，以期為當前新型城鎮化建設和農民工市民化提供參考。
２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研究區概況
首先根據 1990 年和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以 2010 年各街道農民工區位熵作為縱軸（區位熵 1 作為高低聚集的分界線），2010 年與 1990 年的差值作為橫軸，深圳農民工聚集區可劃分為五種類型：高聚集增長型、高聚集穩定型、高聚集減少型、低聚集增長型和低聚集減少型（缺低聚集穩定型）（圖 1）。
圖 1 深圳市農民工聚集區地域類型劃分和案例地分布
農民工聚居區的選取在遵循增長、穩定和減少劃分的基礎上，還結合了已有研究對農民工聚居區的其他劃分方法[34,35]。
一是從農民工群體的經濟活動對聚居區和周邊環境的依賴程度劃分為無依託、半依託和完全依託三種類型。完全依託型農民工聚居區對周邊 環境提供的就業崗位或者經濟活動依賴較大，周邊環境的變化勢必影響聚居區的發展。2014 年國家統計局深圳調查隊發布的報告顯示， 深圳農民工從事製造業的比例為64.1%，製造業的分布成為影響農民工聚集的核心因素之一[36]。因此，在大型製造企業或工業區周邊形成了大量的農民工聚居區，比如位於龍華富士康北側的清湖村、富源工業區東側的塘尾村。目前該類型的研究較少，本文選取清湖村作為代表，也屬於減少型。
二是從聚居區內部農民工的社會關係和交往的強弱程度劃分為緣聚型和混居型兩種類型。相關數據表明深圳有大量的緣聚型農民工聚居區（同鄉村），僅羅湖區就有 13 個，其形成與農民工傳統社會網絡的異地重構和尋求文化認同較為緊密。大部分同鄉村農民 工多從事相似的職業，比如大望的湖南攸縣人和木棉嶺的湖北洪湖人主要從事計程車行業，筍崗的湖北荊州人多從事二手家具電器行業，黃貝和羅芳的四川達州人則以室內裝修為主。本文選取羅芳村作為緣聚型的代表，同時也屬於無依託型和增長型。最後，半依託混居型以寶安區共樂村作為代表，也屬於穩定型。
表 1 三類農民工聚居區的基本情況
三類農民工聚居區的基本情況如表 1 所示。作為無依託緣聚型農民工聚居區，羅芳村又稱「四川達州村」，2015 年羅芳村常住人口 20000 人左右，其中外來人口超過 18000人，以四川達州籍農民工為主，主要從事室內裝修和保潔工作。早在 2007 年，便成立了中國首個「同鄉村」流動黨支部——四川達州流動黨員支部委員會，由 22 名達州籍務工黨員組成，該黨支部是促進就業、重建鄉土社會和穩定社區環境建設的重要推動力。羅芳村區位優越，靠近羅湖中心區，與香港隔河相望，交通便利，租金相對較低。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由於賦予了傳統社會網絡和低租金住房的供給，大量農民工湧向羅芳村。近幾年，由於近鄰城中村已被改造或即將被改造，比如黃貝嶺和湖貝村，導致更多的農民工遷移到羅芳村。
作為半依託混居型農民工聚居區，共樂村位於中心城外圍中心區西鄉街道的西南部，西鄰西鄉大道，東至樂群社區舊村，北至安順路，南至寶安大道 （寶安大道與深南 大道相連，為深圳城市發展東西向的大動脈）。共樂村內布局有共樂舊村、南沙新村、新一村和新三村小區以及共樂小學和共樂幼兒園等。共樂村周邊有共樂工業區、銀田工業區、安華工業區等，曾主要作為附近工業園區員工的重要居住區，2007 年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迫於轉型升級的壓力，不少企業開始搬遷或倒閉，農民工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流失。然而近幾年政府加大了中心城區城中村改造力度，導致低成本居住空間的不斷壓 縮，加上自身區位條件的改善和便利公共服務設施的供給，共樂村又吸引了農民工的遷入，聚居區總體上較為穩定。
作為完全依託混居型農民工聚居區，清湖村位於中心城區外圍龍華富士康科技園區（屬於深圳重要的製造業集聚區[37]）北部，隔梅觀高速與華為相望，南距深圳北站約 4 km。2015 年清湖村有約 33000 名的外來人口，且 90%左右的低於 40 歲。隨著 1996 年富士康的進駐，位於其北部的清湖村開始了快速發展，但近年來隨著富士康員工的不斷減少，清湖村目前存在大量的空置商鋪和住房，呈現衰減的趨勢。此外，調查顯示，清湖村農民工的家庭缺乏穩定性，平均在深家庭規模僅為 1.7 人，低於羅芳村的 3.1 人和共樂村的 2.4 人。清湖村農民工中獨自一人居住的比例高達 65.6%，遠高於羅芳村的 13%和共樂村的 35.2%；3 人及以上的家庭規模佔比為 17.7%，遠低於羅芳村 58%的和共樂村的 41.7%。
2.2 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來源於 2016 年 3-6 月開展的深圳市羅芳村、共樂村以及清湖村的問卷調查和訪談。調查時間集中在下班期間，每份問卷都由調查者面對面地對農民工進行詳盡的問答，問卷抽樣比例接近 0.5%。羅芳村、共樂村以及清湖村的集中調查點分別為 8 個、10 個和 5 個，集中調查點的問卷數量為 5~8 份，在集中調查外，根據空間距離進行了分散的隨機調查，調查足跡幾乎覆蓋了整個聚居區。在羅芳村，集中調查點主要位於聚居區的入口處、西北部、羅芳工業區、安芳幼兒園、東方學校等；在清湖村，選擇了 5 個點進行問卷調查，包括清湖村入口、清湖村北部的休閒廣場、清湖村中部的籃球場、富士康小北門出口處、清湖商業廣場；在共樂村，有多達近 10 個點的集中問卷調查，包括共樂小學、豐樂園、樂城百貨等（圖 2）。羅芳村、共樂村、清湖村分別發放 103 份、111 份、105 份問卷，共計 319 份，並全部收回。有效問卷分別為 100 份、109 份、99 份，有效率均在 90%以上，總體有效率接近 97%。
圖 2 三類聚居區的空間邊界和集中調查點分布
此外，羅芳村、共樂村和清湖村空間邊界的劃定首先視其行政邊界為主要依據，即分別以羅芳社區、共樂社區和清湖社區的轄區邊界為主要空間邊界。但有些社區的轄區範圍並非一個整體，比如共樂社區和清湖社區，因為兩個社區除了本文劃定的農民工聚集的地域，還包括相距聚居區一定距離的行政辦公區、社區健康服務中心以及教育等公共服務空間。因此，空間邊界的劃定還考慮了空間的連接性和空間的物質特徵，最終劃定了三類聚居區的空間邊界 （圖 2）。
2.3 社會融合的測量方法
國內大部分有關社會融合的研究主要從經濟、社會、文化、心理等四個維度進行探討。經濟融合是起點和基礎，是農民工融入遷入地的最基礎保障，是生存和發展的前提；社會適應是融合的廣度，社會適應主要指在新的環境中，農民工對周邊環境尤其是社會環境的適應過程，包括社會關係和社會交往，通過社會交往視角，能夠反映農民工捲入城市社會的程度；文化交融是社會融合的重要階段，農民工主要來自農村，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存在較大差異，不同地區之間的文化差異同樣存在，適應遷入地的文化是實現社會融合非常重要的過程；心理認同是融合的進一步深化，只有農民工對遷入地有較高的滿意度和歸屬感，才是真正實現了社會融合[19,22]。
參考已有研究，結合深圳的實際情況，本研究共設計了 11 項指標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構建社會融合的主要結構因子（表 2）。經濟融合選取年收入、職業和居住面積；社交融合選取與社區居民交流的頻率、主動上門拜訪社區居民的頻率、在深圳擁有的親人和熟悉的老鄉的數量、在深圳擁有好朋友的數量；文化融合涉及到語言習慣和傳統風俗習慣的傳承情況；心理融合主要考慮農民工對社區的歸屬感、對社區和深圳社會環境的滿意程度。
表 2 社會融合指標的描述性分析
2.4 社會融合影響因素分析方法
有研究表明，性別的差異將影響遷入地家庭成員規模的大小，女性的獨立性要低於男性，更傾向於將親屬接到身邊[26]；婚姻會給農民工在遷入地增加親緣和血緣關係[26]，傳統社會網絡有利於農民工在城市尋求生存和發展方面的資源；在遷入地居住時間的長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對社會交往的融合影響較大[23]；第二代農民工相比第一代具有更強的城市化傾向，社會融合程度更高[18]；遷入地家庭成員的規模越大，將減弱與老家的聯繫，提升在遷入地的留城意願和認同感；受教育程度和職業技能作為人力資本的重要構成部分，是影響移民社會融合的重要因素，人力資本大都提升收入水平，促進經濟融合，並增強對遷入地文化的接納[38]；本文試圖探尋遷移距離對社會融合程度的影響，所以選取了戶籍所在地這一變量。此外，聚居區（社區）是農民工生活的落腳點，也是開展工作和服務的突破口，對實現社會融合至關重要[22]。
因此，本文採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從個體和社區兩方面探討影響深圳不同類型農民工聚居區社會融合的主要因素，因變量為整體社會融合程度和社會融合各主因子融合度，自變量共 12 個（表 3）。其中，個體因素包括年齡、戶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在深居住時間、在深家庭規模、性別、婚姻、職業資格證書獲取情況。
表 3 社會融合影響因素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指標操作如下：① 年齡、在深居住時間、在深家庭規模三個指標均為實際值。② 性別、婚姻、職業資格證書獲取情況三個指標為二分變量，分別以女性、未婚、未獲取職業資格證書為參照組，賦值為 1，將男性、已婚、已獲取職業資格證書賦值為 2。③ 戶籍所在地和受教育程度作為虛擬變量，前者設置成 3 組，以在廣東省內為參照組賦值為 1，廣東鄰近省份為 2，其他省份為 3；後者設置成 6 組，以未受過正式教育的為參照組，賦值為 1，小學為 2，初中為 3，高中為 4，中專為 5，大專及以上為 6。
社區因素主要有社區支持度、社區活動參與度、社區功能以及社區環境。其中，社區支持度通過題項「社區成員對我 （家人） 很友好」來測量，賦值分別為「1=非常不同 意，2=不太同意，3=一般，4=比較同意，5=非常同意」；社區活動參與度通過題項「若社區內有活動，您會」來測量，賦值分別為「1=不願意參加，2=看情況，3=願意參加」；社區功能通過題項「您認為該社區是一個怎樣的社區」來測量，賦值分別為「1=純居住地，2=居住和生活地，3=居住和工作地，4=居住、生活和工作地」；社區環境同樣通過題項「您認為該社區是一個怎樣的社區」來測量，賦值分別為「1=農村社區，2=半農村半城市社區，3=城市社區」。
３
社會融合程度分析結果
對前文所述的 11 項社會融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 KMO 檢驗值為 0.601，巴特利特球度檢驗值為 497.839 （P<0.001），說明 11 項指標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表明，深圳農民工的社會融合結構維度有 5 個，用 Z1、Z2、Z3、Z4、Z5 表示，其初始特徵值分別為 2.313、1.740、1.318、1.088、1.031。由於特徵值之間差距較大，為便因子命名具有較好 的解釋性，本文採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轉法對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旋轉，得到旋轉後的載荷值（表 4）。
表 4 旋轉後的因子載荷矩陣
註：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法；旋轉法：具有 Kaiser 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
對前文所述的 11 項社會融合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得到 KMO 檢驗值為 0.601，巴特利特球度檢驗值為 497.839 （P<0.001），說明 11 項指標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表明，深圳農民工的社會融合結構維度有 5 個，用 Z1、Z2、Z3、Z4、Z5 表示，其初始特徵值分別為 2.313、1.740、1.318、1.088、1.031。由於特徵值之間差距較大，為便因子命名具有較好的解釋性，本文採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轉法對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旋轉，得到旋轉後的載荷值（表 4）。
從旋轉後的因子載荷矩陣中可知，在因子 Z1 中，您和該社區的居民多長時間會聊一次天、您上門拜訪該社區裡的居民的頻率的因子載荷量較高，分別為 0.874、0.846，主要反映的是社區融合。在因子 Z2 中，年收入、目前的職業、人均居住面積因子載荷量較高，分別為 0.798、0.733、0.644，主要反映的是經濟融合。在因子 Z3 中，在深圳您有多少好朋友、 在深圳您有多少親人和熟悉的老鄉的因子載荷量較高，分別為 0.849、 0.799，主要反映的是社會交往的廣度。在因子 Z4 中，平時以講什麼話為主、老家的一些風俗習慣在這邊有延續下來嗎的因子載荷量較高，分別為 0.738、0.716，主要反映的是文化融合。在因子 Z5 中，您對該社區和深圳的社會環境滿意嗎、您對所在社區有很強的 歸屬感的因子載荷量較高，分別為 0.881 和 0.602，主要反映的是心理融合（表 4）。
5 個主因子中，社區融合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最多，為 15.867%，依次是經濟融合因子、社交融合因子、文化融合因子、心理融合因子，其方差貢獻率分別為 15.296%、 14.09%、13.258%、12.107%（表 5）。
表 5 深圳農民工社會融合所提取的主因子
註：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法；旋轉法：具有 Kaiser 標準化的正交旋轉法。
以各主因子方差貢獻率為權數，可先求出整體社會融合的因子得分，然後將各主因子和整體社會融合的因子得分按照標準分轉換到 1~100 之間的數值（表 6）。整體而言，三類農民工聚居區社會融合程度為 47.64，與已有研究 （2011 年上海城中村外來人口社會 融合程度為 45.51，2013 年中國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得分在 45 左右） [22,23] 相比，社會融合程度較為接近。在各個維度上，從文化融合、心理融合、社交融合、社區融合、經濟融合依次降低，並且經濟融合、社區融合、社交融合與文化融合、心理融合的差距較大。
表 6 深圳三類農民工聚居區社會融合及其結構維度因子得分
羅芳村的社會融合程度最高，其次是共樂村，最後是清湖村，社會融合的程度影響社區發展的穩定性，三類聚居區社會融合的程度與其發展類型是相吻合的。不同維度的對比表明，無依託緣聚型農民工聚居區在社區融合、社交融合以及心理融合維度上最高，半依託混居型在社區融合、經濟融合、文化融合維度上較高，完全依託混居型在社區融合和經濟融合維度上最低。
雖然國內外學者強調經濟融合是社會、文化和心理融合的基礎，但本研究認為在沒有實現經濟融合的前提下，依然可以在社會融合的其他維度上取得突破。作為半依託混居型農民工聚居區，共樂村是實現經濟融合的最佳類型。完全依託混居型的社會融合程度最低，但該類型聚居區的文化融合程度最高且心理融合程度高於半依託混居型。
４
社會融合影響因素分析結果
首先從整體上分析深圳市三類農民工聚居區社會融合的影響因素，再對不同類型社會融合的影響因素做進一步探討。
4.1 深圳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影響因素分析
為分析影響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因素，將個體和社區因素中包含的 12 個變量引入整體社會融合及其各融合主因子的線性回歸方程。結果發現對總體社會融合程度起作用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為：社區支持度、職業技能、在深家庭規模、在深居住時間、年齡等 5 個因素，其因素解釋力度為 54.8%，顯著水平 P<0.001（表 7）。
表 7 深圳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多元回歸模型
註：雙尾檢驗統計顯著度：***、**、*分別代表 P<0.001、P<0.01、P<0.05；括號內為參照組。
① 所有因素中，社區支持度對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影響作用最大。其中，對社區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產生正向影響，並且是影響社區融合和心理融合最重要的因素。
② 職業技能對農民工的社會融合起到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在影響經濟融合和社交融合的所有因素中排在首位，尤其在經濟融合方面，超過了受教育程度對經濟融合的影響。
③ 在深家庭規模主要對心理融合起到顯著的正向作用，家人相伴數越多，越有助於提高心理融合。擴大農民工的家庭規模是提高農民工心理融合的重要舉措之一。
④ 在深居住時間作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對農民工的社區融合、經濟融合、社交融合以及心理融 合都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本次調查顯示在深居住時間平均達到 8.2 年，其中羅芳村 10.3年、共樂村 8.8 年、清湖村 5.4 年。在深居住時間不僅有利於社區融合，也有利於提高認同感、歸屬感和滿意度，並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個人資本的不斷積累，從而對經濟融合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⑤ 年齡主要影響文化融合的程度，年齡越小，適應新環境尤其是 語言環境、文化習俗越有優勢。因此，越年輕的社區，其文化融合程度越高。
前文分析了不同因素對社會融合不同維度的影響，下文將總結不同維度社會融合的影響因素。
社區融合（Z1）主要受社區支持度、性別（負）、社區活動參與度和在深居住時間的影響；
經濟融合（Z2）主要受職業技能、受教育程度和在深居住時間的影響；
社交融合（Z3）主要受職業技能、性別、社區活動參與度（負）、受教育程度（負）和在深居住時間的影響；
文化融合（Z4）主要受性別、社區支持度和年齡（負）的影響 ；
心理融合（Z5）則主要受社區支持度、社區環境、在深家庭規模和在深居住時間的影響。
4.2 三類農民工聚居區社會融合影響因素的差異分析
為進一步對比不同類型農民工聚居區社會融合影響因素的差異性，分別對三類聚居區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最終得到 18 個回歸方程（表 8）。無依託緣聚型（羅芳村）在整體 社會融合、社區融合、經濟融合、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顯著水平均小於 0.05；半依託混居型（共樂村）在整體社會融合、社區融合、經濟融合、社交融合和心理融合的顯著水平小於 0.05；完全依託混居型 （清湖村） 在整體社會融合、經濟融合和社交融合的顯著水平小於 0.05。
表 8 三類農民工聚居區社會融合的多元回歸模型
（請橫屏查看）
為進一步對比不同類型農民工聚居區社會融合影響因素的差異性，分別對三類聚居 區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最終得到 18 個回歸方程（表 8）。無依託緣聚型（羅芳村）在整體 社會融合、社區融合、經濟融合、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顯著水平均小於 0.05；半依託混居型（共樂村）在整體社會融合、社區融合、經濟融合、社交融合和心理融合的顯著水平小於 0.05；完全依託混居型 （清湖村） 在整體社會融合、經濟融合和社交融合的顯著水平小於 0.05。
從整體社會融合影響因素來看，羅芳村受婚姻、社區支持度、社區功能和年齡（負）的共同影響；共樂村主要受職業技能、社區支持度和性別的影響；清湖村主要受社區支持度和在深居住時間的影響（表 9）。
表 9 三類農民工聚居區社會融合的影響因素總結
① 從社區融合維度上講，清湖村回歸不顯著，而羅芳村和共樂村均受到社區支持度的影響，但均非主要影響因素，影響更為重大的因素是職業技能，但羅芳村是反向影響。作為緣聚型農民工聚居區，羅芳村的四川籍農民工主要從事室內裝修，其業務已經 擴展到省外，在某種程度上，職業技能的提升削弱了聚居區內的交流。
② 從經濟融合維度上講，職業技能是影響經濟融合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受教育程度。此外，社區功能 對羅芳村農民工的經濟融合也產生一定的影響，共樂村的經濟融合還受到在深居住時間 的影響。
③ 從社交融合維度上講，清湖村主要受在深居住時間的影響，而羅芳村和共樂村的影響因素截然不同，羅芳村主要受農民工文化水平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負向的，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社會網絡的規模越小。作為緣聚型聚居區，社交網絡主要集中在聚 居區內且同質性較高，若受教育程度越高，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往的規模。共樂村主要受性別、婚姻、社區參與度 （負）、在深居住時間的影響。
④ 從文化融合維度上講， 共樂村和清湖村回歸均不顯著，羅芳村主要受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年齡越小，越 容易接受大都市文化和語言，但受教育程度對文化融合的反向影響則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地方。
⑤ 從心理融合維度上講，清湖村回歸不顯著，婚姻、社區支持度和年齡（負）對羅芳村心理融合的影響顯著，年輕一代和已婚農民工對羅芳村的歸屬感和滿意度更高。共樂村的心理融合則主要受在深家庭規模和在深居住時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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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討論
深圳農民工社會融合可劃分為社區融合、經濟融合、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五大維度。不同類型農民工聚居區，其整體社會融合以及不同維度的社會融合存在明顯的差異，整體而言，社會融合度最高的是無依託緣聚型（羅芳村）、其次是半依託混居型（共樂村）、最低是完全依託混居型（清湖村），社會融合程度越高，聚居區越穩定。此外，無依託緣聚型農民工聚居區在社區融合、社交融合以及心理融合維度上最高，半依託混居型在社區融合、文化融合、經濟融合維度上較高，完全依託混居型在社區融合和經濟融合維度上最低。
本文研究表明，三類農民工聚居區整體社會融合程度並不高，但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程度較高，遠高於社交融合、社區融合和經濟融合，這與 2013 年中國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研究結果 （即流動人口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遠高於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融入[22]）是相吻合的。但與國際移民融合的規律相比，卻有較大差異，國際移民容易實現經濟融合，但在文化和心理融合維度上卻難以實現，在遷入地重新構建自身的文化傳統[7]。農民工的文化和心理融合程度較高，是由於地區之間文化上的差異相對較小，並且屬於主觀可控因素。而經濟融合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受制於多方面因素，比如就業市場、政策環境等。此外，上海外來人口社會融合的研究表明，文化融合程度相對於心理融合和社會關係融合是較低的[23]，這與本文的研究結論有一定差異，主要是由於上海作為傳統大都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農民工要適應當地的語言、風俗習慣還是具有一定困難。
社區支持度、職業技能、在深家庭規模、在深居住時間、年齡等 5 個因素是影響深圳農民工社會融合的主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社區支持度，即農民工很看重聚居區內部的關係融洽程度，如果鄰裡關係較好，不僅有利於農民工的社區融合，而且對農民工歸屬感和滿意度的提高大有裨益。在遷入地，促進農民工經濟融合最關鍵的因素並非提高其受教育程度，而是提高其職業技能。研究發現，三類農民工聚居區整體社會融合均受到社區支持度的影響，此外，羅芳村還受到婚姻、社區功能和年齡（負）等因素的影響，共樂村還受職業技能和性別的影響，而清湖村還受在深居住時間的影響。
前人研究社會融合影響因素中，受教育程度作用較大，但在本文研究中，只是對經濟融合起到明顯的正向作用，對其他維度的社會融合併未顯示積極的影響。羅芳村社交融合和文化融合的影響因素中，受教育程度起到的是負向作用，這需要在以後的研究中 做進一步的探討。清湖村在某些維度上的回歸不顯著，在日後的研究中需進一步補充和完善該類型的研究。本研究借鑑社會空間辯證法，通過聚居區對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影響 分析聚居區對農民工的反作用，但本文在分析聚居區的影響因素中，還需要深化和細化社區因素，以便更準確和全面地分析聚居區對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影響。
促進農民工社會融合是實現市民化和新型城鎮化的重要舉措，本文提出以下意見。
① 政府在促進農民工社會融合的過程中，可以在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等維度上尋求突破，因為經濟融合的基礎是人力資本的積累，這需要長期的過程。並且研究已經表明，在經濟融合較低的聚居區，可以獲得其他維度的社會融合。如果尋求經濟融合上的突破，可以從提高職業技能入手，而非受教育程度。
② 從農民工自身視角出發，鼓勵農民工的主動融合，提升融入城市的主觀能動性，主要表現為自我身份的認同和提高對城市的滿意度，並鼓勵他們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和積累社會資本。
③ 從聚居區角度講，提高社區支持度是促進社會融合的有效路徑之一，此外，要降低社區活動參與的門檻，提供社區居民交流的場所。充分發揮社區的橋梁作用，努力營造和諧的社區環境和鄰裡關係，提升融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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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深圳不同類型農民工聚居區的社會融合及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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