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是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兼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實驗發起人、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約翰 庫奇為蘋果公司教育副總裁，是賈伯斯親自登門邀請的第54號員工，同時也是蘋果公司駐歐巴馬總統「國家教育技術計劃」和「連接教育計劃」代表。
2019年，朱永新、約翰 庫奇分別出版了《未來學校》和《學習的升級》，詳細描繪了各自對於未來教育與學習的理解與暢想。在本文中，朱永新與約翰 庫奇在搜狐媒體大廈就「學習的升級：技術如何釋放終身學習者的潛能」話題展開了一段深刻而妙趣橫生的對話。
朱永新，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兼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實驗發起人、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
[美]約翰 庫奇（John Couch），蘋果教育副總裁（蘋果公司首任教育掌門人）
導讀標題
一、用技術解鎖學習
二、用網絡升級學習
三、用改革重塑學習
四、用動機激發學習
如何運用技術解鎖未來教育與學習？如何運用網絡為數字原住民升級當前教育系統，使之從原有的項目制學習過渡到當下的挑戰式學習？這是中美兩國學界共同關心的未來教育話題。
本文通過對中美兩國教育改革歷史追溯與現實困惑的比較發現：中美文化與政策制度差異是兩國教育改革形態不同的主要原因，但即便如此，兩國社會與教育的關注點正從「教」轉向「學」，教育變革對人的依賴性正越來越強，未來教育將共同向教育生態系統升級、校內外教育資源融合、構建多元學習中心構建等目標發展。不斷完善現代學習內容並尋找最佳學習效應點，對促進我國未來教育與學習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用技術解鎖學習
朱永新：您和賈伯斯是同事，我們中國人對賈伯斯非常感興趣，我聽說他在教育領域也提出「賈伯斯之問」——為什麼我們在教育技術上投入了如此多，卻遠遠沒有像在工業領域、商業領域那樣引起深刻的變化？我想了解一下，賈伯斯是否真的提出過這個問題？您對於賈伯斯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您如何看待用技術解鎖教育？
約翰 庫奇：實際上，在網絡上經常存在一些關於賈伯斯的偽新聞，我認識賈伯斯這麼多年，我沒有聽說他說過這句話。在我的印象中，賈伯斯聰明絕頂，才華橫溢，很有激情，同時，他也很擅長講故事。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就跟我分享了對於蘋果未來發展的願景，當時他引用了來自《科學美國人》雜誌上的一份研究報告，這個報告比較了地球上的各種動物完成一個固定距離的移動，誰需要的能量最少。最後的排行榜上，禿鷲排名第一，人類的排名很靠後。但是，這篇文章最後的結論來了一個大逆轉，那就是，如果人類用上自己發明的最慢的一種交通工具，也就是自行車，來跟地球上所有的動物們較量一次，那麼人類就會排名第一，大獲全勝。蘋果公司的願景就是通過技術為人類賦能，就是說，如果自行車是人類的體力放大器的話，那麼蘋果的個人電腦就是人類的腦力放大器。
我曾經和賈伯斯在史丹福大學跟學生們對話，其中一位學生問賈伯斯，蘋果公司想要招什麼樣的人？我當時想，蘋果公司需要的應該是本科階段學工程學，繼而修MBA的人才。然而賈伯斯的回答卻出乎人們的意料，他說：想像一下聖代冰激凌，最重要的並不是那兩勺冰激凌球，也並不是在冰激凌球裡放的那幾顆草莓，或者說是那些奶油，而是其最上面的那一點堅果。他的這樣一番話令在場的每一位學生都希望能夠在蘋果工作。
我在《學習的升級》中提到過一個例子：說的是我們向聖瑪麗中學捐贈Apple II 計算機，最後電腦被束之高閣。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一個寶貴的教訓。它讓我認識到，技術能成為學習強大的助推力是沒錯，但這種力量並非在每個人眼裡都是顯而易見的。我曾在《蘋果為何未能在學校中推廣》（How Apple Lost Its Way to School）一文中寫道：「如果沒有謹慎認真地推廣落實的話，我們的教育機構會將賈伯斯『腦力自行車』的想法變成無比枯燥的『健身跑步機』，最終毫無成效（約翰 庫奇，賈森 湯，慄浩洋，2019）。」
計算機被放在保潔室落灰是一個很好的故事，因為它極其生動地告訴了我們，將技術帶入學校、教室甚至課程安排裡面，然後期待它自己發揮作用，是根本行不通的。最終以何種方式鋪展落實技術，與事先選擇正確的技術一樣重要。據我觀察，教師在課堂上使用技術主要有三種目的：一是提高效率，二是提升效力，三是完全改變學習體驗。如今，在教學中使用技術，大多都是為了前兩個目的，但我認為這是遠遠不夠的，僅將技術作為提高傳統教學效率的「工具」是大大低估了技術的作用。
人們經常說：「技術只是一種工具！」雖然可以將技術（尤其是教育技術）視為一種工具，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只能將其視為工具，也不應該如此。想要真正重塑教育，我們就不能再為技術設限。我在《學習的升級》引言中就已經說到，數字原住民根本沒有將技術視為一種工具，而是認為技術本來就是生活環境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然而，許多教師和家長還沒有理解和接受這一點。舉例來說，目前課堂上使用技術的一些最常見的方式有：使用資料庫等後端軟體製作電子成績表單、建立無線連接、瀏覽網際網路和列印練習冊。這些例子都完美地說明了技術能提升效率—沒有技術，這些事情同樣能完成得不錯，無非就是慢一些而已。雖然提升效率的益處也不少，但僅用技術來提升效率，較之技術真正能發揮的作用而言，可謂九牛一毛。要想改變教育確實不能光靠技術的力量，在諸多的演講中被問及最多的就是有關技術和技術改變力量的問題，但是人們最感興趣的還是技術與教育本身的問題，是吧？
朱永新：是的，技術與教育的問題一直是我們探討的重點。我一直認為，僅僅靠技術是無法真正改變教育的。技術與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教育方法之間有一種共生的關係。在中國與美國很相似的一點是，大部分學校—可以說80%到90%的學校—是為了買技術而買技術，只是為了炫耀自己擁有了先進的技術，而從未運用技術。
您曾經跟賈伯斯說：「老喬你知道吧，如果所有學校買iPad都只是為了節省成本—因為學校認為這樣做可以節省紙版教材的開銷—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他們教學的方式，那麼，我們的想法註定失敗。」你批評說，很多iPad都只是在被簡單地當作替代品，就像電子白板。電子白板真的改變教育了嗎？沒有。很多學校買了電子白板，然後驕傲地說，「看看我們的技術，我們走在時代的尖端」。他們只是在把技術當作替代品。「正因如此，技術反而得到罵名。身在蘋果這樣的公司，這一定是個非常有趣但又令人沮喪的立場，你的產品沒有被有效使用，你卻無法改變現狀。」
您能不能解釋一下，究竟怎樣才能發揮技術的作用？
約翰 庫奇：美國學者科勒（Koehler）和米什拉（Mishra）於2005年在舒爾曼（Shulman）提出的學科教學知識PCK的基礎上提出TPACK（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即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
如果僅僅靠技術力量是沒辦法真正改變教育的，技術需要和教育理念共同推進教育變革。我觀察到，很多學校在炫耀技術而不是運用技術，原來是在書本上學習，現在是在屏幕上學習而已。這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教學方式，技術本身並沒有發揮真正的作用。
所以，技術解鎖教育，我認為最關鍵處其實在於改變生態系統。早些時候iPad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它的成功並不是因為設備本身，而是蘋果所創建的商店。蘋果手機也是一樣，它的關鍵點也並非在手機本身，而是革新了大家使用手機的生態系統，創建了蘋果商店。對於教育，我們也需要像過去設備改變生態系統一樣，通過技術和設備的使用，去改變學習的整個生態環境。
「數字原住民」一詞由企業家兼作家馬克 普林斯基（Marc Prensky）首創，他在200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該詞，用來指代1979年以後出生的人。數字原住民描述的是在數字世界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他們從小就開始接觸個人計算機、電子遊戲、平板電腦以及手機。例如，如今的高中生都是在谷歌公司成立後出生的，他們連沒有網際網路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都不知道。他們可能從來沒有使用過圖書館的卡片目錄（甚至是借書卡），而是使用即時網絡資源來尋找答案，如搜尋引擎、維基百科或You Tube。2007 年推出第一代iPhone時，現在的大學畢業生當年還是小學生，如今，七年級中80%的學生都擁有自己的手機，他們可以接觸到大量內容與應用程式。這一變化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各種設備的功能，更在於這些設備構建的虛擬平臺和生態系統。有些人稱如今成長起來的數字原住民是「應用程式的一代人」。我經常聽到成年人將現代技術稱為「工具」，但數字原住民只將其視為環境的一部分，與我們這一代人看待「電」沒有什麼不同。我小的時候也不會將「電」視為一種工具，而是認為電就是生活環境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普林斯基說：「數字原住民會以和我們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處理信息。」這就是現在學生所面臨的生態系統。
數字原住民總是處於活躍狀態，要麼在現實世界中活動，要麼在虛擬世界中活動。他們很少能夠長時間地使用某項特定的技術以及從事某項工作，他們隔上一段時間，就要換新的。數字原住民一路從MySpace、Facebook、Twitter到Instagram再到Snapchat，他們感到膩了就會轉向新流行起來的事物，這只是時間問題。還記得電子郵件嗎?雖然很多成年人仍然依賴於此，但數字原住民卻極少使用。正如上次晚餐時，我的小侄女語氣溫柔地提醒我說: 「只有老人才用電子郵件呢!」這是真的。如果我發電子郵件給我的某個孫輩，我必須發簡訊或者在 Snapchat上發消息告訴他們，讓他們查收一下。如果我們希望能與數字原住民打成一片，從而教給他們知識技能，我們就必須願意與他們一起「喜新厭舊」。
朱永新：其實在中國的教育領域，2017年10月也發生了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件。一場高級教師對壘教學機器人的人機教學大戰在高考大省河南上演：一方是3名具有17年教齡、獲得過各種教學獎勵的高級教師，另一方是智慧機器人，他們對78名初中生進行為期4天的數學課程輔導。
活動首先對78名初中生進行摸底測試，根據成績平均劃分為兩組，分別接受教學機器人和真人高級教師的授課。4天時間裡他們對初中數學做有針對性和強化的教學輔導，結束後再進行一輪測試，核算兩組學生的分數提高情況。
為了保證這次人機大戰的公平公正，組織者採取了以下5項措施:第一，所有的前測卷和後測卷都由第三方教育局教研室資深教師獨立出題；第二，4天的試驗過程都進行了實時直播和錄像，供所有人監督和回放覆核；第三，試驗過程中有媒體、艾瑞諮詢公司和其他教育機構的人員做觀察員進行實地監控；第四，測試卷和智適應教學機器人上的試題經過媒體抽樣調查保證無重複或類似試題；第五，對使用智適應教學機器人的學生的訪談都有錄音記錄備查。
4天的教學過程結束以後，人機大戰的結果是機器人人工智慧教學全面碾壓真人教學，在最核心的平均提分上以36.13分（機器人教學）完勝26.18 分（真人教學），在最大提分和最小提分兩項上，機器人組也分別高出真人組5分和4分。未來的智慧機器人會幫助教師更好地從教，未來的教育也會進入「人機共教」的新時代。這也是技術賦能教育的新突破（朱永新，2019a）。
朱永新：您在《學習的升級》中將未來學習劃分為三個要素，分別為訪問、建構和編程。您為何會對編程那麼重視？你認為編程是未來學習的語言，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我個人認為它們不是一個層次的，編程是學習的一種方法，是建構式學習的一個過程，編程更應該是一個工具，或者說是數位化時代的語言。
約翰 庫奇：我重新定義了教育ABC，A代表訪問，表示未來所有的學生能夠共同訪問這些教育資源，每個人都能接上快速可靠的網際網路，有機會接觸非凡的教師，進入優秀的學校以及使用變革性的技術去解決問題。B代表建造，表示讓學生親自動手去做，親自去創造、去發現、去構建事物。通過學習使用工具解決問題，而非僅僅學習工具本身。比如學習利用新的3D列印技術或者創客空間實驗室等現代技術。C代表code，也就是編程的意思，其中包含口令（類似於寫較為基礎的代碼）和較深層次的後臺程式設計師所做的編碼，這個詞能夠表達我對於學習的理解，體現出學習的過程。比爾 蓋茨說過：學習編寫程序能拓展你的思維，能幫助你更好地進行思考，並訓練出一種思維方式，我認為這種思維方式在任何領域都有用。選擇這個詞的原因，是我想讓學生成為非常具有創造力的人，無論未來從事何種工作，他都要理解每件事情形成的樣子，這類似於編程一步步建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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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網絡升級學習
朱永新：可汗評價您說，您一直是在線學習方面的先鋒，是最早真正了解課堂技術力量的人之一。請您介紹一下，您認為在線學習對於哪個階段、哪種類型的學生最合適？對於什麼學科的學習最合適？
約翰 庫奇：薩爾曼 可汗是可汗學院的創始人。我在《學習的升級》中提到了可汗創建可汗學院的過程，從給他表妹解釋數學概念到發展為一所翻轉課堂的在線學校。可汗學院（Khan Academy）是一所在線學校，旨在為人們免費提供易於理解的學習視頻，其內容涵蓋了各種主題。薩爾曼 可汗在 2006 年創建了可汗學院這個非營利性組織，剛開始他只是將自己向表妹解釋一些數學概念的過程錄製成視頻，上傳到了 YouTube。可汗的講解深入淺出，將複雜的概念化繁為簡，很快就有其他人開始搜索、分享這些視頻，且人數還不少。沒過多久，先是數百人，很快就有數千人開始從這些 3~5分鐘的視頻中學習數學。隨著製作的視頻不斷增多，最終，可汗決定將一切正規化。於是，可汗學院誕生了，很快就不再靠單個YouTube 頻道承載。人們對這些短片的大量需求，單憑可汗自己去錄製已經無法滿足，於是，可汗開始擴張學院，並招聘那些同樣善於將複雜概念化繁為簡的人。通過擴張，學院的授課範圍延伸到了數學以外的其他課程，有數十萬人訪問該網站進行學習。在頂峰時期，可汗學院擁有近1000萬名活躍的學生用戶，這使其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教育內容學習平臺。
與此同時，薩爾曼 可汗已經從當初默默無聞的程式設計師成了如今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在 2012年，《時代周刊》將他評為「全球百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但名聲對於可汗來說不值一提，他仍像當初那樣謙虛、滿懷激情，還保持著當年為他表妹錄製數學視頻的初心。可汗學院的成功有目共睹，但可汗知道，僅靠在線學習是不夠的。2016年，可汗開設了他的第一所可汗實驗學校，這是一所隸屬於可汗學院的實體學校，旨在將在線學校與現場教學的優勢結合在一起。可汗實驗學校成立沒多久，我就和可汗見了面，並得到機會進學校參觀了一番，見了一些該校的孩子、教師和家長。他們融合線上和線下學習體驗的能力讓我印象十分深刻。如今，可汗已經為可汗學院和實驗學校投入了大量資源，包括人力資源，比如導師和輔導員，以及形式和材料資源，比如實時對話、訪談、遊戲、挑戰等。
我覺得可汗學院在在線教育方面做得非常不錯，尤其是在高中學習階段。在線學習在學科方面沒有特別嚴格的限制，但在科學學科上的學習會讓學生受益頗深，因為這些領域的在線資源會為學生提供真正的專家見解。另外，在線學習對於農村地區的學生而言，是特別好的一個機會，比如在美國郊區的學校，他們可能並不會給學生提供AP課程（大學先修課程），這時候，因為有可汗學院這樣的平臺，學生就可以在網上學習了。
朱永新：我非常贊同這一觀點。以慕課為代表的網際網路教育的興起，已經為彌補傳統學校模式的各種缺陷提供了可能性，因為它既可以完成現代學校教育制度要求的大規模教育的效率問題，也可以滿足不同學習者對於教育選擇的基本要求。自由選擇課程，自由組織學習團隊，自由選擇任課教師，隨時了解學習進度與知識掌握情況，自由安排學習時間，一種新的學習空間、新的學習組織形式，已經呼之欲出。
約翰 庫奇：目前在教育之外的其他方面，技術已經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革。維基百科和Reddit正由於眾包（多人共同在線編輯文檔或解決問題）和共創（多人共同設計和創建特定項目）而迅速壯大。如今，通過蘋果的iWork和谷歌的Docs這類免費軟體進行的協作編輯，以及通過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體進行的共享，正在人群中迅速普及。
這種協同合作的現象不僅僅局限於線上，一種全新的經濟形式—共享經濟已然出現。諸如汽車共享公司優步、房屋共享公司愛彼迎等這類創新型公司正是這種經濟的領導者。共享經濟已經席捲全球，而它正是通過移動技術得以實現的。雖然有的時候，整個世界似乎越來越分裂，但移動技術以及由此產生的共享經濟，正在讓我們重新凝聚起來。例如打車軟體uber，沒有實體，也不擁有任何計程車。
朱永新：對於數字原住民來說，是否有必要進行傳統的課堂教學？如果沒有必要的話，課堂應該進行怎樣的變革？數字原住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與眾不同的學習方式？
約翰 庫奇：對於數字原住民，我有自己的一套培養方法。我的8個在10歲以下的孫子、孫女，他們每周只有兩天在學校學習。我認為，新時代孩子擁有的社交能力和創造力都和我們不同。我兒子曾表示他在實際探索中學到的知識和能力遠比在學校更多。
美國公立學校系統成立於1912年。公立學校的教育理念並不是鼓勵學生的創造力，而是培養他們適用於工作的能力，「能夠把他們父母那輩的工作做到極致」。一位在NASA工作的太空人研究表明，在幼兒階段擁有創造力的人高達98%，成年階段僅剩2%，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教育系統，那麼我們要反思教育系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未來，學習應該更具靈活性，學校的形式可以發生變化，比如基於小區建立微型學校。我認為教育變革一定是自下而上的，家長擁有更多選擇後，倒逼教育變革。正如聖雄甘地所說：「如果你希望世界有所改變，不要去想，去付出行動。」
朱永新：您在書中提出了挑戰式學習（CBL）的概念。在您看來，傳統的教育是知識的單向傳輸，挑戰式學習強調的是讓學生自主發現知識。在書中您說道：挑戰式學習是項目制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的升級版。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項目制學習是相對於問題式學習而言的，問題式學習就是我們過去在中國課堂遇到的學習方式，老師先把一些問題拿出來，然後跟學生一起解決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幫助學生獲得知識和技能。項目制學習是一種學習方式，具備學習的很多要素，會經歷學習的很多重要階段。而挑戰式學習是一種學習的性質，具有挑戰性，所以項目制學習完全可以是挑戰性學習。那為什麼說挑戰式學習是項目制學習的升級版？
約翰 庫奇：挑戰式學習是一種以探究為基礎的學習框架，它使學習者面臨一系列個人和團隊的挑戰，從而使學習過程更具相關性和趣味性。我們先前探討過參照系，現在請花幾分鐘思考一下當下很流行的一種學習模式，即項目制學習（PBL）。在這種模式下，教師將課程設計成了由學生驅動的項目。項目制學習的靈感來自約翰 杜威等人的實踐學習理念，如今已形成一個粗略的框架，並在過去的10年中相當流行。項目制學習的交互性較之傳統的教學方式而言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它也有其他問題。
相對於項目制學習模式，挑戰式學習並非另起爐灶，而是取其精華，並在此基礎上更加重視在整個過程中創造各種挑戰、廣泛使用技術。雖然這兩個框架都是通過實踐項目來使學習更加生動，但還是有一些關鍵的不同點。第一個關鍵的不同是，在項目制學習中，教師經常指定學生去完成某項目，而在挑戰式學習的各種挑戰中，教師通常會鼓勵學生們一起設計自己的項目。對學生來說，這往往會使整個挑戰相關程度更高，從而提升他們的主人翁意識、認同度和積極性。
第二個關鍵的不同在於使用技術的方式。在項目制學習中，技術並非不可或缺，甚至有時候根本不需要使用技術，即便用上了，通常也只是簡單地在網際網路上收集信息而已。相比之下，在挑戰式學習中，技術貫穿了整個過程的各個階段。不僅收集信息時要用到技術，在溝通、協作和提升參與程度時都會以各種方式使用到技術。例如，某個項目制學習項目可能要求學生去找一段 YouTube 視頻，作為幻燈片演示的一部分進行分享，而挑戰式學習則可能會要求學生自己去錄製一個 YouTube 視頻，作為現場模擬的一部分進行分享。某個項目制學習項目可能會要求學生閱讀某篇博客並做好筆記，而挑戰式學習可能會讓學生共同創建他們自己的視頻博客，同時還得使用數字注釋工具在博客中插入筆記。挑戰式學習的目標是讓學生不再是信息和內容的攝入者，而逐漸成為製造者和創作者。
第三個關鍵的不同在於，項目制學習經常只限於能夠在課堂或學校環境中完成的想法和項目，而挑戰式學習則要求學習者積極加入更廣泛的社區，針對直接影響他們生活的實際問題，去設計方案並實施。比如說，當學生突然發現一隻青蛙有三條腿，那麼他就會產生濃厚的興趣，然後自己進行探索。但是在項目制學習中，老師絕對不會選擇讓學生自己去探索這個這個問題，因為老師也不知道答案是什麼。所以，我們現在把教育更多的權力下放給了學生，權力的下放也是目前教育系統中所不具備的。想讓學習變得對數字原住民來說更具吸引力、更有意義，挑戰式學習並非是唯一的解決方案，但它的效果的確很好，達到了設計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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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改革重塑學習
朱永新：我認為教育的變革還是要自上而下的。工業革命時期需要生產者具備讀、寫、算的能力，那個時代的知識資源非常少，政府需要聚集他們進行集中授課。而現在，資訊隨時隨地可以查找。未來將是自主選擇學習地點和學習內容的時代。每個人需要學習賦能的因素和方向不一樣，因此學校機構、學校形態和教學內容都要進行革命性重構。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內容難度適宜、體現國家意志的國家教育標準。在中國，政府能夠更好地推進教育改革，自上而下的力量會更強大。
學習方式的變革，會對學習內容提出更高的要求。教育越是自由，越是定製化，越是個性化，就越是需要建設高效優質的學習中心，越是需要國家力量的整合。教育是精選先進文化進行傳授。教育首先要傳授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所崇尚的價值觀。國家有責任承擔起這個選擇，必須建立國家教育標準。國家教育標準要科學，但也應該更個性化，有最低限度的要求。現在，我們的課程標準和教育內容太深、太難，我們要求學生掌握的知識結構太龐大、太艱深了，造成了大部分的學生是在陪著少部分的學生學習。
在未來，要打破這種模式，國家只需要給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可以了，關鍵是保證正確的價值觀和基本的讀寫能力。我們可以看到，教育領域的很多問題，首先就是因為我們的標準有問題。
約翰 庫奇：我非常同意您說的大部分內容，我有一個域名叫Autonomous Learning.com，翻譯過來叫自主學習。
我覺得自上而下的教育變革在美國是行不通的，中國政府的影響力和行動力都是十分巨大的，但是美國文化和中國文化存在本質上的差異，美國政府每四年就會換屆，換了之後可能不會進步。確實，美國新生一代的數字原住民生活的世界包括所擁有的社交、創造和合作能力等都和我們的時代大不相同。我在《學習的升級》中也舉了一個例子：賈伯斯當時來我家裡勸服我去蘋果工作，那時我的兒子四歲，他給了我兒子一臺蘋果電腦讓他玩，和我的兒子說如果你喜歡這臺電腦的話就要說服你爸爸來蘋果公司上班，後來我兒子在大學期間主修計算機科學，輔修設計學。有一次我問我的兒子，在學校學到的東西多還是自己使用科技探索課外的項目學到的東西更多，他告訴我是後者。
美國公立學校的教育理念一直延續到了今天，kindergarden是1846年一位德國人賦予的「幼兒園」英文名，拆分這個詞可以直譯為在花園裡面養小孩。另外，當時創建幼兒園的人也在幼兒園的教學體系中設計了不同材料製成的九套積木，讓孩子們拿著積木去花園裡不斷奔跑來觀察大自然，然後用積木搭建自己觀察到的大自然，孩子根據在自然界中所觀察到的具體形象，再使用抽象的積木搭建方式描繪大自然。這九套積木在如今的麻省理工學院建築學院的研究生教學中仍有所使用。在幼兒園出現130多年之後，賈伯斯在技術身上看到了和積木同樣的潛力，並且通過技術讓大家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比如看電影、聽音樂等等，這樣的方式也更加民主化了。
朱永新：學校變革也好，教育改革也好，有一個長期的目標，持續地努力很重要。但是我們的領導和校長往往頻繁地變動更換，到了55歲就要退居二線，60歲就要退休，這樣許多人就沒有深耕的夢想，沒有持久的考慮。這個問題好像美國也同樣存在，我在講演中也談到，任何改變的關鍵都在於領導層。
對你來說「最令人沮喪的可能是學校領導層的更換速度」。校長或負責人會停留兩到三年，然後搬到其他地方。所以永遠不會有變革的時間。你曾看到過不可思議的變化，可一旦那個校長離開，或者那個負責人離開，變革最終便不會實現。這太令人難以置信了。你能不能給我們講個這樣的故事，同時談談你對如何改變這種情況的思考？
約翰 庫奇：除了校長離職之外，學校管理人員的頻繁更換在美國教育董事會、地區當地教育董事會也會發生。每位校長或相關管理者的任職時間有限，無法持續性地推進教育改革。目前，美國私立學校、特許學校、家庭教育都發生了很大變革，也反映出他們對於教育現狀的不滿。
我去年走訪了全球100多所學校，很遺憾只看到了部分學校在微小層面的變化，沒有見到真正發生完全系統性變革的學校。
目前我所參與的三個項目開展的都是以挑戰為基礎的課程。其中，Lab shcool是針對3—4年級那些基礎較為薄弱、跟不上學校日常課程進度的學生。我們有信心讓他們在一年內趕上進度。我們和牛津大學合作，加上以挑戰為基礎的內容，在當地社區選拔適合的教師，資金來自美國政府對教育的撥款，以導師制培訓教師，完善整個教育生態系統。一個月後，我們會發布相關白皮書，更多地說明教育應該如何變革。
朱永新：斯坦福網絡高中的線上課程模式也非常突出，未來公立學校的教學制度也會發生很大變化。美國的特許學校很大程度上把教育方式、教育內容還給學生。未來，校長任命和教師的聘請的方式也會發生很大變化，在未來學校將會成立一個個學習中心，學習中心沒有以「校長室」為中心的領導機構，更像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創業孵化器。
關心學習中心長什麼樣子，必然繞不過一個問題:未來學習中心，還會不會有「校長室」這樣的領導機構。其實這種思維方式，是從我們過去的經驗出發的。
傳統的學校往往管理層級很多，管理人員很多，工作效率不高。前幾年就有網友反映，海南省某中心小學校本部設置了校長、教導處、德育處、總務處等領導崗位 16 人，其中校長就有 5 人。
未來的學習中心將沒有以「校長室」為核心的集權式領導機構。由於教師與學生雙向選擇，教師成為學生成長的助手和陪伴者，教師和學生都有著強烈的自我發展與成長需求，彼此之間是以互相選擇進行「投票」的，每一方的選擇都遵從了自我意志，教與學都不再需要繁瑣的檢查和考核評價。同時，學生的自組織能力也是教師所要提供的重要教學與指導內容之一。
所以，未來的學習中心，在教學的核心業務上是扁平化管理，甚至會基本成為自組織管理，會出現「多中心」的方式（朱永新，2017）。
《學習的升級》裡面提倡個性化學習，主張教育要變被動為主動。其實這個觀點中國古代聖賢孔老夫子在幾千年前就提倡過，可是一直沒能實現。您認為原因是什麼？在今天網際網路改變社會的背景下，會不會比過去更有可能實現？
約翰 庫奇：其實我書中有個案例是這樣的：在芝加哥一個學校，一個班學生存在六種不同等級的閱讀理解水平。如果教師備課顧及班上每個學生，他們平均每星期要耗費40個小時以上的時間。但如果可以利用好科技，用大數據去分析學生的學習情況，根據學生個人需求制定學習計劃，同時根據學生數量和課室大小去設計課堂教學方法，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取得更好的成績，也可以幫助教師節省很多時間和資源。這是技術賦能教育的一個表現。另外一個例子是，美國有個教育公司，對蘋果商店的所有教育APP做了深入研究分析後，分別給某所學校的學生進行個性推薦，並讓他們每天堅持學習1小時，跟蹤半年後發現學生的成績平均提高了39%。
和計算機一樣，教育也需要一個能夠滿足當代人需求的系統。就現今的狀況而言，需要滿足的是數字原住民的需求。此外還需要能力卓越、眼光敏銳的領導者來確保系統的整個設計、推行和落實都能夠與時俱進。到目前為止，情況並非如此。大部分的教育體系已經過時，並且與社會脫節。教育體系的使用者（學生和教師）完全依賴於該體系，但這種體系一直以來單是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就已經很吃力。修復體系（打「補丁」）或用新體系取而代之（從頭開始）都不可取。教育體系真正需要的是重新布線，升級教育作業系統，以便更好地將學生、教師、家長和社會連接起來。如此一來，學校就能成為培養創造力和創新思維的沃土。只有通過對教育體系進行重新布線，即從被動的教育模式轉向積極的學習模式，我們才能在變化出現時及時去適應，而不用擔心所作的更新使整個系統短路癱瘓。
重塑教育意味著直面當今教育領域的最大挑戰：即如何利用對學習的研究成果和當前技術去創造個性化學習體驗，以更好地滿足當今學生的需求。這就要求我們以另一種方式去思考我們應如何激勵、培養、發展、衡量和評估孩子以及老師。這意味著去理解和釋放孩子的無限潛力，讓他們去學習，去創造成功。
還有一點想補充是，我發現中國有一個很強的文化優勢，當然這個優勢在亞洲其他國家也存在，那就是家長對課外的補習班或課外活動的接受程度普遍偏高。這其實是家長意識到了個性化教育的優勢。因此，如果將校外個性化教育帶入傳統學校，中國這種教育變革會比美國發生得更快。
朱永新：您說中國的這點優勢其實我不太認同。我認為未來學校沒有校內校外之分，整個教育系統應該是打通的。新東方好的英語教育可以放到課堂，學而思好的數學教育也可以放到課堂。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採購課程，然後讓學生選擇。所有的教育資源提供方只要是高品質的，不一定要分校內校外，應該是打通的，合二為一的。
21世紀以來，個性化教育與個性化學習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一種強勁的教育思潮。2006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表了《面向明日之學校教育 :使教育個性化》的報告，將個性化教育作為應對變革時代的重要教育議程，認為「一刀切」的學校知識和組織安排既不適合個人需要，也和知識社會的發展格格不入。
有一個來自歐洲的例子足以說明這個特點。在芬蘭，有一所叫 Martinlaakson 的學校。學校裡，有位叫佩卡 佩烏拉（Pekka Peura）的高中數學與物理老師，自稱「教育黑客」，是芬蘭推動個性化學習最有名的先鋒教師。
我們來看看這位芬蘭老師具體是怎麼做的。
首先，學生充分利用各種學習資源，或獨立、或自願組成小組學習新的內容。隨後，他們通過老師精心設計的練習不斷鞏固、檢驗自己掌握新內容的程度，並根據老師提供的準則（rubric）為自己打分。這些練習有核心、中級、高級水平之分，為進入下一級，學生需要順利通過「關卡」，「關卡」包括自我測試和自評。在此基礎上，學生自行決定什麼時候開始學習下一個主題的內容。通過這種方式，快速學習者依靠自主學習可以很快掌握新內容，而較慢的學習者可能只會通過第一道「關卡」，但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會得到教師的一對一指導和來自同組的進度較快的同伴的幫助。
通過這種方式，學生能夠做到按照自己的速度和節奏學習。最終，學生會根據自己在各「關卡」的表現和學習進展情況，為自己在這門課上的表現打分，該分數經過老師的認可後，會作為學生學習這門課的終評。
正如您剛才所說，美國的政府變化太快，很多政策都無法保持延續性，但是中國不會存在這樣的情況。在我們國家，很多事情只要我們認準方向，繪製一張藍圖，那就是一代接著一代幹，中國政府也會很快推進。
您在書中說，美國的校長更換像走馬燈一樣非常地快，有些學校在某一任校長期間發生很不可思議的變化，但是一旦校長離開了，這種變化便停滯了。其實中國也存在這種問題，到了55歲就要退居二線，60歲就要退休，這樣許多人就沒有深耕的夢想，沒有持久的考慮。在我們一個長達19年的新教育實驗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變革對人的依賴性實在是太強了些。
約翰 庫奇：我總是對教育體系的要求苛刻了些，因為我愛它，至少我愛它所擁有的潛力。事實上，我認為教育體系對一部分孩子來說，確實是世界上最好的體系，但我希望它能適合所有孩子。而當年我需要適應的教育體系如今依然存在，這也是導致許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一切都能變得更好，我們所愛的東西也不例外。然而有趣的是，教育體系中阻礙我們改進的障礙，並非偶然存在，而是我們自己設計、親手置入的。
朱永新：根據北京的不完全統計，現在90%以上的學生都要進行課外培訓，放學以後以及節假日都要去補習機構補習，應試教育造成了普遍的學習焦慮。
但是，未來可能就不一樣了，未來的各種培訓機構，也可以轉型為新的學習中心或者課程公司，類似今天的好未來、新東方等教育機構，將會成為新型的學習中心，成為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學習中心。正規的學校與社會教育機構打通了，甚至沒有必要再把教育機構分成培訓機構、學校、網絡機構，所有的機構都可以變成學習中心。凡是政府認定合格的學習中心，政府都可以為學生的學習買單。學生沒有必要疲於奔命，一放學就要到補習機構去，可以根據學數學在哪裡學最合適，學藝術在哪裡學最方便，體育訓練在哪裡做最有效，來明確自己的教育需求。
目前，北京部分區域已經開始嘗試邀請好未來、新東方，以及各種藝術、科學教育機構，為在校學生開設相關學科課程和下午三點半以後的活動課程。對此，我們需要持續地觀察，看看這條路是否行得通，成效是不是顯著。但是，在理論上應該是完全可行的。把選擇權交給學生，在全社會統一配置教育資源，應該成為未來學習中心的基本模式。
約翰 庫奇：確實，政府可以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使得教育資源合二為一，所以我不認同現在所謂的校內和校外的教育體系劃分。我所指的優勢是中國的文化優勢，目前中國大多數人都選擇校外教育，那麼我們應該將它融入到正規的、主流的學校中來。和中國的支付寶、淘寶和高鐵等一樣，教育的校內外融合一旦發展起來，它的發展將會是世界上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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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動機激發學習
朱永新：您在《學習的升級》中提到，要相信每個人都能成就非凡。這與我20年前提出的新教育實驗的理念「無限相信教師和學生的潛能」如出一轍。但是，這樣的一個教育理念或者可以說是教育常識，為什麼不能夠成為教師和父母的共識？為什麼許多父母和教師總是認為自己的孩子不行呢？
約翰 庫奇：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出現這種情況，一定是教育出了問題。根據我以往的經歷，孩子都會有自己擅長的領域。學生的成功和失敗往往不在於他們有沒有潛力，而在於教育者如何看待和激發他們，對孩子的期望會直接影響他們潛力的實現。我相信每個學生都有自己非常擅長的領域，如果沒有，那麼一定是教育體制的原因，沒有能夠發現孩子本身的天賦和潛能。
我的子孫很多，有人學的是建築，有的是藝術，有的是醫學。我絕對不會讓學醫的人去改學藝術或者讓學藝術的孩子改學醫。我一再教育我的孩子們，一定要充分尊重自己的選擇，追尋自己的激情，找到屬於自己的那條路，不要盲目複製自己父輩的選擇。
現在的學校一般都會排很多課程，但給每個孩子去研究自己感興趣的領域的時間很少。我有一個孫子在讀建築學，有一天他給我打電話道歉，說自己有兩門課不打算上了，理由是他學習的建築學中有一門課程需要自己動手把自己的設計做成實體。他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這上面，為此選擇放棄了另外兩門課程。我跟他說，你的選擇絕對是對的。
目前學習和教學體系中的主要缺陷在於:教育者會根據自己的主觀臆斷來判斷學生的能力，從而限制了他們的潛力，教育者沒有給孩子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得以展示自己的潛力。我們需要明白，談及一個學生是否成功，都只是自己腦中的想法。只有有意識地拒絕這些想法，並且承認，無論他們成功與否，都不能以我們的期望為人生目標，這才是實現真正改變的第一步。我所提出的由內而外地重塑教育，其核心就是認識到我們的偏見。正如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雪花，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都是單個的個體，這種獨特性至關重要。只有將人理解為單個的個體，拒絕使用平均標尺作為衡量人們的主要標準，我們才能真正學會如何讓教育改變孩子們的生活。
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我們到一個學校做了一個實驗。我們在學生的課程計劃中增加了一項新的課程計劃，這一計劃由第三方老師和教學人員來實施，並且為他們提供不同的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其中，在電影製作這門課中，我發現有一位五年級的學生對電影製作特別痴迷並且也非常擅長，他的爸爸為了方便他更多的創作為他購置了一套非常先進的iPhone的語音系統。到了這個男孩八年級的時候，我們回到那個學校找到這個小孩，發現他非常出色並且有很明確的未來規劃。而現在，這個小男孩已經成為非常著名的電影製作員。
通過這個故事可以看出，沒有一個學生是不可教的。同樣，在我的書《學習的升級》中，也有一個關鍵詞叫內在動機。我們現在的學校教育，過多地把重點放在了外在動機上，忽略了在學習中激發學生學習這個點的開發。我認為，老師的角色應該是去找到學生身上最獨特的點，找到學生本身的天賦、興趣和熱情，然後以此作為激發學生努力學習的內在切入點。作為教師，我們應該為學生提供機會去創新與創造，而不是注重他去背多少知識。如果有這樣一個學校，能夠認真認可學生本身無限的潛力，以學生為中心的話，這個學校是一定會成功的。
多年來我一直認為，如果一個人有足夠的動力，就很難有什麼能阻止他獲得成功。教育也是如此。如果一個學生極其渴望學習某樣東西，那麼，失職的家長、老師和學校合起來也阻止不了他們去學習。這就是為什麼孩子們可以記住整首歌的詞，卻總也記不住5 分鐘前剛學過的數學公式；這就是為什麼在電子遊戲中的角色遇到複雜問題時，他們能運用批判性思維、技巧來解決問題，但在做數學應用題時卻無法運用相同的技巧來判斷下一步該做什麼；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夢想成為職業運動員的男孩，每天有空打幾個小時的籃球，卻沒時間做代數作業。所有這一切，都能用「動力最關鍵」來解釋。如果孩子們學習某樣東西很吃力，在大部分情況中，並非他們沒法開竅，而是我們未能說服他們這樣東西值得學習。
在討論動力的重要性時，我喜歡跟人分享我女兒蒂芙尼的故事。蒂芙尼的哥哥克裡斯學習成績優異，但她在學習上就很吃力，我們擔心她可能有某種學習障礙。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家裡，有些知識內容，無論以什麼方式教她，蒂芙尼都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理解。但是，在和藝術手工相關的課業上她的表現都很出色。當蒂芙尼升入中學時，我們聘請了一個老師莉蓮 利伯曼（Lillian leaberman）來輔導她。利伯曼很快意識到蒂芙尼具有很強的藝術天賦，而且是個視覺能動型學習者。她幫助蒂芙尼手工製作了一個中世紀城鎮樣式的房屋模型，以及許多伊莉莎白時代的娃娃。每當蒂芙尼做手工創作時，臉上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但我從來沒有將她追求藝術的熱情與她在學術領域的表現聯繫在一起。
蒂芙尼後來上了大學，學習心理學專業。那時，她已經學會了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學習成績也很不錯。但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一位姐妹會的朋友無意中看到蒂芙尼做的一些藝術品，立馬被驚豔到了。「太棒了！你在藝術設計方面這麼有天賦，幹嘛浪費時間學什麼心理學？」這番話讓蒂芙尼幡然醒悟，沒過多久，她就放棄了她的專業，轉而追隨她對藝術的熱愛。蒂芙尼轉學到奧蒂斯設計學院（Otis-Parsons Design College）開始學習時尚相關專業。在那之後，她學習從未覺得吃力過，因為她正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而且就像任何動力充沛的學生一樣，成功隨之而來。
我記得，蒂芙尼轉學到奧蒂斯設計學院不久後對我說：「我花了 14年的時間，學的都是我不擅長的，如同奮力推球上山，直到我意識到自己的天賦和熱情所在，如今，我終於可以輕鬆追球下山了！」她說的時候，臉上洋溢著小時候製作娃娃時一樣的幸福笑容。她隨後獲得了一項特殊榮譽即贏得了「金頂針獎」（Thimble Award），此獎是該校諸多令人垂涎的獎項之一。
作為父親，我從蒂芙尼的這些經歷中學到的是，父母和老師常常認為如果孩子未能學業有成，就一定是他們有什麼問題。而事實上，蒂芙尼在學校唯一的學習障礙是缺乏動機。一旦她意識到自已的熱情和天賦所在並利用兩者之間的「最佳效應點」將其最大化，她就能夠開始發揮自己的真正潛能。
蒂芙尼的經歷使我更加堅信，教育孩子應主要在於幫助他們發現自己的天賦、興趣和熱情所在。多年來，我發現幾乎每個孩子都有「最佳效應點」。有時候，找到這個「最佳效應點」很容易（但也並非總是如此），因為我們往往會傾向於對自己擅長的事情滿懷熱情。反過來，這可能也正是我們擅長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有很多孩子和成年人並不知道他們熱衷於什麼，或者可能擅長於他們並不熱衷的事情，抑或可能熱衷於他們並不擅長的事情。我認為，教育工作者和家長的首要目標應該是幫助孩子們找到他們的「最佳效應點」，通過挖掘他們擅長的領域以及熱切想要學習的東西，然後將其與孩子們需要學習的東西聯繫在一起。當然，我知道，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教育界有個令人難以接受的真相，那就是關於如何激勵一個人這個重要的問題（更別提要激勵一整間教室的學生），是靠教師在教學實踐中自行摸索出來的，沒有人教他們該如何激勵自己的學生。關於什麼是最好的標準和什麼是最佳教學方法的討論滿天飛，但除非學生們真正參與並且有足夠的動機想要學習教師教授的內容，否則那些討論都沒什麼作用。相反，即使面對落後的教學方式以及極其有限的教學資源，動機被高度調動的學生也能學習任何想學的東西，並極有可能學成。
我認為動機是有效學習的先決條件。大多數教育工作者都同意這種觀點，但在教師培訓項目中卻很少教授如何調動學生的動機，甚至很少談及動機一詞。大多數教育學系都沒有正式關注這個問題，那些關注了這個問題的學校，也只是將其納入教育心理學選修課，充其量也就是一節課的內容而已。所以，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如果動機的重要性眾所周知的話，為什麼我們沒有經常談到呢？
我們很少談及學生動機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它無法定量檢測，這也是科學和教育學系忽視它的主要原因。我們無法通過一個孩子的測試分數或平均學分績點得知他的學習動機有多強。我們當然可以問孩子們，但這就違背了學者和教育從業者所依賴的定量分析。諸如投票和調查等，都屬於定性研究的範疇，這些往往被當作逸事證據而非嚴格的經驗證據，因而無法受到重視。即使在定性研究中，如果我們向學生做問卷調查或參與投票，他們很有可能會給出他們認為成年人想要聽到的答案，而不是說出自己的真實感受。儘管如此，即便沒有多少關於學生動機如何影響他們的表現的定量數據，但關於動機的理論卻很多。針對什麼能有效激發動機，每種理論都有其各自的調查研究。
朱永新：的確如此，每個學生都是獨一無二的，一定要找到並激發學生的內在動機。現在的學校更多關注外在動機。人們雖然出生時的起點不同，但這是可以改變的。對教育者來說，最關鍵的是，首先要更好地理解潛力和自身偏見，這樣才能進入重塑教育的下一個階段——激勵孩子們真正意識到自己擁有的潛力。你在《學習的升級》中也提到，激發內在動機的四個關鍵要素：自主選擇、正確看待失敗、刻意練習、堅毅的性格。能不能詳細地解釋一下，這四個要素究竟如何才能夠有效地操作？
約翰 庫奇：好的。第一個關鍵要素是自主選擇。讓孩子自主選擇學習新事物的方式，可以大大提升孩子的感興趣程度。孩子越感興趣，他們保持興趣的動力也就越強。如果他們動力很足，功勞並不一定在於教師教授的課程，而更可能在於教師的授課方式。讓學習變得有趣、吸引人並且有意義，幾乎是讓所有學習體驗變得更好的關鍵。與學生的選擇同樣重要的，是學生面臨的壓力。以前，在青少年體育比賽的場地邊，總有一些「怒子不爭」的父母，如今，這一大特色已經跨越到了教育界。世界各地的家長都開始往孩子身上施加越來越多的壓力，要求他們取得成功。壓力會導致應激，應激又會導致各種各樣的消極反應。作為家長，我當然理解父母都懷有「為了孩子好」的願望，我也並不是說父母不應該去推動孩子們變得更好。我的建議是，如果我們選擇鼓勵孩子，對於他們受鼓勵去做的事情，至少他們應該有發言權。確保孩子們在目標上已經有了情感上和精神上的投入，是幫助他們實現目標的關鍵。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教育故事，是在印度發生的「樹洞實驗」。那是蘋果做的一個實驗，是把平板電腦放在鄉村的一個樹洞裡，然後一群孩子自己擺弄了半天就能夠通過計算機學習了。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人指導，但是孩子們就把這一套都學會了，這就是四個關鍵要素中的自主選擇。
第二個關鍵要素是正確看待失敗。正確看待失敗這個關鍵要素實際上是耐挫力、意志力的體現，主要在於面對困難，不能退卻。人們常說要「現實一點」，而我一直都是「一切皆有可能」的忠實信徒。很少有人會聽到我說「不可能」這個詞，因為在我的人生經歷中，我看到過太多原以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最後都變成了現實。當賈伯斯第一次描述他對於未來的宏偉藍圖時，人們也認為那些幾乎都是不可能的。我在蘋果公司的工作，正是一段學習如何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的經歷，這段經歷也讓我逐漸開始牴觸「現實一點」這個想法。當與那些心懷巨大夢想的孩子們交談時更是如此。許多夢想可能不一定會實現，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一定不會實現。
第三個關鍵要素是刻意練習。這一條特別有意思，因為大多數人並不喜歡做自己認為做得失敗的事情。我們傾向於專心做自己擅長的事情，不願意碰不擅長的事情。這意味著，除非父母、老師或教練告訴孩子「失敗是值得鼓勵的，也是意料之中的」，否則他們可能會認為失敗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對失敗的負面解讀，最終會使大多數人在任何事情上都無法達到頂級水平。我們被教導的觀點是，失敗了一次就等於徹底失敗。我們將失敗視作結局，而沒有將其視作必經之路，沒有將其視作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失敗，則無以為鑑；「前車之鑑，後事之師」。我在上大學的時候一直是一個C等生，直到我選了一門叫計算機科學的課。當我上了第一節計算機科學課後，我發現我非常喜歡這門課，然後就瞬間變成了這門課的A等生。蘋果公司一直以創新著稱。但即使在剛起步的時候，賈伯斯對我們的期望就很特別，幾乎與你聽過的蘋果公司的所有事情都背道而馳：他希望員工們能夠忽視過去，挑戰現在的極限，創造未來。短期的失敗不要緊，只要是向著長遠的成功目標前進，就都會受到鼓勵。事實上，如果我們沒有經歷任何短期的失敗，那就意味著當下的創新還做得不夠。賈伯斯希望我們能不斷挑戰極限，而只有通過不斷試驗（嘗試）和犯錯（失敗）才能衝破極限。這種要求員工不斷嘗試以獲得成功的方式，最終使我們在同行業中出類拔萃。
第四個關鍵要素是堅毅的性格。請家長、老師和領導者記住，雖然失敗是進步的墊腳石，但接受和處理這些失敗所需的毅力同樣重要。正如溫斯頓 邱吉爾所說：「不懈努力，而非力量或智慧，才是發掘潛力的關鍵。」無論我們稱之為堅持、毅力、愈挫愈勇還是堅毅，我認為，確保每個學生都擁有這種態度，並能找到方法加以穩固，是重塑教育的關鍵點之一。
朱永新：幾年前我曾經接受過世界教育創新峰會（WISE）的一次調查。其中有一個問題，就是問現在孩子們學習的東西到底有多少是有用的。世界各地的教育家回答的結果是一個很恐怖的數字：17%。我覺得，大概可以保留50%，留下50%的時間讓學生自己去建構屬於他自己的知識體系。這樣來說，至少一半是學生自己喜歡、自己想學的內容，這樣就能比較好地激發學生的自主性和積極性了（朱永新，2019b）。
為什麼我們的學生必須學習如此難的知識?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參與課程大綱制定和教材編寫的科學家過於強調自己學科體系的完整性、系統性，強調反映學科發展的歷史與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結果自然是不斷做加法。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現在中國的學校是以升學為主要目標的，現在的考試評價更是以鑑別與選拔為主要目標的。所有的指向都是學術性與區分度，考試太簡單就不容易區分學生掌握知識的水平，所以，學習內容越來越多、越來越難，考試內容越來越深、越來越怪。
其實，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科學思維遠遠比科學知識本身重要。每個學生都有不同的興趣愛好、不同的學習經歷、不同的學科優勢，用統一的要求，讓所有的學生學得很難，反而會壓抑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正確的辦法，應該是大幅降低課程的難度。對所有的學生來說，只要掌握最基礎、最簡單、最能夠滿足人們基本生活需要的知識，具有承擔一個公民的基本義務的能力，就完全可以了。其他的內容則可以通過選修課程的方式，滿足不同學生的個性需要。
比如說你的孫子學建築，那麼他就有50%的時間圍繞他的建築去構建他的知識體系，建築需要美術、數學和力學等知識，那麼他就可以去有針對性地學習。也就是說根據個人的實際生涯和個人理想去構建屬於他自己的東西。我認為，我們每一位現有的知識體系基本上都是自己建構的，主要不是在學校課堂上學的。所以，為什麼不讓學生去建構他們的知識體系呢？
目前，很多學生學習變成了課上記筆記、考試背筆記、考後全忘記的情況，與其學習了之後又把絕大部分內容還給老師，不如通過自學，使其成為自己的東西。學生應該學什麼？究竟什麼知識最有價值？這曾經是教育家關注的頭等重要的問題。1859年，英國學者斯賓塞提出了一個著名命題：「什麼知識最有價值？」他對當時學校中古典學科課程佔據主導地位，重虛飾、輕實用的知識價值觀非常不滿。他依據五種人的基本活動，確立了按價值大小排列的各類知識。
今天，人們越來越重視後面的問題，即如何學、如何教、如何提高效率。學習科學成為當代教育的「顯學」就是明證。學習科學是在認知科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由生物科學、腦科學、心理科學、教育科學等交叉形成的前沿學科，自 20世紀 80 年代問世以來，備受教育界關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著世界教育教學模式的變革方向，越來越多的國家籌建專門的學習科學研究組織和機構。
我們國家也一直緊跟這個潮流，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南大學等高校建立了學習科學的研究機構。為了提高教育界對未來教育發展趨勢的預測和把控能力，2018年 11月，我參與發起的中國教育 30 人論壇在深圳前海舉辦了以「學習的革命：學習科學引領教育未來」為主題的世界教育前沿峰會。論壇邀請了海內外和兩岸學習科學方面的著名專家學者，分享學習科學的前沿研究成果，介紹學習科學的發展和應用，以及如何把學習科學的最新成果應用於教育和教學實踐。
在古今中外的教育歷史上，課程首先是圍繞著培養目標來設計的。這個思考，在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借鑑。比如說，中國古代就把「成人」作為教育的主要目標。所謂「成人」，有名詞和動詞兩種含義。名詞意義上的「成人」，在中國古代主要指德才兼備的成熟的人，類似於英文的「perfect man」。動詞意義上的「成人」，則是指成就人的過程。在中國古代，「成人」就是用「六藝」等美好的教育內容來培養優秀的人才。
我們回到歷史，看看我們當年的「六藝」課程，就是很好的課程。禮，就是禮儀；樂，就是音樂；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駕車；書，就是書畫；數，就是算術。你看看，這樣的課程，對「成人」這個目標來說，和當時的社會生活是不是密切相關？這就是為活脫脫的生活而設計的課程，一個古代社會的精英教育的課程。「六藝」沒有要求學生抽象地去掌握生命以外的東西。
那麼，未來的課程究竟應該是怎樣的形態？究竟應該把人類的哪些知識教給學生？不同的課程流派和專家有不同的主張，但是也有一個共同的困境，就是人類知識的無限性與學生學習時間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國家主義主張，要把一個國家的價值觀、文化傳統等內容在課程中呈現；科學主義主張，要把科學的原理、規律、方法等知識在課程中呈現；實用主義主張，要把人類生活需要的知識和技能教給學生。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學生究竟應該學什麼，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各種力量的平衡，各種知識與技能的疊加，課程內容越來越多，體量越來越大。
這是一件讓人沮喪的事。我認為，不斷做加法的課程，根本無法適應未來社會的發展需要。我舉個研究報告的結論來表明我的觀點。人類的科學知識總量，在19世紀是每50年增加1倍，到了20世紀初期是每30年增加1倍，20世紀50年代則是每10年增加1倍，20世紀70年代是每5年增加1倍，20世紀80年代是每3年增加1倍，20世紀90年代以後則增加得更快。
我們要學習那麼多的知識，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正如莊子曾經說過的那樣：「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的生命去學習無限的知識，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們的課程一定要改革。更重要的是，過去我們是把學習與工作完全分開的。所有的學習都在為今後的工作做準備，學習的課程內容，就是以後職業生涯必須用到的內容。但是，現在職場的變化日新月異，把學習與工作分開，把學習作為職業的準備的做法已經行不通了。西方的調查表明，一個人一生的職業變化高達10次左右，而跨行業的變換，則達到4次左右。所以，傳統的做法已經無法適應未來職場的生態。
約翰 庫奇：那麼，你認為現在的學校究竟應該教給孩子什麼呢？或者說，究竟未來的學生應該學什麼呢？
朱永新：對於學生究竟要學什麼，我們的課程應該是什麼樣的，我發起的新教育實驗，一直在思考和探索這個問題。新教育實驗，是一項民間的教育教學改革探索。它是以教師的成長為起點，以營造書香校園、師生共寫隨筆等十大行動為路徑，以幫助新教育共同體過一種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為目的的教育實驗。自2000年以來，新教育實驗已經在中國32個省市自治區、164個實驗區、5200多所學校中進行不同程度的實踐，極大地改變了學生的生存狀態、教師的生命狀態和學校的發展模式，改變了許多區域的教育生態。
新教育實驗以「為中國教育探路」為使命，在教師成長、課程研發、學校建設等方面進行了深度探索。近年來，新教育研究院的新生命教育研究所、新科學教育研究所、新藝術教育研究院等研究機構，正在以新教育實驗卓越課程體系的理論為綱要，全面研發、完善一個個面向未來的卓越課程體系。
我們認為，在以生命的幸福完整為終極目的和當下尺度，以哲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及相關學科理論為潛在的理論工具，以活生生的人為中心的三維空間裡，可以建構起未來課程的體系構架。我們可以把未來學習中心的基礎課程體系，做成如下的設計：以生命教育課程為基礎，以智識教育課程、道德教育課程、藝術教育課程為主幹，並以「特色課程」為必要補充。這些課程的落腳點不同。生命教育課程，落腳點在「拓展生命的長寬高」。教育首先是為生命而存在的，命都沒有了，還要教育幹什麼？所以，涵養生命是教育的天職。對生命的發現、挖掘、探索和追尋，是教育的永恆主題。生命教育課程以「過一種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為核心理念，圍繞人的自然生命、社會生命和精神生命展開，旨在引導學生珍愛生命，積極生活，幸福人生，拓展生命的長度、寬度和高度，從而讓每個人成為最好的自己。智識教育課程，落腳點在於「真」。智識教育課程包括大科學與大人文課程，類似於通常所說的文理課程，主要包括語文、數學、外語、科學（或物理、化學、生物）、歷史與社會（或歷史與地理）等，這是傳統課程的主幹部分。之所以不用文理課程或智力課程的概念，一方面是我們用融合了哲學、文學、歷史和地理的大人文和融合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的大科學的理念重新構建了智識課程；另一方面是因為「智識」能夠更準確地表達我們對於課程本質的思考。因為課程的根本目的不是傳授知識，而是形成用以統領知識的智慧和運用知識的能力，所以主要採取項目制學習與主題性學習的方法進行學習。道德教育課程，落腳點在於「善」。道德教育課程的目標是培養遵守社會公共道德，認同、理解、遵守與維護我國憲法，關心及參與公共事務，具有獨立思考與敢於承擔責任的能力，對民族的傳統和文化有歸屬感的現代公民。主要包括公民道德、公民價值觀、公民知識和公民參與技能四個方面的內容。我們把公民課程作為實踐性課程，更多以培養社會責任感、領導能力和經濟生活管理能力（財商）為公民教育的抓手。藝術教育課程，落腳點在於「美」。藝術教育課程的目標是讓學生在學習藝術的知識、欣賞優秀的作品、習得藝術的技能的基礎上，掌握藝術的思維，擁有藝術的品位，具有藝術的精神，傳承人類的文化，陶冶豐富的情感，培養完善的人格。藝術教育課程不是為了培養職業藝術家，不是藝術尖子和精英的選拔與培育，而是源於兒童天性的自由發揮，注重藝術欣賞力和藝術情懷的培育，是源於藝術（每個兒童的自然天性）、通過藝術（無處不在的中介作用）、為了藝術（藝術化的人生目的與境界）的教育。藝術課程不是簡單的美術和音樂課程，而是融合了美術、音樂、書法、雕塑、創意電影、戲劇等藝術樣式，用大藝術概念整合的課程。以上課程，不應該超過學生學習內容總量的50%。這樣學生就有時間從容地學習自己的「特色課程」。特色課程解決的是「個性」問題。在重新設計智識教育、公民教育和藝術教育課程後，為特色教育課程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從人的成長來分析，每個人的知識體系和智慧結構基本上是依靠他自己來建構的。如果所有人都學同樣的課程，就難以形成每個人獨特的知識體系與智慧結構。而沒有充分的時間和空間，學生是無法實現這樣的建構的。因此，必須把學習內容的選擇權，把學習的時間和空間還給學生，才能真正實現這樣的可能。研究怎樣在有限的生命空間去學對個體生命最有用的東西，這才是最重要的。
約翰 庫奇：我覺得您說得非常好。在我看來，我對於課程的願景包括家庭、社區、世界以及理想或者目的，我們將這幾點與聯合國所制定的202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PP結合在一起，這與您所說的非常類似，我覺得這可以叫英雄所見略同。
之前我和我的老闆討論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的面前是2萬公斤重的棉花糖，你會怎麼把它推開？因為它是軟的，所以推一下它會彈回來。那麼最後的答案是什麼？就是一口一口把這2萬公斤重的棉花糖吃掉。我們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一步一步地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為了孩子更美好的明天！
參考文獻
約翰 庫奇 ,賈森 湯, 慄浩洋 . (2019). 學習的升級(徐燁華譯).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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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