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一聽到考古時，可能會提起一時的興趣，覺得很神秘並且大有可為，但是興趣都只是一時，很少有人能夠將其作為一種事業，當然這也與考古自身的學科屬性有關，決定了它不會有大規模的人員從屬。所以一般人提起考古，很難理解它的真意，畢竟這離現實中很多人的生活相距太遠，很多人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見過一次考古挖掘，但幾乎所有人都是考古成果的受益者。
中國歷史上「考古」一詞出現的時間很早，北宋時期學者呂大臨就曾經著《考古圖》，但是當時的「考古」僅僅是對一些青銅器或者石刻物的收集與整理，與後世系統的考古學有很大的區別。作為一個擁有豐富歷史文化遺存的文明古國，龐大的地上地下文物為我國考古工作的開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也就決定了我國必然在考古學上有十分重要的突出地位。
近百年來，我國考古事業的發展也是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一位位優秀的史學考古工作者在考古事業的發展中逐漸顯現出來，完善了我國的考古系統。一些著名工程的開展，如殷墟的發掘、北京人遺址的發掘，以及各種大墓的挖掘，使得我國昔日豐富的文化內涵得以重見天日，不同於一些盜墓分子的不法行為，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探索我國歷史進程中付出了艱辛努力。
在考古學中，有這樣一位學者，極力推動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他就是張光直。作為一名臺灣籍學者，他16歲之前的生活卻是在北京，也是在北京度過了自己有意義的童年，北京豐富的文物遺存與建築使得他從小對這些古文明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這也為他後來投身於史學建設奠定了基礎，即使後來的回到臺灣，他還是對在北京的這段生活年年不忘，這也決定了他後來的一系列行為的發展。
至於所謂的「番薯人」，則是因為臺灣的形狀類似於一個白薯，所以臺灣人就習慣自嘲自己為「番薯人」，但張光直這個生活在北京的「番薯人」自然不同於那些傳統的臺灣人。他的幼年時期，正好趕上了我國文化界的劇烈變革，新文化運動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是很早就進入了他的思想之中，對他後來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張光直先生畢生的精力都奉獻給了中國史前考古，在學術上的貢獻可謂碩果纍纍。他在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中國文明起源的特點，中國文明的地位問題和史前時代東南沿海文化與臺灣文化的關係幾個問題的闡述中頗有建樹。同時他也是一位史學的「架橋人」，將中國的考古成果帶到了世界，同時也將西方的史學理論與方法傳到了中國，對於史學考古整體的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因為一些特殊原因，他曾多次聯繫大陸地區的學者，幫助他們了解世界史學的發展進程，進而推動了大陸地區的史學進程。
2001年，這位著名的史學考古工作者在美國逝世，就好比偉人的貢獻永遠不會過時，張光直先生的一些史學方法與成果對於我們現在的史學研究仍然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不管怎樣，他也是我國史前考古研究不可跳過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