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物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2月）堪稱近年來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重要收穫。13年來，李洱沒拿出作品，以至於人們幾乎快要忘記他發表《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時的榮光。13年中，他變成了一個周到活躍的文學組織者、深受歡迎的活動嘉賓，甚至是批評家。他依然妙趣橫生，侃侃而談；但是只有在《應物兄》出版之後，我們才會明白這13年裡他有多麼沉默。在他的嘴皮子滔滔不絕地吞吐時，有一個世界始終在他的腦海深處盤旋醞釀。他必須在喧譁與內默之間尋找平衡，尋找彼此溝通的辦法，讓喧譁不至於毀掉內默，相反成為它的滋養。最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應物兄》證明李洱做到了這一點，並且證明，恐怕唯有這樣的撕扯、掙扎與平衡，才正適合這部小說，適合他所要表現的題材。
《應物兄》被認為是一部學院小說，講的是知識分子的故事。依照常理，故事似乎應該局限在大學的圍牆之內。但正如李洱創作這部小說時的狀態一樣，圍牆外躲不掉的萬丈紅塵和圍牆內本應有的靜默沉潛之間，構成了劇烈的對話和互通，從而讓情節不斷延展，使細節持續豐富。小說的生活幅面從大學的一間辦公室出發，走向更為遼闊駁雜的時間和空間。尤為出色的是，李洱將諸多空間密切地聯絡起來，把空間的遷移編織進時間的邏輯或非邏輯關係中。因而不同的空間會彼此侵入、交疊、滲透，然後把事與人都變得面目全非。正是依靠這樣精巧而嫻熟的空間操作技術，李洱將一個其實敘事速度相當緩慢的小說講得花團錦簇、懸念迭起。就像《紅樓夢》一樣，《應物兄》所講述的故事的確是在圍牆之內，但是又無遠弗屆，指涉著整個世界。
與空間的廣闊相比，《應物兄》所書寫的時間跨度其實相當狹窄。小說的開頭，積雪尚未化去；小說的結尾，雪花再次飄飛。在85萬字的篇幅裡，小說講述的不過是一年之內的故事。但這絕不意味著《應物兄》因此而缺乏歷史的縱深。在我看來，《應物兄》中的歷史感較之它的空間技術，還要更為出色。不少論者將《應物兄》與《儒林外史》和《圍城》相提並論，但後兩者所書寫的不過是特定時代的知識分子，《應物兄》則至少寫出了三代知識分子。從改革開放初期走過來的應物兄、文德能、芸娘等是一種面貌；應物兄的學生易藝藝、孟昭華、範鬱夫則是全然不同的一代；而應物兄的老師輩，喬木、何為、姚鼐、張子房四位先生以及雙林院士，又是別一種風骨了。如果從姚鼐先生的轉述上溯至他的老師聞一多，我們甚至可以在《應物兄》當中看到整個現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承譜系。而李洱的歷史爬梳還要遠為複雜，他甚至寫出了歷史長河的不同支流。儘管小說以應物兄為敘事主線，但對其他代際的知識分子，也並非蜻蜓點水，聊存輪廓而已。譬如雙林院士，儘管出場不多，神龍見首不見尾，但貫穿全書始終，令人印象深刻、飽含情感。如他這樣的「兩彈一星」元勳始終是我國科學家當中的良心和脊梁。譬如喬木先生，他更是像影子一樣站在應物兄和整部小說的背後，並伴隨情節展開而愈發顯得重要。在雙林院士和何為先生相繼去世的時刻，喬木先生的情感強度甚至支配了整個小說，遠遠超過已然喪失激情的應物兄，讓人疑心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可能根本就是喬木先生。其實早在小說開篇，喬木先生的那句告誡，就已經重塑了應物兄的基本性格。這句告誡攜帶著諸多時間和經驗的重量，將這部小說進一步從知識分子群體推出去，面向整個中國現當代歷史。
能夠在一部全景式書寫當下現實的小說中營造出如此厚重的歷史感，源自於作家審慎認真的態度。和諸多表現知識分子的小說不同，《應物兄》本質而言不是輕浮、戲謔和油滑的，甚至沒有一丁點沾沾自喜；相反，它有一種沉痛的深情。作為一部學院小說，《應物兄》的敘述相當理性，有著不動聲色的客觀，也包容了龐雜淵博的知識，反諷與隱喻更是俯拾皆是。但李洱並未媚俗地矮化知識分子的形象，小說最重要的反思主體應物兄，始終認真地對待世界、歷史和自己。他遊走在這個令人困惑的世界，卻努力尋找著「應無常物，執有常道」的辦法。而正是在有常與無常之間，在人的有限性悲劇之中，抒情產生了。而當我們讀到那些有關1980年代歷史的回憶，又會清楚地看到應物兄的臉龐上分明帶有李洱本人的輪廓。《應物兄》之所以能夠如此認真與深情，正因為李洱從未讓寫作的理性徹底支配，他從未覺得自己超越了寫作的對象。相反，毋寧說李洱是通過這樣漫長的寫作重新理解自己，理解自己那一代人的歷史和命運。為此他必須重新創造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他和他所創造的應物兄，應物兄和他所研究的大儒合而為一了。
《應物兄》為我們提供了太多值得言說的話題。譬如「應物」二字的多重內涵，譬如他以知識為小說敘述方式的精湛技巧，譬如那個第三人稱在哲學與敘事學中的意義……但或許作為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敘事，更長的篇幅也無法窮盡對它的討論。如同那些已經被拿來與之參照的經典作品一樣，《應物兄》一定會在很多年之後，仍被人們反覆提起，並從中發現新的秘密。
責任編輯：袁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