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洱
「應物兄」和「局外人」
——評李洱小說《應物兄》
文 | 李音
字數近百萬的長篇小說《應物兄》自2018年底面世便成為文學界最熱門的話題,它的寫作時間和卷帙浩繁似乎都在證明文學界長久以來對一本描述新世紀世相的「期望之書」的渴求。正如批評家王鴻生所說,在漢語長篇敘事藝術和知識分子書寫這兩個方面,《應物兄》已挪動了現代中國文學地圖的坐標[1]。
一知名大學欲擬引進海外儒學大師,籌建儒學研究院,此事交由該大儒的弟子、著名教授應物兄具體聯絡操辦,主人公遊走於政、商、學、媒諸界乃至市井廟宇,由此展開了一出全球化時代的知識悲喜劇。《應物兄》所講述的故事題材在當代寫作和日常生活中並不缺乏和新奇,前幾年閻連科的《風雅頌》對高校和知識分子的溢惡描述雖然惹得眾說紛紜評價不一,但當下知識界的一些荒謬和亂象卻毫無疑問已經成為大眾傳播長盛不衰層出不窮的話題。儘管很多人閱讀《應物兄》都會本能地聯繫起《儒林外史》,或者還有錢鍾書的《圍城》,戴維·洛奇、翁貝託·埃科的小說等,但《應物兄》其實只是故事主線簡單,小說肌理卻枝葉蔓延技藝繁複。
細讀下來,《應物兄》和這些作家作品並沒有太多可比性。在一次訪談中,李洱自己坦言,《圍城》也好,翁貝託·埃科也好,都與《應物兄》的創作沒有什麼關係。他甚至開玩笑,如果硬要比較,「就像拿著豬尾巴敬佛,豬不高興,佛也不高興」。
不過,李洱自己說的另一段話倒是非常適合用來理解《應物兄》的雄心:
「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那個開頭。很多人都注意到小說第一句的三維時空,其實接下來馬爾克斯又寫到,河床上有許多史前巨蛋般的卵石,許多事物都尚未命名,提到的時候還須指指點點。這句話,其實透露了馬爾克斯的豪情,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給事物命名。沒錯,小說是一種特殊的命名方式。《應物兄》裡有一首短詩,芸娘寫的:這是時間的縫隙,填在裡面的東西,需要起個新的名字。這是我所崇敬的芸娘的自訴,當然也可以說是我隱秘的願望。」[2]
知識分子群體的問題和處境的確是《應物兄》描寫的重要內容,但知識界的龐雜話語、混亂曖昧的精神圖景最終是和浩蕩的世俗煙火交織在一起,整體構成了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書寫,那些不斷增加的精確細節壓倒了特定主題,其豐富性和複雜性超過某一題材的定位,其無所不包的體量和形式與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的文化結構形成一種同構關係。同時,那些細密地寫實又只是小說的肌理而不是敘事的全部和目的,小說展現出一種理智的精確和瘋狂的扭曲相混合的景觀。李洱把對時代的某種理解,某種因素塞進了真實中,從而「歪曲了」真實。這或許才是我們這個紛繁複雜信息冗餘的時代可能被命名的方式,這也是《應物兄》儘管有著不同程度的相似元素,卻最終不同於上述那些作家作品的原因。
《應物兄》
「歪曲」並不是謬誤,如卡爾維諾所說,就連科學都已經公開承認,觀察會起某種幹擾作用,影響被觀察的對象。李洱說,「中國作家四十歲以後,或多或少都會與《紅樓夢》《金瓶梅》相遇。我想,我可能受到過它們的影響,但我不知道我在哪種程度上受到了影響。或許在方法論上有某種影響?但我本人說不清楚。林中的一棵樹,你是說不清它是如何受到另一棵樹、另幾棵樹的影響的。」[3]
正是這種說不清的「影響」——或許是來自一些特殊而重要的知識和觀念,或者是來自於一些對世界和生命感受產生了永久再塑的巨大的文學文本——在作家的創作中會生成出一些「歪曲」事物的方法和效果,最終文本的世界與所表現的事物之間形成一種既是真實的又是超越再現的張力。在《應物兄》中,影響了李洱凝視當代世界的角度和光影的不是《儒林外史》、《圍城》,也不是翁貝託·埃科或寫了《斯通納》的約翰·威廉斯——儘管這些作品都很重要,它們更可能是福樓拜的《布瓦爾和佩居歇》及其所開創的百科全書寫作傳統,索爾·貝婁所書寫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命運及其喜劇風格,還有加繆在《局外人》中對世界荒誕、虛無的深刻控訴和激情抗爭。李洱並不是在題材和風格上延續承襲這些大師及名著,《應物兄》與它們看起來並不相關,它們的隱蔽聯繫更像是某些思想和事物命運經過時代的層層折射,與時遷移,在當代情境中變換成新的命題和模樣。
「歪曲」其實也應該成為一種閱讀方法。或許應該有意識、有策略的循出作家思想或作品自身呈現出的影響痕跡,去放大、顯影,在變形幻化的意義上,而不是簡單的對比,將那些重要的作品加入到我們的理解中,從而使看起來並不相關的作品煥發出特殊的光彩。在《應物兄》中,可能繁雜的信息反而形成信息盲點,細節蔓生最終超比例地淹沒了情節大綱,既為了匹配也為了拆解它繁複的認識論風格,福樓拜、索爾·貝婁、加繆都應該加入到我們的理解視閾裡面,以助我們在亦莊亦諧中觀察李洱對我們時代的命名以及命名方式。但在進行更細微的閱讀之前,在各種角度的閱讀之中,加繆的《局外人》不妨成為《應物兄》首要的(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對讀作品——加繆是李洱最喜歡的作家。據說,《應物兄》英文版的名字,李洱便建議翻譯為《局內人》。
1942年《局外人》的出版大獲成功,加繆由此聲名遠揚。這部篇幅不大僅有五六萬字的小說成為了法國二十世紀極有分量、舉足輕重的文學作品。《局外人》講述了一個小職員在平庸的生活中糊裡糊塗犯下一樁命案,被法庭判處死刑的故事。但加繆並非要講一個老套的不公正的司法案件,這個故事的內核是,加繆概括為:在我們的社會裡,一個不在母親葬禮上哭泣的人應當被判死刑。加繆想說的是,小說主人公默爾索之所以被治罪是因為他不遵循社會的潛規則。他不玩花招,拒絕撒謊。撒謊並不僅僅是說不存在的事,而且是在人情方面說出的東西多於存在的東西,多於自己感覺到的東西。矯飾超出了人的內心感受。默爾索是什麼他就說什麼,他拒不掩蓋自己的感情,社會頃刻感覺受到了威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是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局外人。這個在其他人看來具有反社會人格的人物,加繆認為,他是一個窮人,但絕不窮途潦倒,他內心追求絕對和真理的激情,他是「我們唯一配得上的基督」。李洱在不少文字中都或隱或顯表示過對加繆這位文學父兄的致敬。他曾公開坦誠,自己認真通讀過全集的作家,中國是魯迅,外國是加繆。其實李洱是一位閱讀量極大極雜的作家。他從加繆以及近似作家的思想和寫作裡獲益良多,甚至一些難以言明的微妙的氣質融入到他的精神和文學判斷力中。但在一篇名為《局內人的寫作》的隨筆中,李洱重讀《局外人》,卻讀出了一些常人鮮有注意到的細節和裂縫。像很多讀者一樣,默爾索這樣的卓異之人讓人震驚讓人痴迷。然而,李洱說或許這種卓異的鍛造要感謝20世紀上半頁尚為不治之症的肺結核。肺病氤氳在世界文學史中,從魯迅、鬱達夫到卡夫卡、契訶夫、加繆等很多作家都屬於肺結核一族,他們的自由,他們的反抗,他們的激情背後都有肺結核的幽靈。如加繆所說,「沒有比疾病更可鄙的事物了,這是對付死亡的良藥,它為死亡做著準備……它支持著人為擺脫必死的命運所作的努力」,「自由只有一種,與死亡攜手共赴純淨之境」。在這個意義上,李洱調侃加繆,他所塑造的默爾索可謂文學肺結核家族的「局內人的寫作」[4]。這個玩笑很巧妙地道出加繆式的自由、反抗和激情的局限。肺結核病通常與貧困和糟糕的公共環境有關,但或許是因肺病作家最後都脫離了貧困,所以,他們筆下的主人公死時,大都與髒亂差無關,顯得體面優雅。在李洱看來,生活存在之艱辛之巨大並不絕對更不抽象,且無法靠純粹的激情反抗來解脫;生活並非要麼肯定要麼否定,並非每時每刻都能抽象地以死亡為對立面。
加繆對悲觀與虛無的反抗可謂一種充滿陽光的地中海的思想,即他所提出的「正午的思想」。李洱沿著加繆的「正午」,提出了「午後的寫作」。與正午的寫作不一樣,「悲觀與虛無,極權與暴力,在午後的陽光下,不僅僅是反對的對象,也是一種分析的對象」[5]。李洱想要強調的是,成人精神世界中充滿著更複雜、更多維的東西。在幽昧的日常生活中,在髒亂差的世界裡,面對醜和平庸,寫作者的精神素質和文學技藝會受到更根本更嚴峻的衡量和挑戰。人的狀況可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難以概括,難以闡明。身處其中,而是不是置身局外,對複雜的當代精神和生活經驗進行審視和分析,才是我們這個時代作家的誡命。李洱把這個誡命形象化地打趣為:在曹雪芹和卡夫卡之後,作家一個基本任務,就是去寫賈寶玉長大之後怎麼辦,K進了城堡之後怎麼辦?[6]其實這個問題也可以置換為默爾索。李洱在重讀《局外人》時特別注意到,默爾索在死亡臨近之際,他想到了母親,感到了一種解放,想重新過一種生活。如果讀者留心會發現,李洱的這個思想悄然地擺放進了《應物兄》中,從全書最值得尊敬最具有反思能力的知識分子人物「芸娘」口中說出。
默爾索說,人生在世,永遠也不該演戲作假。這個信條是他悲劇的根源。「應物兄」則不同,他宿命般地要踐行完全相反的處世之道。長輩所賜的「應物」之名意在敦促期許人行君子之道,體現「聖人之情」,應人、應世、應事、應道、應己、應心,不僅要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而且還要應物隨心,應物通變。默爾索拒絕和與己無關的神父共情,拒絕與之傾心詳談,拒絕那以上帝之名附體扮演的父子兄弟之情。知名教授應物兄則被天下所有人稱兄道弟,從生活中熟識的朋友師長到大眾傳播所製造的無名讀者。也可以說,應物兄無時無刻在和他所處的世界萬物以及人群維持、上演著各種戲劇關係。與默爾索簡單到極點、孤獨游離的局外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他有三部手機,分別是華為、三星和蘋果,應對著不同的人,他會在人際交往中充當潤滑油、發電機、消防栓,甚至垃圾桶,他渾身解數使盡只為「應物」。的確,「局內人」這個指稱翻譯為博雅的中文,非「應物兄」莫屬,無法再找到更為精妙準確的詞彙。
如果默爾索想要重新過一種生活,如果生活場景換到當代中國,他大概就是「應物兄」。與不講廢話相反,應物兄所處身的世界最直觀的特點就是充滿了誇誇其談,從儒學大師、官員走卒到市儈商人,幾乎人人都有一根線頭就能扯出一個線團的滔滔不絕的本領,各路知識各類話語眼花繚亂似是而非川流不息,全都一本正經地說著混帳話。他們不僅要用這些天花亂墜、舌燦蓮花的言辭去攫取、套現利益,而且甚至還時刻準備著感動自己。但在這人聲鼎沸的世界裡,仍舊有默爾索作為局外人的幽靈在遊蕩。這個幽靈活在應物兄隱秘的內心世界中,化身為應物兄真正精神上認同的師友和惺惺相惜的同類,如芸娘、文德斯、文德能等。應物兄為了克服知識分子愛逞口舌之快的大忌,把自己分裂成兩個自我、兩個聲音,其中一個聲音只迴響在他的腦海裡,只有他自己可以聽到。這個活在腦海裡的聲音便是默爾索的幽靈。這個幽靈的存在使我們看到,應物兄所投身復興儒教的浩大工程中,所有義正嚴辭、慷慨激昂瞬間就顯出荒誕虛無的一面;那些最熱心投身於局內人生活的人偏偏最喜歡用第三人稱來言談,他們談論自己就像是毫不相關的另一個人在講述,無論是出於自戀還是出於不能承受生活之重的逃避,顯然他們全部都生活在生活之外——這在形式上像極了默爾索的律師在訴訟時完全以默爾索的口吻來陳詞,默爾索被代理了的情形——他們無恥地以「局內」戲仿了「局外」,而應物兄則認真地戲仿著局內人。
與加繆筆下瀆神的反英雄不同,應物兄的身份設定不僅是世界的正面核心人物,而且還具有「使徒」的意味。如果說海外大儒程先生是當代孔聖,應物兄便堪稱孔子七十二賢徒之首,他奔走於天地間,肩負著復興儒學的使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連他工作的場所都具有極大的象徵或諷刺意義,他們——官商學烏合之群在名為「巴別」(文明匯聚)的報告廳商討建立「太和」儒學研究院。但這件事情的操辦如同滾雪球,各方利益不斷添加進來,看起來無休無止,事情越來越顯現出虛無荒誕的色彩。芸娘曾經說,「一部真正的書,常常是沒有首頁的。就像走進密林,聽見樹葉的聲音。沒有人知道那聲音來自哪裡。你聽到了那聲音,那聲音瞬間又湧向樹梢,湧向頂端。」這像是小說《應物兄》的形式風格自陳,但這也是對我們所處世界的描述。我們的世界喪失了故事和意義,根本無從尋出開頭和結尾,只有永無止盡的喧譁。所以,沒有理由,也沒有時間節點意義,我們的應物兄沒有任何交代地闖入世界,也沒有任何前兆地被作家突然安排了意外車禍。他以半倒立的姿勢躺在那裡,頭朝向大地,腳踩向天空。
1960年,加繆死於車禍。也許,應物兄的車禍更是在直接致敬加繆
這其實也有點像砍頭死刑。砍頭,正是《局外人》的默爾索最終遭受的刑罰。默爾索說的對:呆在那裡,還是走開,結果一樣。更有意味的是,1960年,加繆死於車禍。也許,應物兄的車禍更是在直接致敬加繆。以局內人的方式,《應物兄》為極盡繁華的當代世界再次抹上了一道加繆的虛無。
注 釋
[1]王鴻生:《臨界敘述及風及門及物事心事之關係——評<應物兄>》,2018《收穫》長篇專號(冬卷)。
[2]李洱、傅小平:《寫作可以讓每個人變成知識分子》,《文學報》2019年2月21日。
[3]李洱、傅小平:《寫作可以讓每個人變成知識分子》,《文學報》2019年2月21日。
[4]李洱:《局內人的寫作》,《光與影——李洱文學作品自選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
[5]李洱:《寫作的誡命》,《光與影——李洱文學作品自選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
[6]李洱:《「賈寶玉們長大以後怎麼辦」——與魏天真的對話之三》,《問答錄》,李洱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1月。
本文作者李音,海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先後就讀於河南大學中文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2009年獲得博士學位。2009年至2012年在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工作。2013年至今在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中文系任教。
原標題:《也許,應物兄的車禍,是在直接致敬加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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