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加繆:從荒誕到反抗,這是決定性的進步

撰文|張博

摘編|徐學勤

1947年，當《鼠疫》在法國正式出版之時，加繆本人並未親身經歷過任何一場大範圍流行病。他關於鼠疫的全部病理細節，無不來源於醫學文本與歷史資料中的二手經驗。

他在小說的籌備階段對這些文獻的收集和研讀頗下過一番苦功，這最終使他的相關措辭與描述顯得極為專業。但更重要的是，他對人性全面而深刻的洞察令他恍若身在現場。他的筆觸遍及官僚、記者、醫生、病患以及民眾，他們或悲壯或卑微，或可敬或可笑，或理智或瘋狂，或為公益或為私利。加繆告訴我們，什麼人在互相推諉，什麼人在擔起職責；什麼人在鉗制輿論，什麼人在啟發民智；什麼人在傳播謠言，什麼人在澄清事實；什麼人在畏葸逃避，什麼人在前線奮戰；什麼人不顧他人安危肆意妄為，什麼人以生命為代價發出預警。加繆試圖證明：眾生喧譁之中，並非所有人都只顧個人的安危甚至舒適。他的目光關注每一位無名的抵抗者，不只駐守一線的醫生護士，還有那些負責統計數據的文員、看管營地的門衛、自發組織的護工等，他們用微薄的力量共同構築起一面人類最堅強的抗疫之盾。在這些偉大逆行者的背影中，加繆為我們展現了人性之光的高貴與璀璨，並且告訴我們，「在人類身上值得讚美的比應當蔑視的東西更多」。

今天，我們依然在閱讀《鼠疫》。甚至，我們完全有理由攜帶著現實經驗進入這部小說。相信加繆本人對此也會深表贊同。因為這代表著我們通過閱讀文學開始了對現實生活的思考，穿過小說的虛構透視我們真實的人生，去追問生命的真諦。《鼠疫》的象徵性正是為了實現這一目的。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作家、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代表作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的神話》等。

從荒誕到反抗：一場由鼠疫引發的人類行動

如若要從《鼠疫》中提取幾個關鍵詞，那麼「荒誕」與「反抗」必定位列前茅。「荒誕」化身為一場致命疾病大發淫威，而「反抗」則由無數人的抗「疫」之戰共同呈現。它們並非小說的唯一情節，分離與流亡、彼岸與此世、個人幸福與集體責任、愛情的真實與虛幻，乃至於寫作的可能與不可能等，這些豐富的內容共同構成了這部小說龐大的精神世界。這不是一部由純粹思辨構成的哲理論文，而是一部「銘刻在現實的厚度之內」的文學創作，所以本不應該提取什麼關鍵詞，因為越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其意義就越是沉浸在細節中。上文提到的每一個話題都理應獲得重視和探討。不過，小說畢竟存在一條主線：一場由鼠疫引發的人類行動。或者更加粗略地簡化為：一場由荒誕引發的反抗。我們需要牢記這只是一種粗略的簡化，它完全不能代表小說的全部，但我們的研讀依然選擇從這裡落筆。

無論「荒誕」還是「反抗」，在加繆的思想世界中都是超越單一作品之上的綱領性概念。所以，它們在加繆筆下必然有其來龍去脈、起承轉合。為了釐清《鼠疫》中的「荒誕」和「反抗」，就不能局限於這部小說的內容本身，必須引入其他作品加以參照。一方面，這讓我們可以追溯《鼠疫》中反抗思想的來源並看到它的最終成果；另一方面，加繆的許多論述性文字和小說在思想性上互為表裡，比小說中迂迴的表達更加直接明確。它們是理解《鼠疫》中反抗思想的必備工具。

《鼠疫》[法] 阿爾貝·加繆著，李玉民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年5月

在加繆筆下，「荒誕」與「反抗」這兩個關鍵詞，在寫作《鼠疫》之前都已出現。前者毋庸多言，「荒誕」早已和《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話》《卡裡古拉》這些「荒誕系列」作品緊緊綁定在一起。相比之下，加繆的早期作品中論及「反抗」的篇幅較為有限，但並不因此而缺少重要性。面對世界與人生的荒誕，加繆從一開始便清晰地感到人不能因此屈服，需要去尋找一種方式反抗這種處境，在一個荒誕的世界中重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以「意義」抵抗「無意義」，這便是加繆反抗思想的最初起源。

在《西西弗斯神話》中的《荒誕自由》一節，加繆第一次提出了「反抗」的內涵，他寫道：「反抗將其自身的價值賦予生命。它延展在生存的完整始末，恢復了生存的偉大。對於眼界寬廣的人來說，沒有什麼美景能夠超過智慧與一種使人不知所措的現實的搏鬥。人類的自尊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景觀。一切貶低在此都將毫無意義。這種精神自律的守則，這種由萬事萬物鍛造而成的意志，這種直面的態度，這其中包含著某種強大而獨特的東西。現實的非人性造就了人的偉大，削弱這種現實，也就同時削弱了人自己。」

加繆不迴避現實的「非人性」

（「荒誕」的同義詞）

，但他強調人類需要對此現狀徹底地加以認識，承擔這種認識所帶來的重壓，並最終將這種壓力轉化為尋找價值的動力。承認一種無法逃避的沉重現實，但不承認人類在這種現實面前註定被「荒誕」同化，這便是加繆借用推動巨石的西西弗斯這個形象所象徵的內容，也是他在此處賦予「反抗」的含義。對於每一個在櫃檯、辦公室、流水線或其他地方從周一工作到周五的普通人，我們從某種程度上都生活在一塊永遠推不完的巨石面前。這是一種困境，加繆將其視為「荒誕」的表現形式之一。面對荒誕，加繆「渴望知道是否可以義無反顧地生活」，追問生存的意義與價值。如果世界的荒誕無法消解，或者說荒誕本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每個人都有一塊巨石等待他去推動，人生究竟應該如何面對？加繆恰恰在此時說道：推動巨石，忍受這個荒誕的世界並不代表屈服，當我們在這個世界中清醒過來，看到我們荒誕的處境以及我們註定失敗

（死亡）

的結局，我們便看清了自身的局限，同時知曉人生的意義既不來自上天也不來自彼岸，它僅來自人，必須由人本身來創造，也只能通過人來創造。對自身的處境擁有冷靜的認識，保持反抗的靈魂，守護心靈的獨立，將巨石一次又一次推起，在加繆看來是一件英勇之事。在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中用人類的雙手創造意義，這就是寫作《西西弗斯神話》時加繆眼中「反抗」的使命與內涵。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意識到，《西西弗斯神話》與《局外人》一樣，討論的是普遍性的日常，於是這塊壓迫西西弗斯的巨石始終未被打碎，加繆對於西西弗斯的所有論述都建立在承認這塊巨石存在的基礎之上。因為在當時的加繆看來，這塊巨石屬於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謂其固有屬性：「現實的非人性造就了人的偉大，削弱這種現實，也就同時削弱了人自己。」所以，他沒有讓西西弗斯把反抗引向這塊外部的巨石，轉而激發內心不屈的意志。西西弗斯由此可以被稱為「內心的反抗者」。

1992年，根據加繆《鼠疫》改編的同名電影海報。

然而，1939年9月爆發的戰爭徹底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外部環境。世界不再僅僅是無意義的荒涼，它正在被人性的黑暗、殘忍的吼叫與絕望的哀號所覆蓋，荒誕已不僅是一塊推不完的巨石，它還變成了一架血肉無法填滿的殺人機器

（鼠疫）

。在這樣的境況面前，加繆拒絕承認現狀，他要打破這一切非正義，於是，西西弗斯式的內心反抗轉變為一種全面的行動。《鼠疫》的誕生亦肇始於此。他決定起身砸碎這塊巨石，這對於加繆而言是一個關鍵節點。戰爭爆發不久後，他在《手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獨白：

試圖與世隔絕永遠是虛妄的，哪怕是為了隔絕他人的愚行與殘酷。我們不能說「我不知情」。要麼同流合汙，要麼挺身應戰。沒有什麼比戰爭及挑動民族仇恨更不可原諒。然而一旦戰爭爆發，以事不關己為藉口試圖置身事外是虛妄和懦弱的。象牙塔已經崩塌。無論對於自己還是他人，都嚴禁逆來順受。

從外部去評斷某一事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道德的。唯有在這荒誕的災禍內部我們方才保有蔑視它的權利……我身處戰爭之中並且我擁有評斷它的權利。加以評斷並展開行動。

這則筆記清晰地預示，加繆抗拒「與世隔絕」，並將在戰爭中「展開行動」，他將離開崩塌的象牙塔，走向更廣泛的人群。這將成為其人生中一個新的階段，亦將構成包括《鼠疫》在內的加繆「反抗系列」真正的基礎。加繆的這段自白應該被視為他1941年4月決定創作《鼠疫》的一個重要動機。從這個意義上說，戰爭不僅構成了《鼠疫》創作階段的歷史背景，也是一個深刻的刺激，使他意識到走出個人孤獨藝術天地的必要。

西班牙電視劇《黑死病》劇照。

與之相比，西西弗斯作為「內心的反抗者」，更應被視作反抗思想完善前的一種前置性鋪墊。當然，在《西西弗斯神話》中，「反抗」被視為一種人類在無意義世界中尋找與創造意義的方式，這一點始終有效。「反抗」從根本上始終是一種重建價值的行動，它之所以在反對並打破著什麼，是因為它首先在贊同與堅持著什麼，這也是加繆從否定走向肯定的一貫方式。就像1945年他在《關於「反抗」的評註》開篇所說的那樣：「什麼是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但如果說他拒絕，他卻從未放棄，所以他也是一個從一開始就說『是』的人。」這段話後來被他原封不動地放在了《反抗者》的開頭，更可以被視作《鼠疫》的重要註腳——不要忘記，1945年加繆正在對《鼠疫》進行密集修改，這篇《關於「反抗」的評註》表達的內容與《鼠疫》堪稱一體兩面。理解這篇文章對我們澄清《鼠疫》中荒誕與反抗的關係大有裨益。

一個說「是」的反抗者，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個重建價值與意義的人，西西弗斯傳遞了這一點，他對諸神說「不」，正是因為他對人類的尊嚴說「是」；與此同時，加繆也在不斷賦予「反抗」更多的內容，它不但是個體自我尋找、自我探尋、自我構築意義的過程，也同時呼喚著人類在共同的苦難面前攜手共進。這也成為戰後加繆每一次使用「反抗」一詞時所同時具備的潛臺詞。在加繆1955年致羅蘭·巴特的公開信中，他明確指出：「相比《局外人》，《鼠疫》無可置疑地指明一條通道，從一種孤獨的反抗態度走向一種必須攜手而戰的共同認知。如果說存在從《局外人》向《鼠疫》的演化，它正是在團結與分擔的意義上形成的。」這些關於「團結與分擔」的說辭絕非事後追認。早在《關於「反抗」的評註》中，加繆就已經說明：「我們已經看到，在對反抗的確認中鋪展開一種超越個體的東西，它將個體從假定的孤獨中拽了出來，並奠定了一種價值。」接著他進一步論證道：

因此個體並非僅僅為了他自己去保衛這種價值。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參與。正是在反抗中，人超越自我走向他人，也正是從這個角度看來，人類的團結具有超驗性。

至少，這就是反抗精神邁出的第一步，它展開了一種深入這個世界的荒誕性及其表面的無意義性的深思。在關於荒誕的經驗中，悲劇是個人化的。從反抗運動開始，它將產生一種集體意識。它是所有人的冒險。

加繆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將關於荒誕的經驗與關於反抗的經驗加以區分，他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要否定荒誕經驗中所具有的反抗意識，而是想更清楚地對「反抗」加以定義與分析。同時它也是一條明確的線索，將我們從《西西弗斯神話》引向《鼠疫》裡的裡厄、塔魯、格朗、朗貝爾與帕納盧。

《黑死病》中因瘟疫而罹難的人被集中掩埋。

走出自身的孤獨與個人邏輯的困境

1946年，加繆在《手記》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評語：「從新古典主義的角度看，《鼠疫》應該是為某種集體激情塑形的首次嘗試。」「集體意識」「集體激情」，在這類詞彙中，加繆試圖凸顯的正是人和人之間團結與分擔的必要。在《鼠疫》結尾部分，我們也能在裡厄的感想中看到意義相似的表述。

從《鼠疫》和《關於「反抗」的評註》開始，加繆擴充了他筆下反抗的含義，把獨自一人的內心抗爭引向了一群人共同的全面奮戰。從此刻起，加繆意識到，這種反抗將使一個人走出他自身的孤獨與他個人邏輯的困境，他依然在為自己奮鬥，同時與他人並為他人而戰，而且這樣的團結與分擔不會縮減個體的獨立。《鼠疫》中塑造的諸多人物鮮明地表現了這一點：對於裡厄這位故事的敘事者和戰鬥在第一線的救護者而言，他面對鼠疫所做的一切，都被他歸結為「本職工作」——治病救人。他不關心宗教意義的拯救，只關心每一個病人的健康，因為唯有後者通過親手努力可以觸及。他沒有華麗的語言，但從不缺乏實幹。他是一個凡人，也有他的無奈和疲憊，但他以一種謙遜的方式堅持了下來。對他來說，抗「疫」是他應承擔的責任。

格朗的抗「疫」行動比裡厄更加悄無聲息。這位政府的臨時僱員，一個社會中可有可無的小人物，他在上班之餘兢兢業業地統計著死亡人數，始終堅持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他參與抗「疫」，是因為他也想出一份力。正如裡厄所說，無論媒體宣傳與否，在那些光輝燦爛的英雄主義形象中，永遠不會涉及這樣的人。儘管無人注目，格朗卻貢獻著自己的力量。不用空話大話，只須力所能及。

至於朗貝爾，他追求個人幸福，為了遠方的愛人，他殫精竭慮試圖離開這座被封鎖的城市。這是正當的追求，裡厄亦表示理解。朗貝爾渴望愛情，因此抗拒分離，他急迫地希望與遠方的愛人團聚，他對愛情的理解不是建立於觀念，而是立足於感知，他因此拒絕抽象概念，強調肉身真實的接觸。他擁有一套以肉身感性為基礎的堅定世界觀。他的轉變特徵分明，不是因為在理性上被說服，而是從塔魯處偶然得知，裡厄的夫人同樣居於遠地，而且身患重疾。這一相似處境引發的共情讓他決定參與抗「疫」。感性觸動是他行動的原因。

神父帕納盧參與救護則出於完全不同的理由。雖然他的第一次布道遭裡厄詬病，但在目睹奧通幼子被病痛折磨致死後，他深受觸動，於是在第二次布道中改「你們」為「我們」，號召所有人用全面的忘我精神和輕視個人安危的氣概去體現上帝之愛。他以身作則，身處抗「疫」第一線，但直到臨死之前依舊透露出對醫護的冷淡。這對於帕納盧並不矛盾，無私的獻身和把自己交給了上帝，都是秉承上帝的意志。帕納盧參與抗「疫」的理由，始終依託於宗教，是宗教思維。

塔魯一出場，似乎已然徹底認清了自我。他在封城後就主動聯繫裡厄，希望成立防疫組織，在他看來這也是理所當然。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參與抗「疫」，只是為了內心安寧。就和早年反對死刑一樣，他不忍看著生命逝去。與帕納盧不同，塔魯死前一直試圖微笑，他在小說中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裡厄老母親聽到他在彌留之際說，「現在一切都好」。求安寧，於是得安寧。

五位主角，五種態度，一種行動。加繆以這樣的方式證明，集體不會消滅個性。唯一的反例是科塔爾，因為他代表「荒誕」，是「荒誕」的化身。科塔爾的出場就是一場自殺未遂，接著在鼠疫流行階段如魚得水，而在疫情結束後，他驚恐地朝大街開槍。這些信息足以讓我們認定，這是一個放棄反抗，被荒誕吞沒之人。科塔爾是整部《鼠疫》中面對鼠疫唯一的投降者，甚至從內心深處對其保持歡迎與期待，最終成為鼠疫的幫兇。科塔爾既是鼠疫面前所有負面人格的代表，又象徵著根植人性之中的懦弱和對荒誕的臣服，需要我們保持警惕。

如果說《鼠疫》的主線可以粗略地簡化為一場由荒誕引發的反抗，那麼，加繆書寫的重心則落在各個角色面對「荒誕」的不同態度以及走向「反抗」的不同方式

（科塔爾代表面對荒誕不予反抗的這類人）

。小說的其他一系列主題也完全依託於這些各具特色的人物一一展開。我們不能忘記，加繆關注的各類問題，最終都要回歸人的屬性，都要在具體的人生中得到驗證。《手記》中，加繆在1942年8月曾做過這樣一個構想：「小說。不要把『鼠疫』放進標題中。而是諸如『囚徒們』之類的。」所謂「囚徒們」，當然是指裡厄、塔魯、朗貝爾等被圍困在鼠疫中掙扎求生的人。雖然加繆最終依舊把小說命名為《鼠疫》，但「囚徒們」這一備選標題的出現，已經足以說明《鼠疫》中的角色不僅是構成故事的人物，他們本身就是故事的主要內容。

《局外人》[法]阿爾貝·加繆著，金禕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3月

荒誕是貧瘠而殘酷的，它只負責摧毀一切

《鼠疫》是加繆繼《局外人》後正式發表的第二本小說，也是他從「荒誕系列」過渡到「反抗系列」的奠基之作。在《鼠疫》最初的構思和草擬階段，加繆就明確意識到了這部正在創作中的小說與《局外人》的不同。在其1942年的兩則筆記中，加繆做出了這樣的自我剖析：

沒有明天

我所思比我本人更偉大並且讓我感到無法將其定義的事物究竟是什麼？某種朝向否定之神聖性的艱苦跋涉——一種沒有上帝的英雄主義——最終成為純粹的人。一切人類美德，包括面對上帝時的孤獨……《局外人》是零點。《神話》也是。《鼠疫》是一個進步，不是從零走向無限，而是走向一種更加深刻、有待定義的複雜性。終點將是聖者，不過他也有他的算術值——和普通人一樣可測。

鼠疫。無法從中脫身。在草擬中這次出現太多「意外」。必須緊扣構思。《局外人》描述了直面荒誕時人的赤裸。《鼠疫》直面同一荒誕時諸多個人觀點的深度對等。這是一個進步，它將在其他作品中逐步明晰。不過，除此之外，《鼠疫》證明荒誕本身不教授任何東西。這是決定性的進步。

在這兩段獨白中，加繆對草創之初的《鼠疫》給出了同一個判語：「進步」

（progrès）

。《局外人》是零點，是原點，是起點，是「直面荒誕時人的赤裸」，而《鼠疫》則是從零點「走向一種更加深刻、有待定義的複雜性」，是「直面同一荒誕時諸多個人觀點的深度對等」。這一「深度對等」便是上文所謂的「復調」。加繆試圖在《鼠疫》中描繪諸多人物面對荒誕時的態度和行動，並從中發掘內在的共性，這一想法從他構思《鼠疫》之時就已經萌生；同時，他在構思創作過程中感到：「《鼠疫》證明荒誕本身不教授任何東西。」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人不能從荒誕中得到任何教益或教訓，而是說，荒誕作為世界與人生的一部分，它本身是貧瘠的、殘酷的、冷漠的，它不會主動給出任何教導，它就像鼠疫一樣只負責單方面摧毀。

教益來自人，來自面對荒誕時人的態度與反應，來自接觸荒誕後人對自身行動的判斷和反思。所以，指明「荒誕」存在的下一步，最緊迫的不是繼續解析「荒誕」本身，而是思考作為人應當如何思考和行動。加繆所謂「決定性的進步」正指向這一方向。而他的最終目的，是思考人在徹底擺脫諸神的情況下得到生存尊嚴的可能性，是人如何以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上生活並且創造出生活的意義。所以他會說：「終點將是聖者，不過他也有他的算術值——和普通人一樣可測。」在這裡，聖者

（saint）

完全脫離甚至翻轉了傳統的宗教意義，回歸普通人

（homme）

的屬性，宗教性至此完全解體，轉化為道德性和倫理性，是人對神、人性對神性的勝利，或者用加繆在這則筆記裡的話說，「一種沒有上帝的英雄主義」，「最終成為純粹的人」。人，始終是加繆密切關注的對象。《鼠疫》的核心意義不是描述鼠疫本身，而是呈現與之直面的人類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展開行動。這一系列構思最終在《鼠疫》中得到了實現。

在《鼠疫》結尾的一片歡慶之中，裡厄提醒自己，以鼠疫為象徵的「荒誕」不會徹底消失，無論對於世界的瘋狂還是內心的陰暗，人類都不可能獲得一勞永逸的勝利。以裡厄為代表的反抗者始終保持著警惕。從長遠看，鼠疫依舊如同西西弗斯背負的巨石，隨時會再一次從山頂落下，反抗者也依然在承擔著巨石的重負，但每一次他們都竭盡全力把石塊打得粉碎。在這些反抗者身上，湧動著經過痛苦與勇氣磨礪的強勁生命力。他們拒絕承認「存在即合理」，就像加繆日後所說：「我們每個人都在自己身上背負著我們的苦役、罪行與創傷。然而我們的任務並非把它們釋放到世界上，而是在我們身上以及其他人那裡與它們鬥爭。」從承擔巨石到打碎巨石，加繆以此完成了「荒誕系列」向「反抗系列」的演進。他在《鼠疫》中寫道：「出於良心的準則，他

（裡厄）

毫不猶豫地站在受害者一方，希望與人類、與他的同胞重聚，在他們所共同擁有的那些唯一確信的事物中重聚，也就是愛、苦難與流亡。於是沒有任何一份同胞的焦慮他未曾與之分擔，也沒有任何一種處境不是他自己的處境。」世界從本質上是荒誕的，但不止於荒誕。認識荒誕，反抗荒誕，在反抗中不斷創造生命的意義，互相激勵與扶持，團結和分擔，正是這一切使得反抗者的行為擁有了切實的價值，這已然堪稱「決定性的進步」。

本文節選自讀客版《鼠疫》導讀，原文將近兩萬字，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經出版方讀客授權刊發。

撰文 張博

摘編 徐學勤

編輯 徐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