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唱紅歌、苦學,她讓1800多名窮女孩考上大學,張桂梅的神話能複製嗎?

2021-01-10 中國新聞周刊網

  10月15日,張桂梅在華坪縣女子高級中學給同學們講話。圖/IC

 

張桂梅的華坪女高神話背後

 

本刊記者/霍思伊

 

雲南省麗江市華坪縣女子高級中學建在半山腰上。

 

凌晨五點十分,天還沒亮,公雞開始打鳴,間或有一聲狗叫,一大片蟲鳴聲壓過來,風在山林間迴響,野貓、野狗、蝙蝠還有當地俗稱白鼻梁子的果子狸也會出現。校長張桂梅從三樓的一間學生宿舍走出來,打開手電筒,一層層打開樓道裡的燈,一有光,這些山裡的動物就跑走了。

華坪女高的一天從此刻開始。

 

學生們五點半起床,上午五節課,下午三節課,中間午休1小時,晚上分三段,一段2小時,11點半到12點之間熄燈,從周一到周六,每天都是如此。除學習以外,所有其他時間都被儘可能壓縮,吃飯不能超過10分鐘,跑步往返。張桂梅精心測算過,一分鐘約有30個學生打飯,一個年級159人全部打完需要5分鐘,最後一個學生也留有5分鐘時間吃飯。唯一的休息時間是周日11點到下午2點,這3小時內,學生們被允許外出,享受每周一次的洗澡時光。

 

乍一看,華坪女高和其他以軍事化管理為核心的縣中還沒有太大差別。在教育資源匱乏的中西部縣城裡,衡水中學模式被廣泛地複製。在高考這個相對公平的遊戲中,對於很多出身社會底層的孩子們來說,以時間換機會是目前看起來最成功、也是現實中唯一有效的思路。

 

但華坪女高更為成功,或者說更為特殊。在衡中模式裡,「名校掐尖」是最關鍵的前置環節,而女高第一屆學生中,很多人中考分數很低,甚至沒有達到縣城分數線,這些學生在三年後卻幾乎全部考上本科,本科上線率達到100%。時任雲南省副省長李江感慨,這個成績非常了不起,因為女高的入口極低,來者不拒,沒有分數限制。

 

從2008年成立至今,華坪女高在12年內先後將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一千多個家庭因此脫貧,連續9年高考綜合上線率百分之百。最新的2020年戰績顯示,女高共有159人參加高考,其中150人達到本科線,本科上線率為94.3%。這些數字共同構成了女高神話,也讓校長張桂梅在今年成為焦點。

 

但在感動之餘,人們更好奇的是,這個神話可複製嗎?

 

  張桂梅身患骨瘤、肺纖維化、小腦萎縮等23種疾病,每日要在身上和手上貼滿止疼膏,否則手無法彎曲。

 

摩託、擴招與理想主義

 

楊文華覺得張桂梅太天真、過於理想主義。2004年9月,他正任華坪縣教育局副局長,和張桂梅一起去北京錄節目。途中,張桂梅提出要辦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楊文華堅決反對。在來到教育局之前,他在華坪縣第一中學當過13年老師,很清楚辦一所高中有多難,光是資金問題就很難解決。而且,張桂梅沒有任何學校管理經驗,一直在一線教學,從未進入過學校中層。

 

回到華坪後,張桂梅就開始四處籌錢,但收效甚微。真正的轉機在2007年,她作為十七大代表去北京開全國黨代會。會上,她身上的一條破洞褲子引起了記者注意。張桂梅的「女高夢」於是出現在各大媒體的報導中,一夜之間全國皆知。回到華坪後,女子高中就被正式提上政府議程,市、縣兩級財政共撥款200萬元。2008年9月,女高還沒有完成全部校園建設,就開始招生。當年的開學典禮由華坪縣縣長主持,市委書記也出席,規格很高,舉辦地點在教學樓前的一片空地,當時有一半地面還沒有硬化,塵土飛揚。

 

華坪縣給了女高最大的辦學自由。張桂梅有兩個要求,一是只招貧困女生,不設分數線;二是學雜費全免。按照她的錄取標準,無論分數高低,首屆報名的學生全部被錄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後輟學4名,剩下96名。在聽說女高之前,這些學生中很多都因分數過低而即將輟學,有一個學生中考數學只有6分。但這樣差的成績進入女高后,高考上線率竟達到百分之百。在越來越多家長的眼中,進女高就約等於上大學。

 

於是從第二屆開始,報名人數開始大於招生指標,此後一年比一年多。縣城的學生也想擠進女高,實際上,這些學生中很多家庭並不困難。面對這種情況,張桂梅很快發現無法按最初的設想篩選出學生,因為貧困無法量化。

 

楊文華現任華坪縣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主任。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2014年之前,華坪縣還沒有對貧困戶建檔立卡,家家都來說自己貧困,後來有了制度性規定,又家家都能開出貧困證明。女高怎麼篩選貧困生?最終只能是擇優錄取。每年,華坪縣根據張桂梅的需求為女高分配招生指標,女高根據招生指標將報名的學生分數線從高往低降序排列,也因此,雖然理論上不設分數線,但最後仍自然出現一個分數線。

 

女高成立之初就來到學校任教的張紅瓊將其稱之為參考分數線。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年,縣城學生在女高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張桂梅每年招生時會儘量把控縣城學生的比例,比如她現在帶的文科班有40多人,其中縣城學生只有10個。雖然有分數線,但張桂梅每年仍會破格錄取一些學生。女高每屆有三個班,基本上每個班上約有10多個學生沒有達線。

 

但對於破格錄取的標準,《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後發現,除了張桂梅本人,無論是女高老師還是華坪縣教育局領導都並不清楚。兩輪摩託、房、車,這些都能成為她評判的參考標準。

 

「一些父母帶著孩子來學校找張老師,說家裡確實特別困難,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殘疾,她聽了後就會去實地走訪,了解學生家裡的情況,發現的確貧困就會錄取。」張紅瓊說。據她觀察,這些年女高錄取的大部分學生還是家庭相對貧困的。

 

在楊文華看來,中國國情不平衡,上海的「窮」和華坪的「窮」不可同日而語,華坪縣北部地區的窮和南部鄉鎮的窮也沒法比較,所以張桂梅只好自己去決定。「她親自去看各家的具體情況。你家裡有沒有洋房,有沒有車,她覺得你不窮就不應該來女高,有一陣她規定,家裡只要有兩輪摩託就不窮,」他說。

 

女高至今也沒有一套制度化體系化的破格錄取標準,錄取誰不錄取誰,張桂梅擁有絕對的自主權。在縣級政府層面,也給予了她最大的自由度,允許她每年在招生指標外額外錄取一些貧困生。「對超出的人數,基本張桂梅上報,縣裡就會批,」華坪縣教育局黨工委書記胥國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當然也不能超出太多,畢竟女高能招的人數也有限。」

 

實際上,對於是否劃一條明確的分數線,女高內部也有過討論。但張桂梅認為,「只要劃了分數線,這些貧困山區的孩子就進不來了,有違女高的初心。」

 

據女高2015級學生鄭珍珍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女高的參考分數線其實比華坪縣普高統一划定的分數線要高一些,一般在縣城分數線與華坪一中的重點班錄取線之間。比如她那一屆,華坪縣的統一線是410分,女高的參考分數線是480分,縣一中重點班的分數線則是510分。

 

一個無法忽視的客觀事實是,雖然張桂梅數次強調女高不搞培優班,但女高的生源一屆比一屆好,這也是女高成績越來越突出的原因之一。據楊文華介紹,華坪縣僅有的兩所公辦高中,就是女高和華坪縣第一中學。華坪一中是全縣最好的高中,其重點班吸收當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女高的生源質量在縣城高中裡處於中上水平。

 

女高原本設計的辦學規模,是開設18個班共900人。但學校成立至今,已招收10屆學生,每年只能招收100~160人,大多數時候,女高的校內承載學生都沒有超過500人。對此,楊文華指出,女高一直無力擴大規模,並非不想,而是資金不夠。

 

女高辦公室主任張曉峰算過一筆帳。女高每年花在一個學生身上的學雜費大概就要3~4萬,包括課本費、資料費、試卷費、高考報名費等,甚至還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費和水電、綠化、維修等維持基本運轉的花費至少就要300萬元。

 

在這個位於金沙江山谷間的雲南小縣,縣財政自身就很緊張。2019年,全縣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只有2.5億元。據楊文華介紹,12年來,僅女高教師工資一項,縣財政的總投入就有1.1億元。

 

和所有資源枯竭型城市一樣,華坪縣也經歷了轉型。1990年代,華坪因煤礦帶來了個體經濟的繁榮,一度被譽為雲南的溫州,在2013年之前,全縣一年的財政收入達到7個億,但此後因大量關停煤礦,財政收入直線下滑。此後,華坪縣嘗試過很多發展經濟的辦法,最終選擇芒果產業作為出路。目前,華坪已經成為中國緯度最北端的芒果產地,年產值超過10億元,種植芒果的農民一戶年收入可達10萬元。但芒果屬於農業,在農業稅取消後對地方財政並沒有貢獻,也因此,近年來縣財政一直捉襟見肘。

 

另一方面,芒果對氣候水土條件要求很高,只適合種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區地帶。華坪全縣97%的地區是山區,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積只佔22.4%。在廣泛分布著傈僳族、彝族等少數民族的高海拔地區,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貧困。

 

女高是邊建邊招,從2008年到2016年,先後分五期建設,共花費6000萬元,其中,雲南省財政投入約2000萬元,麗江市財政投入幾百萬,其他約4000萬元全部由縣財政負擔,但資金籌集過程非常艱難。楊文華說,女高規模小,且高中教育並非華坪縣關注的核心,義務教育才是財政必須兜底的重點,是上級考核的硬指標。全縣共有70所中小學,縣財政資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小學的危房改造和初中的搬遷合併上。

 

縣財政財力有限,女高的日常經費來源還有社會捐助。2020年7月,麗江華坪桂梅助學會成立,目前已收到捐款超過1000萬元,主要用於學生的生活與學習。但這些錢如果用來持續擴招,仍然不足。華坪縣教育局黨工委書記胥國華透露,張桂梅目前暫時沒有擴招的打算。

 

  教學樓一層的樓道裡張貼著女高的捐款人和對應的捐款金額。攝影/本刊記者 霍思伊


  由於招生規模不夠,女高一直沒有進入到雲南省一級完(高)中榜單。這是由雲南省教育廳評定的一個重要排名,雖然名為完全中學,即為初中、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學校,但純高中也在評定之列。全省共有112所學校入選,相當於公認的100強。排名靠前的學校,每年會得到中央和省級層面一定的資金獎勵。

 

據楊文華介紹,這個排名有一套考核機制,在教學質量上,最重要的五個指標分別是600分以上學生佔比、一本率、本科率、學業水平和統測通過率。如果僅依據這五個指標,女高早就應該進入榜單,且位居前列。但入選還有兩個硬指標,一是教學規模必須在1000人以上;二是學校高級和中級教師佔比至少達到70%,由於女高是新建高中,以年輕老師居多,職稱晉升比較緩慢。華坪縣教育局希望女高能進入排名,但實現的前提是女高擴招。

 

楊文華認為,女高無法擴招的根本原因在於,女高是全免費辦學,不但免除了學生全部的學雜費,還經常要補助困難學生的生活費。他多次建議張桂梅適度收費,在他看來,女高一些學生的家庭並不太困難,適度收費既能減輕學校的資金壓力,也能擴大招生規模,相當於幫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和她的初心並不矛盾。「但她堅決不幹。」楊文華說。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張桂梅性格的最大特點是堅定,一旦認定一件事,不管多少人反對都要做成,絕不妥協。華坪縣教育局黨工委書記胥國華說,最初要辦女高,縣裡擔心只辦女子高中被說成封建,社會影響不好,建議張桂梅先在高中辦一個女子班,試驗一下,她堅決反對,說要辦就辦一所學校,多救一些山裡的女孩。楊文華建議她不要邊建邊招,張桂梅堅持,她說,你等得起,孩子等不起。

 

多年來,楊文華覺得張桂梅的教學理念和辦學思路逐漸成熟,但在她理想主義的一面,仍葆有不變的天真,「她是一個特別純粹的人」。

 

 

紅歌、苦教與女高模式

 

2009年,女高創辦一學期後,首批招來的17名老師走了9個。張紅瓊是留下的老師之一,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走的人大多是因為吃不了苦。」

 

張桂梅一開始就很明確,山裡的孩子基礎差,要想出成績,學生必須要「苦學」,老師更要「苦教」。她面試張紅瓊時,反覆對她強調,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張紅瓊同去的還有另外兩個女生,也畢業於雲南師範大學,張桂梅看她們瘦弱,搖搖頭。

 

女高老師流失超過一半,學校面臨崩潰。最艱難的時候,張桂梅發現,剩下的8名老師中有6名都是黨員,於是把他們召集到一起說:「如果是在抗戰年代,這個陣地上剩一個黨員,這個陣地都不會丟掉。我們剩6個黨員,我們能把這塊扶貧的陣地給黨丟掉?」會後,老師們在教學樓二層牆上畫了一面很大的黨旗,然後面向黨旗,宣誓。所有黨員都哭了。

 

在張桂梅事後的多次敘述中,這件事被視為女高辦學的轉折點。從這一刻起,紅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雖然在教學中有一些紅色教育,但還沒有形成完整體系。老師的流失讓她意識到,面對女高的艱苦辦學條件和諸多客觀局限,要想留住老師,就必須激發她們內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獻精神。與其說這是女高辦學的轉折點,毋寧說,這是張桂梅在辦學逆境中找到了堅持下去的錨點。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問張桂梅:「在女高採取紅色教育的模式,是和個人的堅定信仰有關,還是這是最適合女高的一種培養模式?」

 

她說:「兩者都有。」

 

從效果看,這種策略是成功的。在張紅瓊的回憶中,這次會議之後,張桂梅開始帶領老師們唱紅歌。每天下午五點半,學生們在吃飯,老師們在黨旗下集體唱《紅梅贊》,這是張桂梅最喜歡的歌劇《江姐》的主題曲。她一句一句教給老師,「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最初,張紅瓊覺得很尷尬,心想這都什麼年代了,還唱這麼老掉牙的歌曲,後來慢慢進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覺得奇怪了。「學生一開始都在圍觀,後來甚至會跟著唱。我們老師學生隨口哼出來的都是紅歌。」她說。

 

  7月4日,張桂梅用喇叭催促學生打掃操場。圖/新華

 


  張桂梅在日常的每個環節滲透紅色元素,力圖在女高構建出一片紅色淨土。她不允許老師學生聽流行歌曲,學生去食堂吃飯時,她把手機放在小喇叭旁放紅歌。音樂課上大部分時間也在教唱紅歌,課間操時間則是紅歌會。

 

2020年11月4日上午九點半,記者在現場看到,女高學生列隊集合後,先集體朗誦毛澤東的《卜算子·詠梅》,然後大聲喊出口號:「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做黨的好女兒」「學習、學習、再學習」「奮鬥、奮鬥、再奮鬥」。熱身環節結束後開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讚歌》,這是電影《英雄兒女》的主題曲,第二首是《紅色娘子軍》。此前還曾跳過《南泥灣》和《紅梅贊》。這些歌曲都由張桂梅精心挑選,旋律由專人改編後節奏感很強,既有年代感也有時代感,再請專人以此設計出系列動作。今年,為了讓學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軌,在跳第三套操時,張桂梅特意選擇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樂是近幾年的廣場舞金曲《山裡紅》。這種舞蹈節奏感很強,整個場景看起來大型蹦迪秀,有一種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從2010年開始,每周一的課間操新增了宣誓環節。黨員老師要宣讀入黨誓詞,學生們則重溫入團誓詞,然後齊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每學期開學時,全體師生要抄黨章。每周六上午有一節思政課,由張桂梅親自執教,最長時可能持續2~3小時。課上,她會講自己最愛的江姐、趙一蔓和紅軍長徵故事,不斷強調要學習紅軍的吃苦耐勞精神。每周日晚上七點半,高一學生要去階梯教室看紅色電影,既有經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祿》,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國》。除電影外,還會每周追劇,讓2009級女高學生陳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擊隊》,「當時每周看一集,我們都邊看邊哭。」

 

紅色信仰還以一種更具象化的方式體現於整個校園。最初,教學樓裡有一面手繪黨旗,後來在新建的足球場上新增了一面「巨無霸」黨旗,旁邊立著「共產黨人頂天立地代代相傳」幾個紅色大字。「非常壯觀,站在這裡你會很震撼,這麼大一面黨旗,你站在下面,想說句髒話都不可能了。」張紅瓊這樣感慨。

 

和學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師的一天也從早晨五點半開始。地理老師張紅瓊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習,她要五點多起床,臉來不及洗就騎車趕往學校,中午11點下班後,吃個飯,12點就要回來,下午課從2點開始,五點半結束,老師可以吃飯半小時,6點繼續上晚自習,直到11點半,天天如此。張桂梅要求,無論有課沒課,老師都得全天在女高,這樣學生有問題就可以及時找老師解答。

 

在女高,老師結婚、懷孕都不是偷懶「摸魚」的理由,想請長假很難,建校至今,沒有一個老師成功請過長假。2014年,張紅瓊懷孕了,但還要管全校衛生,早晚和學生一起掃地。為躲避掃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門,張桂梅就批評了她。對此她回憶說:「當時,我們的關係就有點冷淡了。後來孩子一歲多,我就主動和張老師申請當班主任,她說,你是一個老師,不能為了家庭就這樣鬆懈,還是要把自己的價值能力體現出來。」

 

有人問張桂梅,為何女高學生基礎差,老師年輕,高考成績還那麼好?她毫不猶豫地說:「因為我們能吃苦,因為我們有理想信念教育。」

 

2011年,女高第一屆學生高考成績出來後,震驚了整個縣城,縣委和縣教育局在華坪縣各中學組織了一輪又一輪「學習女高精神」,在全縣推廣女高黨建工作的經驗,要求其他學校校長每學期都去女高聽張桂梅講思政課,向女高學習教學管理經驗。

 

但胥國華也坦言,女高的模式複製不了,能學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師一樣奉獻得那麼徹底,其他學校老師很難做到。」

 

現任華坪縣通達傈僳族鄉鄉長的潘興陳曾在華坪一中任教,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華坪一中學習女高,要求老師在晚自習前、後一小時內都不得離校,要給學生義務答疑。雖然不算作課時工作量,但和上課一樣嚴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曠課,進行處罰,「結果收效很明顯,老師對學生的成績、心理狀況都能更準確地掌握,便於採取更針對性的管理和教學。」他說。但這只是複製了女高的一個具體措施。更多學校只是短暫地嘗試過女高做法,便很快放棄。

 

在9名老師陸續走後,張紅瓊也有過放棄的念頭。一天晚上,她準備向張桂梅辭職。走到她的辦公室門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滿了藥瓶,她正費力地往身上貼藥膏,很受觸動,也很羞愧。「張老師自己身患那麼多種疾病,仍在為大山裡的孩子堅持,我們年輕人怎麼還不如她,我於是想跟著張老師再堅持一下。」她這樣說道。

 

實際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們的校長。張桂梅丈夫早逝、沒有子女、沒有房和車,也沒有任何個人財產,每個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或給老師發獎金。她事必躬親,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親身實踐自己的理想。

 

張桂梅只有一個,從這個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複製的。作為旁觀者,華坪一中的老師對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並不是軍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條紅色教育的模式來統領全校,從課堂內延伸到課堂外,貫穿高中三年學習的全過程。而能夠將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靈魂人物,就是張桂梅。

 

一個因此產生的問題是,張桂梅之後,誰來執掌女高?63歲的張桂梅早已過了退休年齡,身體狀況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纖維化、小腦萎縮等23種疾病,2019年初,就被下過一次病危通知書。今年春節,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記者在詢問華坪縣教育局、縣政府領導後發現,對於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想法。

  9月3日,華坪女高學生列隊進入操場參加活動。圖/新華

 

教改、培訓與水土不服

 

張桂梅現在耿耿於懷的,是女高學生中還沒有一個考上北大、清華。她在學校不斷強化著這個目標,每天課間操的最後一個環節,所有學生要齊喊:「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宿舍旁的圍牆上寫著「北大清華我來了!」背景是列隊整齊的學生在操場跑步,盡頭處則是清北的標誌性校門。

 

但這些行動能起的實際作用有限。張桂梅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學生們的發展遇到了瓶頸,不是她們不努力,而是成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無法更進一步,夠不到最頂尖的名校。目前,女高成績最好的學生考上了浙江大學,靠得就是下死功夫。其他學生也是如此,一本課本5、6遍地背,遇到不會的題就干著急。「現在這個節我們死活打不開。」她著急地說。

 

張桂梅最初以為,女高學生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理解課本上的知識點,只會僵硬背誦,需要「一個老師幫她們點一下」。她咬咬牙,請長沙的一位名師來女高講課,一天給3萬元課時費。這位名師帶過的畢業班中,有一半考上清北。「我不吃飯也要把這些老師請來。結果他來了以後,啪啪講完,學生們都傻了,一點也聽不懂。是他講得太高深了嗎?還是他的思維太超前?都不是。但他給他的學生們可以這麼講,我們的孩子就不行。」

 

楊文華對此解釋說,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即使是北京四中的老師來華坪教課,也會把這些孩子教得一塌糊塗。他對這些學生的基礎薄弱情況、學習和行為習慣都不了解,用針對中國最優秀的高中生那一套來教大山裡的學生,這些學生聽得懂嗎?」

 

於是,張桂梅意識到,女高學生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如何更好地把基礎知識教給她們」。無論是外地名師,還是名校的大學生志願者,都無法從外部來解決一所鄉村中學面臨的困境。「請進來」並不是破局之法,一定會遭遇水土不服。

 

與「請進來」相比,楊文華認為,「走出去」是一個更有效的辦法。他指出,女高的問題是自己的老師培訓跟不上,外出培訓不夠多。相比之下,華坪一中就更重視教師的外出培訓,並有一套嚴格的監督制度。

 

華坪縣通達傈僳族鄉鄉長潘興陳在華坪一中任教時,曾去臨滄市參加培訓。他說,教育從來不是一個閉門造車的過程,外出培訓也並非是為了簡單模仿或達到其他老師的高度,而是在拓展視野的同時,激發教師去思考,什麼才是真正適合自己的教學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素質。

 

華坪女高的辦公室主任張曉峰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女高老師外出培訓確實不多,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學校老師數量少,缺席就會影響教學進度,且女高老師不僅要管學習,還要管生活。楊文華則認為,這雖然是原因之一,但並非無法克服。實際上,在師生比上,華坪一中的老師要比女高更加緊張,平均每個老師要教14名學生;而女高由於學生數量少,在編40位教師只需負責457名學生,平均下來,每位老師對應的學生不超過12名,比一中還少一些。

 

在楊文華看來,張桂梅不鼓勵女高老師外出培訓,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擔心女高老師們「思想滑下去,受到一些不好的影響」。「比如,外面學校的老師待遇更好,而女高是個講奉獻的地方,如果送出去後心收不回來怎麼辦。她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某某學校把我老師的心搞亂了。我就和她說,既然女高的理想信念那麼堅定,百毒不侵,你怕什麼?」

  9月2日晚,華坪女高學生臨睡前在宿舍樓道裡複習。圖/新華

 

美國、師資與惡性循環

 

女高的「死結」折射出當代鄉村教育的典型困局。核心問題指向兩個,一是學生的基礎太差,二是縣中師資匱乏。這二者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

 

在女高教師張紅瓊的地理課上,過於尷尬的安靜已經持續了五分鐘。半小時前,她在黑板上寫下這節課的討論主題:如何在現實中理解熱力環流?將學生分組後,她們「討論」得很熱烈,但輪到發言環節,組長站起來,一個字都擠不出來,這是2011年前後。

 

不久前,雲南師範大學附屬丘北中學的老師來到女高,提出「自主討論」的教育改革理念,張桂梅於是將每節課從45分鐘延長到一小時,規定老師只講半小時,剩下半小時由學生自主討論,藉此培養學生的自我思考和舉一反三能力。同時,這也被視為女高由傳統教學模式向素質教育短暫靠攏的實驗。

 

但張紅瓊在實踐中發現,女高學生基礎差,缺乏自主討論的能力,即使給她們足夠的時間,也只會在課堂上聊天,並不會真的去碰撞和思考問題。她發現,「很多學生進到高中後在地理上基本是零基礎,小學初中仿佛沒有學過,連經緯線都不懂,更別提七大洲四大洋,你問她們美國在哪兒,根本指不出來。」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兩個月後,張桂梅叫停了改革,失敗讓她更加堅定了「苦學」的教育理念。「沒辦法,我們學校只有花這麼多時間去學、去教,人家學校是三年高中,我們還要把初中甚至小學九年的知識都補回來。」張紅瓊無奈道。

 

2015級女高學生鄭珍珍是村裡第一個女高學生。她所在的村叫左岔村,是一個典型的傈僳族村寨,位於華坪縣通達傈僳族自治鄉。通達鄉距離縣城50公裡,山路曲折,開車大約要2小時,海拔在1562~3198米之間,下屬的大多行政村都非常貧困。《中國新聞周刊》在左岔村走訪時發現,一直到今年,全村只出過三個高中生,都考上了大學。其他村的情況也是如此,考上高中的孩子鳳毛麟角,很多村尚未走出過一個高中生和大學生。在這些高中生中,女生大多在女高就讀。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孩子輟學的原因多數是因為成績太差,考不上高中,而並非因為貧困或觀念落後。即便是在還沒有通路的村寨,教育觀念也已經有很大改變,以前村民們覺得讀書沒那麼重要,或抱著無所謂的態度,現在父母都希望孩子可以好好學習,考上大學,「但小孩讀不進去,父母干著急,一直催他,給他壓力,也沒用,」多位通達鄉村民對《中國新聞周刊》無奈地說道。

 

在和村裡的輟學兒童交談後發現,在外界看來,大山裡的孩子更應該清楚地意識到讀書的重要性,但實際上,這些孩子卻相反,很多都非常厭學,哪怕逼迫自己在心裡重複「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卻無法將它與自己的現實生活勾連。即使是女高學生,在讀高中前也非常懵懂。2009級女高學生陳法羽選擇去女高,只是因為不想回家種地。「讀書能幹什麼,讀書對你有什麼影響,也沒有想過外面是什麼樣子,對什麼都沒有意識和概念。」她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通達傈僳族自治鄉潘興陳總結女高模式時,特別指出,張桂梅的聰明之處,通過紅色教育讓學生對未來有了一個清晰的目標,給自己一個更明確的定位。這點對大山裡的孩子尤其重要,是想辦法潛移默化地激發學生對「知識改變命運」的渴望,讓她們產生內生動力。

 

在潘興陳看來,華坪的學生基礎差,主要是因為小學和初中的師資匱乏。

 

通達鄉丁王村民族小學(簡稱丁王民小)是鄉鎮裡最好的小學,來自附近四個村子的278名學生都集中在這裡就讀,學生以傈僳族為主。

 

丁王民小校長蔡文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學校的老師以本地人為主,大多是考出去後出於「回報家鄉」的心理回來任教。事實上,通達鄉這些年考到麗江師範大學的學生也不少,但回到華坪縣城的都很少,更不用提鄉鎮。他指出,工資少只是一方面原因,山區的老師都要有點奉獻精神,「撤點並校」後,學生家離學校太遠,很多小學和初中都是全寄宿制,老師既要負責學生的學習,還要操心生活,負擔很重。縣城的老師每天還可以回家,鄉鎮上的老師則要和學生一起同住,每周只有一天可以回家。也因此,鄉鎮學校教師流失的情況非常嚴重,「越優秀的人才流失的越快。優秀的老師都想要往縣城調,或者是去麗江和昆明這種大城市。」他說。

 

蔡文璐還表示,目前學校能招來的正課老師以二、三本為主,音樂、美術和體育老師則根本招不齊,很多副科老師都是身兼數職。事實上,對於整個華坪縣的所有中小學來說,招聘老師難是個未解的「死結」,且近幾年情況越來越嚴重。

 

楊文華指出,縣中招老師,「985」「211」的學生根本不考慮,因為招不來。以華坪一中為例,以前招聘的要求是一本,後來門檻降到了二本,現在三本也可以錄取,一降再降。女高則不願妥協,只招一本以上的老師,因此招聘難的問題格外突出。

 

從2008年成立至今,華坪縣給女高的老師編制47人一直沒有招滿,目前學校在編教師共有40人。今年9月,女高再次面向全國急招教師7名,具體包括語文、英語、物理、化學、數學、生物和地理教師各1名。招聘要求則是碩士研究生及以上、雙一流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一旦聘用,在女高的服務期要不少於六年(含試用期一年),且六年內不得調出。在華坪縣教育局黨工委書記胥國華眼中,這個條件極其苛刻。

 

女高辦公室主任張曉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招聘信息掛出去半個多月,來報名的只有1個,後來又陸續有一些報名,但都不符合條件,最終錄取的只有1名。楊文華認為,包括女高在內,縣城中學現在最缺的還不是硬體,實際上,所有硬體的升級和更新換代最終都要靠老師去操作。整個縣城的教育生態要想有質的變化,關鍵還在師資。

 

在華坪的大山裡,當《中國新聞周刊》與高中輟學的孩子交流時,下面的對話反覆出現:「為什麼不繼續讀書?」

 

「讀書不好玩。」

 

「那幹活好玩?」

 

「幹活也不好玩。」

 

「有什麼好玩的事情嗎,比如外出打工?」

 

「不出去打工,打工會被騙。」

 

「那你現在每天做什麼?」

 

「打遊戲、種地、放羊、餵豬。」

 

(文中鄭珍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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