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崢華
坦白講，當下史學論著汗牛充棟，多不勝數。不由得讓人很期待有一個清音唱響或是一陣清風拂面。
在譚徐鋒的新作《察勢觀風 近代中國的記憶、輿論與社會》中，我看到他一次精彩的發言《青年史學家的自我修養》。
他的大意是，我們在逼近歷史對象，往往切割了很多多餘的目光，以便乾淨利落地進入歷史的腹地，進而取走我們所要探求的歷史研究之物。這種拔劍四顧心茫然形勢之下的毅然出發，無疑會鑄成歷史研究的歧途。
因為，當研究者像一臺永動機一般不停製造歷史知識之時，其實可能需要某種節制與自省。
他列舉了幾個原因：
比如，就選題而言，倉促上馬與依樣畫瓢，最容易產生「成果」，但也最容易淪為快消品。
就敘述而言，一些論著的問題意識與材料之間缺少足夠的勾連，史料堆砌的現象積重難返。
儘管史學論著越來越多，但好讀耐讀的卻很少。歷史敘述與其說僅僅是形式問題，毋寧說是思考方式問題，當我們選擇怠惰的陳陳相因，最終錯過的是形成獨特敘述風格的最佳契機，進而由學風影響世風。
譚徐鋒
再就關懷而言，當下研究的碎片化似乎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但卻很少有人追問為什麼碎片化以及如何避免碎片化。
他說，回眸數千年中國文明時，總是會給予歷史以極高的讚譽，就像梁任公所說，「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最發達」。但不曾想到了我們這一輩，史學似乎缺乏了她應有的高度，這當然不是局外人更不是少數人的責任。
我們一方面在感嘆歷史與歷史研究越來越邊緣化，一方面又有些「自甘墮落」，對於大經大脈缺乏足夠的疏通，置「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的古訓於不顧，兩造之間矛盾重重。
他說，所有歷史都是記憶，都是各種記憶的摺疊與改寫，有意無意的，這其中既有作者的心血，也有各色人等的情緒，還有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權力。看似冷冰冰的各種歷史文本，無疑可以通過記憶的視角進行重新審視，由此可以發掘出歷史研究的新機。
這篇文章我看得很痛快。他的敢言，可能也會無意中得罪很多對號入座的人。
那麼，以他的這種標準，我回到他的書中。憑心而論，他的切入點比較獨特，把看似平常的案例，以某個事件或是某個人物為主軸，將其捏合到一起，形成參照對比，展現出歷史的另一種維度。學者羅新教授就說他以嚴肅而有趣的鮮活個案表達了另一種記憶。
在文章《曾文正公「復活」記——一段近代中國的閱讀記憶》中，他選取了幾個人物，將他們閱讀曾國藩的個案集結起來，互相參照。
比如，錢穆讀了《曾文正公家訓》痴迷不已，連同家書一起購買，曾文正公可能在少年錢穆心中充當了不在場的父親，這對錢穆的成長至關重要。後錢穆在《略論中國教育學》提到「曾國藩家書家訓，乃以書信親教其弟與子，此乃一種家庭教育。」
蔣介石也是幼年喪父，曾國藩家書家訓日記文集成為他的必讀書，時常進行溫習。蔣經國從蘇聯歸國後，蔣讓他讀《曾文正公家書》。有時忙，對蔣經國的信來不及詳細答覆，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訓第幾篇代替回信。偶爾蔣經國報告身體有疾，蔣介石回信責其沒有好好讀曾家書緣故。在蔣介石心中，曾簡直是包治百病。
青年毛澤東對曾國藩也非常推崇， 1917年，還是湖南師範學校學生的毛澤東就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同樣，在《作為個體記憶的甲午戰爭》中，他圍繞甲午戰爭，群聚了一些人的經歷、故事和細節。如鄧世昌及其後人長孫鄧小鵬，曾孫女鄧立英的回憶。還有陳寅恪的治學經歷，他和唐篔結緣就因了唐景崧的一幅真跡……此外，還有山西太谷劉大鵬的日記，廟堂之上翁同龢的視角，等等。
因為共同的家國、家族記憶，歷史記憶在此復甦、進而演化，形成各自的行動和選擇。
譚徐鋒說此前我們或許更多注意軍國大事的層面，而沒有結合家族進行考察，這樣的分疏無疑值得討論的。
所以他自己更願意展現一種視角，所關照的對象既有風潮，又有閱讀史、個體記憶與文化實踐，其中各種文本、記憶之間的互動與角力，是他關注的重點，也是今後延伸的課題。
看簡歷，譚徐鋒的碩士生導師是王奇生教授，博士生導師是黃興濤教授，他一直從事晚清民國時期政治人物的文獻整理，他說，手頭正在寫近代中國的愛情史和革命閱讀史，我們有理由期待他以更新的角度展現歷史的豐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