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不僅是我們党進入新世紀的光輝的綱領性文獻，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寶庫的新貢獻。《講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典範，貫穿其中的一根紅線，就是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科學理論的指導，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和根本原則。是否貫徹這個原則，歷來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分水嶺，也是黨的事業成敗的關鍵。我們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之所以成功地領導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就是因為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正確地貫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的問題，並不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現在，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力量有所增長，世界社會主義處於低潮，馬克思主義面臨著嚴峻挑戰。馬克思主義是不是真理？現在還靈不靈？這是必須澄清的大是大非問題。
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文明史上產生過許多社會歷史理論，代表著人類認識由淺入深的發展過程，其中有些理論包含著豐富深刻的思想，是我們必須繼承借鑑的寶貴遺產；即使是謬誤和偏見，也給我們提供了理論思維的借鑑。對這些人類文明發展大道上的思想成果採取粗陋的歷史虛無主義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任何理論至多只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探究出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是決定一切社會關係、因而也決定人們思想動機的根源；只看到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而沒有看到人民群眾的作用。這種根本缺陷決定了它們不可能科學地揭示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這不是由於前人缺乏智慧，而是由於社會發展程度的不足和思想家階級眼界、階級偏見的限制。真正科學的社會歷史理論，只有在十九世紀中葉資本主義大生產發展了的條件下才可能出現。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決不在於憑空創造了什麼，而在於批判地吸取了思想史的成果，總結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而創造了科學理論，引起了人類認識史上的空前革命，結束了人類在黑暗中徘徊的困境。
我們中國人對此體會最深。1840年以後的八十年，是中國面臨淪亡而找不到出路的血淚斑斑的八十年。為了救亡圖存，中國先進分子從西方引進了許多理論和學說，可是沒有一種理論和學說能夠救中國，它們在實踐的嚴酷考驗中一個一個地破產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立即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中國共產黨誕生了。當全國只有五十多個黨員的時候，黨就有信心徹底改造舊中國，信心的根據就來自馬克思主義。1921年以來的八十年，黨就是靠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把災難深重的舊中國變成了初步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如果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的真理，這樣的奇蹟可能出現嗎？
當今世界，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世界格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那麼，誕生於十九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是否已經「過時」了呢？科學理論的過時，一般指兩種情況：一是它的基本原理所反映的對象現在已經不再存在；二是出現了一種新理論，它不僅能更深刻地解釋原有理論所能解釋的問題，而且能解釋原有理論所不能解釋的問題，把原有理論降低為它的一種特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現在並沒有遭遇上述任何一種情況。誠然，二十世紀的科學技術革命產生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基因理論、資訊理論、系統論等重大成果，社會生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是，科學和實踐的發展推翻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了嗎？沒有。恰恰相反，這些基本原理正在不斷地為最新的科學成果、社會實踐結果所證實。當然，這些基本原理也要豐富和發展，它們的內容和形式都要進一步深刻化、精確化；但它們的「硬核」至今沒有動搖。全世界還沒有任何一種理論比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有更廣闊的理論覆蓋面和更深刻的解釋力。現代西方的哲學和社會歷史理論層出不窮，流派紛呈，它們對局部的問題確有值得重視的見解，但是它們在總體上仍然低於馬克思主義的水平，說不上超越馬克思主義。西方學者中的有識之士也承認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當代不可超越的哲學。斷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已經過時是沒有根據的。誠如江澤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否則我們的事業就會因為沒有正確的理論基礎和思想靈魂而迷失方向，就會歸於失敗。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
必須區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具體結論
至於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結論卻是另一回事。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結論是馬克思主義者（包括經典作家）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於考察特殊對象時得出的結論。這種結論（包括計劃、方案、戰略、戰術、路線、方針以至具體的行動綱領等）的正確與否，就看它是否符合它所反映的特殊對象，這要通過具體實踐的檢驗才能判定。具體結論有種種不同的情況。（1）有些結論在當時是正確的，現在也仍然符合實際，談不上過時。（2）有些結論當時是正確的，現在因為對象本身發生了變化，原有的結論已不再符合變化了的對象，因而過時了，這就應當修改原有的結論，使它符合新的對象。例如，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裡就指出《宣言》有幾個地方的論斷已經過時，馬克思當年斷言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幾個主要國家同時發生才能勝利，就屬於這種情況。（3）有些論斷由於對情況的掌握不全面、不準確，或者出現了前所未料的事變，在當時就有程度不同的錯誤。這就應該在發現之後予以改正。例如，1848年首次出版的德文版《共產黨宣言》第一章曾斷言：「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就是一個錯誤的論斷。錯誤的原因是那時人們還不知道原始公社的存在。1877年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出版後弄清了真實情況，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上就加注作了更正，指出這個論斷中的「一切社會的歷史」應當改為「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又如，《共產黨宣言》曾斷言資產階級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這也是由於對資本主義自我調整的能力估計不足而產生的錯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計當時革命高潮到來的時機問題上，也有過失誤。當然，我們不能因為一些具體結論的錯誤就反推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正確，否則就是不懂得科學理論的基本原理與它的實際運用之間的關係，犯了事實上和邏輯上的雙重錯誤。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正確，就推出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所說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否則也會犯錯誤。
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要不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樣是個大是大非問題。
任何科學理論的基本原理與它的實際運用之間的關係，都涉及矛盾的普遍性與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科學理論的基本原理所反映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不可能囊括千差萬別的矛盾特殊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不例外，它只能提供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指導原則，不可能提供具體問題的現成答案。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的一種形式，它的哲學根源就是不了解普遍與特殊的區別，更不了解兩者的辯證關係。教條主義者不區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作出的具體結論，以為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書本上寫的一切。正如一位庸醫不根據患者的病情對症下藥，只會照抄醫學教科書開處方一樣。這種態度好像非常「堅持」馬克思主義，其實本身就違反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大禍害，它導致主觀與客觀相分裂，認識與實踐相脫離。我們黨曾吃過教條主義的大虧，付出過慘重的代價，如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左」傾錯誤，使蘇區的力量損失了90％，白區的力量損失了幾乎100％。毛澤東當年以極大的努力批判了「無的放矢」或「有矢不放」的教條主義，使全黨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中國革命才走上了勝利之途。這個以血的代價換來的歷史經驗永遠不能忘記。黨不僅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動搖，而且必須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面臨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在結合的過程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是黨的事業成敗的關鍵，是黨成熟與否的標誌，也是馬克思主義能不能得到真正堅持的關鍵。江澤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如果不顧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的變化，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具體情況作出的某些個別論斷和具體行動綱領，我們就會因為思想脫離實際而不能順利前進，甚至發生失誤。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始終反對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道理所在。」
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開始了這個「結合」的過程。凡是結合得好的時候，黨的事業就發展，就勝利；結合得不好的時候，黨的事業就受挫，就失敗。「結合」是非常艱難的事業。中國革命應該怎麼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裡沒有寫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怎麼搞？經典著作裡也沒有寫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長期反覆的實踐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總結經驗，不斷創新，自己摸索出來的。我們黨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這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黨一直要做下去的一篇大文章，不可能一勞永逸。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在繼續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不斷創新，豐富和發展著鄧小平理論。江澤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講話，之所以是我們黨新世紀的綱領性文獻，就是因為它創造性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不斷發展變化著的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論斷，解決了中國進一步發展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寶庫。
必須準確地把握中國實際
要成功地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須準確地把握中國實際。否則，即使主觀願望上想結合也會事與願違。我們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之所以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就是因為準確地把握了中國實際。怎樣才能準確地把握中國實際，我們從《講話》中可以得到許多啟示。
第一，要抓住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而不能主次不分或主次顛倒。否則，即使身在實際之中也會抓不住實際。中國每天發生的實際情況多得不可勝數，如果只是就事論事，就分不清本質與現象、真相與假相、全局與局部、主流與支流，抓不到最大的、最本質的實際，還可能使次要的、暫時起作用的問題掩蓋了主要的、長期起作用的問題，造成決策上的失誤。中國最大的、最本質的實際，就是正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全民族的文化水平還落後於發達國家，這種狀況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必須服從於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橫下一條心，排除來自任何方面的幹擾，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集中力量抓住經濟建設這件頭等大事不放。
第二，要把中國放在當代世界的全局中考察，而不是孤立地看中國。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不了解當代世界全局的總體情況和中國在世界全局中所處的地位，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實際本身。《講話》對中國實際的分析，處處都把中國放在世界全局中考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講話》告訴我們，我們的總體戰略和一切方針政策乃至各項工作的具體措施，都不能離開世界全局，都必須審慎地估計它們在國際激烈競爭的大格局中的長遠效應，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發揮優勢，利用矛盾，參與競爭，從而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不斷地增強綜合國力，爭取立於不敗之地。
第三，要把中國放在動態的過程中考察，而不是靜止地看中國。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但是這個矛盾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都是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社會的經濟結構和人們的利益關係、就業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等與單一的計劃經濟時期和相對封閉時期相比，已經發生了極大變化。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然會進一步發生更大變化。新情況、新問題將日新月異，層出不窮。我們的具體政策、措施都要與時俱進，按照戰略目標的要求不失時機地作出調整，提出與變化著的實際相符合的新辦法、新舉措。如果思想落後於形勢，就會脫離實際。
只要我們各條戰線、各個部門的工作都能夠以江澤民同志「七一」重要講話特別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研究新情況，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舉措，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就一定會無往而不勝。
（陶德麟執筆）
《人民日報》(2001年08月23日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