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生物創新藥企要趕上國際創新的腳步,需要引進國際頂尖人才——信達生物此次換帥,就是其中一個縮影。
10月15日,信達生物宣布,任命生物醫藥行業世界著名科學家劉勇軍博士為集團總裁。加入信達生物後,劉博士將負責集團全球研發、管線戰略、商務合作及國際業務等工作,向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執行長俞德超匯報。
劉勇軍簡歷顯示,其深耕生物醫藥行業超過30年,是免疫學、腫瘤學以及轉化醫學領域全球知名的科學家,在國際著名科研機構和全球頂尖製藥企業研發部門擁有豐富的工作經歷。
1991年,劉勇軍作為高級科學家加入跨國製藥公司法國裡昂先靈葆雅,1997年加入先靈葆雅旗下美國生物技術公司DNAX研究所擔任主任科學家。2002年,他被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聘為Vivian Smith傑出講席教授、免疫學系主任和癌症免疫研究中心(CCIR)創始主任。
2011年,劉勇軍被貝勒(Baylor)研究所聘為首席科學官和貝勒(Baylor)免疫研究所所長。在學術界工作10餘年後,劉博士於2014年被阿斯利康旗下全球生物製藥子公司Medimmune聘為首席科學官和全球研究負責人。加入信達生物之前,劉博士於2016年至2020年期間擔任賽諾菲全球研究負責人。
據悉,任職期間,劉勇軍在多個治療領域取得了斐然的工作成就。尤其在腫瘤和免疫兩個生物製藥核心領域中,大幅提升藥物研發能力,全面豐富早期創新管線。
對此,信達生物創始人、董事長兼執行長俞德超博士表示:劉博士的經歷與信達生物研發全球First-in-Class管線的戰略目標十分契合。我們相信劉博士的加入將助力信達生物進一步加強內部研發與創新能力,搭建全球研發平臺和國際化研發團隊,開發出更多具有全球First-in-Class潛力的創新品種,深化產品鏈價值,加快信達創新的步伐。
資料顯示,成立於2011年的信達生物,致力於開發、生產和銷售用於治療腫瘤、代謝疾病、自身免疫等重大疾病的創新藥物。2018年10月31日,信達生物在香港上市——「創新」是這類生物製藥企業身上最醒目的標籤,因此該原則也貫穿在其對高管選擇的側重上——有豐富的研發背景,工作內容專注於對研發和管線戰略的布局。
在成功推出2019年首款PD-1產品信迪利單抗後,信達生物開始進入商業化階段,並創造了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收入,同時淨虧損從2018年的58億收窄至2019年的17億人民幣。
作為中國具有代表性的創新生物藥企,信達生物建立起了一條包括23個新藥品種的產業鏈,覆蓋腫瘤、代謝疾病、自身免疫等多個疾病領域。其中,有6個品種入選國家重大新藥創製專項;4個產品(信迪利單抗注射液,貝伐珠單抗生物類似藥,阿達木單抗生物類似藥,利妥昔單抗生物類似藥)獲得NMPA批准上市;4個品種進入III期或關鍵性臨床研究,另外還有15個產品已進入臨床研究。
其中,信迪利單抗已於2019年11月成功進入國家醫保目錄,成為唯一一個進入新版國家醫保目錄的PD-1抑制劑,目前已進入快速放量階段。
某種程度上,信達生物正沿著傳統生物藥企的軌跡慢慢發展壯大:這類生物製藥企業,有著優良的在研品種和明確的商業前景;在起初階段,由於產品研發周期長,收入和利潤兌現緩慢,需要較多的風險投資,也處於持續虧損中;但如果開始商業化,則就進入了快速放量和利潤變現的過程——創新藥的競爭少,降價壓力小,會給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會填補因投入巨額研發費用而造成的虧損。
資料顯示,自2018年以來,多家跨國藥企都加入到裁員、換帥和戰略調整的大軍中,到了2019年,趨勢更是有增無減。這則給了本土藥企尤其是創新性藥企一定的機會,趁機吸納高端人才。廣闊的施展空間和「不差錢」的本土創新藥企對跨國藥企中很多高級別本土管理者產生強大吸引力。
吳曉濱就是典型的案例:他是第一位擔任跨國製藥企業中國區掌門人的本土人士,先後在惠氏製藥、輝瑞中國擔任CEO一職,業內曾有評論認為他是執掌跨國藥企最成功的中國人,最終他看中了中國的醫藥創新工業的前景,加入百濟神州。
從薪水情況來看,很多生物技術公司,都通過高薪酬來吸引吳曉濱這樣的頂級人才。
根據此前的券商中國報導,2018年,百濟神州收入1.98億美元,虧損6.74億美元,支付給董事長兼執行長歐雷強的薪酬是2789.58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1.88億),支付給總裁吳曉濱的薪酬是2154.9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1.45億)。
這意味著我國的生物創新藥企要趕上國際創新的腳步,需要引進國際頂尖人才——這需要一流的薪資待遇才能做到。
業內曾有觀點認為,中國的biotech有希望成為全球優質的biotech,也有可能變成優秀的製藥企業。產品的研發、銷售體系的建立、以及管理機制的建立均在摸索中前進,而優秀人才的流入,就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