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 Editor's Pick 當班編輯張頔，他推薦的書是西班牙作家安德烈斯·巴爾瓦的小說《光明共和國》。
單讀編輯張頔的推薦語：
偉大的小說通常有一個大膽的開頭，作者一上來就敢於揭開故事的謎底——
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奧雷裡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百年孤獨》
我的兄弟柯希莫·皮奧瓦斯科·迪·隆多最後一次坐在我們中間的那一天是 1767 年 6 月 15 日。我記得很清楚，事情好象就發生在今天一樣。
——《樹上的男爵》
在《光明共和國》中，巴爾瓦化身為馬爾克斯和卡爾維諾的文學繼承人，他的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每當有人向我問起聖克裡斯託瓦爾那三十二個失去生命的孩子時，我的回答往往因對方的年齡而異。」
如一切優秀故事所具有的品質，《光明共和國》的故事足以用一句話概括：一個虛構的拉丁美洲城市，毫無徵兆地出現了一群孩子，他們在十二三歲上下，有男有女，這些來歷不明的孩子白天在城市裡偷搶食物，夜晚則遁入森林，他們發明了自己的語言，大人們一句都聽不懂，為了維護既定秩序，城裡的大人們對孩子們發起圍捕，只成功捕到一個孩子，卻意外導致其他 32 個孩子死亡。
這個聽上去離奇得像是古老民間傳說的故事，被巴爾瓦巧妙地放置到了被現代科技包圍的 20 世紀 90 年代。在巴爾瓦筆下，孩子們的玩耍、集會、搶劫，乃至更加暴力的行徑，從一開始就被城市裡遍布的監控攝像頭記錄得清清楚楚。但機械的、遲鈍的政府機構一直對這些胡作非為的孩子置之不理；城中民眾雖然心有恐懼，卻「出於道德」而不願與小孩子發生衝突，而放任其胡作非為；唯一對孩子們有所行動的是媒體，記者們蜂擁而至，想要拍攝下這些說著奇怪語言的孩子，只是為了得到一篇新聞報導。
▲安德烈斯·巴爾瓦（Andrés Barba，1975 — ），西班牙作家，出版小說《卡蒂亞的姐姐》《小手》《特蕾莎修女》《一匹馬的死亡》《光明共和國》等。
在《光明共和國》裡，孩子不只是孩子——不只是戈爾丁《蠅王》裡寓意著「人性本惡」的孩子。相比之下，在巴爾瓦的故事裡，孩子的象徵意義要複雜得多：他們並非孤立於世界之外的「實驗田」、烏託邦，而是走入城市之中，與現實世界糾纏起來；他們玩耍時笑得得天真無邪，但下一秒可能就會毫無徵兆地跳到大人面前搶劫東西，在充斥規則秩序的城市中顯得格格不入；他們運用嶄新的語言重新命名一切事物，給成人世界的規則帶來根本性的挑戰，人們因為聽不懂的語言而恐懼，儘管說這種語言的人都是些身形瘦小的孩子；他們是活在陽光下的「幽靈」，白天在城市出現，在監控器下為所欲為，夜晚消失進森林，任誰也捕捉不到他們的蹤影；他們擁有一種魔力，吸引著城市中的孩子著魔般地走入森林，加入他們的群體；他們像一把飛來利斧，將這個被監視器、錄像機、手機、話筒等高科技重重武裝得看似堅不可摧的現代社會劈開一絲縫隙。
總結來說，巴爾瓦在《光明共和國》中，通過脫離現代文明的孩子的故事，向讀者發出兩個問題：人類文明在不斷發展自身的同時，如何與自然世界處理好關係；以及，當產生暴力時，人類社會能否找到並利用一種非暴力手段來解決暴力問題。
讀完本書，放眼世界，這 32 個死去的孩子將在你眼前死而復生：他們既出現在曾經的「80 後」、「90 後」當中，也出現在今天的「00 後」當中，還將出現在未來的「10後」、「20 後」……他們將不斷向既定的社會規則發起挑戰，說著你聽不懂的語言，穿著在你看來毫無美感的衣服，做著讓你看不順眼的事情。最後，他們將取代你，他們終將面對新的「他們」發起的挑戰。
這些話聽上去頗為致鬱，但巴爾瓦早已在書中向我們道出真諦：
人們有時覺得，要抵達人類靈魂深處，必須乘坐一艘馬力強勁的潛水艇，最後卻發現自己正穿著潛水服試圖侵入一個浴缸。
《光明共和國》
[西]安德烈斯·巴爾瓦 著
蔡學娣 譯
理想國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
2020-4
被森林吞沒的孩子
（下文摘自《光明共和國》）
撰文：安德烈斯·巴爾瓦
也許達科塔超市襲擊事件會發生在節日之後並不完全是偶然。悲傷的世界和快樂的世界從來沒有像在聖誕節和新年的時候這麼截然不同。在聖克裡斯託瓦爾，沒有冰冷的茅屋，蘑菇燉火雞，也沒有聖誕老人。12 月的炎熱更加窒悶：溼季漫長而穩定，從暴雨到悶熱再到暴雨，沒有區別。屋頂的木板滾燙，房子變成了桑拿浴室。溫度和溼度導致辦事處和服務部門辦事拖沓，人們的睡眠既少又差，也就暴露出了這個地方與真正的文明之間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只有埃萊河依然不動聲色地流淌著，像是一則寓意姍姍來遲的寓言。
達科塔超市襲擊事件正是在那時發生的，就在節日剛剛過去一周後，也就是 1995 年 1 月 7 日。8 日的報導相互矛盾，但是即便如此，還是可以通過發布的各種信息組成一個大致的畫面：四個孩子一大早就出現在超市門口，這是比較正常的事情，他們進去，出來，討要食物，然後離開。據報導，直到此時，1 月 7 日仍然是平安無事的一 天，但是那些孩子中午又回來了。根據達科塔超市經理的證詞，那些孩子從來不會去而復返，而且他們回來也不是為了繼續乞討：他們坐在超市對面的停車場裡，開始玩了起來。有的證人說他們年齡稍大，大概十二三歲，也有的證人說他們不是在玩耍，而是在「商量事情」，或早或晚地，所有的發現最終都令人困惑地提到了一個共同點：他們沒有頭領，這個事實已經被我們保留下來的所有關於他們的錄像、圖片和文檔所證實。
下午 1 點，有三個孩子進入超市，企圖偷幾瓶飲料，被保安當場抓住。監控錄像裡那位保安處理方式之野蠻以及當時在超市裡的人靜觀那個場面時的木然——姑且不說是贊同——至今令人震驚。沒有人做出任何舉動來阻止保安繼續打那個孩子的耳光，沒有人進行一絲一毫的指責。在國際未成年人法庭上，單憑那份錄像就足以通過快速審判把那個男人投入監獄，但是 1995 年 1 月 7 日，在達科塔超市裡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至少十五個「值得尊敬的」成人面前，那種行為沒有引起任何反應。達科塔超市經理在媒體面前說的一句自辯令人印象深刻：可能看起來有點誇張，但是當時情緒太激動了。那些孩子每天都來。
律師本該用「最低量刑原則」來回應那句話，全世界所有的刑罰體系中都存在著這樣一條基本法律，因為既然犯罪是為了謀求某些利益，那麼為了讓社會施加的懲罰在罪犯身上產生希望的效果，懲罰造成的損失必須高於犯罪的收益。簡而言之：如果一個小偷偷了兩隻母雞，那麼他必須賠付三隻的價錢。這是一條很容易理解的法律，但卻把刑罰推到了一個假想的空間，因為它把懲罰的效力建立在「不對等的」性質之上。在小偷偷了兩隻母雞需要賠付三隻的價錢時，人們相信的不是正義會重新得到伸張，或者小偷會重新被社會接納，而是其他小偷會因為看到第一個小偷受到的懲罰而約束自己。如果把這種想法推演到極致——並且可以確保罪犯不會重犯——那麼甚至都不需要懲罰小偷，只需要把他隔離，讓其他人相信他已經受到了懲罰就夠了。只要想像那種損失就夠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意識到了這也正是我們本該對那三十二個孩子做的：隔離一兩個孩子，然後在那個抵抗群體中植入這樣的想像，我們已經懲罰了失蹤者，並且懲罰力度是他們難以承受的。一個同伴被扣留並受到懲罰的畫面可能會激發他們的憤怒情緒——或者甚至是營救同伴的強烈願望——但是長此以往，它終會像年輕機體上的毒瘤那樣，慢慢吸取它的能量。
但是暴力並不遵循意料之中的模式。那年 1 月 7 日的錄像證實了這一點。在保安大耍威風之後，停車場裡的孩子並沒有馬上反抗，而是平靜了很長一段時間。錄像（其中有那個被打的孩子）顯示，他們又出去玩耍了，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錄像中可以看到，他們又在那裡待了至少半個小時。那是一種奇特的遊戲，類似於那種通常被稱為「警察抓小偷」的追逐遊戲，但是有人質。孩子們分成兩組，追一個頭上系了一件背心的孩子。一組保護被追的人，另一組試圖抓住他。每次抓到人的時候，他們便笑著壓在一起，在繫著背心的男孩或者女孩身上堆成一座人肉小山。攝像頭拍不到停車場裡所有的地方，有時會看不到他們，但很明顯的是，孩子越來越多。就像回聲一樣。最初鬆弛的節奏變得越來越有邏輯性。遊戲玩完了，所有的孩子都躺在一個廣告牌的陰影裡。一共有二十三個孩子，最小的不超過十歲，最大的應該在十三歲左右。可以看到一些孩子分成幾組在商量事情，而且參與的人在逐漸增多。可以從他們的肢體語言上看出其過程：突然幾乎所有的孩子都站了起來，雙手叉腰，踮起腳尖，伸長脖子去聽其他人在說什麼。幾個女孩在各組之間跑來跑去，沒有停止玩耍。她們拍拍一個孩子的後背，然後笑著跑開。沒有任何領導，沒有任何人組織，各小組並沒有重複帶有密謀色彩的動作，他們似乎並不是在商定戰略或者制定搶劫計劃。完全相反，那些行動毫無秩序可言，更像是在做遊戲。
那為什麼不停地有孩子過去呢？他們是怎麼召喚其他人的？14 時 40 分，達科塔超市的停車場裡可以數出二十八個孩子。這也許是我們到那時為止所能找到的最全的「合影」了。（除了一年後赫拉爾多·森薩納在體育館給那三十二具屍體拍的那張恐怖的照片。）女孩佔三分之一，雖然有時候孩子的性別不是那麼容易分清。所有孩子的穿著都很相似：背心，牛仔褲，短褲。所有的孩子都髒兮兮的，但是整體上比我們想像中要好一些，這表明關於他們不講衛生的說法也應該糾正一下了。
根據攝像頭上的計時器，他們進入超市時是 15 時 02 分。保安攔在門口，推了兩下走在前頭的幾個孩子，但是馬上就被成群的孩子弄得束手無策。一直跟著其中一夥孩子的那條白狗朝著一名員工大叫，並咬了那個保安。刀子幾乎馬上就露了出來，有的是從超市的五金區搶來的，有的是從肉類區和魚類區搶來的。人們總是說，那群孩子裡殺了人的只佔一小部分，犯下謀殺罪的孩子只有五六個，其他人始終保持著孩子的樣子，這一點完全可以從監控錄像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一會兒亂成一團，一會兒重新聚集，一會兒混亂，一會兒有秩序，任何一群孩子被告知可以任意破壞周圍的一切後都會有這種反應：先是快速跑開，然後重新聚集。孩子們被突如其來的自由搞得不知所措，面面相覷。首先爆發出來的是喜悅。面對奶製品，三個孩子忙著把牛奶盒放到地上，然後跳上去把它們踩爆，另一個孩子把一包麵粉全部倒在一個女孩的頭上，女孩哭了起來。一個單獨行動的男孩打開一盒麥片，全部倒入自己張開的嘴裡，另外兩個孩子忙著用掃帚柄把葡萄酒瓶推倒。如果一切都停在這裡，看著這些畫面定會讓人忍俊不禁，它們極其忠實地再現了兒時的夢想：起義和造反，反對大人的安排。但就在那一刻，人們的笑容凝結在了臉上。殺戮開始了。
當天下午，與聖克裡斯託瓦爾警察局局長阿馬德奧·羅克、市長以及負責未成年人法庭的家 庭法官帕特裡夏·加林多一起，我們將監控錄像分為了三組：A 組是因其犯罪內容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公開的錄像；B 組是因為關係到警方對襲擊之前情況的調查（主要是停車場的錄像）所以不能公開的錄像，C 組是迫於媒體壓力而將要公開的錄像。
第一組錄像的性質很難描述。一方面像是一起校園暴亂，那些暴力行動（幾乎全是持刀傷人）乾脆利落，受害者倒下時好像不是真的被刀子傷到了，而像是在用拙劣的演技假裝，或者是被絆倒了。許多孩子聚集在門口，還有的孩子甚至哭了起來，隔著幾米的距離向受害者鞠躬，像是被剛才行為的後果麻醉了。整個襲擊持續的時間，其笨拙的方式，在同一時間發生但卻各不相同的行為，都很令人吃驚。在將近十分鐘的時間裡，一些人進去，出來，然後又進去，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似的。一個女人趁亂偷了一盒染髮劑之類的東西，而在貨架的另一端，一個十歲的男孩剛剛朝一個成年人的腹部捅了一刀。有一個觀點我覺得更可信，那些孩子在進超市之前並沒有犯罪意圖，殺人行為是過度興奮和笨拙的產物，這一觀點在其持續時間和無序狀態這兩個方面都能得到證實。如果襲擊是事先計劃好的——哪怕計劃得不好——那麼一切都會更快速，不會那麼猶豫，更重要的是，會有一個明確的目的。
暴力來得快，去得也快。在四分鐘的時間裡，超市裡所有人的平靜讓人印象非常深刻：傷者在地上爬行，孩子們重新聚集在魚類區，有的孩子手裡仍然拿著刀子，有的孩子還在繼續扔東西，甚至有一個孩子呆立在一個攝像頭前，僵在那裡，像是一盤速戰速決的象棋下完之後，剩在棋盤上的一個孤獨的小兵。那個孩子在盯著什麼看？誰都無法知道那個地方真正發生了什麼，無法真正呼吸到那個地方的氧氣，就連那些在這場悲劇中倖存下來的人在描述它時所說的話也是要麼過於淺顯，要麼令人費解。那是一場噩夢，說不清楚發生了什麼……翻過很多頁千篇一律的說法之後，才能找出兩條帶有不容置疑的冷酷的現實色彩的陳述：一個女人說，她敢發誓，那些孩子們長著蟲子一樣的臉；超市的一位收銀員說，我們當時都十分清楚我們應該怎麼做。其中第二個說法讓我失眠了好幾個月。
同樣無法解釋的是襲擊的結束。錄像顯示，當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在魚類區之後，出於某種原因他們亂鬨鬨地向門口跑去。那不是無緣無故的逃跑，而是狂奔。似乎某種東西突然讓他們的內心開始顫抖，一種無法克服的恐懼。
15 時 17 分，一切都已經結束了。超市周圍擠滿了一大群人，孩子們已經消失在了大森林裡。經核查，有三人被刀器所傷，兩人死亡，一男一女。但更重要的是，與受害者的數量相比，更難說清卻更容易感受到、更確定無疑的是一種類似於恐懼的感覺：確信這只是一個不可逆轉的發展的第一步。
***
心懷恐懼的人和戀愛中的人一樣細心。也許這只是一個很小的發現，但當我在襲擊的幾天後發現它時，那感覺就像兩個涇渭分明的大陸融為了一體。我常常坐在家裡的走廊裡，一邊輔導女兒做作業，一邊看著音樂會那天下午冒出三個孩子腦袋的柵欄那裡。我感到奇怪的是，雖然我記不清他們的臉，但是他們給我的感覺卻很清晰：我相信自己感覺到了他們的身高、比例甚至體重。然後我看著女兒的臉龐，再次有了那種感覺：她伏在作業本上，我仔細觀察著她的眼白及其與深色皮膚的美妙對比，圓圓的額頭和垂下的臉頰，桀驁不馴的濃髮。
維克多·科萬在 1995 年 1 月 15 日的《公正報》專欄文章中寫道：我們開始用另一種方式看待我們的子女，好像我們成了敵人，這並不奇怪。他說得不無道理。我們竭盡全力尋找那些孩子時的絕望，和我們突然對自家孩子產生的警覺之間出現了某種重合，就好像在一些孩子身上開始的情感必然在其他孩子身上終止，一方只是另一方的反面。
最初的幾天裡產生了三種相互矛盾同時又相互補充的反應：震驚，報復欲和同情。幸災樂禍的情緒因為超市襲擊事件而變得更強烈了。在那些孩子還只是在大街上乞討時，眾人表現出來的那種偽裝成慷慨和善良的憐憫，如今已經變成了震驚，然後又變成了仇恨。受害者的家人在市政府門前集會，要負責人償命（包括我），迫使政府召開了一個荒唐的全體會議，會上達成了一個原本可以被簡單直接地稱為「捕獵」的行動決議，但由於對象是孩子，所以我們決定命名為「搜查」。
我們認為他們的營地在大森林裡確定無疑，所以並不介意浪費幾個小時來確保一進去就能抓到儘可能多的孩子。畢竟—我們認為，好像我們犯的錯還不夠多似的——他們只是孩子，不可能走得太遠。我們的想法是讓警察出其不意地進去，然後把他們帶回來接受未成年人審判，但是襲擊事件在全國引起的反響太大，事情出人意料地變得複雜起來。監控錄像造成了極大的不安，全國所有的電視臺都播放了。記者一窩蜂地趕往聖克裡斯託瓦爾市，市民們向警察提供的說法和證詞開始自相矛盾，人們說當天下午和第二天都在自己家附近見過那些孩子，能從窗戶裡看到他們在半夜裡摸黑翻垃圾桶。大街上擠滿了相機和記者，想成為主角的神秘欲望支配了許多真正的目擊者，驅使他們提供了想像力極為豐富的證詞，若不是前一天有兩個人去世，他們會直接變成喜劇演員。或許他們已經是了。那些衝突過去許多年後，有一次馬婭跟我說，在聖克裡斯託瓦爾，人們永遠不會失去笑容，即使最嚴峻的事件發生。她說這話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真的是這樣，而她並沒有多作解釋。我想起，即使是在最嚴峻的日子裡——也許恰恰是在那樣的日子裡——我也總能想起自己曾在某個時刻開懷大笑。這不僅僅因為我們試圖用一些令人興奮的笑話減輕自己的痛苦，而且關乎一個看似不太可能卻合乎邏輯的發現：當我們在持續關注一樁罪行的影響時，遲早會有某種東西讓我們露出微笑。但是我們時不時地大笑並不意味著我們的生活很舒心。國內無能的官僚機構像一張沾了膠水的網一樣籠罩著我們，內務部要求我們對每一個決定作出解釋，由於巴爾梅斯部長內閣的無能，我們甚至無法獲得批准以便儘早開始搜查行動。
1 月 11 日一大早，一支由五十名警察組成的隊伍開始沿著埃萊河東岸進行搜查。城裡看不到那些孩子的蹤影，我們便以為他們不可能在別的地方。市警察局局長阿馬德奧·羅克組織大家按照包圍戰略進行搜尋，一旦看到那群孩子，警察就會包圍他們，然後不斷縮小包圍圈。但那隊警察在深入密林七公裡後，除了兩處被拋棄的營地、幾件衣物、殘留的食物和幾個玩具之外，沒有找到任何線索。在十五個小時的搜尋之後，一名警察被珊瑚蛇咬傷了，只好被沿著水路送了回來。當隊伍沒能帶回一個孩子，卻帶回了一名舌頭腫得像海綿的警察時，沮喪開始蔓延。
大森林吞沒了聖克裡斯託瓦爾的孩子們，讓他們銷聲匿跡了。假如我和他們在一起的話，陷入痴迷的特雷莎·奧塔尼奧在 1 月 17 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會和「貓」一起爬到樹上，他們永遠都找不到我們。不管是在樹上還是在河底，那些孩子在哪裡藏了將近四個月至今仍然是一個謎。現在我們可以比較有把握地確定他們的一些行動，鑑於他們在內地的一個佃戶農莊和兩個基督教原住民部落短暫出現過，我們可以繪製一張包含部分藏匿點的地圖，但是知道這些也解決不了多少問題。同樣，我們也不清楚那些接觸的性質。孩子們和那些群體聯合的紐帶是對聖克裡斯託瓦爾的共同怨恨，因此，他們的關係比他們後來承認的更友好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無論友好與否，他們的接觸也不會太多，否則我們總會發現的
人類的邏輯有其獨特的運行方式，有的景象似乎與之並不相符。「不可能，太荒謬了」，我們有時會這麼說。但是一些事情過於荒謬並不能阻止它們發生。聖克裡斯託瓦爾的孩子消失在大森林裡就屬於這種情況，那荒謬景象的首要後果便是把我們留在那裡獨自幻想。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我們不僅懷疑我們的感覺，而且懷疑現實本身。我們以為灌木叢的葉子隨時會分開，我們會重新看到他們孩子氣的臉，等到這種情況發生，一切都將回到正軌。但是那些孩子沒有出現，搜查的警察每天回來時都努力掩飾他們的沮喪，每當我們看向大森林時，都會覺得那片密林為了保護那些孩子，已經變成了我們的敵人。即使它不是一則道德寓言，那也必須承認它們非常近似。
許多年前，在讀一本現在已經記不太清了的書時，偶然看到的一個意象，徹底改變了我對現實的認識。作者描寫一個人物望著大海，突然明白了他想像中的「大海」這個詞與真正的大海並不相符，每當他說到「大海」時，想到的只不過是它那微不足道的藍綠色海面，上面漂著泡沫，而從來不會想到大海真正的本質：深不可測的水體中充滿了魚類、暗流，以及——尤其是——黑暗。大海是真正的黑暗王國。孩子們消失的那天，聖克裡斯託瓦爾的市民對大森林也有類似的感覺。我們突然感覺自己好像混淆了外表與本質。在逃往那個秘密的腹地時，那些孩子像是用一艘潛艇把我們也帶走了。我們或許看不見他們，但是在他們的目光深處，在他們的恐懼中心，我們卻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他們。
兩個月的時間很長，期間他們經歷的事情對我們來說仍然是一個謎。如果有人不相信那些孩子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能夠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那麼只需要回顧一下歷史上那些野孩子的故事，從十四世紀的黑森狼孩、十六世紀末在畜群中長大的孩子巴姆貝格，到他們的鼻祖，被神話裡的卡匹託爾山母狼哺乳長大的羅慕洛和雷莫。所有這些在大自然或者動物的保護下生存下來的孩子儼然是最不容置疑的人類證據。1923 年，兩個女孩——阿瑪拉和卡瑪拉，一個六歲，一個四歲, 被印度加爾各答地區的一個狼群養大；二十世紀中期，比森特·瓜瓜在智利南部被幾隻美洲獅養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烏克蘭女孩奧克薩娜·馬拉亞被幾隻狗養大；烏幹達的一群綠猴收養了約翰·薩班尼亞。只要稍作調查，就可以證實類似的情況有很多，雖然沒有這些這麼驚人。在那裡，在那種缺少孩子和動物相互認可的迫切性和便捷性的情況下，那三十二個孩子很可能同大森林開始了對話，不用說，在這場對話中，我們並沒有受到邀請。
我們被這種把我們排斥在外的東西吸引了，但是這種吸引力並不能保證在其籠罩下產生的想法是符合邏輯的。人們推斷並發表的大多數關於那三十二個孩子的謬論恰恰是對他們在那幾個月的所作所為的猜測。這並非偶然：我們將自己的特性投射到了一處意義完全空白的地方，然後最終相信老虎們會戀愛，上帝是一個善妒的復仇者，樹木也有思念。從行星到原子，人類系統地賦予了那些他們無法理解的事物以人性。
對於在大森林所發生的一切所產生的巨大的意義空白，我們應該習慣於帶著學者的那種謙遜而不是評論家的那種傲慢進行思考。為什麼不考慮這種可能性——大自然正試圖在那些孩子身上孕育一種全新的、陌生的文明，完全不同於我們以無法解釋的熱情所捍衛的這種文明——儘管它似乎遙遠而虛幻呢？每當這麼想時，我的心就回到了那幾個月，以及大森林腹地裡的一切為了那些孩子做出了怎樣的改變：光，時間，誰知道是否還有愛。
這更像是幾千年前那個為了將自己的行刑日推遲一天而每晚取悅蘇丹的人編造的故事：一群孩子被隨意拋棄，困在大森林腹地，試圖在幾乎密不透光的樹葉穹頂下創造世界。大森林的綠色是死亡真正的色彩。既不是白色，也不是黑色。吞噬一切的綠色，在這一大片饑渴的、雜色的、窒悶的、強大的混亂中，弱者支撐著強者，高大者剝奪著矮小者的光線，只有細微才能撼動巨大。三十二個孩子在那片大森林裡活了下來，就像是一個展示出返祖式抗爭能力的群落。一天，我去腹地的一個農莊遠足，偶然將手放在一棵樹上，樹上有一窩白蟻，我只好馬上把手縮回來。數以億計的白蟻吃光了那棵十五米高的大樹的樹心，產生的熱量比暖氣還要高。孩子們有種和那些昆蟲一樣的群落性：他們是外來者，也是寄生者；他們看似弱小，卻能夠抹殺長達幾個世紀的努力。我不想陷入我剛剛批評過的那個錯誤，但是我幾乎可以發誓說那群孩子也抹殺了愛。或者說某一種愛。我們的愛。
如今，根據其中一個女孩的屍體我們得知，這個十三歲的女孩已經懷孕。因此，他們之間應該有性關係，包括那些最小的孩子。在大森林裡的那幾個月在這方面的作用絕對是決定性的。愛是如何從零開始的？在一個沒有任何參照的世界裡應該如何相愛？從未聽說過愛的人永遠都不會相愛，拉羅什富科這句著名的格言對於這三十二個孩子的處境有著特殊的重要性。他們會在黑暗中低語、牽手、愛撫嗎？他們告白的話語、欲望的眼神是怎樣的？鐵鏽味在哪裡終止，新的一切從哪裡開始？如同從西班牙語中催生出一種新的語言，也許他們用我們慣常的示愛舉止創造出了新的東西。有時我樂於相信我們曾看到過那些舉動，只是當時並不理解，相信他們在城裡時，我們曾目睹過那些人性的萌芽。某種因我們而誕生，並持續與我們相對立的東西。童年比虛構更強大。
配圖來自電影《幸福的拉扎羅》
原標題：《我一直討厭成人身上的孩子氣和孩子身上的成人氣丨Editor’s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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