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菁（Gigi Chang）十幾歲痴迷金庸的武俠小說時，大概沒有想到二十年後，她會將金庸武俠小說翻譯成
英譯本
推向歐美市場。1月24日，金庸的經典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英譯本第二卷《未竟之約》（A Bond Undone又譯作《被取消的誓約》）在英國出版，並開始全球發售，張菁是該卷譯者。
「我在香港長大，金庸的影響像空氣一樣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中，十幾歲的時候就反反覆覆看小說，然後就是追各版本的電視劇，聽相關的流行音樂，人物如數家珍，情節倒背如流，」坐在上海永嘉路上的咖啡店裡，來自中國香港的張菁說著她的金庸情結，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
《射鵰英雄傳》英譯本第一卷書影及內容介紹
《射鵰英雄傳》的第一卷《英雄誕生》（譯者：Anna Holmwood，中文名：郝玉青）已經於2018年2月，由麥克洛霍斯出版社出版，第一卷面世後首月就加印到第七版，英美主流媒體均有大量書評報導，歐美多個國家相繼買下英譯本版權。這也是金庸小說首次由英國主流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金庸小說的完整英譯本僅三部，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的《雪山飛狐》英文平裝版（1993年1版/1996年2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鹿鼎記》（2004年）和《書劍恩仇錄》（2004年）英文精裝版。
麥克洛霍斯出版社將逐步推出「射鵰三部曲」（包括《神鵰俠侶》和《倚天屠龍記》）的英譯本，均由郝玉青和張菁合作翻譯。
無論對於武俠小說能否躋身文學經典之列的爭論聲有多強烈，都不可否認，自1982年《金庸作品集》經過十年修訂後出版，金庸的聲名已經超越武俠類型小說的限制。他的作品不僅給當代中國讀者的想像力造成印記，形成某種集體無意識，還潛藏在各個記憶層面，並帶來特定影響。不難理解，金庸作品的故事豐富性讓英譯本成為「爆款」，但翻譯經典，則必然要接受讀者的挑剔和質疑。
此次英譯本的翻譯底本是2002年「新修版」《射鵰英雄傳》，第一卷是第一至九回，以楊康得知自己的生父是楊鐵心為結尾；第二卷差不多是後面的第十至二十回，郭靖、洪七公、周伯通等一行人離開桃花島，英譯本的分卷點和中文本稍有不同。
《射鵰英雄傳》英譯本第二卷書影及內容介紹
【對話】
澎湃新聞：
你和郝玉青是怎麼分工的？當初是什麼樣的機緣讓你接手了這項翻譯工作？
張菁：
郝玉青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譯者，也是一位文學作品版權經紀人。她為整套書定下基調，其中內容細節、人物名稱等，我們一直是在不斷溝通和商討。《射鵰英雄傳》的第一、三卷由她翻譯，二、四卷由我翻譯。
我之前在英國讀美術史，後來在英國國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工作，在博物館認識了郝玉青，但當時沒有太多接觸。工作之餘我一直在做一些戲劇劇本的翻譯，而郝玉青當文學經紀人，有時找我幫忙翻譯文本，這樣慢慢熟識了。當她找到我問我願不願意合作翻譯金庸先生的小說時，我一口就答應了，太難得的機會了。當然答應得很爽快，著手翻譯時頭就大了。
張菁
澎湃新聞：
哪些部分是比較難翻譯的？如何讓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武俠小說？
張菁：
金庸先生作品中的歷史背景、詩詞術數、儒釋道經典引用、武功名稱打鬥場景、武俠意境都不容易。為了照顧西方讀者，我們在導言部分簡單交代了宋、遼、金之間的戰爭與糾葛，對歷史事件和中華文化特有的概念也做了文字注釋，比如「靖康之變」（Jingkang Incident），這樣讀者才能理解「郭靖」、「楊康」這兩位主人公名字的深意。歷史人物如丘處機、王重陽、嶽飛、葛洪、荊軻；名詞和概念如「梁山好漢」、「全真教」、「少林寺」等也都做了說明。方便讀者認識角色，對人物介紹也做了分類，包括「主要人物」、「忠於大宋的子民」、「大宋叛徒」、「蒙古人」、「金國人」等。
還有特別難翻的是各式各樣的武打場面，翻譯招式的名字本身並不太難，而是要把武打場面翻譯的流暢，一氣呵成。你看金庸小說第一遍的感覺一定是過癮痛快，那能不能讓西方讀者也有這樣的「過癮」的感覺呢，這是非常挑戰我們文筆習作能力的地方。
澎湃新聞：
周易術數部分如何翻譯？比如黃藥師用八卦陣布置桃花島以及各種內功修法？
張菁：
主要是根據當時故事內容去判斷如何翻譯，是不是需要補充解釋？怎樣營造這些「秘術」在原文裡面的效果？如何給讀者留下想像空間？有需要備註的話，我們也會說明引用自哪些經典，讓讀者自行研究。
中醫在國外也有流行，所以英語讀者對此還是比較容易接受的，比如武功「點穴」與針灸的概念有聯結。我們在書附錄中還簡介了武功和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關係。
目前從第一卷的反饋來看，英語讀者並沒有太大障礙。其實在《星球大戰》之類的電影中，也有「原力」這樣的存在，在超級英雄電影裡，也有各種飛行、斷骨重生的橋段。只要是好玩、過癮的東西，總是可以被接受。不同讀者有不同背景，也許他們理解程度不一樣，一些細節部分他們感興趣的話，可能會事後補充了解，但並不妨礙他們去享受、閱讀這個故事。就像我們小時候看這套書，與長大後再看，理解的程度也是不一樣。
澎湃新聞：
書中的人名有的是直接使用了漢語拼音，如郭靖 Guo Jing、楊康 Yang Kang，有些則採用了意譯，你們是如何考量的？
張菁：
金庸先生起名字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歐陽克，但這個人物其實一點也不克制，見到美女就要掠奪，又自詡風流。如果直接用拼音，英語讀者就感受不到角色的性格與他們的名字的關係。我們把「歐陽克」譯為Gallant Ouyang，「gallant」既可以是愛獻殷勤的情人或紳士，也有負面的用法，比如風流浪子。「歐陽鋒」則譯為Viper Ouyang，「viper」就是毒蛇，陰險惡毒之人。這些名字強化了角色的某一面，我們希望能把中文閱讀望文生義的感覺帶給英語讀者。
還有黃藥師的六個徒弟，都是XX風，陳玄風Hurricane Chen，梅超風Cyclone Mei，曲靈風Tempest Qu，陸乘風Zephyr Lu，武罡風Galeforce Wu，馮默風Doldrum Feng。「Cyclone」是颶風的意思，也可以看出梅超風是一個破壞力很大的女性。英語讀者看到這組人名，也就感覺到他們是彼此間有關係的。
金庸
澎湃新聞：
出版社在推廣《射鵰英雄傳》時，將其定義為奇幻文學、中國的《指環王》。但奇幻文學和「武俠」的概念相差不小，為何這樣定義？怎麼讓英語讀者感受到「俠義」的概念？
張菁：
這是與西方現有的文學大類相對最貼近的配對，其實這套書也有被歸類至歷史小說與現當代小說。西方對「武俠」的概念相對陌生，即便是流傳最廣的李安的電影《臥虎藏龍》，也只能算是小眾裡的大眾。
另一方面，「俠」文化在傳統西方中也是有的，中古歐洲時期的騎士文化，像《伊凡霍》《羅賓漢》《三個火槍手》等故事，雖然歷史背景不一樣，但都是江湖上，正統體制邊緣或之外的勇士們，為了兄弟朋友、為了正義道德而行善除惡、劫富濟貧的故事。拋開宗教、皇室傳統的不同，他們的內核都是相似的。
我們作為跨文化工作者，是找共同點，而不是一味地強調差異點，只有共同點才會引發共鳴，抓住人心。為什麼中文讀者能看懂莎士比亞、《簡愛》？因為他們表達的情感超越了時代、時空。英國《衛報》的一位編輯在看完《射鵰英雄傳》第一卷後說，「很遺憾我年過半百才看到這部偉大的小說，不然我會更早地對中國文化感興趣。」
澎湃新聞：
作為一名跨文化工作者，你覺得翻譯武俠小說最有意義的地方在哪裡？
張菁：
最有意義、最重要的就是讓人沒有包袱、沒有成見地去接觸中華文化或者是傳統文化。看完《射鵰英雄傳》，首先會對宋、元這些歷史朝代有些概念，其次就是人物不是想像中的那種小心謹慎的刻板形象，故事裡面的英雄兒女豪情萬丈、機智過人、情義滿滿。
以前在英國參與策劃當代中國設計展的項目時，也會遇到觀眾問為什麼展覽作品都這麼西化，看起來不像來自中國的東西，可見一般人對中國的想像可能都只是來自新聞時事、停留在比較久遠的年代，相對比較單一、片面的層面。而通過武俠小說或者其他文學、故事的翻譯，可以豐富讀者對這個文化、這個地方、古往今來的想像，實現相對沒有成見的交流。
澎湃新聞：
你還在學習太極拳和笛子是嗎？
張菁：
是的，接到這個翻譯任務興奮過後，就是壓力了。去學習太極拳，是想親身感悟一下書中武功，翻譯時更有感覺。學習笛子是因為我也在參與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中國經典翻譯項目，翻譯戲曲文本，需要熟悉熟悉傳統音樂。我也對崑曲很感興趣，崑劇可以說是現存最古老的劇種之一，昆笛是崑曲中的靈魂吧。
工作時，特別在翻譯戲曲時，深深感覺到原來自己受的教育是被西方審美塑造的，學習了都唱不出那個中國傳統曲調，現在的流行音樂也是西式審美，覺的有點遺憾吧。打太極和吹笛子，都要用「氣」，而且學到後來有相通之感，對我的翻譯工作也有一點幫助。
澎湃新聞：
你自於背景多元化的家庭，這樣的背景對你們有什麼影響？
張菁：
是的，我父母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大陸搬到了香港，我在香港長大，後來去英國讀書，先生是英國人，現在又住在上海。對於我來講，一方面是對其他地方的歷史文化地方更感興趣，另一方面，也讓我更願意去發現自己祖宗源頭的文化。另外，我們的英譯本出來後，也有一些爭議。但我覺得沒有絕對好壞對錯，在翻譯過程裡面，有些東西中文很傳神，但有時候某些內容或主題，英文表達更有感覺，「複雜」一點的背景，讓我更容易從不同角度去看一件事，也促使我不斷去學習。
《射鵰英雄傳》英譯本的讀書者中，有一部分是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華裔，他們不怎麼會讀、寫中文，但對於中國的故事也充滿好奇，小時候也可能看過武俠內容的電影、電視劇。每次想到我做的翻譯工作可以讓他們能接觸父母輩的文化，還是會有自豪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