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地理概念，中亞很難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因此，寫作中亞史的學者都要對「中亞」的邊界進行界定。【如（美）加文·漢布裡主編：《中亞史綱要》，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2頁。關於「中亞」（英文通常為Central Asia）至少存在以下三種定義：（1）蘇聯官方定義，即「中部亞洲」（Средняя Азия），大體包括錫爾河、阿姆河流域，涵蓋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南部。（2）通常的定義，即今天的中亞五國，現行俄文文獻寫作「中央亞洲」（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包括今阿富汗、中國新疆、東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前蘇聯諸中亞共和國境內的各個地區。上述前兩種定義僅限於帕米爾以西地區，可稱狹義的「中亞」，而第三種定義包容帕米爾東西廣大地區，可稱廣義的「中亞」。】「中亞」概念的含混性成為一種知識理解障礙。近年來空間研究的興起，揭示了空間的等級性，啟示「中亞」作為「地域」，其中內含著一種等級結構。「域」這個字，卻不只是地 理，而是具有文化意義的某個範圍。決定這個範圍 的，是生活在那個特定區域之內的人的社會，是族群，是文化，是某種生產方式與社會組織方式，甚至是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因為這個「域」的存在，完整的地理上便有了種種人為的界限。【阿來：《地域或地域性討論要杜絕東方主義》，《阿來文學演講錄》，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7年,第228頁。】而這個所謂的「人為」界限，無外乎就是掌握了知識與權力的人群。對於東方主義與中亞知識建構的反思，才剛剛開始。【惲文捷：《19世紀初俄國對新疆和中亞汗國的探索及其影響》，《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筆者也擬從這個視角對「中亞」的概念進行知識社會學的分析。
一、地理大發現與俄國對「韃靼利亞」的科學考察理解「中亞」，必然要從理解「亞洲」的意義開始。「亞洲」概念的生成離不開地理大發現，或大航海時代。新航路的開闢是15世紀到17世紀的一次劃時代影響的大事。那兩三百年，歐洲經歷了知識系統的大破大立大重建，知識系統的變化正是分隔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那最鮮明的分水嶺。【楊照：《新世界與老亞洲》，收入（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劉興華譯：《亞洲的去魔化：18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2016年，社科文獻出版社，第7頁。】對歐洲以外的國家和民族而言，地理大發現帶來的影響則是複雜而矛盾的。是一場對原土著居民的掠奪和屠殺。不過，航海大發現作為「雙刃劍」對於人類歷史的發展，也有促進的一面，特別是物資交換與全球世界體系的形成，同時也帶來世界知識的重大革新。
首先，地理大發現破除了歐洲當時將印度洋作為「伊斯蘭之海」的認知。哥倫布的航行是以哥白尼太陽中心說為起點，航海大發現則更進一步證明了地球乃一自轉球體的主張，引發對於歐洲傳統教會觀念的強烈質疑。「新大陸」（美洲）印第安人的存在以及東南亞諸國的發現與認知，對基督教《舊約聖經》「創世紀」 有關人類起源的提出了挑戰，衝擊了基督教對於歷史表述的壟斷性。歐洲人以各種方式表達他們對於新的全球空間和各種文明的想像與觀感。 地圖和地理書就是其中一種獨特的工具。【吳莉葦：《歐洲人等級制世界地理觀下的中國———兼論地圖的思想史意義》，中國社會科學 ，2007年第2期。】其次，從新大陸發現的大量氣候海洋交通等資料、搜集到的大量動植物標本、民族志資料湧入歐洲，隨之而來的是對陸地和前所未知的生物描述，刺激了博物學的發展。大量新發現的動植物以及民族志資料要被分類和識別。英國劍橋大學約翰·雷最早提出了有機體分類方法，提出了植物分類法的大綱，同時其著作中還提出動物分類法，劃分魚和其他動物的方法。【（美）傑弗裡·馬丁著，成一農、王雪梅譯：《所有可能的世界》（第四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23頁。】洪堡與李特爾則是19世紀地理學方面的開創性學者，作為新地理學的重要人物，他們都試圖闡述出一套「人類家園」的知識，而非神學體系的知識，新的科學世界觀正在替代舊的神學世界觀。第三，歐洲學者將「神的世界」改造為「人的世界」的過程中，要對這個「世界」進行重新的解釋和認識，這就要提供一整套的知識框架，這就極大促進了「東方學」的發展。東方學素來被西歐人視為對異己者的研究；它不是研究某個傳統學科（如法律）的學問，而是以「東方」這一個有別於西方的地理區域為認知對象。一般而言，東方學的學者可以是任何對中東或亞洲的某個地區或國家有深刻認識的人，包括地理、歷史、語言、民族、宗教、哲學、文學、藝術、天文、醫學等。【張信剛談東方學、區域研究與絲路探索，https://cul.qq.com/a/20170406/039483.htm。2018年12月1日查閱。】18—20世紀初是歐洲殖民主義的高峰期，也是「東方學」得到長足進展時期。
1447年的巴爾塞卡航海圖歐洲學者對於世界體系的認識成為主導性的知識體系，取代了神學的世界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建構這一知識體系的過程中，「歐洲中心論」潛移默化移植到了其中。如黑格爾認為，地中海基於世界歷史的中心，號稱光芒的「希臘」就源於此，沒有地中海，世界歷史就無從談起了。【（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第85頁。】這種地中海中心論，體現了以歐洲文明作為中心，距離地中海文明越近的區域就是文明程度越深的區域，由此形成一個文化等級的差異區。如以歐洲為「西方」和非歐洲地區為「東方」進行劃界，形成現代地區/發達地區/發達社會和非現代地區/欠發達地區/傳統社會的分野構成社會科學的二元圖景，這也是進化論觀念展開的後果，形成線性的歷史觀念。對於「西方人」來說，東方屬於「其餘」者（the others）在「西方人」建構的世界地理格局中，「東方人」的身份地位屬於政治上及文化上的異類。由此，歐洲進步之快，不僅遠超古人，而且將東方偉大的文明（中國、印度與伊斯蘭）遠遠落在了後面，數百年對西方內部問題的關注、利用對非西方數百年的統治與東方數百年的牽涉所形成的基礎，西方建構了現代性。【（英）齊烏丁·薩達爾著， 馬雪峰、蘇敏譯：《東方主義》，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頁。】這種現代性滲透到了歷史寫作和地圖繪製的空間中。
17世紀末，歐洲學者已經開始將「文明」歐洲與「野蠻」亞洲互為參照，裏海北邊、多瑙河西邊及奧克蘇斯河東邊的地帶，以古代宇宙誌學者的「西徐亞」來稱呼，視為歷史的源頭。到了19世紀，歷史學家蘭克將這種二元歷史觀視為一種歷史原則。【參見（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劉興華譯：《亞洲的去魔化：18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2016年，社科文獻出版社，第246頁。】隨著進化論的普及，與文明歐洲相對的「蠻族」成為了處於轉型與定居、開始建構制度中之遊牧民族，以及沒有文字與高等藝術。只具備「公民社會與國家體制之雛形」的農業民族。由於農業民族沒有長途奔襲到歐洲，而遊牧民族則多次深刻影響到了歐洲。13 世紀歐洲人以「韃靼人」來稱呼分布於西亞、 中亞和北亞的許多遊牧部族。Tar-tar 原是古代一些遊牧民族的部落名稱，Tartarus則是希臘神話中的幽冥地府「塔爾塔羅斯」，13 世紀中葉當蒙古人兵臨歐洲之時 ，英國本篤會士編年史家馬修·帕瑞斯懷著恐懼與憎恨之情創造性地把這兩個詞聯繫在一起，稱這些蒙古人是 「撒旦麾下令人厭惡的民族 ，像來自塔爾塔羅斯的惡鬼一樣不斷湧現 ， 所以他們該被稱為韃靼人 （Tartars）」。 從此 ，「韃靼人」成為歐亞大陸草原地區各遊牧民族的通稱,於是在隨後幾個世紀的地理學想像中, 韃靼地區都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 ——代表著威脅文明世界的蒙昧主義的溫床。【吳莉葦：《歐洲人等級制世界地理觀下的中國：兼論地圖的思想史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17—18世紀歐洲人繪製的世界地圖和亞洲地圖上, 韃靼地區都是一個主要形象, 由獨立韃靼 （西韃靼） 和中國韃靼 （東韃靼） 組成 。這塊佔據歐亞大陸一半以上面積的廣袤空間在是時歐洲人的觀念中沒有政權歸屬, 純然是個文化區域。【吳莉葦：《歐洲人等級制世界地理觀下的中國：兼論地圖的思想史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韃靼作為野蠻的形象深入到歐洲的歷史觀中。韃靼人居住的區域被稱之為韃靼利亞（拉丁文為 Tataria）詞根是Tatar， 一詞最早出現於唐代的闕特勤碑。據考證，中世紀猶太拉比和旅行家圖德拉的便雅憫（Benjamin of Tudela）於1173年在其著作中首用「Tartarie」一詞稱呼蒙古人及其地方。【惲文捷：《19世紀初俄國對新疆和中亞汗國的探索及其影響》，《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13世紀前期蒙古西徵後，歐洲開始以拉丁文「Tartares」稱呼蒙古人，以 「Tataria」 稱呼東方蒙古人發源地及其勢力範圍：韃靼利亞。
1719年，彼得大帝建立俄國官方製圖局。1730年代，沙皇的地理顧問才將這一條線向東劃至烏拉爾山區。烏拉爾河至裏海最後才約定俗成被視為是歐洲與亞洲的分界線。在這個劃分中，具有重要意識形態意義，西伯利亞被亞洲化，成了彼得大帝轉向西方尋求認同，也就是在國家機構、統治意識形態領域及精英文化細化下的「歐陸」俄國的殖民儲備空間。這結合了從西方知識體系中借用而來的「大韃靼」概念。【（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劉興華譯：《亞洲的去魔化：18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2016年，社科文獻出版社，第44頁。】歐洲地理學家所指的「大韃靼」，是亞洲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俄）彼·彼·謝苗諾夫著，李步月譯：《天山遊記》，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頁。】「作為一種人為的地理區劃，古希臘人最早使用亞洲一詞，原意指太陽升起的東方（the east，Orient），當時主要指波斯帝國。18世紀以來，伴隨著西歐諸國的全球殖民擴張，以及與此相應的地理學發展，構建出『歐洲文明』與『落後』非歐洲的地理學，因而歐洲與亞洲的『界限』也逐漸被固定化：以烏拉爾山、烏拉爾河、高加索山作為歐洲與亞洲分隔的想像界線，自此成為人們區劃歐亞兩洲的公式。」【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三聯書店，2014年，第115頁。】歐洲列強在歐亞腹地探險的過程，就是化「韃靼利亞」為可識別的現代地理的過程。【英國學者約·弗·巴雷利在1919年完成《俄國·蒙古·中國》一書中以相當詳盡的篇幅介紹了有關韃靼利亞的地圖的變遷過程，如引用了詹金森1562年的韃靼地圖、亞·奧特利烏1570年的韃靼地圖、約·艾恩森1657年的韃靼地圖、戈都諾夫1667年地圖、北亞民族志地圖（1673年）、施萊辛地圖（1693年）等多幅地圖，對「韃靼地圖」如何轉變為現代地圖進行了討論。參看氏著《俄國·蒙古·中國》上卷第一冊·地理部分，吳持哲、吳有剛譯，胡鍾達校，據倫敦麥克米倫有限公司1919年版本譯出，商務印書館，1981年。】
一方面，18世紀開始，地理學家菲利普·布亞赫（Philippe Buache）發展出一種地形學的描述方法，主要用於歸納山脈特徵與河川網絡。地理學家發現構成亞洲中央的不是無盡的草原，而是不適合人居住的沙漠、鹽湖及寒冷的高原。亞洲的中央有一座河流遍布的高原（青藏高原與帕米爾高原或「高地亞洲」——世界屋脊），亞洲的大型山脈從這裡擴散開來，主要河流也源自其邊緣。這個貧瘠的地區確實大河文化的自然源頭，這種空間觀產生了一種新的北亞、中亞及南亞的自然劃分。原先統一的「韃靼地區」被分割為中亞及北亞、南亞，西伯利亞在地理上分割出去。【（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劉興華譯：《亞洲的去魔化：18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2016年，社科文獻出版社，第337頁。】另一方面，廣袤無垠的韃靼地區有了更為細膩的面貌，中央高原的知識逐步被歐洲學者接受，巨大的喜馬拉雅山及興都庫什山脈作為世界屋脊開始作為亞洲的一個地理標誌受到了關注。這種新的空間圖像對歷史哲學的韃靼論述有影響。歐洲的歷史哲學家開始將信仰喇嘛教的藏人從韃靼人中區分出來。【（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劉興華譯：《亞洲的去魔化：18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2016年，社科文獻出版社，第250頁。】17世紀至20世紀初從亞洲俄羅斯包含著西伯利亞到中亞這一廣袤地區，同樣有一個地理識別的過程。
隨著俄國的崛起並向西伯利亞的殖民考察，西伯利亞不再是一個墾殖地區，而是帝國之內與歐洲領土相對稱的部分，依據帝國意識形態來扮演自己的角色，區分帝國的版圖為亞洲及歐洲部分，首度成為地理上及政治上的問題，將頓河（古希臘羅馬地理學家筆下的「塔內斯河」（Tanais）及和黑海相間的亞速海視為歐亞間界線的古希臘羅馬傳統，在近代仍具影響力。俄國《列麥佐夫地圖集》中的收人的1673年第23幅地圖名為《關於託博爾斯克城、其他城鎮、居民區和草原以及整個西伯利亞的領土與邊界現狀地圖》，是在西伯利亞大主教科內利烏指導下繪製的，在東部俄羅斯、中亞、北亞地區居住的各民族部落的地點、區域、領土標誌清楚。這幅地圖正如研究者指出的最大的特徵是民族志的標註：如博格多（滿洲人）、使用馬和馴鹿的基裡亞克人和布裡亞特人，拉穆特人、堪察加人、科裡亞克人、楚克奇人、尤卡吉爾人、雅庫特人、通古斯人、達呼爾人、烏粱海人、奧斯佳克人、以及土爾扈特、和碩特、準噶爾與杜爾伯特等四部。圖上還標出車列米西人、沃佳克人、沃古爾人、楚瓦什人、巴什基爾人、卡拉卡爾帕克人、捷普佳爾人等等。同時，20世紀初的研究者認為這幅圖中的地理標註錯誤很多。【（英）約·弗·巴雷利著，吳持哲、吳有剛譯，胡鍾達校：《俄國·蒙古·中國》，據倫敦麥克米倫有限公司1919年版本譯出，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260頁。】
1584年俄羅斯與韃靼地圖二、東方學與地理建構：「亞洲俄羅斯」與「中亞」的形成隨著十九世紀世界地理輪廓的日益清晰，西方強國圍繞著新的戰略要衝的競爭日益白熱化。俄國與英國、奧斯曼土耳其圍繞著黑海進行的博弈，俄國失敗後，將目光轉向了亞洲內陸腹地，對於哈薩克草原與中亞浩罕、布哈拉與希瓦這三個汗國具有戰略利益訴求，俄國駐奧倫堡的總督則致力於擴大從奧倫堡經錫爾河的鹹海入海口和克孜勒庫姆沙漠到布哈拉的馬幫貿易，鞏固俄國與布哈拉的外交關係，並深入了解中亞三汗國的自然、人文和社會狀況。【惲文捷：《19世紀初俄國對新疆和中亞汗國的探索及其影響》，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各路考察隊員的考察報告為俄國的中亞擴張奠定知識基礎，並使歐洲學界認識到：中亞和新疆貿易路線的開闢和發展可促使下諾夫哥羅德和阿斯特拉罕成為亞歐大陸橋的貿易樞紐，以聯通裏海、黑海和波羅的海貿易網，加強歐亞與黎凡特地區的商品流通。俄國報告亦引起英法東方學界的關注，不僅激發了英俄的中亞競爭，更推動了歐洲東方學界「中央亞細亞」概念的確立及其知識體系建構。【惲文捷：《19世紀初俄國對新疆和中亞汗國的探索及其影響》，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由於俄國地緣優勢，在這方面的科學考察走在了前列。
俄國將歐洲俄羅斯與亞洲俄羅斯分成兩個不同的領土部分。「亞洲俄羅斯」指的是俄羅斯的「亞洲版圖」。在繪製地圖過程中，就是「俄羅斯」借用西方的眼光描述亞洲。「亞洲俄羅斯」等級低於歐洲俄羅斯，比如地理學家謝苗諾夫指出，「在亞洲俄羅斯，在烏拉爾和阿爾泰之間的幅員遼闊的西西伯利亞南部低地上，我所看見的完全是另外一種類型的草原。西伯利亞草原和南俄羅斯黑土草原，有著共同之處，即：在它們的整個幅員上，沒有一點山地，它們同樣也著極其豐富的草本植物，它們的植物群和我們草原的植物群有極大的相似之處。但是它們也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是，雖然西伯利亞草原也有著富饒美麗的草地，而這些草地經常交差著面積相當大的小森林地帶（小樹林）。這些小樹林是由寬葉樹（樺樹、白楊樹、楊樹等）構成。」【（俄）謝苗諾夫著，李步月譯：《天山遊記》，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5頁。】亞洲與歐洲在景觀上呈現出很大差異，亞洲俄羅斯與歐洲俄羅斯具有了不同的生態學特徵。
亞洲俄羅斯的另一個重要特徵體現在多元化的宗教，特別是與基督教世界相對立的伊斯蘭世界。18世紀以前基督教世界的人民首先用宗教的名稱而非民族名稱來稱呼他們的鄰居，一般土耳其人及摩爾人等民族名稱也具有和「穆斯林」相同的宗教意味。【（日）羽田正著，劉麗嬌、朱莉麗譯：《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5頁。】亞洲不是基督教傳統的地區，在克裡米亞半島，歐洲學者又對奧斯曼的東方專制制度和克裡米亞韃靼汗國進行了研究，韃靼人不信仰薩滿教和佛教，而是伊斯蘭教，這個克裡米亞的汗國有一個中央政府，一個法律結合了奧斯曼及中亞部分的法律體制，一個有高度城市人口的階層區分的社會制度，一個活絡的外貌，一個並不遜於奧斯曼及莫斯科公國的教育體制。甚至還有「韃靼」的編年史學家為伊斯蘭史學做出重要的貢獻，由此可證明克裡米亞韃靼人並非「野人」，俄國和奧斯曼不比他們文明多少。【（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劉興華譯：《亞洲的去魔化：18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2016年，社科文獻出版社，第345、347、350頁。】歐洲與奧斯曼土耳其的長期對立，已經使得歐洲將其近鄰視為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區域，而且這一原則深刻影響了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各國學者。日本學者羽田正已經分析了東方學家們何以將伊斯蘭世界作為與歐洲對立的部分的原因，而且證明了俄國東方學家巴託爾德同樣採取了將伊斯蘭世界與歐洲對立的學術觀點。【（日）羽田正著，劉麗嬌、朱莉麗譯：《伊斯蘭世界概念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0-111頁。】
「亞洲俄羅斯」的第三個特徵是「黃種人」為主的居住區。十九世紀的俄國地理學家謝苗諾夫說，「早在十六世紀中期，歐洲和亞洲在人種學上的界限，與今天所適用的歐亞兩大洲的地理界線全然不同。……在發現美洲的時代裡，也是喀山陷落的同一時期，歐洲的俄羅斯才開始在歐洲的東邊接連不斷的開發亞洲，這種殖民化首先使歐洲佔據了人種學上的屬於亞洲的大片土地，然後從真箇古北極地區擴展到太平洋。」【（俄）彼·彼·謝苗諾夫著，李步月譯：《天山遊記》，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頁。】歐洲普遍認為亞洲居住的主要是蒙古人與韃靼人，都是「蠻族」，也就是「黃種人」。似乎從西徐亞人、匈奴人到土耳其人、蒙古人，再到於三十年前戰爭時代徵服中國的滿族人等所有歷史上的上帝之鞭，都來自那個「亞洲」內陸的可怕大地。【（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劉興華譯：《亞洲的去魔化：18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34頁。】俄國科學院院士В.В.拉德洛夫，曾在西伯利亞、阿爾泰山區、中亞各地、蒙古鄂爾渾流域進行了長達十年之久的考古學發掘和民族學的田野考察。在他的倡議之下，成立了俄國中亞和東亞研究委員會。俄國著名學者Д.Н.阿努欽利用人類學、民族學和原始考古學等方面的材料撰寫了數百種歷史著作。他創造的「三位一體法」即綜合利用民族學、考古學和人類學材料解決歷史民族學和當代民族學的問題。生態、宗教與種族是構成「亞洲俄羅斯」的重要特徵。隨著調查和統計的開展，人口密度、區域劃分、氣候、水文、土地資源、降水量、海拔、植物等標註取代了原來的「韃靼利亞」地圖。中亞三汗國作為原韃靼利亞的「西韃靼」地區也被納入到新的地理科考範圍中。
1856年—1879年，俄國地理學會出版了德國地理學家李特爾著、由謝苗諾夫所翻譯的《亞洲地學》1-4卷，其中第四卷內容主要涉及東西伯利亞地區的開發和居住史，並將原來最不為人知的「西韃靼地區」各種地理要素和民族志被描繪出來。1888年，地理學家謝苗諾夫完成了外裏海及費爾幹納盆地考察旅行。在謝苗諾夫、格裡戈裡耶夫等人的建議下，俄國地理學會理事會撥款給另一位地理學者拉德羅夫，支持其進行中亞地區的考察。謝苗諾夫等人親自為此次考察制定了詳細的指南手冊，並將考察的重點放在了中亞民族學研究上，而對當地「塔爾特人」的研究也成為本次考察一個重要成果。由於得到了當時的突厥斯坦總督的支持，拉德羅夫在考察過程中到達了之前從未有旅行家踏足的地區，並走遍了整個布哈拉汗國的東半部地區。【轉引自張豔璐博士論文《1917年前俄國地理學會的中國邊疆史地考察與研究》，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指導教師，閻國棟，第46頁。】俄國地理學會還委託哈內科夫繪製有關亞洲腹地地區的地圖。哈內科夫與另一位地圖繪製專家波洛託夫—起繪製中亞西北地區圖，哈內科夫將該地區分為鹹海和希瓦汗國地圖、伊塞克湖及其周邊地區圖、北波斯地圖和裏海地圖等四部分，逐一繪製並分別出版。第一部分——鹹海和希瓦汗國地圖一經發表就引起了地理學界的關注，被法國巴黎地理學會翻譯成法語出版。而哈內科夫本人也因此圖被普魯士國王授予二等紅色英雄勳章。【轉引自張豔璐博士論文《1917年前俄國地理學會的中國邊疆史地考察與研究》，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指導教師，閻國棟，第29頁。】除了搜集和整理地理信息外，俄國考察報告對布哈拉、希瓦和浩罕汗國的種族構成、政治體制、社會經濟、軍事力量和文化習俗進行了詳細研究，為俄國政府及其駐高加索和西伯利亞的總督們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為俄國對中亞汗國的徵服奠定知識基礎。如對中亞三汗國的人口數字、社會結構、宗教組織、農藝水平、貿易種類、社會經濟都進行了詳細的評估。1911年的亞洲俄羅斯劃分為西西伯利亞、東西伯利亞、遠東區、草原區與「突厥斯坦區」，土地面積為1453.2萬平方公裡,人口約1969.34萬人。【Глафного Управнения Землеустройства и Земледелия. Атлас Азиатской Расс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Г.Петерпург. 1914. No .8.】1914年，俄國官方出版的「亞洲俄羅斯地圖集」的族群統計吉爾吉斯人450萬，薩爾特人接近200萬，烏茲別克人60萬，塔吉克和土庫曼人150萬，此外，還有希瓦人和布哈拉人250萬人。他們都是從「韃靼—突厥人」中被識別和標記出來的「民族」。【Глафного Управнения Землеустройства и Земледелия. Атлас Азиатской Рассия. Издание Переселенче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Г.Петерпург. 1914. No .25.】
俄羅斯東方學家塑造的「中亞」 屬於亞洲俄羅斯部分，在文明等級上低於「歐洲俄羅斯」，由於中亞三汗國複雜的社會結構，又使得中亞的文明等級高於西伯利亞地區。正如俄國學者B.B巴託爾德指出，「突厥斯坦與西伯利亞不同，俄羅斯政府在突厥斯坦完全有可能實現自己的政策。國家疆界向西伯利亞的擴張是與人民群眾的自發活動相連的，」西伯利亞是一塊「無主地」，俄羅斯人的擴張是「合理」的，「人口比較稠密、文明水平相對比較高的突厥斯坦不能以西伯利亞那樣的方式併入俄羅斯，佔領突厥斯坦是根據政府當局的命令來進行的，被佔領地區及其居民的命運也是根據政府的命令來進行的。」 【（俄）瓦西裡·弗拉基米羅維奇·巴託爾德著，張莉譯：《中亞歷史》，巴託爾德文集第2卷第1冊第1部分，蘭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22頁。】這就為俄羅斯文明統治「落後」的中亞進行了政治辯護。梅彥多夫認為，曾經躋身世界知識中心的布哈拉文化沒落、教條主義盛行，社會發展仍處於低級階段，需要用歐洲文明來啟蒙，並通過布哈拉帶動中亞的進步。「俄國文化啟蒙的發展進步使這個大國有責任促使那慷慨的觀念成為現實。俄國有義務給中亞各汗國帶來有益的促進，在這些國家推廣歐洲文明的成果。」【惲文捷：《19世紀初俄國對新疆和中亞汗國的探索及其影響》，《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這也為俄羅斯統治中亞地區提供了政策依據。
俄國考察報告清晰的展現了歐洲東方學從側重語言、歷史和民族志的研究模式向對中亞區域自然狀況、政經制度和社會文化的多學科全面研究和實用研究之演進趨勢。在一批學者如納扎羅夫、穆拉維約夫、梅彥多夫、克拉普羅特和洪堡等人的推動下，術語「中部亞細亞（ Cредняя Азия、Middle Asia、Asie du milieu）」和「中央亞細亞（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 Central Asia、Asie Centrale）」開始取代流行了數百年的「韃靼利亞」，成為俄國和歐洲學界用以稱呼亞洲內陸地區的地理和地緣政治概念。來自東方學的知識填充了對於內陸亞洲的地理環境和人群的空白，但這不過是以西方或俄羅斯的「鏡像」認識中亞。「雖然這種具有一致性、但又經常被重寫的理論和實踐只是存在於西方之東方的荒誕故事、神話、以及對現實的有目的的再創造，但是，對於西方而言，這是一種常態（normality）與理性（reason）的循環。這種理論和操作模式就是東方主義。」【（英）齊烏丁·薩達爾著,馬雪峰，蘇敏譯，《東方主義》，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6頁。】這種具有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的知識建構長期主導了人們對於「亞洲」和「中亞」的認知。
中世紀歐洲的赫裡福德世界地圖三、反思東方主義：地理建構背後的文明等級觀「亞洲俄羅斯」以及「中亞」的出現，既是歐洲列強擴張乃至地緣競爭的後果，同時也是西歐諸國展開所謂的「地理大發現」而創造出的近代主流地理觀的後果，世界作為一體觀念之前，不同區域人類社群所抱持的觀念，並非世界作為一體的單數觀點，而是普遍存在複式世界（worlds）或複數世界體系（worlds-systems）的觀點。【張錫模著：《聖戰與文明》，三聯書店，2014年，第18頁。】而現在只有一個以歐洲為坐標的世界體系了。「地理大發現」其實就是一場「文明」大發現。歐洲人在海外探險的過程中，將分布在空間的人群差異整理為歷史的差異，也就是把空間的分布詮釋為時間的分布，又將時間的差異解釋為文明進化程度的差異。【劉禾：《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從哪裡來的？》，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三聯書店，2016年，第22頁。】歐洲列強開化和啟蒙半野蠻地區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俄國在中亞所處的地位，是任何一個不得不與一些半野蠻、不擁有穩定的社會組織的遊牧民族打交道的文明國家所處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不得不為了其邊界的安全和商貿關係利益，而對其不安分的、不受歡迎的鄰居保持一定的優勢。對襲擊和劫掠行為必須鎮壓。為此，邊界地區的部落必須保持時刻服從的狀態。【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study. London. Grant Richards. Henrietta Street, Covent Garden.1899.p224.】
1858年，俄國哈薩克青年軍官瓦裡漢諾夫是作為中亞探險的一位重要學者，並在中國新疆進行過相當詳細的調查。這位接受過「西方」近代知識教育的知識分子，對中亞就採取了東方主義者的傲慢：「如果這個地區不是古代所說的那種一昧的神秘莫測，而關於中亞地區的民族，我們幾乎是一無所知的」，「現行的社會制度使中亞變得極其憂鬱荒涼，呈現出發展中的病態危機」、「撒馬爾罕、塔什幹、費爾幹納、希瓦、布哈拉和其他城市的圖書館和撒馬爾罕的天文臺都一去不復返的毀於韃靼破壞文物和布哈拉的暴行中了」， 「或確切的說，中亞與文明隔絕，因此，俄國與英國想進一步了解她的不開化的鄰居的企圖總是難以實現的」。【喬汗·瓦裡汗諾夫著，王嘉琳譯：《準噶爾概況》，收入魏長洪、何漢民編：《外國探險家西域遊記》，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50-51頁，1994年。】其實，瓦裡汗諾夫看到的只是中亞的一面，在一個世紀前，浩罕汗國才迎來了它的鼎盛時期。而清朝同樣在西部獲得了巨大成功，體現出勃勃生機不僅擋住了俄羅斯的東進步伐，同時對天山南北進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轄。這一成功的景象，被傳教士用大捷的繪畫圖像記錄了下來。【（美）範發迪著，袁劍譯：《知識帝國：清代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212頁。】具有嘲諷意義的是，這位遊牧民出身的東方學家已經對自己的世居地域完全「陌生」化了，完全沒有考慮本土時空的連續性。
亞洲歷史的建構可以看做是全球化歷史進程的產物。現代全球歷史是作為時間上彼此為歷時性關係的陸續的單獨時刻被描述的，在空間上它們只與西方有關，它們與地球其他部分的共時性關係未被考慮。【（美）卡爾·瑞貝卡著，高謹譯：《世界大舞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的民族主義》，第272頁。三聯書店，2008年。】地域作為一種顯性的空間、一種隱形的疆界只是文本的一個背景。但是，當這種書寫不是發生在文化中心，而是轉移到那些被視為邊疆的被視為蒙昧世界的地帶時，書寫的對象變為某個少數族群那裡的時候。人們卻會有意無意間開始強調地域這個概念，這時，它的意思已經悄然轉換，變成了「異域」。 這個「異域」，正是薩義德所指稱的東方主義的兩個特徵之一。【阿來：《地域或地域性討論要杜絕東方主義》，《阿來文學演講錄》，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7年,第230頁】中亞的「異域化」，就是東方主義與東方學的後果，只建立了與西方的單邊聯繫，而切斷了與周邊、特別是與中國的共時性關係。必須指出近代「中亞」的建構是沙皇俄國的「亞洲俄羅斯」的組成部分，具有強烈的俄式東方主義色彩，也具有某種地理民族主義的含義。正如烏拉爾山作為歐洲和亞洲分界線具有強烈的建構性質，俄國地理學家實際也承認，「奇怪的是烏拉爾山脈這個龐然大物，從北到南（其長几乎佔緯度二十度），縱觀歐亞兩大洲之間，但它無論在自然方面，或是在經濟方面，都未能把這兩個大洲分開，而是在它們之間建立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繫。」【（俄）彼·彼·謝苗諾夫著，李步月譯：《天山遊記》，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頁。】
中國在被動進入世界體系之時，原有的朝貢秩序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近現代的世界整體格局改變了中國的對外視野，逐漸形成了更為明晰的周邊與域外概念。近代中國接受了「亞洲」的概念，也就是接受了歐洲的分類體系。近代民族國家的構築，關於疆域空間的認識日益深化，傳統的「西域」認知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逐漸分化，轉變為對作為國內組成部分的中國新疆地區和作為國外區域的中亞的分類性認知。【袁劍：《從「西域」到「中亞」：中國的中亞認知及其歷史變遷》，文化縱橫，2018年第2期。】在東方主義的知識體系中，「中亞」已經不再與中國具有共時性的聯繫。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中亞」長期作為中國「天下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大量記錄在清代「西域」為題的官修私修的史志中，不過這種記錄也帶有明顯的「華夷之辨」特徵。
今天在「一帶一路」倡議中重新理解作為異域的「中亞」，需要在知識上超越歐式與俄式的「東方主義」，同時，也不能簡單回到傳統的「天下秩序」中去理解「中亞」。而是要基於大量域外民族志研究，通過紮實的社區研究和專題調查，或可更接近的理解中亞的人文與社會，以與中國共時性的視野來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注意的是「絲綢之路」也是一個東方學的概念。不過，它今天可以被賦予新的含義，它是亞洲內陸之間從不間斷的內部空間聯繫的路網，從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到兩河流域經伊朗高原直到地中海，它作為巨大商路網絡連接起遊牧、農耕與綠洲世界。絲綢之路其實完全可以作為歐亞世界體系的代名詞。
總之，如何從地理觀念上謹防陷入基於歐洲認識論和本體論上建構起來「東方學」的知識陷阱，將「東、西」方的二元認知簡單相對化，而忽略了中國自身的認識論和本體論。因此，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需要一套超越東方主義的世界體系知識，避免以東方學的眼光去理解中國周邊與域外，而是在廣泛借鑑和吸收現代社會科學體系的成果基礎上，開展大規模的海外民族志的調查，以建立中國自身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和世界史學科。
【原文刊發於《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發，有刪改。】(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