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辯護律師在辦理妨害公務案件時，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辯護。
一、暴力威脅方法的認定
對於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否屬於「以暴力、威脅方法」存在著一定的辯護空間。首先，除了明顯的毆打行為，一般的逃避、掙脫等不宜認定為「以暴力、威脅方法」妨害公務。其次，犯罪嫌疑人為了自身的合法權益，與執法人員有輕微的衝突也不宜認定。最後，執法人員執法行為不規範，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權利拒絕，如何把握拒絕限度，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以暴力、威脅方法」的認定，都可以作為辯護的切入點。
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認定
在２００２年以前，對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認定，檢察機關是按照從事公務行為來認定執法主體「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法院則是以是否屬於國家正式編制、領取國家工資來認定。２００２年全國人大發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後，從法理上對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認定作了一個清晰的回應。實務中，以從事公務行為認定執法主體身份更加符合立法解釋。但是，如何劃分公務行為和普通的勞務行為，法律並未明確規定，辯護律師可以以此切入進行辯護。
三、職務行為的認定
職務行為的認定應當有合法依據。在疫情防控期間，不同的社區各自為政，獨立採取超出規範性文件範圍的更為嚴格的防疫措施，在犯罪嫌疑人不配合從而引發衝突，是否構成妨害公務犯罪應當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目前一些寫字樓規定，員工進入寫字樓辦公區，不能到其他員工的區域活動，只能在寫字樓大堂會面，此時若犯罪嫌疑人違反該項規定與執法人員引發衝突，能否認定是妨害公務行為存有爭議，可以對此進行辯護。
四、違法性認識的認定
違法性認識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的認識，另一方面是對職務行為的認識，犯罪嫌疑人欠缺違法性認識的，可以以此作為辯護依據。比如在基層工作人員執行公務時沒有出示有效證件，僅僅是佩戴臨時的工作證，或者佩戴志願者紅袖標，因其行為不能滿足行政職權的公開性要求，此時犯罪嫌疑人拒不配合防疫措施的，其主觀上可能欠缺違法性認識，不能明知對方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隨著防疫形勢的發展，相應的防疫措施也在不斷的變化。犯罪嫌疑人在沒有及時獲知相應變化情況時，其妨害公務行為可能欠缺違法性認識。比如外國人入境，對國內的防疫措施和相應的法律規範缺乏了解，因拒不配合防疫措施而妨害公務的，可以從欠缺違法性認識的角度進行辯護。此外，對於輕微的妨害公務行為，應當審查刑罰必要性，發揮行政處罰的替代性作用。最高檢曾提出對於民營企業犯罪的「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在疫情防控期間，對於輕微的妨害公務行為，司法機關能否貫徹上述要求，對犯罪嫌疑人適用非羈押措施，實現量刑的輕緩化，值得辯護律師期待。
（作者：劉衛東，北京冠衡律師事務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