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帥 董雲峰
「logic」自明清之際傳入中國，就陷入了音譯與意譯的困境。據研究中國現代邏輯史的學者統計，從20世紀20年代至新中國成立前的近30年間，我國學者所著的邏輯學著作達80餘種。其中，80%的著作名為「論理學」，其餘的20%則多冠以「理則學」「名理學」名稱，只有極少數幾部書名帶有「邏輯」字樣。新中國成立後，學界開始形成普遍共識，只採用「邏輯」作為「logic」的約定譯名。
「logic」譯名流變
「logic」在歷史上有諸多譯法，如名理、名理探、辯學、名學等。這裡，我們介紹其中影響力較大的幾種譯名。
一曰名學。我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自幼接受傳統儒家教育，他在翻譯「logic」一詞時採取了最保守的譯法，希望將其與中國傳統的哲學流派對接起來。中國古代邏輯學發端於名實之爭，先秦名辯思潮促進了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發展。所以，嚴復傾向於將「logic」譯為名學。嚴復大力提倡歸納邏輯，把「黜偽而崇真」的科學方法視作西學的命脈。同時，嚴復還肯定中國古代存在著豐富的邏輯思想，認為「夫名學為術，吾國秦前，必已有之」。他在譯介西方邏輯相關語詞時，只要他認為基本相符的，就採用中國邏輯思想中已有的術語。嚴復之後，一般用「名學」指代中國古代邏輯學，如胡適1922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英文標題即為「A Sdual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中國古代邏輯史的發展》)，他在英文標題下面赫然列著幾個繁體漢字：先秦名學史。
二曰理則學。理則學譯名最早由孫中山提出。他曾指出，「然則邏輯究為何物？當譯以何名而後妥？作者於此，蓋欲有所商榷也。凡稍涉獵乎邏輯者，莫不知此為諸學諸事之規則，為思想行為之門徑也。人類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而中國則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為當譯之為『理則』者也」。孫中山的影響力和號召力自不待言，其後理則學譯法開始通行起來。1932年，陳大齊著《理則學大意》，這是中國第一部以「理則學」命名的著作。
三曰論理學。梁啓超等人使用「論理」或「論理學」指稱「logic」，直接採用「邏輯」日文譯名的漢字字形而成。日文中的「論理」或「論理學」最初是英文推理之學(science of reasoning)的外來翻譯詞，較為偏重強調邏輯命題的分析。梁啓超在《墨子之論理學》中明確提到影響此時譯名轉變的外在因素：「『logic』之原語，前明李之藻譯為名理。近侯官嚴氏譯為名學。此實用九流『名家』之舊名。惟與原語意，似有所未盡，今從東譯通行語，作論理學，其本學中之術語。吾中國將來之學界，必與日本學界有密切之關係。故今勿寧多採之。免使與方來之譯本生參差也」。1902年，留日學生田吳炤翻譯的日本學者十時彌的《論理學綱要》一書，是第一部用「論理學」來表示邏輯學的著作。1930年，王章煥編寫的《論理學大全》以本論和附錄形式將西方傳統邏輯、中國古代名辯學和印度因明學集中在一部著作中加以論述，開風氣之先。
四曰邏輯學。嚴復在1903年譯自密爾的《穆勒名學》一書中，第一次使用「邏輯」作為「logic」的英譯。但是，在《穆勒名學》的第一個註解中，嚴複寫到：「邏輯最初譯本為固陋所及見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譯，今日稅務司譯有《辯學啟蒙》，皆不是本學之深之相副。必求甚近，姑以名學譯之」。可見，嚴復雖然第一次間接指出了我們現在所通用的「邏輯」稱謂，但他似乎不太滿意這種譯法，只將其作為一般的口語性表達，而非學理概念。章士釗1917年寫就的《邏輯指要》是中國第一部以「邏輯」命名的著作。奧圖爾(G.Barry.O Toole)著，英千裡譯的《邏輯學》是中國第一部以「邏輯學」命名的著作。
「logic」：意譯與音譯
「logic」一詞之音譯、意譯的對壘從其於明清之際傳入中國便已開始。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在《西學凡》中將邏輯刻畫為「辨是非之法」。由於缺乏中文對等名詞，他便採用音譯法，把「logic」譯為「落日加」或「絡日伽」，並對於這個譯名下了一個粗略的定義，即「明辯之道」。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也碰到翻譯「logic」一詞的困難，在《亞里斯多德傳》一書中，他將「logic」意譯詞「辨駁之理」和音譯詞「羅吉格」並列使用。此後的譯著者大都試圖從漢語文化中選用「logic」的對等詞，同時也新出現了一些音譯詞，主要有「錄集克」「路際」「牢記伽」「牢輯科」「落及」等。這些不同時期出現的音譯譯名反映了「logic」在漢語文化中譯介之困難。
章士釗不滿「logic」雜多且變動的意譯，第一次正式明確提出用音譯代替意譯。在《論翻譯名義》一文中，章氏以「邏輯」一詞為例闡述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意譯詞無法精確表達原詞所蘊含的觀點，「名學」一詞至多只能表示出亞里斯多德或傳統的邏輯，卻不能指稱培根以來現代邏輯概念。「辯學」和「論理學」衍生自「推理」這一概念，存有同樣的缺陷，所以也只能表達「提達(即演繹)邏輯之一部」。
章士釗提倡所謂意義中立的音譯詞，在學界引起廣泛反響。讀者們或要求他提出更多因意譯詞產生誤解的例證，或要求提示如何從古經典中找出「邏輯」這個複合詞的原始意涵。也有論者對章士釗的論點提出了質疑，如張禮軒認為，音譯方式應保留在對人名地名或是全新事物的翻譯上，其餘還是使用意譯詞較佳。首先，意譯詞可以為閱讀者提供直接，即便是模糊地理解字詞意義的可能。其次，唯有意譯詞才能維持中文譯名和外文原詞語意之間的關係。最後，如果嚴格遵守章士釗的規則，所有無法找到意義完全相符的中文詞彙都使用音譯詞，則中國語言中「無意義」的詞彙和單字必會急劇增加。
由於中西文化客觀上存在較大差別，從「logic」開始引入中國時，中西雙方的譯著者都遇到了翻譯上的困難。在很長一段時期裡，西方邏輯學著作的譯著者雖然大多採用意譯的方法譯介西方邏輯學，但一般都不能準確傳達西方邏輯思想的真實意蘊。在這樣的情形下，採用音譯法以確定一個沒有爭議的學科譯名是學術共同體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邏輯」作為「logic」的最終接受樣態
誠如著名中國邏輯史專家崔清田所言，伴隨著「logic」漢譯的論爭，其漢譯譯名的變化體現了西方理論語詞在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下所產生的極具創生性的流變。縱觀「logic」的中國之旅，這一西方理論術語在漢語文化中的傳播與接受過程，實際上也是它與中國文化思想不斷接觸、反覆碰撞與交融，不斷衍生出新的含義，並實現它與中國文化融合的過程。就翻譯而言，所謂「logic」在漢語中的對等詞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意譯的方式行不通。
「logic」最終以「邏輯」之名確定下來，一方面表明該詞作為一個文化信息極為厚重的理論術語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而被異質文化所準確理解和接受的困難。另一方面也體現著「logic」在中國走出它一開始所陷入的意譯與音譯的困境，實現音譯回歸的曲折歷程。意譯法爭議較大，所譯名稱繁多，諸派難以達成共識，但是前輩學者探索較真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特別是他們希望通過譯名勾連出東西方文化的某些相通之處。邏輯先行者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強烈的文化自信，試圖充分挖掘傳統文化的新內涵，沒有一味地厚彼薄己。音譯法的優勢體現在凝聚學術共同體之力量上，最大程度上消除分歧，「邏輯」譯名的確立有效促成了這種共識的形成。該譯名將形式邏輯以及非形式邏輯都囊括在內，各派邏輯門類的學者，都能夠在「邏輯」的名義下自由通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現代歸納邏輯的新發展、理論前沿與應用研究」(15ZDB01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天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http://www.cssn.cn/zx/bwyc/201901/t20190115_481077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