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在網上讀有關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歷史文獻，那些與西南聯大有關的親人們的面孔一直在眼前縈繞。我先生的父親王代璠先生，大姑父高鼎三先生，小姑父曹國權先生，當年都是西南聯大的學生。
我公公王代璠，是湖南長沙人，生於1917年9月25日。公公的父親王祖淦老先生年輕時東渡日本求學。那時候，尋找出路的中國有志青年，都把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作為榜樣。公公的父親學成回國後，一心想實業救國，在長沙開辦了第一家火柴廠和繅絲廠，現在看起來他充其量也就是個民族資本家，可他生不逢時。20世紀30年代初，紅軍攻佔長沙。家中封建包辦的二兒媳婦（即公公的二嫂），受革命風潮的影響，反封建，要自由，夥同紅軍把公公的父親給綁票了。當時在混亂中沒有時間等到家人籌齊贖金，紅軍就撤退了，並帶走人質。從此公公的父親就杳無音訊，消失在這個世界上。而衝出封建家門的二兒媳婦也再沒露過面，不知生死。公公的母親急火攻心，半年後也離開了人世。從此公公家的家境開始敗落，那一年公公十四歲。
西南聯大步行團行軍路上之二。
少年時代的公公，沒有沉淪，而是更加奮發向上，自力更生，半工半讀，考取了北京大學。正趕上抗戰，國民政府認為國家亡了還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啥都沒了。政府決定拿出大量資金，把北平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三校並成一個學校，經湖南長沙遷至後方雲南昆明，就是抗戰時期赫赫有名的西南聯大。為了表示知識救國、抗戰到底的決心，聯大在黃子堅、聞一多和曾昭掄等十幾名教授的帶領下，在長沙組織了一個步行團即湘滇黔旅行團，要憑一雙腳走到雲南昆明去，經過嚴格的體檢，招募了近300名男生。步行團由黃師嶽中將率兵護衛，學生一律穿軍裝制服，但不帶武器。我公公也參加了步行團。
1938年2月19日，步行團的師生們高舉聯大的旗幟從長沙出發，一路高歌，慷慨激昂。他們徒步行軍70天，跨越湘、黔、滇三省，行程3500多裡。沿途經過湖南境內的土匪區時，國民政府「照會」了土匪，請他們放過學生。土匪也知道國難當頭，這些學生是國家的棟梁之材，也就從未騷擾過學生。雖然一路山高路險，公公他們這一群熱血男兒終於走進了昆明。在步行團，公公還結識了湖南同鄉，後成為小妹夫、地質系的曹國權先生。
1938年4月28日，他們到達昆明，但沒有馬上進城，而是先在郊外大板橋休整了一天。第二天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學生們精神抖擻，手舉西南聯大的校旗，大踏步地往城裡走去，充分表現了科學救國、抗戰到底的決心。而昆明也是萬人空巷，老百姓湧向街頭，激動地迎接學生們進城。黃師嶽將軍在圓通山門口向聯大校長蔣夢麟先生進行了交接，300多名師生毫髮無損。進入昆明之後，公公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學習之中。除了正常的上課之外，學校的各種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從未間斷過，師生們更沒忘記肩頭所承擔的民族責任。他們不僅組織了各種抗日宣傳活動，還派出專業人員幫助昆明市電臺，用十九種外語向全世界宣傳中國的抗戰。
左為曹國權，持手杖者為王代璠。
公公在西南聯大選修的是物理專業，周培源先生是他們的導師。在校期間公公還結識了許多年輕的充滿朝氣的有志之士，並把自己的兩個妹妹介紹給了同窗和好友，結成秦晉之好。這兩個妹夫之後都成了新中國的棟梁之材。一位是高鼎三先生，從西南聯大直接去美國公費留學。1950年半導體剛剛開始應用，他便創製成功矽大功率整流器，轟動了全美國。新中國成立後受周恩來總理的召喚，衝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國，帶回新技術。在吉林大學成立了半導體系，研究固體雷射管，製造了新中國第一臺半導體，培養出一批年輕的科學家，自己也當選為工程院院士。另一位是地質學家曹國權先生，曾擔任山東省地質局總地質師。他是我國現代地質學的開拓者之一，是山東省地質局巖石學、礦床學、前寒武紀地質學的奠基人。公公年輕時喪父，作為兄長，他完成了照顧妹妹的重任，讓她們一輩子衣食無憂。
西南聯大1941級全體同學去周培源教授家（西山龍王廟）合影。後排左四為王代璠，前排左一為高鼎三。
西南聯大湖南同學在校門前合影。後排右四為曹國權，右五是王代璠。
公公畢業之後，留在聯大被聘為助教，其間還當過小學弟楊振寧的輔導老師。然而由於學校研究經費短缺，婚後家庭經濟拮据，只好就聘於中國航空公司昆明站電臺工作。在雲南工作期間，他受中共地下黨的影響，痛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嚮往新生活。1949年11月9日，當他第一個從電臺中聽到，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人員起義並已到達北京的通電以後，當天即同航站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即《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向中國航空公司昆明辦事處主任發出最後通牒：航站的財產和資金全部封存，不許散失、轉移、破壞。他們還組織了工會，迎接雲南的解放。
全國解放後，公公被調中央軍委空軍通信處通信器材廠工作，被任命為副廠長。1956年正式參軍授銜，全家亦從雲南遷到北京。他滿腔熱情，要把自己在西南聯大學習到的知識奉獻給祖國。然而被「撕票」的父親是「土豪劣紳」，這個家庭出身是刻印在他胸前的一個醒目的「紅字」，永遠也抹不去。
韓戰爆發了！中方軍事上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通信設備的陳舊和短缺。為了戰爭的勝利，新型通信設備的研製迫在眉睫，公公接受了這一艱巨的任務。他勤奮鑽研，連夜苦戰。沒出三個月，就用繳來的破舊零件，採用推拉原理，成功製成雙流雙工電報機，並立即裝備在北京至丹東的重要聯絡點上。為此，公公榮獲中央軍委授予的三等獎章。緊接著公公又把更換下來的國民黨遺留飛機上的舊電臺，改裝成短波塔臺通信機和超短波塔臺通信機。這種改裝的破舊電臺效果很好，是地空聯絡中廣泛使用的工具，直至20世紀70年代。隨著軍事通信工業的發展，公公又設計和改裝了超短波情報接收機、測試方位的超短波定向機、配合導航機使用的超短波信標機，等等。在通訊廠工作的13年中，他改裝成功的通信器材編號，從8702到8722，幾乎每年都有兩項重要研究成果，在中央軍委空軍通信建設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1966年底，軍隊科研單位也鬧革命，他被下放到湖北省潛江縣武漢軍區空軍五七幹校。在五七幹校的8年中，公公修理過農具，修過橋，補過路，打過水井，做過豆腐和醬油，還負責賣過酒。後又調到幹校職工子弟學校，教授幹校的職工子弟英語、物理、數學。年過半百的公公拿著吸鐵石和自製的繞著線圈的鐵芯，教孩子們做電磁試驗。公公始終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誤人子弟，更不能讓孩子們失去受教育的機會。閒暇之餘，他還幫幹校的職工修理剛剛進口的波蘭9英寸電視機及各種電器。他那個簡陋的家簡直成了一個免費的修理廠。在這一生少有的空閒和壓抑的日子裡，公公始終對生活對前途抱著希望，他等待著時機，等待著重新返回工作崗位。
1973年，公公終於被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發現，被安排在武空766廠。當時的766廠只是一個找不到出路的家屬廠，只有一臺車床、二十幾個電烙鐵、一臺測試機和一個自製工作檯。公公非常珍惜重新獲得工作的機會。公公進廠之後大膽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一機部的國家研究項目——研製數顯表。對於當時已五十五歲的公公來說，這是一個極其艱巨的任務。在西南聯大時期，他學的是電子管。20世紀50年代半導體興起時，他雖然研究過運用過，但對數顯技術的原理邏輯電路則從未有過接觸。公公通宵達旦地忘我工作著，翻譯英文資料，鑽研邏輯電路的原理，提出一個又一個的設計方案。夜深人靜時，是他精力最集中的時候。他想起一個方案或一個構思片段，馬上坐起來，拉開燈，在煙盒紙或在日曆紙片上，把閃電般的思考成果記錄下來。與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就是從這些小小的紙片上看到了電子的奇妙運動和電路的精巧結構。只要同電子在一起，公公就是能夠發熱發光的靈敏之極的導體。在公公的研究和領導下，766廠終於成功研製出感應同步器數顯表，能自動測量出一根頭髮七分之一以內的誤差。
王代璠在中國航空公司昆明站電臺工作時的場景。
數顯表的測試工作緊張而有序地進行著。武漢重型工具機廠同意把研究成果拿到工具機上試用，這是武重工具機廠安裝的第一臺數顯表。使用的第一天，將數顯表與原來使用的光學線紋尺比較，結果發現數顯表顯示的數字與光學線紋尺在某一點相差11絲（1絲為0.01毫米）。這臺車床連光學線紋尺都是進口的。不少人認為數顯表有誤差，但經過反覆檢驗，數顯表是準確的。人們才把檢查對象轉到光學線紋尺上，發現原來進口的光學線紋尺的接口處有11絲誤差。檢查結果一宣布，在武重立刻引起轟動。區區小廠生產的數顯表威力如此之大，從此武重催著要766廠製作第二臺、第三臺……全國許多大廠也紛紛來766廠訂貨。同時數顯表還廣泛應用於航空、航海、飛彈、雷達、衛星跟蹤以及製造精密工具機時的自動測量，公公與同事們研製的數顯表，其質量超過了國外同類產品。五年內數顯表型號從2型推進到第13型，給武空創造了巨大財富。
「文革」後空總要調他回京，武空不放。因為是湖南人，公公對住在武漢感覺比較適應，同時也放不下他的數顯表，就留在那裡了。「文革」後《解放軍報》曾在頭版刊登了標題為《追求》的報告文學，報導了公公的貢獻，稱他「閃爍著電子的火花」。我們家人才知道他對中國空軍做出的巨大貢獻，這都得益於西南聯大這個知識的熔爐。
1949年底，中國航空公司（後改稱軍委民航局昆明站）起義成功後留影。
1956年軍委給軍內技術知識分子授銜，王代璠肩章藍底四顆金五星。
公公去世時八十四歲，一生坎坷但還算平安，主要因他有一技之長，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有用之才。他從不攀榮附貴，在極其複雜的生存環境下，他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科學研究道路並為此奮鬥終生。公公總對我們下一代說：我的人生觀主導面是積極的，我的總目標是為了「群」，只要能為國家，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讓別人讓後人更幸福，我的心就安定安逸了。我始終認為公公心態平和，這段話道出了他隨遇而安的「安」字的內涵。
我先生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光並不多。 部隊在北京遠郊，平時父親都是住在部隊裡，周末一天回家和孩子團聚，母親上班忙，所以四個孩子基本是放養。好在那時候民風淳樸，社會治安穩定，也沒有所謂的「起跑線」，兄妹幾個各自發展沒讓家裡操心。而讓先生念念不忘的，乃是三年困難時期，每周末望眼欲穿地盼爸爸快回家。爸爸回來了，搶過皮包，裡面總有一些在空軍食堂買的豬頭肉、豬雜碎，讓全家解解饞。現在提起還齒有餘香。
王代璠在幹校所住的屋前。右一為作者婆母，左一為王代璠次子王啟迤，左二為作者陳繼秀，王啟迤之妻。
「文革」後的戎裝照。
公婆去世後，我先生只從家中帶回美國一個小方盒，裡面是公公一生的精華：多次立功的獎章，在雲南時用的一枚象牙私人印章，授銜的少校肩章。公公不會唱歌不會演戲，一生嚴謹，鑽研科學，努力奮鬥。現在這個小方盒我們轉交給了兒子迪，由他保管，希望後代能記住這段歷史，做一個正直善良的人。
我寫這篇文章主要是紀念逝去的親人，並與家人朋友分享，同時想說明我們個人的命運，是和家庭的命運、國家的命運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的。戰爭殘害生命，破壞家園，而政治運動使人喪失尊嚴，喪失靈魂。希望這種悲劇再也不要發生。我這一代很幸運，沒有趕上戰爭，人到中年還有機會選擇了自己嚮往的國度，去享受無拘無束的生活。我珍惜這一切，將快樂感恩地生活著。
|
以上圖文選自《老照片》第110輯
紀念西南聯大學子王代璠
文圖 | 陳繼秀
馮克力 主編
2009年12月 山東畫報出版社
（點擊封面或文末「閱讀原文」可購買）
|
商業合作或投稿
請發郵件至：laozhaopian1996@163.com
轉載：聯繫後臺 | 購書：點擊「閱讀原文」